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思潮下的特朗普政府内政与外交

【关键词】民粹主义思潮  特朗普政府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5

民粹主义（populism）兴起于19世纪晚期，100多年来，民粹主义一直如幽灵般贯穿于世界政治进程之中。目前，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思潮甚或政治现象，业已成为学界解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行为的理论工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粹主义又是一个涵盖广泛、难以界定的概念，一度出现民粹主义内涵的“模糊化”。然而，随着民粹主义的蓬勃发展，民粹主义内涵的核心也在被理论与现实逐渐廓清。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民粹主义最早兴起的国家之一。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认为：“民粹主义就像装饰的图案一样贯穿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1]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他的施政方针也体现出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已成为当下美国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潮，它与传统两党制下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相互作用，深刻影响着美国政治思潮与内外政策走向。美国汹涌泛起的民粹主义，为我们探究民粹主义的内涵与功效，分析美国民粹主义思潮对内政、外交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空间。

民粹主义的内涵与功效

民粹主义是一个非常难以厘清且充满争议的概念。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尖锐地指出，“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术语，将继续仅以暗指的方式被运用，企图给这个概念下定义或者确定内容是不会被广泛接受的”。[2]显然，为民粹主义探寻权威定义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然而，学者们并未因此中断对民粹主义的探索。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套思想体系，它与代议制政治有着根本性的矛盾。[3]林红认为它是一种思想与运动，“民粹主义是一种诉诸于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学说或运动，它试图表达某种平民大众的集体诉求。”[4]俞可平则认为，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在政治上民粹主义必然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与，广泛的政治动员”。[5]卡斯·穆德（Cas Mudde）指出，“民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把社会分成两个同质而对立的群体，即‘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而人民属于被压制的‘沉默的大多数（quiet majority）。”[6]

尽管学者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各不相同，但诸如学说、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表述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思想性特征”，而诸如行动、社会运动、政治策略的表示则揭示了民粹主义的“行动性特征”。因此，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以“民众精英对立”为核心的政治思潮与政治现象。

阿兰·耐特（Alan Kinght）认为，民粹主义在定义上虽然存在一道充满激烈争议的外圈（outer ring），但是同样存在获得了广泛认同的内核（inner core）。他在考察拉美民粹主义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诉诸人民（appeal to people）”“大众动员（popular mobilization）”和“有力领袖（dynamic leader）”三大要素，为民粹主义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视角。[7]

“诉诸人民”强调人民主权，即强调人民应该自己统治自己。伊凡·卡拉斯特（Ivan Krastev）认为，“在民粹主义时代，几乎任何政治主张都要从‘人民的角度提出。”[8]“诉诸人民”突出人民权利的正当性不容置疑，人民的利益需要得到政府的维护和认同，价值观需要得到尊重，在社会中应获得平等公正的待遇。

“诉诸人民”同时也强调民众与精英间的二元對立，建构了“民众vs精英”这对简单的矛盾，这是民粹主义思潮的内核，更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伊内斯库（G.Ionescu）等学者认为，“对于民粹主义，除了‘崇尚人民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纯洁的人民vs腐败的精英的二元对立框架外，似乎很难形成其他共识了。”[9]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而为数众多的民众在决策方面被赋予的权力少得可怜。民粹主义语境下的民众往往指那些感觉被国家政治生活忽视或者被边缘化的人群。在他们看来，精英并没有真正地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甚至在侵害民众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仅反对精英阶层的规则，也反对整个精英体制。纵观民粹主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几乎都可以看到民众反对精英的影子。

“大众动员”也是民粹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即通过动员的方式增强民众对政治的直接参与，对精英阶层施压，以争取实现民众的政治诉求。相对精英阶层而言，民众在数量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辅以民粹主义“民众vs精英”这样简单且易于理解的矛盾表述，民众更容易被动员起来，这种动员可能是由民粹主义政党自上而下发起的，也可能是民众自下而上进行的。一旦形成公开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斗争性政治运动和政治思潮，便会对精英政治造成冲击。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对这种冲击表达了担忧，他认为，“创造和领导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目标。”[10]可以看出，“大众动员”下的民粹主义产生的政治能量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思潮必然会绽放实践的冲击波。

