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战”话语的演化逻辑与应对策略

赵庆寺

【关键词】新冷战  冷战思维  中美关系  战略竞争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3

冷战期间，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较量。在这段时期，虽然两大军事集团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但双方通过政治对抗、经济封锁、军备竞赛、文化渗透等“冷战”方式，进行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对峙与竞争，严重威胁着世界持久和平和各国共同繁荣。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际形势呈现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特征。面对此起彼伏的冲突与危机，各种“新冷战”、第二次冷战、冷战II和冷战2.0（new Cold War， the Second Cold War， Cold War II and Cold War 2.0）的概念开始广泛传播。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直指俄罗斯的“新冷战”话语愈演愈烈。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美国战略界开始反思美国对华政策，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对华政策辩论。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开始重新定义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美“新冷战”话语成为干扰和冲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思潮。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國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对中国进行了全面抨击，再次引发中美关系滑向“新冷战”的担忧。[1]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为何“新冷战”话语频频出现？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新冷战”话语的实质与危害？本文尝试结合“新冷战”话语的演化逻辑、基本功能和内在悖论展开深入分析，进而提出化解“新冷战”话语的应对之策，重塑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新冷战”话语的发展态势

“新冷战”话语的产生与传播，既是冷战时期形成、强化的冷战思维惯性所致，也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矛盾和冲突的一种折射。“新冷战”话语并非简单的概念界定和现状描述，而是包括了“修昔底德陷阱”“锐实力”等一系列描述大国对抗的理论范式和战略对策。“新冷战”话语不仅为西方国家如何看待当前大国竞争提供了认知框架，也为怎样筹划大国竞争战略提供了行动指南。

“新冷战”话语的形成背景。从概念起源来看，“新冷战”最早出现在冷战期间，有学者把冷战期间阶段性的变化称为“新冷战”。例如，学者弗雷德·哈里代（Fred Halliday）把里根政府时期美苏对抗的再次加剧称为第二次冷战（the Second Cold War），认为第二次冷战的军事威胁会带来比第一次冷战更加糟糕的对抗。[2]实际上，“新冷战”话语大量流行主要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冷战已经结束多年，但是在冷战中形成的对抗思维并未消失，而是随着地区危机的出现和大国竞争的加剧频频出现。作为描述大国对抗的话语体系，“新冷战”话语主要应用于美国与俄罗斯、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首先，冷战结束以来，虽然类似美苏两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较量渐趋缓和，但是不同发展模式、民主政治道路的较量并未终结。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模式，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俄两国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选择充满各种偏见甚至敌视。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依然采取了欧盟和北约的双重东扩政策，这导致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为了冲破美国的地缘政治包围和捍卫国家安全，俄罗斯不惜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强势出击，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危机。最后，美国通过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加速战略重心东移，强化盟国之间的战略合作，构成了限制中国军事力量冲破岛链封锁的战略包围圈。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经济实力逐渐趋近，军事差距和科技不断缩小，美国战略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焦虑。美国不仅担心自己在亚洲的经济影响不断消退，也担心军事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更恐慌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受到冲击。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修正主义国家”“流氓政权”“跨国威胁性组织”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三大威胁来源，首次在后冷战时代将大国竞争列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寻求利用技术、宣传及胁迫塑造一个与美国利益与价值相悖的世界”[3]。这是1986年美国总统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第一次把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威胁、战略对手。此后，美国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军事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无不沿袭和落实了这个判断，这种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的态度彻底颠覆了自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共识。

