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方案贡献世界发展

谢 浩

提 要：改革开放40年，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思想转变使中国从根本上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任何一条现有模式的发展之路。中国道路的成功使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时至今日，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中国道路不仅需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更全方位的良好条件，同时已经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开始有能力通过中国式的改革方案减少世界经济中的不合理成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从而不断改善国际制度环境以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和开放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功走出一条完全区别于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开放发展之路。不同于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国内制度环境、增加国内经济开放性，随着今日之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中国自身发展和世界共同发展的共同需要促使中国道路的改革开放意蕴拓展至国际层面成为可能。为进一步促进世界各国间互利共赢的开放发展，持续成功的中国道路将为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改革开放开辟独特的中国发展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改革开放40年，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思想转变使中国从根本上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任何一条现有模式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总体是按照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国家建设的。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比照苏联模式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曲折体验主要在于他们囿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机械认识，没有真正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要义。而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在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发展优越性，关键在于改革开放不仅在思想层面彻底厘清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模糊认识，并以此为思想引领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经济制度，特别是创造性地建立并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成功开启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并赋予中国道路以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内涵，关键在于改革开放从根本上祛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模糊认识。一方面中国道路破除了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的机械认识，第一次完全去掉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等号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立足自身发展实际、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面经验，还原了社会主义的真实内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道路得以从机械地按照传统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固定路径中抽离出来，从而走出了一条朝着社会主义目标灵活采取方式方法的道路去实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题。为了实现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发展目标，通过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让中国走上了正常的现代化发展轨道。这是中国道路彻底区别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方。

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首次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着干”的惯性思维，开始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合作与竞争中去。中国经济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摆脱了以往封闭、孤立的“单线式”发展，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式发展：通过融入世界市场建立起的普遍交往，中国可将世界经济发展的先进成果作为自身发展的起点，而不用再“一切从头开始”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普遍交往对世界经济施以正面积极的影响。经济上的开放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发展的国际视野。世界范围先进的物质技术和成熟的发展经验都能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直接出发点。实现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使中国不仅需要社会主义世界提供帮助和做出榜样，更需要生产占优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肯定性成果。为此，中国打破了冷战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元对立的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与西方阵营或国际社会“对着干”的思维模式，①参见韦定广：《创造与贡献：世界体系视域中的“中国道路”》，《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全面参与、融入到世界经济合作与竞争中。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如东欧转轨国家那般在开放本国市场、接轨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实行全面的经济自由化。中国面向世界改革开放的过程则坚持了发展的自主性，中国道路也因此摆脱了被资本主义支配的危险。中国道路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并未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放弃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这主要源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外在强制性，能够确保中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发展方向和道路。世界范围实行外向型经济却未如愿实现经济繁荣的国家却不在少数，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东欧国家的转轨失败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国家因为资本的强制性影响逐渐在开放中失去了自己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和主导权。而中国的成功不仅在于实行对外开放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的发展成果，还在于中国在调适融入世界市场之前就已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将经济主动权或市场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中国政府通过计划指令对国内经济达到了几乎绝对的控制。虽然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为了适应世界市场逐渐扩大市场经济在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但是政府调控一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并没有像改制转轨的国家那样丧失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动性，任由自己被西方规则和资本逻辑改造，而是立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牢牢抓住了中国发展的自主权，走出了一条吸收和借鉴西方成果和经验却又不受西方强制的独特发展道路。①参见李健：《“中国道路”的全面内涵及其经验总结》，《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不但可以根据国情选择循序渐进、从易到难的开放模式，还可以根据世界经济形势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甚至是根据自身发展实力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提供中国特色的国际产品。这种自主和可控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始终确保自己的道路选择权和政策自主权的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②参见陈学明、陈悦：《论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它确保中国能在面对诸如新自由主义、逆全球化这样的全球性浪潮，以及诸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这样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等系列外在冲击时，仍能按照自己的方向和道路稳步前行。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使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既区别于苏联模式，又区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年的发展和摸索，在思想、制度和物质等层面使中国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不仅彻底摆脱了过去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还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和世界舞台的中心。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所开启的中国道路不仅是一条自主的开放发展之路，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指引中国进步的现代化道路；同时还是一条通往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是一条可以为世界上那些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国家提供有益经验和启示的独特道路。

二、中国道路的改革开放意蕴需拓展至国际层面

40年前落后的中国为了实现国富民强、民族复兴，走上了一条以改革开放为主线的发展之路。为了解放和发展被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的社会生产力，当时的中国必须要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鉴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的主要方向是国内的制度环境。经过40年改革开放重塑的中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所说的：“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中国的发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中国道路不仅需要一如既往的面向国内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还需要着眼国际，将中国的发展置于国际社会中来把握。