“有力领袖”是决定民粹主义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效果的重要功能变量。民粹主义研究者提出了“卡里斯马（charisma）”型领袖的概念，它在《圣经》中意为天赐之物，隐喻为权威的一种形式，这种权威不是来自对某一官职或职位的占有，而是来自个人的非凡品质。[11]民粹主义的“大众动员”需要“卡里斯马”类型领袖来发挥领导功能。显然民众更乐意追随一个有相当的权力、社会地位、人格魅力和政治能力的民粹主义领袖，动员规模的扩大和领袖出色的技巧会显著放大民粹主义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效果，其政治诉求更易实现。反之，平庸领袖领导的民粹主义运动可能会被精英阶层轻易化解，政治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有力领袖”也可被视为连接“民众”和“精英”的桥梁，发挥沟通功能。虽然民粹主义着重突出了民众与精英的对立，但这种对立是漫长的博弈，双方都很难摧毁对方，甚至呈现出相互依赖的特征。相对于民粹主义100多年的历史，精英政治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成熟的运行机制，在民主制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决定了国家的政治运行模式。民粹主义领袖也需要在精英政治的模式下实现其政治诉求，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与此同时，精英阶层显然不能将自己完全推向民众的对立面，失去了民众，精英政治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精英阶层必须与民粹主义领袖进行沟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缓解民众与精英阶层矛盾。这种交易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容易引发政治丑闻和较为严重的政治后果。

可见，阿兰·奈特提出“诉诸人民”“大众动员”和“有力领袖”三大要素，清晰地勾勒出民粹主义的内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与民粹主义内涵核心不断被括定相反，民粹主义功效却不断被放大。

在权力层面，民粹主义崛起会冲击既有的权力结构。在民主政治国家中，政党是精英阶层实现政治诉求的载体，政党的力量分布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国家的权力结构。政党政治不能脱离民众而孤立存在，一方面民众也是政党的参与者，是政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民众的选票决定了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是决定党派政治地位的关键。民粹主义的兴起造成了民众和选民的分流。他们一方面可能成立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和组织，也可能改投具有民粹主义理念的政党，这往往会造成主流政党社会地位的下降，冲击既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例如，2017法国大选首轮选举，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代言人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获得21.3%的选票，仅次于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24%，老牌政党社会党却遭到惨败，候选人伯努瓦·阿蒙（Beno?t Hamon）仅获得6.4%的选票。[12]不只是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的老牌政党在大选中均遇到了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带来的选票分流问题。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政党虽然没有获得执政地位，但强烈冲击了既有政治权力结构，对政治生态的塑造能力显著提升。

在制度层面，民粹主义具有的反建制色彩。与“机制”（regime）这一概念类似，“建制”的内涵除了法律规定的正式制度之外，还应当包括国内政治领域中的一系列明示或者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13]由于民粹主义本身简单的矛盾设定——“精英vs民众”二元设定，加上精英阶层对建制的推崇（他们大多被称为“建制派”），可以推断出民粹主义者是反建制的。激进的民粹主义者用病态和伪民主这样的词汇来攻击精英政治下的代议制民主制度。[14]温和的民粹主义者则强调制度和规则绝非民主的全部，共同的集体认同和政治参与才是民主的核心。[15]可以看出，无论是温和派和激进派，都表示出对建制的不满，或要求权力的去制度化，或强调公民参与和人民主权高于建制，在他们眼中建制是“傲慢的精英”压迫“沉默大多数的工具”，反建制能够更好地缓解精英阶层带來的压力。然而，民粹主义领袖多数属于精英阶层，他们需要通过建制来实现政治诉求，也需要在建制下与精英阶层对抗或达成短暂的妥协，民粹主义者陷入了反建制又依赖建制的二元悖论。在政党联盟和政治妥协盛行的民主制国家，民粹主义者们颠覆既有建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随着民粹主义兴起，其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建制的干预能力显著增强，建制派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传播与功效层面，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传播和蔓延的速度和范围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由国内政治外溢到国际政治层面。一方面由于民粹主义简单的矛盾设定，易于被理解和在民众中传播，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很容易通过对精英的不满表现出来，处在分化状态下的不同社会阶层也易于达成共识，使民粹主义思潮广泛传播。另一方面，网络传媒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地推进了民粹主义的传播速度。在信息化时代，网络与媒体已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精英阶层与民众掌握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便利的网络和媒体平台是民众最为偏爱的信息获取途径，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不满，“卡里斯马式”民粹主义领袖的统治，加上网络和媒体的煽动与助推，民粹主义更容易从一个枯燥的学术工具发展为社会性、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思潮，将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时代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民粹主义传播能力的飞跃，显然不能单纯地用国内政治思维来审视民粹主义。虽然民粹主义民众与精英对立是国内政治范畴，但民粹主义塑造下的国内政治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性会对推崇制度的自由派造成强烈冲击，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认为，“没有所谓‘国际主义的民粹主义者。”[16]民粹主义视域下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向现实主义、保守主义方向倾斜，甚至以单边主义、民族主义这样激进的形式体现出来。