“新冷战”话语的实质内涵。“新冷战”话语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广泛流行，是因为其为西方社会认识现实威胁、树立竞争对手、促进内部团结、进行社会动员提供了认知视角和行动指南。“新冷战”话语源自于冷战话语，二者实质上是一种观察世界、处理国际事务的冷战思维。所谓冷战思维，是指冷战时期形成的人们观察国际事务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框架。[4]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各自的国际战略，并据此展开了全方位的对抗和争夺。在长期的冷战对峙中，产生了一种审视国际矛盾和应对国际冲突的冷战思维。冷战思维特征，一是突出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二是追求绝对安全并将准备对付最坏情况作为制定国策的主要或唯一出发点;三是必须确定头号敌手并制定“自现预言”式的对敌战略规划;四是用“挑战史”和“谋霸史”来牵强地附会现实和未来。从表现特征来看，除了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之外，其他特征都是国际政治的权势斗争思维，在冷战时期表现得过于集中和突出。[5]冷战思维是西方国家制定“遏制政策”、推行“和平演变”的思想基础，成为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作为权势斗争的认知范式，冷战思维并不会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终结，一定会随着国际政治矛盾的激化而继续盛行。冷战结束近30年了，虽然表面上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对抗色彩已经弱化，但深层次的冷战思维仍然根深蒂固，继续影响着一些国家国际战略的选择和国际舆论传播。西方国家战略决策人士对冷战思维广泛认同，一旦大国对抗不断加剧，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上升，自然就会借用“新冷战”话语来描述大国全面竞争。因此，随着大国之间在地缘政治、国际规则、全球秩序中摩擦与冲突的上升，特别是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趋近，重拾“新冷战”话语便成为美国各界人士一种蓄意为之的便利选择。在美国国安战略和国防战略已经将中国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情景下，那些与中国有密切往来的美国人士很容易被对华鹰派指责为中国的“间谍”或“代理人”，致使态度温和的“知华派”和对华友好的“熊猫拥抱者”要么缄默不言，要么逐渐远离权力中心。尽管目前美国尚未在全民形成以中国为敌的情绪，但美国对华鹰派已经深度影响了美国战略界和精英阶层的中国认知。

“新冷战”话语的目标指向。“新冷战”话语的流行主要源自于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无论是北约东扩还是格鲁吉亚战争，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叙利亚争夺，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较量总会引发“新冷战”话语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虽然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中的博弈没有美俄之间那么剑拔弩张、咄咄逼人，但中国坚决维护南海海洋权益的果敢行为也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中美“新冷战”的担忧。对于如何定位中美关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兰普顿（David Lampton）在2015年指出，中美关系已经接近危险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6]一些西方国家热衷于给中国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经常把中国比喻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则把修昔底德用以阐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起源的结论应用到如今的中美关系中，认为是雅典的崛起导致占支配地位的斯巴达逐渐心生恐惧，推动它们走向战争。[7]艾利森通过研究发现：过去500年的历史中，在崛起中国家挑战守成大国的16个例子中，有12个的结果是战争。中美两国很难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西方国家不断热潮的舆论话题。但在舆论传播中，“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被不断延伸和扩大，不仅把大国之间常态性竞争和冲突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而且把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安全困境乃至“中国威胁论”都统统冠以“修昔底德陷阱”。[8]

“新冷战”话语的最新攻势。“新冷战”话语并非单一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看似庞杂但却具有内在逻辑的话语体系。基于冷战思维的对抗逻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寻找新的对手，不断提出各种刻画、影响、塑造、改变对手的话语内容。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中国不确定论”等国际舆论此起彼伏，虽然这些观点决非理性的学术探讨，但却对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自2017年底以来，通过智库配合政府、盟国行动协调、跨部门密切合作等方式，美国发起了“新冷战”话语的新一轮攻势。2017年12月5日，美国智库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报告《锐实力：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该报告把“锐实力”定义为民主世界里威权政府通过媒体、学术界、文化界和智库等渗入、渗透或穿透目标国家的政治信息环境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现象，尤指中国和俄罗斯。这份洋洋洒洒的报告把中俄两国正常公共外交活动比作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攻击，对中国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外交进行了肆意抹黑。[9]随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出一篇名为《锐实力：中国影响力的新形态》的封面文章，指责中国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诱导来强化国家实力的一系列“锐实力”行为。[10]“锐实力”是西方国家为体现自身话语权优势，专门针对“威权国家”的“负面软实力”概念，已经成为美国批判中国、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工具。此后，美国鹰派政客、反华议员、保守智库密集发声，先后发表了多份专门针对海外影响力行动的研究报告，将中国正常的对外交往行为贴上“海外干涉”“间谍行为”的妖魔化、污名化标签，发起了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把中美贸易摩擦外溢到政治、安全、军事、外交等领域。2018年6月，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出台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干涉行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全面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干涉行动”，主张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详细考察总体情况，智库、学术机构、记者等加强追踪和曝光，授权联邦调查局牵头发布关于影响力行动的情报报告，号召美国与盟友等所谓民主国家在非正式的多边行动中加强合作，监督和抵制中国的“海外干涉”。[11]2018年8月24日，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海外统战工作：背景和对美国的影响》，将关注焦点转向中国在海外特别是在美国的影响力，炒作中国影响力是美国的潜在威胁，并就如何应对中国在海外的“统战工作”向国会和政府部门建言献策。[12]此后，2018年9月6日，威尔逊中心发表了《中国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政治影响力与干预活动的初探研究》[13];2018年10月4日，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了《中国的影响力行动正在针对美国的弱点》[14]，美国智库密集發布了对中国海外影响力行动的专门研究报告。

