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治理战略新转向及其动因

刘贞晔

【关键词】全球治理  美国  单边主义  大国竞争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2

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在特朗普上台后由注重多边主义和大国合作日益向着单边主义、全球治理的国内化和大国竞争的道路转变。美国的这一转变特别是其发起的贸易战、改变国内治理政策和各种“退群”行为对于全球治理的发展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害，因此，研究美国全球治理战略新转向的主要表现、具体内涵以及如何应对其带来的挑战，就显得尤为必要。

美国全球治理战略转向的动因

美国全球治理战略的新转向深受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结构变革的影响，同时也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全球问题治理日趋复杂和美国国内经济问题日益突出和民粹主义的兴起等因素息息相关。

世界格局大变革与全球治理体系中多极趋势的加强，推动了美国全球治理战略转向。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日益发生深刻转向，传统主导性大国经济实力的超强优势受到很大削弱，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以及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都在降低。[1]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多极力量日益崛起，并深刻影响了全球治理进程。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阵营基础上，还存在着欧盟、美国、“77国集团+中国”以及像“小岛国联盟”等各种政策偏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除了传统的G7集团和“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集团之外，欧美日还各有自身经济贸易方面的利益诉求，“金砖集团”的崛起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发达国家的绝对主导地位。在防扩散和反恐等问题上，俄罗斯以及各种地区性力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甚至能够左右主要的议事日程。因此，在众多的议题治理领域出现了多极力量格局，这些多极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体系主导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单极主导和垄断，但是也带来了治理决策和协调行动的效率低下，酝酿达成一致行动和协议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2]美国在这些议题治理领域越来越难以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意愿强加于治理议程，甚至美国原处于优势主导地位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机制也面临着要求变革的巨大诉求压力。因此，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等就会成为美国维护和保持自身霸权主导地位的重要取向。

全球化发展不平衡以及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推动着美国全球治理战略转向。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已经导致了多方面的后果：一是国家间贸易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在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美国等加工业向外转移的国家出现长期贸易逆差，进而使国家间贸易摩擦加剧;二是全球资本流动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产业转移导致传统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就业机会减少、税收转移和下降、传统制造业中心出现衰退等问题，引发了西方世界民粹主义的再次兴起;三是全球化收益在资本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分配严重失衡，资本在全球化中获得了远高于普通民众的收益，导致贫富差距向着极化的方向发展;[3]四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引发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质疑，放松管制、输出价值观乃至发动所谓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战争等日益被人们看作是引发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的政策根源。[4]由此，美国民众呼求政府治理政策向国内转向，专注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呼声更加高涨，这也使得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更加内向化，更关注本国国内事务。

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日益突出，推动着美国全球治理战略转向。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员流动的日益频繁，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也更显突出，治理的难度也进一步增大，这给各国政府应对这些难题带来了更加艰巨的挑战。首先是治理议题的多重纠缠性凸显，特别是经济贸易领域的贸易不平衡与投资政策、知识产权保護、环境与劳工标准以及就业政策等深度嵌套在一起，贸易不平衡问题往往与其他问题相互关联。其次是治理议题的国内化，特别是反恐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贸易投资问题与国内的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等，使得跨国性问题的消极效应及其解决手段和途径日益国内化。再次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日益复杂的问题与挑战，创制出了各种各样的多边和双边应对机制，但是由此也导致机制的碎片化和低效率，“意大利面条碗”效应也就在所难免了。[5]因此，美国全球治理战略转向深受治理议题国内化的影响，单边主义也常常会成为应对机制低效率的一项重要选择。

全球治理的机制体系在重大结构性变革中的不适应，推动着美国全球治理战略的转向。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体系奠基于二战结束后的一系列基础性国际制度基础之上，国际金融体系、贸易体系和联合国体系等构成了当今全球治理的机制体系的主要基础和框架。但是随着新型科学技术、新兴经济形态和新的工业化国家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则难以尽快做出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结构现实，WTO的贸易规则乃至基础性制度难以应对新出现的全球经济贸易不平衡问题及其根源，IMF也难以真正满足主要新兴大国对于变革的诉求，由此导致无论新兴大国还是原有体系主导国都在寻求实用主义的途径，绕开甚至抛弃既有的制度框架，重新缔造治理规则。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和美加墨自贸协定重新谈判及美国的各种“退群”行为就反映了其全球治理战略的这种转向和诉求。