总之，一方面是民粹主义内核被逐渐锁定，另一方面是民粹主义功效被逐渐放大，具有内涵核心“聚变”与外延功效“裂变”的民粹主义，对内政、外交的影响需要高度警惕和重点关注。

美国民粹主义思潮与特朗普政府国内施政

2016年11月，被称作“愤怒民众代言人”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击败老牌建制派政客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为第45届美国总统，标志着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强势崛起，民粹主义思潮由一个幽灵成长为巨人，深刻影响着美国国内政治生态。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政治口号。特朗普宣称：从今天开始，只有美国优先;国家政策将遵循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买美国商品，雇佣美国工人;在贸易上，要改变当下美国受到羞辱的局面，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外国不公平竞争的侵害;要保护美国人的工作、工资和福利待遇。[17]而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又以尖锐的词汇对精英政治进行了抨击，他宣称：“这些腐败、傲慢、自我膨胀的社会精英对人民的利益食言而肥，我要‘排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要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夺回来交还给人民。”[18]这些政治表态与民粹主义“诉诸人民”“反对精英阶层”的内涵不谋而合，符合“沉默的大多数”“纯洁的人民”的政治偏好，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大众动员”效果（在特朗普胜选前被视作政治闹剧），特朗普当选后不断兑现其政治主张，从表象来看，其具备了民众的基础。

在美国国内政治范畴，政治主张或竞选口号更多发挥的是“动员工具”功能，“保守派”或“自由派”选择民粹主义的主张和口号是十分普遍的，他们看中的是“民粹主义”出色的“大众动员”效果，一旦获得竞选胜利，“民粹”向“建制”的急转也成为司空见惯的政治现象，具有政治欺骗色彩，政治主张和口号的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因此，考察民粹主义与美国领导人具体施政举措的互动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特朗普是当选后落实政治主张最为积极的美国总统之一。上任伊始其就加速推行在竞选中主张的民粹主义政治理念，具有强烈的反建制色彩。主要包括：其一，限制议会权力：诸如为议员设置任期、变更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长级委员会成员构成、限制政治任命官员加入游说团体、冻结联邦成员雇佣。其二，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建制遗产”：如废除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最小化奥巴马医疗改革负担（在竞选宣言中的表述为“废除”奥巴马医疗改革）。其三，维护美国民众和工人权益：例如对中产阶级减税和强力打击犯罪、在美国境内的管道项目中使用美国原材料、加速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环境评估和审批、放宽金融业监管，等等。其四，移民政策：打击庇护非法移民的州、城市和其他团体，限制难民、移民，限制恐怖主义地区公民进入美国。

特朗普以总统行政令和总统备忘录强势推行具有民粹主义的国内政策，反建制的决心异常坚决。美国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虽然冲击了两党制精英政治，却并未摧毁或超越两党制权力结构，也并未动摇三权分立思想的根基。特朗普本身是共和党成员，无法绕开精英政治模式进行施政。一方面，特朗普深陷党派政治的博弈中，包括与共和党内部建制派的博弈、与民主党自由派的博弈。例如，在“通俄门”事件中特朗普就遭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发难，共和党罕见地选择支持与民主党联合调查这一系列事件，特朗普政治团队和政治形象受到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反建制的施政理念虽未动摇但毕竟触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根基——三权分立原则，国会必然动用“否决政治”来限制特朗普的权力。例如，特朗普提出“废除奥巴马医疗改革计划”遭到了国会的抵制;2018年7月11日，国会通过了一项针对总统特朗普贸易政策的非约束性提案，寻求限制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征进口商品关税的总统权力。显然，特朗普民粹主义国内政策陷入了党派政治和“否决政治”的多重博弈之中，政策的执行和运作受到严重牵制和阻碍。