“新冷战”话语的作用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话语理论在国际社会被普遍认知和广泛运用，并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竞争不仅表现在对物质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争夺，而且还表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这种话语含义的竞争，因为“从根本上讲，国际关系是一种依赖语言的社会及文化建构”[15]。在国际战略竞争中，“新冷战”话语力图定义对手身份，促成内部团结，扩大社会动员，具有理论先导和政策预设的路线图功能，不仅加深了国际矛盾，而且激化了大国对抗，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

塑造对手的负面身份。之所以使用“新冷战”话语，主要是基于追求绝对安全的战略原则，不断寻找现实和潜在的挑战者，并牵强附会历史上的霸权之争，把挑战者视为国际社会的威胁，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和恐慌。值得警惕的是，2010年以来美国出现了又一轮关于对华战略、对华政策的大辩论，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新的“华盛顿共识”，即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不断散布各种言论诋毁中国，不仅以“儒家重商威权主义”描述中国模式，还诬称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全球霸权。班农虽然离职，但是他的言论却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中国提出的“新时代”也引发了美国的疑虑，导致了对“新时代”截然相反的认知和解读。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还要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但部分西方人士却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进行刻意曲解，错误地认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意欲实施地缘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谋求用中国的“新时代”取代美国的“旧时代”。美国政界人士认为，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旨在通过“接触”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战略假设是错误的，于是很多政界人士开始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才是美国最大的对手。自2017年底以来，特朗普政府出台了关于国家安全、防务、核战略、贸易政策的一系列文件，把中国与俄罗斯视为正在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吹风会上，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Gen. H.R. McMaster）指责俄罗斯正在用“新一代战争”（so-called new-generation warfare）威胁美国，并采取颠覆及宣传运动试图分裂美国社会。而对于中国，他批评中国的发展模式制造了大量贫困，指责中国在进行“经济侵略”。麦克马斯特暗示，解决上述两种威胁的方式为“竞争性接触”（competitive engagement）。[16]据此，美国国家利益的关注点将从全球反恐重回传统大国竞争，并以全面竞争的战略姿态强硬回应“修正主义国家”对美国发起的挑战。

从制度上否定对手的发展模式。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抱有强烈质疑，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发展模式横加指责，尤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满。早在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曾集中刊发六篇一组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栏文章，对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提出疑虑。[17]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争，其背后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之争。美国把中国发展模式定义为不同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借助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国家主权基金以及国家幕后支持的私营公司等多种形式，在政府支持之下与西方私有企业展开不正当竞争，严重威胁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美国严重不满中国实行政府规划的产业政策，肆意污蔑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强制性技术转让要求，无端指责中国支持企业“走出去”是获取先进技术的政府行为，尖锐批评中国政府支持网络盗取其商业机密与知识产权。201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提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而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进一步加强了高技术出口限制，《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也对外国企业通过投资获取技术严格设限。[18]由此可见，贸易摩擦不仅是美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策略，也是美国打压中国的重要手段。“国家资本主义”论者为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乱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试图制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除了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危机辩护外，还有通过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化来压制竞争对手的战略考量。