美国全球治理战略和具体政策的转向

受上述因素驱动，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具体政策上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在政治取向上发生了新的转向，即从多边主义取向转向了单边利益优先，从大国合作走向大国竞争，从相对包容走向强调捍卫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些方面的变化和转向，在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反恐、移民和防扩散等议题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美国在多边合作与双边政策领域的转向都非常大，给全球经济治理和众多国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带来了极大冲击。在多边经济治理领域，特朗普上台伊始就退出了TPP协定，并曾在G20财长峰会上反对“抵制保护主义”条款，使其未能加入会议成果文件。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中心并未放在多边领域，但在不久前结束的2018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上不顾中国反对，片面突出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的议题，使得中美经济双边争端扩展到了G20这一重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之中。[6]

在双边经济领域，一方面美国政府在“大国竞争”思想指导下率先与中国在经贸领域开启“贸易战”;另一方面在“美国优先”思想指导下重新对过去签订的自贸区协定进行重新谈判。目前，美国已经与韩国重新谈判签订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新自贸区协定谈判也于9月30日达成协议，将过去的北美自贸协定改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USMCA”;美国与日本和欧洲的新自贸协定谈判也正在进行当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新的“USMCA”协定中，规定了当一方成员与“非市场化经济体”谈判签署自贸协定，要提前3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其他成员国有权利对自贸协定文本进行审查，如果涉及“非市场化经济体”，其他成员国有权在6个月后退出“USMCA”自贸协定。此项措施显然主要针对中国，如果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的中国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有意构筑的经贸安排中受到系统性排斥和打压，可以预计，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必然会出现动荡和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特朗普上台不久就借口巴黎气候协定会导致美国煤炭行业大规模减员，影响美国的电力使用甚至是降低美国经济增长等，于2017年6月1日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的新能源行业就业人数和发展潜力，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过其传统能源行业，特朗普的退出行为更可能是因为其选民群体很多是来自这些传统能源行业。在国内政策层面，特朗普签署《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的行政令，撤销了《联邦洪灾风险标准》中的预测海平面上升数据指标，并废除了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美国的退出行为及其国内政策的巨大变化使得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遭遇重创，有学者甚至将此描述为气候治理“从‘全球治理进入‘半球治理状态”。[7]

在全球反恐领域，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延续和强化历任政府治理政策的议题领域。在国际反恐方面，特朗普政府打破了奥巴马政府不向中东派遣大规模地面军事力量的底线，大举向叙利亚与伊拉克增加人员装备加强反恐行动力度。在国内层面，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国内反恐预防措施的加强和强化。2018年10月4日，特朗普政府推出了新版《国家反恐战略报告》，该报告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反恐战略的细化与扩充，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形成了完整的反恐战略。在报告中，特朗普政府将反恐战略细化为六大目标：“第一，要严重削弱恐怖分子对美国本土和海外核心利益发动攻击的能力;第二，要切断恐怖分子获取支持的渠道;第三，要降低恐怖分子在美国国内进行煽动、招募、动员激进化的能力;第四，要充分准备和保护美国公民在国内免受恐怖袭击，包括更严格的边境检查和执法行动;第五，要防止恐怖分子获取或使用包括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其他先进武器;第六，要确保盟友、公共部门伙伴和私有企业伙伴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8]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更突出了全球化治理国内化的倾向。