特朗普具有浓厚反建制色彩的施政理念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政治极化体现在政党竞争的加剧，除了前文提及的复杂博弈导致的激烈矛盾，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民主政治引以为傲的“政治妥协的艺术”也受到了冲击，审慎而理性的“渐进式妥协”往往被抛之脑后，过激的政治行为一再出现。例如，特朗普执政不到两年就出现了两次政府停摆（US government shutdown）;数量众多的高官被免职，包括总统高级顾问兼白宫首席策略长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萨利·耶茨（Sally Yates）等人。社会分化体现在由于民众收入差距拉大、中产阶层萎缩，导致温和立场声音减弱、极端思想丛生等具体的社会问题，白人与非白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感加剧。另外，特朗普对“民众”的表述具有政治欺骗色彩，他将自己描绘为“沉默的大多数”，可实际他眼中的民众指的是白人民众，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被剔除在外，他将民粹主义贴上了种族主义的标签，加剧了国内政治矛盾和社会分化。

相对于施政面临的阻碍和困境，特朗普在政治宣传中对网络传媒的运用是非常出色的，开创了“推特治国”的先河。他在自传《做生意的艺术》中写道，“我做宣传的最后一把钥匙是虚张声势;我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地引起人们的幻想;人们的想象力并不总是那么丰富，但在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面前，他们也会激动起来;因此，适当的夸张是无害的;人们希望相信某种东西是最大、最好和最壮观的。我把它称为真实的夸张，这种无罪的夸大，恰恰正是一种极有效的宣传形式。”[19]展现了他在传媒中塑造自身形象与调动民众积极性的伎俩与过人之处。竞选期间，在美国主流媒体一边倒支持希拉里的情况下，特朗普运用推特作为宣传工具，将自身塑造成“卡里斯马式”魅力型领袖的形象，起到了出乎意料的“大众动员”效果，在大选中意外胜出。在当选后，特朗普继续深入发掘信息传播中的便利化特征，以情绪化和富有煽动性的方式向民众传播民粹主义思潮和反建制施政理念，主要包括回击建制派媒体、攻击建制派政策或政客、表达对内政和外交的看法，等等。

在与代表建制派主流媒体的宣传战中，特朗普明显占据了上风。一方面，特朗普在推特中采用激发美国民众情怀、利用建制派与民众的社会矛盾、情感重于事实的策略，迎合当下的各种反建制话题，很容易调动身处社会困境中的美国中下层白人的民粹主义情绪，从而对建制派产生不满。另一方面，民众和精英阶层的对立使民众将主流媒体视作精英阶层的喉舌和工具，产生对其厌恶的心理，更偏爱具有“人情味”的推特。例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4602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59%的受访者对主流媒体对政治的报道感到厌倦。[20]特朗普在宣传领域处于优势地位，对其争取群众基础、推行民粹主义反建制的施政理念具有促进作用。

可见，美国的民粹主义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选举战略与民粹主义内政战略相得益彰，卻又相互制衡。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是美国未来政治的分水岭，决定着美国国内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相对于共和党略占多数的参议院，众议院435个席位改选，对民主党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扭转局势的机会。遭到重创的自由主义思潮能否重新崛起，强势爆发的民粹主义思潮能否被缓解、亦或继续狂飙向前，都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得以验证。

美国民粹主义思潮下的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

美国国内政治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内学者王浩系统地考察了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战略的内在逻辑，他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演化所蕴含的根本机理是一种建立在社会联盟格局变迁及其力量博弈基础上的国内政治逻辑。”[21]在民粹主义思潮下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愈发激烈，虽然政治极化加剧，社会矛盾上升，但社会联盟远远谈不上破裂，内政依然会释放给外交。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塑造下，特朗普的国内政治主张和举措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美国会沿用民粹主义的一些政治逻辑，并在对外政策中呈现出来。