强化隔离对手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新冷战”话语不仅重新定义对手，而且还通过创设国际机制和制定国际规则，利用制度性权力削弱和限制对手的优势。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迅速把俄罗斯驱逐出G8。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并决定加入俄罗斯，普京旋即承认克里米亚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接纳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不承认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厉的制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抵制在俄罗斯索契举行八国集团峰会，并在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齐聚布鲁塞尔开会，声称只要俄罗斯继续侵占克里米亚地区，那么就一直暂停俄罗斯G8成员国资格。此外，对于中国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和日本也采取了竭力抵制的态度，担心中国操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冲击亚洲银行和世界银行的投资规则。在军事行动上，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也不断上升。2018年1月31日，中美两国商定，邀请中国海军第三次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但是到2018年5月24日，美國又借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威胁了地区安全，宣布不再邀请中国海军参加，不仅中断了连续两年的中美军事演习合作，而且在军事演习中加入了防范、遏制、对抗中国的内容。在经济贸易领域，美国通过重构国际贸易规则约束和隔离快速发展的中国。美国加入并推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12个参与国加起来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40%，但却没有邀请世界第二经济体和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参与，其限制中国贸易优势的意图昭然若揭。2018年3月，认为美国在协定谈判中作出太多让步的特朗普执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不排除美国会通过重新谈判再次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即没有美国的TPP协定），重建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的主导权。虽然特朗普政府退出致使西方通过TPP隔离中国的企图暂时没有实现，但是防止中国掌握国际经济规制制定权的战略决心没有变化。美国通过重新构建地区性或双边自由贸易区，不断削弱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美国把国内法置于国际法之上，通过232、301等国内法条款，绕开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不仅严重损害了其他国家的正当经贸利益，也严重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性。不但如此，特朗普指责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面临不公平待遇，操弄“以退为进”的谈判策略，不时扬言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美国还有意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述机构新法官的任命，导致世界贸易组织终端解决机制不能正常运转，结果其他国家明明遭到美国的贸易霸凌，却难以借助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在新近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里，制定了专门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即与美国签署贸易协定的国家，就不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美墨加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则，还移植到美国与欧盟、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中。加之此前美国、欧盟、日本已经多次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就强制知识产权交易、国有企业等议题发布联合声明，这种法律规则移植和扩散的趋势应该引起警惕。

突出贸易摩擦的战略竞争内涵。美国把经济规制和经济制裁作为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手段，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发起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自2018年2月份以来，美国又通过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赴美投资限制、知识产权纠纷等经济手段削弱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债权国;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中美贸易额突破5800亿美元，是1979年两国建交时的233倍。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但自2017年12月以来，美国不断突破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单边贸易政策的束缚，导致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无论摩擦发生的频度、强度还是规模，都创下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之最。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中国34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8月23日，美国对另外16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特朗普在9月6日表示又要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美国如此跨行业大规模的加征关税，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摩擦的范围，被加征关税的相当一部分产品针对的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所包含的高科技领域，反映了美国遏制中国技术追赶的意图。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意味着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溢出了经济冲突的领域，具有了战略竞争的政治意义。

强化围堵对手的同盟体系。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各自组建同盟体系，以两大阵营形式展开了长期对峙。可以说，美国的同盟体系是长期冷战留下的重要战略资产。虽然同盟体系在冷战结束初期一度面临目标缺失的迷茫和有无必要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但美国很快重新赋予同盟体系新的战略目标，使其适应国际格局新趋势和地区变化新形势，以维护和加强美国的全球战略。北约是美国忠实的盟友，近年来在利比亚战争、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等地区性危机中，极力配合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战略。为了减轻美国的负担，美国在2017年7月北约峰会上要求北约国家把国防预算提高到GDP的4%，比原来北约的计划翻一倍，这引发了部分盟国的强烈反对。近年来，随着从中东、阿富汗撤军任务的完成，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口号，加快布局印太战略，亚太同盟政策从合作内容、结构形式到责任分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与亚太同盟体系加强了军事之外的经济、网络等领域的合作，深化其与少数盟国之间的小多边合作，赋予亚太盟国更多的权力和责任，使盟国在其对外武装干预行动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亚太地区存在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靠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分离的二元结构，防止中国、东盟以及其他地区大国亚太主导权的扩张，美國必须选择一种非此即彼的集体安全话语，从而分化瓦解中国的周边外交朋友圈，巩固和加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就此而言，把中国在南海维护海洋主权的行动、遏制台独和域外干涉实力的军事活动等都塑造为地区安全的威胁，不仅可以防止同盟离心离德，还可以强化对盟国的支配和控制。因此，通过“新冷战”话语，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不仅可以唤起盟国遏制苏联对外扩展的昔日记忆，还可以通过一致对外的话语宣传加强同盟体系的凝聚力。

“新冷战”话语的内在悖论

正在流行的“新冷战”话语，不仅恶化了中国与俄罗斯的国际舆论环境，事实上也对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带来了负面冲击，甚至有可能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冷战”话语对大国加强防范与遏制的虚张声势，难以掩盖其理论上的荒谬和行动上的误导，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悖论。

