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经济奇迹何以可能

董建萍

提 要：经济发展的维度是评价改革开放40年的最重要方面。40年来中国人均GDP增长55倍，对世界减贫率的贡献在70%，中国正在形成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最大共识的基础上推行开来的，是上下结合、相互促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常规发展动力机制。从高层决策来讲，对4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推动，就是决定改革、领导改革、实践改革、保障改革。而民间社会的主动参与，基层政府的勇于担当和大胆创新，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动因。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大致两辈人的时间，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有很多变化在不经意间已成趋势。但对于历史，40年只是一瞬间。作为亲身经历、见证改革开放40年风雨兼程的我辈，总结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职责。

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

关于改革开放40年历史评价，可以有多种维度，多种理路。最基本的维度，无疑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最直接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78年我国的人均GDP是156美元，156美元按当时的汇率大概相当于人民币1250元。当时世界人均GDP是490美元，那时，80%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中国人口生活在“一天一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①林毅夫：《2025年中国将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中国新闻网，2018年4月9日。但到2017年，我国人均GDP是8640美元（大致56160人民币），增长55倍。

浙江是资源小省，作为沿海前线，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的投资很少。1978年浙江人均GDP是196美元，大致相当于人民币1568元。但到2017年浙江人均GDP是92057元，大致相当于14000美元，增长47倍（排全国省区第二名）。杭州2017年人均GDP是113063元，大致相当于17000美元（排世界第42位，国家人均排世界第73位）。①参见林毅夫：《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特色理论创新》，《人民论坛》2018年7月（上）；《2017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浙江日报》2018年2月27日。

1978-2017年，这39年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9.5%左右。这种连续近40年的接近10%的年增长率，据说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40年前，我国85%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1.25美元/天）以下。而多项分析数据认为，到2022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突破5亿（年收入1-3万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人群，超过北美人口总和。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了70%。②林毅夫：《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特色理论创新》，《人民论坛》，2018年7月（上）。所以，从经济增长的维度，改革开放40年无疑可以定义为“创造经济奇迹的40年”，是“中国人民从贫穷到实现小康的40年”，是直观的可以看见的富起来的40年。当然“富起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标准是不断推高的。

二、改革决策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当心民意

那么，中国是依靠什么力量或者什么方法实现了这样的增长？一句话，就是改革！

讲到改革，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在于，这一政治决策顺应时代潮流，深度契合党心民意。就决策高层而言，既要解决当时的困境，又要深谋远虑于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就基层社会、民间草根而言，解决温饱问题、追求好的生活的变革冲动不可遏制。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最大共识的基础上推行开来的，是上下结合、相互促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常规发展动力机制，不断推动中国向前发展。

众所周知，后人给邓小平冠了个“总设计师”的称衔，但严格来讲设计是针对具体方案而言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很难说有什么具体方案。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究竟可以改到哪一步？传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红线”能不能触碰？商品经济的实质是什么？很多问题，我们眼前都是迷雾，只知道从哪里来，但不知道究竟能够走到哪一步？唯一确定的就是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模式进行下去了。当时邓小平讲了很多“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那个不是社会主义”，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才讲了他思考很久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3、1341页。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认识世界，关键要改造世界。笔者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无论在认知上还是在各国各地区的实践中，都是一个各有坚持、形式各异的问题，没有一定之规（讲不清楚）。邓小平的贡献是，开创了通过本质来认识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只要能抓住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就是社会主义。这大大有利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破除教条主义迷思，探索新路，释放活力。而中国经过大胆探索成为典型例证——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起死回生”，焕发生机活力。

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众所周知全会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认识成果，就是重提解放生产力④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3、1341页。。过去习惯上认为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时候已经解决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结合，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今后只要发展生产力就可以了。后来发现不是那样，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某几种制度的简单组合可以解决，因此重提“解放生产力”。“解放”是改革之源。解放生产力，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①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页。，破除体制机制弊端，释放社会活力。所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来讲，对4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推动，就是决定改革、领导改革、实践改革、保障改革，不断推动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局部扩展到全局，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府、文化、社会、自然生态等多个领域，从一般改革、浅层改革发展到全面深化改革，同时不断创新改革、发展的理念。早期有一邓式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其实质就是抛弃意识形态固有观念的束缚，允许试错，因为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所以要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是说他有一个多好多完备的方案，而是指他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了正确的改革路径（探索渐进，不突破社会稳定底线），坚持了正确的判断标准（“三个有利于”），坚持正确行使党的领导（党管大局，把方向，把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还给社会）；等等。可贵的是，在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历任党中央始终坚持这一基本路线，呼应群众需求，支持人民创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应对复杂局势和重大风险问题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校正方向（科学发展观）。正是依靠这种谨慎而充满中国智慧的定力、领导力、掌控力，改革开放40年一杆红旗扛到底，在多个历史的重要关键节点都做了相对正确的选择，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时代的横断面看，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在这种制度基础上形成了现实的经济结构和利益机制，是绝不可以一击推到、一笔勾销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一些政府主导发展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实行 “休克疗法”。西方理论一贯认为政府乃至国家是个“坏东西”，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彻底摈除政府之手，拒绝一切政府干预。但那些“休克”的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失去的20年”，也就是说，转轨之后经历了非常黑暗乃至无望的一段时间。而中国的体制转轨，众所周知的是“双轨并行”、“增量先行”，试点先行，政府逐步退出，体制逐步转接，渐进并轨，所以社会保持基本稳定。当然我们也有代价，也有阵痛。但毕竟中国的改革绝大部分老百姓是即刻获益的。就执政者而言，重要的是对国家和人民心存敬畏，时刻关注“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支持不支持”，因而赢得民心，获得支持，降低改革风险，减少改革阻力。