特朗普的大多数国内施政举措都具有反建制色彩，反建制是民粹主义最有可能影响对外政策的政治逻辑，美国可以通过对国际政治中的建制——国际机制的摒弃和漠视来运作和实施。笔者认为，美国在国际上反建制面临的政治阻力远小于国内阻力。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缺少一个类似国会那样行使“否决政治”权力的国际行为体，无论主权国家，还是国际组织，都难以对美国反建制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特朗普可以大踏步地在国际舞台实施反建制举措，掀起一波美国退出多边国际机制的浪潮。其中，特朗普“逢奥巴马必反”的国内施政理念在国际政治中深刻显现出来：奥巴马政府8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苦心经营的多边国际机制成为特朗普反建制的优先目标，包括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伊朗核协议》，在经济、安全和全球治理层面全面摒弃奥巴马倡导的国际机制。除奥巴马政府倡导的国际机制外，特朗普还退出了多个全球或地区范畴的多边机制，对一些美国参与多年的机制表达了不满之情。例如，特朗普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威胁退出运行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再要求重新进行谈判;重启《美韩自贸协定谈判》;甚至威胁退出WTO组织，等等。

在民粹主義思潮的影响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反建制行为，使2008经济危机后呈现衰退迹象的美国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是国际主义）遭到重创，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再次走向前台。当前美国对外战略从自由国际主义与隐性单边主义向现实主义与显性单边主义回归。[22]在对外关系领域，主要表现在美国民粹主义思潮下经济民族主义的泛起，以及民粹主义二元思维下对美国双边模式的偏爱。

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传统的经济理论，它更像一种描述性概念以阐释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或战略。大卫·鲍德温（David A.Baldwin）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推行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而后者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增加国民经济的总量。”[23]他的表述简约地呈现出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和手段，其中传统重商主义政策的主要表现是不加节制的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化初期，尚属于低成本方式，以国家实力为后盾来推行，带来的国民经济总量提升是丰厚且可预期的，这也非常符合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政治偏好。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对自由主义多边贸易机制的失望情绪凸显，加上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的推动，导致特朗普愈发坚定地推行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也开始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将经济民族主义披上民粹主义“诉诸人民”的外衣是特朗普施政的一大特色。特朗普强调“我的工作是代表美国，而非代表世界，要打一场回归和强化美国特性的保卫战，捍卫一个‘上帝之下的美丽国家”。[24]经济民族主义这一枯燥的经济学词汇经过特朗普用民粹主义包装，顿时变得生动而易于被民众接受，辅以出色的社交媒体运用，特朗普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愈发牢固，在政党斗争中以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对外政策呈现出来，这也正是特朗普频繁设置贸易壁垒，要求重新修订贸易规则，掀起一轮轮贸易战，坚定推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动因。

虽然民粹主义的“民众vs精英”二元对立在国际政治中很难呈现，但民粹主义的“二元思维”却深刻影响了特朗普对外政策的实施。特朗普作为一个非职业政客出身的总统，较建制派精英更加偏好以二元化思维来认知复杂的国际社会矛盾，毕竟两个国家的矛盾主要就是以对立和统一两种态势反映出来的，这更加易于理解和作出针对性部署。因此，特朗普上任后对多边主义极度冷漠和厌恶，偏爱通过双边渠道来处理国家关系，更重视具体问题，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

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和美朝关系的处理比较具有代表性，灵活性和现实主义色彩浓厚，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例如，在中美关系上，特朗普政府运用了“结果导向型且富有建设性的”关系的表述。但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把握显然更重视结果，而轻视建设性。这深刻表现在特朗普2017年11月访华，中美签署2535亿美元经贸合作协定后的一系列“变脸”：在特朗普访华一个月后，美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就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竞争者和对手;在2018年美国又挑起了延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在美朝关系上，特朗普也采用了灵活的政策，2017年，特朗普运用各种手段对朝“极限施压”，几乎将朝鲜半岛推向战争边缘;2018年，特朗普对朝政策大幅转向，开始在美朝双边层面寻求突破，并在2018年6月实现了历史性美朝首脑会晤，朝鲜半岛局势转暖。不过特朗普政府并未放弃对朝制裁，要求朝鲜先实现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CVID），《美朝联合声明》具有极大脆弱性，美朝关系充满变数。