安全与威胁的错位。在安全上，“新冷战”话语把中国与俄罗斯作为首要的现实威胁，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思维，忽略了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共同利益不断增长的现实，也没有正视全球性问题对人类命运带来的共同威胁。国家安全既是一种没有现实威胁的状态，也是一种防范和化解威胁的能力，二者离不开对威胁来源的判断和应对手段的选择。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非传统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来源，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新冷战”话语以刻意寻找对手、追求绝对安全的冷战思维，重回地缘政治竞争的旧战场，再度吹响战略竞争的号角，将严重损害大国之间的政治信任，把原本限于贸易领域的摩擦无限扩大到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甚至上升到国际体系主导权的较量，让原本就冲突不断的双边关系雪上加霜，使本该持续加强的安全合作停滞不前。“新冷战”话语以大国之间的危态对抗取代优态共存，这源自“新冷战”话语对国家安全真正威胁的错误认知，进而导致国家安全的核心内涵严重偏离了国际安全的客观现实。

价值与利益的冲突。“新冷战”话语从意识形态化的视角来看待大国关系，以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作为审视和衡量外交关系的参照，特别是在泛政治化的情景之下，这种充满偏见的思维很容易忽略真正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需求所认定的各种因素的总和，不仅包括主权、安全与发展等现实利益方面，也涵盖价值、制度与文化等意识形态内容。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判定国家利益的重要依据，也是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关于意识形态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迈克尔·亨特指出，“意识形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政策制定者处理特定的问题提供了框架，而关注外交政策的公众也在这个框架中去理解这些问题”[19]。意识形态影响了决策者对现实利益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确定国家利益范围的过程，不仅为决策者提供了行动路线，也强化了外交政策的政治认同。纵观中美交往的历史，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国内看待中国的视角。当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决策中占主导地位时，美国就会因为中美意识形态差异，采取对华敌对态度和政策。而当对现实利益的考虑占据上风时，美国就会强调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的起伏和两面性，往往是由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理想主义政策思考和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思考之间的矛盾造成的。[20]对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张力，“新冷战”话语再度凸显了大国竞争的意识形态色彩，过分夸大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价值之争，不仅造成了战略互信的障碍，也影响了现实利益的维护。

目标与手段的失衡。“新冷战”话语把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大国作为首要目标，近乎全球战略对决的“新冷战”不仅要面临盟国的质疑，而且要耗竭大量的战略资源，此起彼伏的地区性危机也会分散和牵制美国的战略实施，使得霸权护持中原本就力不从心的美国更加捉襟见肘。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实力之间存在差距。为了谋求世界主导权，美国不得不密切关注和长期插手世界事务，但是常常力不从心。美国喜欢炫耀和滥用武力，地区事务的解决经常事与愿违，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不是靠武力就能够解决的。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新冷战”话语的议程设置确定了其与中国、俄罗斯展开战略竞争的战略决心，提出了中国与俄罗斯为“修正主义国家”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俄罗斯的战略定位实现了从潜在挑战者到现实挑战者的转变。对于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而言，在怎样整合国内与国际的战略资源、如何确保盟国和伙伴国的忠诚与追随的问题上，常常面临自身实力与战略野心的不匹配，不时受到地区性大国的挑战和对抗。即使是在美国与欧盟、日本等盟国内部，也常常在军事合作费用分担、中东政策、贸易摩擦等问题上针锋相对，盟国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减弱。

历史与现实的隔阂。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来看，“新冷战”话语经历了从过度强调实证主义的“去历史化”到重新重视历史经验研究的“再历史化”过程。[21]“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指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认为崛起大国实力的提升引发彼此战略意图的怀疑，二者的对峙会以霸权战争方式结束。“新冷战”话语盲目比附历史上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注定发生战争的案例，犯了先入为主、曲解历史的错误。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文本来看，修昔底德原无意概括一个普遍化的理论模式。今人以古代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类比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根本无法界定谁是崛起大国、谁是守成大国。“修昔底德陷阱”预设假定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只能采用“自助”的方式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满足于全球体系中既有的权力地位和收益分配的崛起国家力图运用武力方式改变现存体系，因为霸权战争的收益总是大于成本。[22]实际上，“修昔底德陷阱”忽略了历史情境的变迁，没有正视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入发展，误把在全球化中受益的中国看作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结果沦为一种耸人听闻且经不起深究的话语陷阱。总体而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向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两个维度的扩散，“新冷战”话语把大国之间的矛盾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掩盖了国际矛盾复杂多面的内在实质。