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在目前的顶层话语中，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个提法有深刻含义。它表明，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共同规律，我们必须遵守，市场方向决不会变。有人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认为中国的经验价值含量很高，且可复制。

三、改革发展深刻体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突出特点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将改革开放定义为中国第二次伟大的革命，认为改革开放将带来观念、制度、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其社会震动的深度和广度绝不亚于“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革命的直接对象是一切不符合生产力发展、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共产党为人民服宗旨实现的体制机制，以及一切相应的僵化认识和传统观念。就两次革命比较而言，第一次革命开天辟地，主要是政治革命，解决政权问题和基本制度问题。而第二次革命主要是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以及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问题。第一次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及其信仰群体，不涉及社会大部分人。而第二次革命的参与者，扩展到全中国亿万人民群众，几乎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它的社会动员远超第一次革命。中国第一次革命的发动、发展，主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谋略、领导，以及革命队伍的牺牲和奉献；而中国第二次革命，如前所述，深刻体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突出特点，民间智慧、基层担当在40年的社会进步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前所未有，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民间社会的主动参与，基层政府的勇于担当和大胆创新，无疑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动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是安徽小岗村村民的“红手印”按出来的，是遍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冲出来的，是四处游走的义乌小商贩们挑担叫卖揺“拨浪鼓”揺出来的，是类似于“傻子”年广九那样的千千万万个体劳动者创办、承包企业做出来的。中国草根社会的确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体制机制的束缚一旦可以挣脱、可以冲破，各种发展“模式”就竞相出现，大放异彩。比较典型的有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见长，温州模式以个私经济为主。

1978-1998年，温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农民人均收入等指标，全部翻了5-6倍，年均增长幅度在20%-40%之间。其中个私企业、股份制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到总量的90%左右，财政收入占到三分之二以上。①宋林飞：《“浙江经济”与浙江现代化探索》，《践行“八八战略”建设“六个浙江”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内部文集）》（上），2018年7月，第40页。这部分增长，国家是没有投一分钱的。温州人的特点是讲信用、重实体，不放闲钱、敢为人先，还有就是非常抱团、从不抱怨。他们像水一样，哪里有商机就流到哪里，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40年间温州也经历过非常困难的时期。比如1989-1991年间，个私经济被说成是“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各种指责无端砸来，温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最终挺了过来。还有就是2011年之后的四五年间，因为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温州制造业出口遭遇很大困难，加上当地房地产泡沫破灭、光伏产业和煤矿业等投资失败，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 最关键是“联保联贷”格局造成了危机的迅速蔓延，一家核心企业的债务可以拖垮十几家企业，三年间房价腰斩，银行甚至出现断贷，温州实际上爆发了局地“经济和金融危机”。②杨晓宴：《温州的不良处置和房地产之鉴》，《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7月2日；转引之《报刊文摘》2018年7月6日。2013年，国家允许温州进行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地方政府强力介入担保链的拆解，调动一切手段进行重整重组，同时保护正常经营的企业。现在，温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降到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温州经济貌似失去光环，但仍然充满韧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基层和地方政府的担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谢高华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浙江义乌的县委书记。义乌是浙江比较穷苦的地方，当地农民有忙时种田、闲时走街串巷、摇着拨浪鼓沿街叫卖、鸡毛换糖的商业传统。由于思想禁锢，当时义乌政府也不允许这种小商小贩，经常没收商贩们的物品。谢高华一到任，就碰到了农妇到县委来上访。经过调查和思考，谢高华认为发展商品经济符合中央精神，于是县委出台了全国独一份的“四个允许”政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这个时间点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不仅如此，义乌政府还在城市主要街道设立了700个水泥台子，供农民摆摊，1984年这种固定的街边摊增加到1800个。再以后，政府开始建设统一的小商品市场，沿街摊贩入室，“前摊后厂”成型，义乌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小商品市场，商贾云集。围绕小商品经营的制造业、金融业、物流业、服务业、房地产业以及电商等等都快速发展起来，最终义乌成了今天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全球小商品第一市场”。义乌人至今感恩谢高华。2017年，义乌商人自发集结了100辆奔驰车，去衢州接85岁的谢高华来义乌参加“义博会”，是日，市民们成群结队站立街道两旁，万人同摇拨浪鼓欢迎谢高华。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通讯，分析谢高华为何能得到老百姓的衷心热爱。谢高华是中国优秀地方干部和基层干部的代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担当精神，保护并引领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能量。

“二战”后，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虽经三代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进入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台湾和韩国。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能不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第三个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值得期待。

总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在全世界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条有别于东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