可见，在美国民粹主义思潮之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具有强烈民粹主义二元思维下的双边模式偏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结论

总之，以“民众精英对立”为核心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与政治现象在美国甚嚣尘上。目前，它正处于内涵核心“聚变”与外延功效“裂变”阶段，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民粹主义思潮塑造下的特朗普对外政策显现出反机制、经济民族主义、重视双边模式特征，中国应在中美贸易竞争的背景下审慎应对。

首先，中国应持续推进地区公共产品建设，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极度重视自身利益，不愿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目前公共产品供给热情最为高涨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已发展为系统性的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战略，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认同度。因此，中国应以“负责任大国供给者”的形象审慎地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在有限投入的基础上，完善自己的“公共产品朋友圈”，填补美国退出带来的空白，争取更多的伙伴来应对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压力。

其次，中国应探索新的管控分歧模式处理当前中美关系。在民粹主义思潮“二元思维”的塑造影响下，特朗普政府更偏爱从双边的视角审视国家关系，而在他的双边对抗关系排序中，中国首当其冲，承受的压力也最大。笔者认为，中国应该考虑以4C模式来管控中美分歧，即冲突（conflict）、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协作（coordination）模式。[25]

“冲突”突出了国际行为的对抗性和破坏性、结果的零和性，往往产生较为严重的国际后果，是中美关系的最劣选项;相对于“冲突”，“竞争”的对抗性和零和性相对较弱，因此在国際关系中最为普遍，是中美关系的次劣势选项;“合作”是理想主义选项，是中美关系的最优选项，但任重道远。协作是在协商基础上的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次优选项，却是最具现实主义的选项。相对于“合作”，“协作”祛除了理想主义色彩，突出了协商和博弈的过程，更易于实现分歧管控。纵观中美关系，我们往往很难实现最优选项，应努力回避最劣选项和次劣选项，通过次优选项妥善应对美国民粹主义思潮带来的压力。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和吉林省软科学项目“核威慑边际效应及其视域下的吉林省核安全防护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JZD035、JJKH20180267SK;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吴昊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3][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

[2]MihneaStoica， "Political Myths of the Populist Discours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 2017， （46）， pp. 64-70.

[4]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41页。

[5]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88页。

[6]Cas Mudde， "Europe's Populist Surge： A Long Time in the Making"， Foreign Affairs， 2016， （11）， p. 25.

[7]Alan Knight， "Populism and Ne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Especially Mexico"，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998， Vol. 30， No. 2，  p. 224.

[8]IvanKrastev， "The Populist Moment"， September 18， 2007，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09-18-krastev-en.html.

[9]G. Ionescu &E. Gellner（eds），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pp. 3-4.

[10][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5页。

[1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1页。

[12]The Political Compass， "French General Election 2017"， April 24， 2017， https：//www.politicalcompass.org/france.

[13]转引自肖河：《美国反建制主义和特朗普正侧》，《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卷第2期，第68页。

[14]Ernest Laclau， "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Critical Inquiry， 2006， Vol.32， No.4， pp. 646-680.

[15]L.Grattan， Populism and the rebellious cultures of democrac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p. 186.

[16][英]蒂莫西·加顿艾什：《整合还是解体——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时代的欧盟危机》，《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第7页。

[17][24]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19，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18]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 February 2，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02/remarks-president-trump-nationalprayer-breakfast.

[19][美]唐纳德·特朗普：《做生意的艺术》，张晓炎、温琪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1年，第12～13页。

[20]Pew Research Center， "Trump Has Met the Public's Modest Expectations for His Presidency"， August 23， 2018，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8/08/23/trump-has-met-the-publics-modest-expectations-for-his-presidency/.

[21]王浩：《社会联盟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7期，第67页。

[22][25]张景全：《反常与回归：美国当前的对外战略》，《人民论坛》，2018年第11期，第29、30页。

[23]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