应对“新冷战”话语的策略

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与塑造是一个深层次的国际战略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形象、国际环境，关系到我国能否在国际竞争博弈的大舞台上抢占新制高点、掌握主动权。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战略界一直试图寻找某种话语来定义中美关系，而“新冷战”话语的出场与传播，正好迎合了美国战略界的政策意图。鉴于“新冷战”话语对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必须充分认识“新冷战”话语的危害性，群策群力、综合施策、主动出击，重塑中国在“新冷战”舆论中的国际话语权。

警惕西方话语陷阱的欺骗性。从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充满复杂性，具有长期性。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强势地位，硬性推广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塑造了所谓“华盛顿共识”“普世价值”等一系列西方话语。

国际社会各种思想文化交织、交流、交融、交锋频繁，话语之争异常激烈。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战略从未停止，不时抛出各种观点和学说，不遗余力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我国国际贸易的大量顺差相比，我国在思想文化上长期处于入超地位，构建国际话语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从现有案例来看，西方话语不仅体现为媒体舆论的广泛传播，而且还具有貌似客观的学理论证，蓄意设置了许多话语陷阱。一旦接受和使用这些西方话语，不仅可能丧失独特的话语符号，失去表达自我的权利;也容易陷入西方的思维逻辑，接受西方的价值立场。对西方话语的学习和借鉴，一要深入分析西方话语的独特语境，不能囫囵吞枣、闭目塞听;二要认真考察西方话语的价值立场，不能迷失自我、全盘接受;三要详细比较西方话语的思维方式，不可人云亦云、盲目照搬。因此，我们要准确理解西方提出的各种媒体观点和理论学说，在比较、辨析中思考其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防止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

增强中国发展道路的主体性。国际竞争既是权力之争和制度之争，更是决定世界格局的秩序之争。在警惕西方各种话语陷阱的同时，中国要增强发展道路的主体性。主体性是指作为文明主体的中国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面对海外舆论和外部压力、西方理论和制度经验所表现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为性。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对外部压力的被动反应，而是对外来经验选择性吸收、自身传统创造性重构的结果，必须从内生动力寻找中国道路的发展逻辑，继续扩大中国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自主性空间。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咄咄逼人之势，中国应当继续坚持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高端切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中国还要继续承担新兴大国的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跳出新兴大国不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创设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在警惕西方话语陷阱的同时，我们也要生产坚持中国立场、具有全球视野、兼具世界情怀的中国话语。在国际交往中，赋予权力竞争、利益诉求、意识形态、规则规范等内涵的话语竞争日趋激烈，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战略制高点。国际话语权既是对国际现象的定义权和国际舆论的评议权，也是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国际争端的裁判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23]。他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24]。首先，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形成中国的实践性话语权。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和正在走向强起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艰苦探索，完成了国家构建、制度模式與发展路径的成功实践，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和借鉴，应该在战略自信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实践性话语权。其次，主动挖掘和提炼中国思想文化理念，塑造中国的价值性话语权。中国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要形成立足中国、融通中外、放眼未来的中国概念、范畴和表述，对国际交往理念、全球治理难题、人类共同命运等重大时代命题，以中国智慧贡献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最后，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的议程设置权和规则制定权能力，构建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在不断深化双边关系的同时，积极拓展多边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向。中国正在实现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到改革者角色的转变，“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25]。