世界经济一体化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国际制度环境日益成为影响一国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世界各国如若在“环球同此凉热”的一体化环境中实现更好的发展，不仅需要根据自身发展积极改革内部不合理的制度环境，还需要合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世界各国都在期待改变长期以来以欧美利益为中心的国际游戏规则和权力分布，合力推动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全球治理滞后、经济全球化失衡、发展中国家话语缺失、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单一等问题都是世界制度环境亟需变革、改善的地方。增加弱势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丰富国际公共产品的多样性，让世界各国都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等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对加快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期待。因为改革开放而不断成功的中国道路则在西方模式之外为亟需改革的国际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启示和方向指引。从国际层面来说，不仅中国需要为实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参与到外部制度环境的改革中去，世界其他国家也需要带有强烈改革开放印记的中国道路来为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方面，将中国道路蕴含的改革开放意蕴拓展至国际层面需要不断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中的消极因素，从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发展环境。长久以来，中国坚持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各国平等化的重要性。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也不是谁做世界老大的问题，而是强调世界各国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0页。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中，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全球化的权利和机会。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中，全球事务参与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理应得到增强，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理应得到保障；国内道路选择方面，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权利理应得到维护，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理应得到包容。说到底就是，涉及世界整体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关乎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事情，要充分尊重当事国的意愿。

另一方面，将中国道路蕴含的改革开放意蕴拓展至国际层面需要不断增加世界经济的开放性，使世界经济走上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之路。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会消灭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任何阻碍世界经济交流的行为，让世界经济退回封闭、孤立状态的想法，都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也是不可能的。③参见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世界经济一体化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以往那种单靠一国之力解决全球问题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挑战，才是走出全球治理困境的正解。正如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④习近平：《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新华网，2015年3月28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有待于各国在经济制度上的去保护化程度。正如中国在众多国际场合反复强调的，我们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打开大门搞建设、敞开心扉做伙伴才是走向共同繁荣的捷径。开放合作的全球化还表现在全球范围开放的地区主义和积极的全球主义观念上。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主义理应坚持，区域合作的碎片化、封闭化以及排他性倾向理应摒弃。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真谛就是世界在开放合作中走向共同繁荣。

改革开放40年，不仅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动。以往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结构和规则制定模式不仅不能满足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需求，同时因为不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以往的单极模式也不符合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长远发展利益。面向更加强调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的21世纪，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丰富改革开放意蕴可为世界经济变革带去更多的价值启示和经验参考，从而为世界各国合力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中国方案正成为世界经济变革的新动力

通过改革开放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责任通过参与式变革携手其他国家一起祛除现有国际社会中不合理的规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从而不断改善国际制度环境以实现真正惠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目的。就目前中国方案作用于世界经济的形式来说，中国道路对世界经济面貌的改变无疑是多面立体的：既有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代表的开放平台建设方面的物质贡献，有以RCEP为代表的多边开放主义倡导方面的制度贡献，还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共商共建共享治理体系方面的观念贡献。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发展将为世界经济变革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丰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是提供更多全球化选择的重要物质手段。经历了本轮的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浪潮之后，世界各国开始越发意识到实现优质化、多元化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当下中国提出的诸如“一带一路”“亚投行”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是中国从一个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转向公共产品提供者的重要标志，为世界各国加快发展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契机。①参见张三元：《开放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围绕这些全球化项目，中国可以将自身的发展构想和发展理念传向世界，让世界透过中国的全球化行动更加了解和接受中国的发展；同时这些来自中国并且符合世界需求的好倡议、好方案等也可以通过中国经济全球化表达于世界，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从而为世界提供在西方产品之外的全球化选择。中国式的全球化方案不是西式、美式全球化的翻版，中国也鼓励和倡导世界各国根据本国现实和国际需要主动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中国作为在国际产品供给方面所要努力促成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加速融合的时代让各国都能自发主动地为世界整体提供更加多元、更加符合共同期待的公共产品，从而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共同繁荣创造更多、更好的合作交流平台。②参见谢浩：《世界发展与中国发展：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战略选择》，《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依赖现有国际组织在制度变革中的组织作用是实现善治全球的重要制度基础。加强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和多边机制内的协调与配合，促进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经济全球化一直以来积极促成的事业，也是国际社会在当下的世界经济环境中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全球合作的重要共识。对此，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要积极参与国际权力使用规则的制定和现有权力格局的调整与变革，积极阐发公正的立场观点与合理诉求，主动争取国际话语权，适应全球体制机制变革的新要求，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协商与合作的有效作用，从而不断促进全球流动治理的强化和实效化。真正让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成为国际组织的主要行事方式，真正把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作为国际事务裁量的总体标准。

全球意识不同于国家意识，强调的是一种全局观念，主张从全球视野下观照国际事务，而非仅从个体角度审度局势，冲破了国家意识的地域性束缚，有助于整体效应的彰显，而适当让渡国家权力正是全球意识在实践层面的重要体现。如果把世界经济变革比作一个整体，那么因为中国道路的改革开放意蕴在国际层面的拓展，这个整体应该是中国方案、中国构想不断启发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靠中国的力量显然是难以实现的。中国和其他参与国必须以持续的发展和先进的理念启发其全球意识，让世界人民因为发展共识和价值认同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来，共同加入到引导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行列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