中国历史方位的理论解析＊

毛 跃 宋小海

提 要：我国政治学界语境中“历史方位”，是指一个社会、国家、政党或制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具体阶段，其蕴含了“发展”的逻辑主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历史与经济发展分别形成了 “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中国共产党对不同时期国家“历史方位”作出了相应的科学判断，为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找到了明确的方向标。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关于我国发展当前所处历史方位的权威论断，包含着非常科学与丰富的内涵。

一、历史方位的概念及其意义

从字义上而言，“方位”，原指地理上的方向位置，即东南西北之谓也，中国传统文字中自古有之。东汉文学家张衡在其《东京赋》中即说到：“辩方位而正则。”三国时期名儒薛综注其曰：“方位，谓四方中央之欸也。”由此可见，“方位”一词传统上系指地理上的方向位置，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语词。

然而，“历史方位”一词，其系现代学术语境的产物。所谓“历史方位”，顾名思义就是“在历史中的方位”，它是作为地理概念的“方位”和作为时间概念的“历史”两要素的结合，其同时包含了时间的内涵和地理（空间）的内涵。“处于运动发展当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都既有自己的时间方位，也有自己的空间方位，这种时间方位和空间方位的统一，就构成该社会的历史方位。……什么是社会的时间方位？它指的是该社会在历史运动前后相继、由低级向高级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所占有的位置，具体地说它标示着这个社会在纵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占有的地位。……所谓社会的空间方位，它指的是该社会在世界历史某一具体时期所特有的现实空间中所占有的位置，也就是说社会的空间方位具体地揭示出某一社会同与它并存的其他社会的横向关系。”①王霁：《历史方位与中国特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考之二》，《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

当我们在谈论“历史方位”的时候，都是在谈人类社会范畴内（包括社会、国家、民族、政党、制度等）的历史方位。“历史方位”首先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它表明了一个社会或国家在线性“时间之流”中所处的具体位置。这一线性时间之流并非是简单的时间流逝或走向，而是意味着与发展目标相关联的时间之流，是发展进程中的所处方位，或者说是与某种奋斗目标不断趋近的时间之流或历史进程中的所处方位。同时，“历史方位”也是一个空间概念。这一空间概念当然不是自然地理上的空间概念，而是关系意义上的。具体而言，当一个社会或国家处于“时间之流”中的某个位置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现实看，它必然不会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剖面”，类似于“横截面”。这一“剖面”必然包含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或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这一“剖面”中的空间关系。因此，辩证地看，“历史方位”必然同时包含了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是时间要素与空间要素的综合体。

尽管如此，我国理论界尤其是政治学界语境中的“历史方位”概念，主要还是指称时间要素方面，即指一个社会、国家、政党或制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具体阶段，其蕴含了“发展”的逻辑主线。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究竟处于何种阶段，在历史进程中处于何种位置，也即处于何种历史方位，是一个关系到怎样认识、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①陈学明、李家珉：《论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这一观点就是明显地指向了“历史方位”概念的时间属性方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针对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指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并且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显然也就是关于当前我们所处“历史方位”的表述，而且也是指向发展进程中的方位这一时间属性的。

“历史方位”既是一个学术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现实政治文献中的概念，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实践意义。对于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言，把握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就能明确前进的基本方向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只有准确把握了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非常重视把握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例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同师生进行座谈时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这些重大论述无不体现了对把握国家历史方位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自身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使命感。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形态理论

关于方位，必然涉及到参照系问题。历史方位是事物“在历史中的方位”，而且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方位，因此关于特定历史发展脉络的描述是确定事物在其中的“方位”的参照系。应当说，对这一“参照系”的描述可能会有多个视角与面向，也会有多个不同的时间跨度。总之，对于特定事物的历史方位的描述要取决于我们要构建或提取的历史参照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作为参照系来看待其所处的社会之历史方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划分有“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两种理论框架。社会历史发展的“五形态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五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初级阶段），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五形态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①赵家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2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形态论”则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包括三大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人的“自由个性”形态。这实际上也就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三大形态的一般序列：交换关系狭窄的自然经济形态、全面交换的商品经济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的产品经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集中地论证了这三大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

上述“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发展的两个具体图式理论，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分别建立在唯物史观的两大理论基础上。这两大理论基础是：一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决定经济基础与观念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二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生产力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统一体，它在人和社会生产能力的层面上规定着人的关系的性质及人自身的发展程度。这两大理论构架牢固地支撑着唯物史观的各个部分，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的“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所依据的就是这两个理论构架。“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之间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③参见叶险明：《马克思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学术界》，1992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五大阶段理论（“五形态论”）和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三大发展阶段理论（“三形态论”）之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成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寻找“历史方位”的参照系。

三、党对不同时期国家“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总体上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以说，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论述构成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历史方位定位的总体参照系。但是，在这一总体参照系下，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了契合自身实际的革命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体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历史方位的定位，以为每个阶段的政治任务找到明确的方向标。

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对当时中国的革命与前途问题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对当时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进程作出了科学的伟大判断，由此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讲到：“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这里所讲“认清中国的国情”实际上也包含了对中国当时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前途与转变。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现在是第一步。这便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当时中国革命所处历史方位的伟大论述，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指明了方向。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英明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还不发达，物质还不富裕，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首要任务。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邓小平同志除了从时间维度定位中国的历史方位，还从空间关系维度定位了中国的历史方位。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著名论断，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国际外部环境的描述，实际上是关于我国当前历史方位之空间关系的精辟阐述。②邓小平同志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很明显，这是关于世界总体国际关系的描述，即关于空间关系的论断。基于前述关于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综合判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③杨凤城：《谈邓小平与“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形成》，《光明日报》2011年8月3日。应当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党中央关于当前我国历史方位的总判断，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在此基础上以及框架内，历届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又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论断。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概念。由于党是执政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者，因此党的历史方位和国家的历史方位是互相联系的，甚至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他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同时，江泽民同志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框架，认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认为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①参见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三部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对新时期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特征作出了清晰的概括，提出了”三个没有变”，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必须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夯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党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形成了伟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当前所处历史方位作出了全新的科学论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就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四、“新时代”历史方位的提出及其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有一个思想上逐步形成的过程。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依据，针对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首先提出了“三个前所未有”科学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前所未有”的科学论断，在时间与空间、历史与世界的坐标上标示出当代中国在世界发展大势与民族复兴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回答了我们处于什么环境、站在什么方位、面临什么挑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②陈宇翔、薛光远：《“三个前所未有”：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光明日报》2015年11月8日。

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三个前所未有”的基础上，关于我国当前所处总体历史方位所进一步提出的新论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这是关于我国发展当前所处历史方位的权威论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论断包含着非常科学与丰富的内涵。

第一，新时代意味着国家发展达到了新水平。主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二，新时代蕴含了历史赋予的新使命。主要体现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第三，新时代显现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第四，新时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同时深刻理解其丰富与科学的内涵，以求全面正确理解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为我们的各项工作提供科学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