在全球难民与移民治理领域，特朗普政府的移民与难民政策趋向于更加保守和强硬，也更能够体现出全球治理国内化的取向。2017年1月12日，特朗普刚上台不久就签发了被外界所称的“禁穆令”，即“阻止外国恐怖分子入境美国”的行政令。该行政令“要求在120天內暂停所有难民入境，在90天內暂停向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索马里、也门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核发签证入境美国。”[9]此行政命令虽然遭到国内多方反对，甚至也被联邦法官裁决暂停实施，但经过调整和修改最终还是在2017年9月24日以第9645號总统文告的形式获得通过。[10]同时，特朗普政府还采取强硬政策措施，收紧移民及其相关政策。仅上台五天，特朗普就签署了建造美墨边境墙的行政命令，以限制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司法打击力度，并将其置于“移民程序”之前，所有被认为非法入境的成年人都要首先接受司法审判，其子女按美国相关法律送至专门机构看管保护。在多边领域，美国以“公约若干条款和契约与美国的难民与移民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移民原则不符”为理由退出《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11]美国的退出行为使得《纽约宣言》后续进程蒙上了阴影，更为全球难民移民问题治理带来诸多困难。

在防核扩散领域，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趋于强硬甚至是以“退群”行为对相关国家施加更加巨大的压力。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采取“极限施压”政策，甚至还不时发出考虑动武的信号，使之成为“1994年威胁对朝打击以来，最接近于与朝鲜发生武力冲突的时候”。[12]但2018年以来，朝核问题峰回路转，并以“特金会”上朝鲜承诺“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而走向缓和。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政策并没放弃，特朗普本人也多次表示对朝“极限施压”将持续下去。在伊朗核问题中，特朗普政府采取更加了更加强硬和敌对的态度。2017年10月，特朗普政府公布了对伊朗新战略，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消除伊朗影响力，将其边缘化，以及加强与盟国合作消除伊朗导弹及核武器的开发计划和开发能力”。[13]对于伊核协议，特朗普在其参选期间就直言是“史上最愚蠢的协议”，认为它“既无法根除伊朗的核计划，也无法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14]2018年5月8日，特朗普总统发表讲话，以“伊朗多次违背伊核协议精神”为理由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随后签署了重启针对伊朗能源、石化和金融等关键经济领域制裁备忘录。[15]美国的种种极端措施体现了强烈的霸权主义倾向，将很可能导致伊核协议濒临破产，这显然对核不扩散机制的正常运行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其它议题领域，特朗普政府在网络、人权、教育文化和全球基础设施等领域，要么极端强调国内优先和大力加强国内治理举措，要么以各种“退群”方式大搞单边主义行为。在网络治理领域，特朗普政府極为重视美国网络空间安全，要求美国要积极参与和领导网络空间领域全球治理，“推动数据的自由流动并保护美国的利益。”[16]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推出了15年来首次全面阐述美国网络战略的《国家网络战略报告》，其中专门指出：“美国要继续支持互联网治理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式，使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学术界和技术团体能够平等参与。”[17]同时，特朗普政府大力改革网络安全职能部门，将过去奥巴马政府由司法部掌握网络战略主导权的行政模式，转向“让国防部事实上处于最具影响力的职位上，由网军司令部承担关键基础设施防御国家级网络攻击威胁的责任，提升国土安全部的职责、权威与能力”。[18]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提出从基础设施、军事力量、人才培养等多个层次全方位加强美国网络空间战略战术能力，以确保在网络安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19]

此外，在特朗普政府内外战略的影响下，美国在其他全球治理领域也存在明显变化，具体表现就是多次“高调”宣布“退群”，即不断退出各种全球治理或者多边治理机制。如在人权领域，美国经常指责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但自己却于2018年6月19日，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莉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全球教育文化合作领域，美国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存在反以色列的偏向，于2017年10月12日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基础设施领域，美国认为万国邮政联盟当前制定“终端费”[20]政策对美不公平，将会伤害美国的邮政和出口部门，宣布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程序。美国的这一系列“退群”行为一方面反映了其对全球治理的消极立场和推卸责任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美国国内治理议程优先的政治倾向。