增强大国博弈的战略竞争力。基于自身的实力与地位，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国战略博弈不仅决定着双边关系的互动，也影响着地区和全球格局的稳定。在大国战略竞争深度交锋的时代，中国必须及时总结和反思过去的经验与教训，重新思考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压仓石或稳定器的判断，不能以过去中美交往的经验来预测和处理当前特朗普政府时代的中美关系。中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增强大国博弈的战略竞争力。第一，有效整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等各领域的战略资源，强化国际战略的顶层设计，提高战略谋划的统筹协调。第二，通过战略规划、战略布局、战略实施和战略反馈的全流程设计，谋求战略实施的主动性和主导性。第三，坚持斗争与妥协、谋势与谋利、维权与维稳、共存与共赢相结合的原则，扬长避短，避实击虚，避免民族主义绑架外交决策，以底线思维增强战略定力，防止虚娇之气导致战略透支。第四，通过地区安全、市场秩序、金融稳定、全球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寻找大国博弈的战略支点，拓展大国关系在地缘政治、国际组织、国际公约等方面良性互动的战略空间，塑造大国深度交融的战略利益。第五，正确认识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树立全局长远、求同存异的战略观，坚持与时俱进、互利双赢的合作观，增进深度竞合、多元制衡的战略依存关系。

结 论

从中美关系的现状看，并不能认定两国已经陷入“新冷战”。虽然特朗普政府有意与中国脱钩（discoupling）和全面竞争，并吹响了“新冷战”号角，但美国能否把“新冷战”作为一项长期的对华战略并实行坚定而清晰的全面遏制还存在变数，断言中美两国肯定会形成“新冷战”的状态尚需观察。至少，存在以下多个方面的制约因素。首先，从美国国内来看，共和党内部、共和党与民主党、精英与民众之间在对华脱钩政策上还存在分歧，尚未形成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有效共识，特朗普政府对华脱钩政策的长期实施会有许多掣肘。其次，特朗普轻视国际协议，政策反复无常，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不会跟随特朗普政府采取全面围堵中国的政策，其他国家也试图替代和扩展美国退出后的中国市场，期待搭上中国经济快车。最后，中国不会因一时的“新冷战”鼓噪就随风起舞、针锋相对，中国不会重蹈“国强必霸”的老路，会尽力避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迎头相撞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26]。

在各國利益深度交融、彼此安危休戚与共的今天，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冷战思维绝非国际关系的主流，但“新冷战”思维对于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危害不容忽视。如果特朗普的对华“讹诈”政策举措变本加厉，任由脱钩（discoupling）愈演愈烈，并从经济贸易向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蔓延，最终导致形成类似20世纪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绝非庸人自扰的危言耸听。中美两国正处于共同目标逐渐模糊、矛盾对抗不断上升的新阶段，面临两国战略深度竞合、双边政策彼此调适的新现实。在此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必须谨防局部风险肆意转化扩散，以坦诚对话管控分歧，相向而行累计共识，避免战略错觉导致战略误判。

（本文系上海市2014年度“曙光计划”项目“我国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优化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SG48）

注释

[1]"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 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2]Fred Halliday，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Cold War， Verso Books， 1982， p. 23.

[3]"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4]张小明：《何谓“冷战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4期。

[5]时殷弘、陈然然：《论冷战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6期。

[6]David M.Lampton，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https：//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

[7]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 September 24， 2015，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thucydides-trap-are-us-and-china-headed-war.

[8]蔡翠红：《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

[9]Cardenal J. P.， Kucharczyk J.， Mese?nikov G.， et al.，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2017， https：//www.ned.org/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orum-report/.

[10]"Sharp Power"，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6， 2017.

[11]Jonas Parello-Plesn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June 20， 2018， https：//www.hudson.org/experts/1196-jonas-parello-plesner.

[12]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Friday， August 24， 2018， https：//www.uscc.gov/Research/china%E2%80%99s-overseas-united-front-work-background-and-implications-united-states.

[13]Anastasya Lloyd-Damnjanovic， "Study of PRC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 Activitie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eptember 6， 2018，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preliminary-study-prc-political-influence-and-interference-activities-american-higher.

[14]Abigail Grace， "China's Influence Operations Are Pinpointing America's Weaknesses"， October 4， 2018，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chinas-influence-operations-are-pinpointing-americas-weaknesses.

[15]刘永涛：《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6]By Jeff Seldin， "New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cused on 'Competitive Engagement'"， December 12， 2017，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news/2017/12/mil-171212-voa03.htm.

[17]"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January 21， 2012.

[18]H.R.5841，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https：//policy.house.gov/legislative/bills/hr-5841-foreign-investment-risk-review-modernization-act-2018.

[19]Michael H.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6.

[20]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9页。

[21]任晓：《国际关系学的“去历史化”和“再历史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

[22]吴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23]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求是》，2016年第9期。

[24][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0、450頁。

[26]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9月24日。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