美国全球治理战略新转向的特点及其应对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全球治理的政治取向、战略和政策的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转折性意义。概括起来，这种转折性变化具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美国对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大国间关系的变化做出了新的判断，由此转向了单边治理和竞争性大国治理的新思路。无论是在2017年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亦或是最近两个月出台的《国家网络战略报告》和《国家反恐战略报告》，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地区性力量都被看作是对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主导地位的挑战者和竞争对手。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国内重振经济与大规模投入和提升军事能力建设，遏制来自主要大国的挑战，迫使主要大国以合作态度接受美国的治理战略，甚至是在更多治理领域采取单边行动，重新塑造全球治理规则，稳固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美国国内治理议程被置于首要地位，全球治理议程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甚至“抛弃”，单边利益优先、极端利己主义与不合作态度成为美国全球治理战略的一个重要立场。全球治理议程被“抛弃”的最典型例子就是美国以国内产业利益受损和“阴谋论”为借口，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体现出典型的单边利己主义倾向。与此相对照，国内治理议程的优先性则被特朗普政府大大强化。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就专注国内经济状况的改善，致力于通过税收改革等手段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在涉及美国国内治理议程的重要事项上，则不惜以贸易战和重启谈判等极端方式打击竞争对手甚至是盟友的利益诉求。

第三，美国由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的主要支持者的角色立场不断后退，推卸责任和“以退为进”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全球治理战略转变的重要特点。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承担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大大降低，推卸责任和“退群”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全球治理战略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使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但是外交与国防仍然主要是由参议院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仍然牢牢控制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主要立场和政策不会受到众议院的太多掣肘。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退群”的同时还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与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等国发起和达成新的自贸协议谈判，并且还不断地以退出相要挟，逼迫WTO等全球治理机构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改革。这反映了美国通过“以退为进”策略重塑全球治理规则和重新夺取全球治理规则变革主导权的强烈意图。

第四，美国在全球治理的诸多领域日益强调捍卫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在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和市场经济模式等重要议题领域，美国近期出台的几份报告肆意歪曲和攻击中国等国家的发展模式，渲染美国的自由经济贸易体系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片面强调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和自由经济模式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总之，特朗普政府明显改变了过去几任美国总统以多边主义模式参与和主导全球治理的模式，试图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以大国竞争代替全球合作。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上，明显突出美国利益至上，一方面，积极介入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治理机制，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美国利益，以自身标准对全球治理进行干预，完全忽视他国利益诉求，对全球福祉造成损害。另一方面，如果某项治理机制被认为不利于美国的利益时，“退群”行为就会接踵而至。一个国家维护本国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当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忽视甚至损害全球利益时，这将会对全球治理及其变革带来极大的困难。

为此，国际社会应继续高举多边主义和互利合作的大旗，以多边合作制约美国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和推动全球治理向着造福全人类和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首先，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必须以锐意变革的姿态，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变革，在全球贸易体制、气候治理、反恐和移民等领域，优先推动全球治理决策程序改革，以更加快速高效的步伐推进变革，以适应全球治理任务的变化。其次，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其他主要大国必须以互利合作为宗旨，在贸易、反恐和移民等关键领域率先实现合作，推进治理机制和规则的变革与升级，积极把握变革的主动权，遏制美国的单边主义诉求。再次，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团结与沟通，共同抵制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政策，为维护世界开放经济和文明间的相互包容凝聚积极的力量，坚决防止和反对美国运用意识形态工具打压在全球治理领域与美国具有分歧的国家。

對于中国来说，面对美国全球治理战略转向带来的挑战，首先要坚定自身战略定力，克服困难，坚定地推进自身发展战略，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治理战略;其次，要坚持深化改革，致力于提升自身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发展能力，“发展是硬道理”，提升自身国家实力更是硬道理;再次，积极抓住大国合作的机遇，全力推进国际合作和扩大开放。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极端利己主义政策对全球治理和主要大国间的合作都造成了损害，这也造就了中国与其他大国扩大合作的机遇，我们有必要就此积极推进与欧盟、金砖国家以及周边主要国家在经贸、气候、反恐和移民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最后，积极凝聚国际合作的力量，在变革治理规则、创新治理机制乃至创建新的全球和区域治理制度方面积极有为，努力争取全球治理机制建设和变革的主动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8VSJ00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费资助2016年度校级重点课题“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在成稿过程中，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学专业硕士生陈秋丰同学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1]学界常常将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大国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现象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2017年约瑟夫·奈撰文提出这一概念，意指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所描述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危机导因于国际社会中缺乏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约瑟夫·奈在文中指出21世纪的今天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情景——美国渐渐失去能力与意愿，但是中国好像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能够提供美国以前所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参见Joseph S. Nye， "The Kindleberger Trap"， January 9， 2017，https： / /www.project-syndicate.org。[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情形可能是用“金德尔伯格时刻”一词来描述更合适，因为当年金德尔伯格主要是描述了大英帝国有意愿但是却缺乏能力提供挽救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公共产品，而今天美国还没有衰落到如此地步，美国依然有强大的能力，但是却没有意愿担当责任，不愿为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支撑。

[2]David Hel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 the Global Order： Gridlock and Beyond"，戴维赫尔德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的演讲。同时另参见Thomas Hale， David Held， Kevin Young， Gridlock： Why Global Cooperation is Failing when We Need It Most， Polity Press， 2013。

[3][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4]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37.

[5]“意大利面条碗”出自于巴格沃蒂（Bhagwati）1995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原意指各种贸易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和税收优惠规则像意大利面条一样纠缠在一起，无法理清，其效应则是导致各种多边和双边协议与规则的低效或者效应的相互削弱。

[6]2018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其中政策建议文件罔顾中国工商界的正当关切和合理诉求，片面突出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等议题以针对中国，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B20中国工商理事会分别代表中国工商界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向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提交该政策建议文件。

[7]周亚敏、王金波：《美国重启〈巴黎协定〉谈判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分析》，《当代世界》，2018年第1期。

[8]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for Counterterror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018， p. 3.

[9]DHS， "Fact Sheet： Protecting The Nation From Foreign Terrorist Entry To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9， 2017， https：//www.dhs.gov/news/2017/01/29/protecting-nation-foreign-terrorist-entry-united-states.

[10]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Enhancing Vetting Capabilities and Processes for Detecting Attempted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errorists or Other Public-Safety Threats"， September 24，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proclamation-enhancing-vetting-capabilities-processes-detecting-attempted-entry-united-states-terrorists-public-safety-threats.

[11]Diminique Mosbergen， "Trump Withdraws U.S. From UN Migrant and Refugee Compact"， Huffpost， December 3， 2017.

[12]Jung H. Park， Sue Mi Terry， Bruce Klingner， "Bloody nose policy on North Korea would backfire：Ex-CIA analysts"， USA Taday， February 9， 2018，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18/02/09/korea-olympics-close-war-first-strike-disaster-jung-pak-sue-terry-bruce-klingner-column/319072002/.

[13]White Ha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New Strategy on Iran"， October 13，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new-strategy-iran/.

[14]"In Final Debate， Trump Calls Iran Nuclear Deal 'Stupidest of All Time'"， October 20， 2016， https：//www.algemeiner.com/2016/10/20/in-final-debate-trump-calls-iran-nuclear-deal-stupidest-of-all-time/.

[15]White Ha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May 8，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joint-comprehensive-plan-action/.

[16]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41.

[17]White House， National Cyber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18， p. 25.

[18]沈逸：《特朗普時期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调整及其影响》，《网络空间战略论坛》，2017年10月。

[19]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Department of Defense Cyber Strategy， 2018， p. 1.

[20]终端费是指向外国邮政收取的本国投递的国际邮件的处理费用。终端费规则在万国邮政联盟每四年一次的大会进行商定，并以一国一票的民主方式进行投票。产生的新的终端费规则在投票结束后18个月内实施，发达国家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交流为原则，长期同意将终端费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就会造成从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的国际邮政运输所花的费用低于发达国家国内的邮费。

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