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识建构到极化解构

阙天舒

【关键词】美国 政治思潮 极化政治 社会撕裂 发展困境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6

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转变是其内部各类社会要素耦合与竞争的产物。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极端性。这就意味着美国原有的各类社会要素间的耦合与竞争关系发生了改变，其国内政治思潮随之进入了转向的关键时期。实际上，尽管美国目前仍处于线性上升的阶段，但是也已经面临着国家发展轨迹逆转的问题。而正是由于美国整体开始逐步从发展顺境转向逆境，并且受到诸多国内社会问题的干扰，传统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断裂空间不断被拉大。

美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极端化、碎片化现象便是这种政治思潮转变的明显例证。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桑德斯现象”“特朗普现象”以及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的兴起更是这一转向的直接映射。美国国内政治思潮转变不仅对其内部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全球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外溢效应。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转向绝非始于特朗普政府上台，并且考虑到此前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演变均以美国社会的日益兴盛和强大为背景，而当下的这种转向却发生在较为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中，缺乏任何可以参照的历史经验。这就极有可能导致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变化在未来充满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更为极端化的发展。因此，美国政治思潮的未来走向非常值得我们持续密切跟踪。

从共识建构到极化解构：现代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间的撕裂

自1860年以来，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国内的主流政治思潮，一直交替左右着美国政治格局的走向。通过考察1860～1991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美国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思想的渊源，但是保守主义相对自由主义保持着一定的优势，对美国社会产生的整体影响相对更大一些。具体来说，就是美国人從本质上还是更加倾向于保守主义，而自由主义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尤其当美国进入较为特殊的（战争、经济危机等）社会时期，保守主义的优势地位将更为明显。美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核心内涵是平等，而其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内涵则是自由。[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社会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选择，就是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摆动。

从美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其国内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两重性。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国内先前对于自由、平等的较为一致的理解出现了分裂，即古典自由主义受到美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出现了“变体”。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的发展，新自由主义随之产生。新自由主义在古典自由主义之中加入了国家这一元素，并提出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社会的平等发展。然而，由于新自由主义随后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部分领域过于泛滥，并且部分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新自由主义超出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范畴，因此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保守对象的自由保守主义便应运而生。自由保守主义主张回归到原来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与消极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政治思潮的发展路径并不相同，即在较为长期的历史阶段中，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并非是互相对立的。实际上，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对立统一矛盾体的两个方面。[2]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最根本的社会价值观上并不存在结构性的分歧，更多的只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同时，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这促成了一种社会平衡机制，进而保证美国的政治思潮不易长期为激进思想所主导。此外，在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美国政治思想并未与传统思想发生彻底的决裂，更多的还是在原有框架内进行不断地调整与更新。受此影响，美国的政治发展在总体上保持着共识建构的特征，其国内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政治思想稳定性和延续性。因此，尽管美国各社会群体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与矛盾，但是这些群体还是能够通过各自所归属的政治派别、利益集团或社会团体，以谈判、联盟建设等方式来寻求共识性的理念与实现合作性的决策。[3]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以及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国际背景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改革就开启了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重要转型。在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美国国内形成了以新政自由主义为代表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新政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强调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利用税收杠杆对社会财富进行更为合理的再分配，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扶持和机会;在政治上则主张更具包容性和多方参与的民主;在文化上提倡多元性和相互尊重。然而，新政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愈发朝较为激进的方向发展，美国政治中的保守主义因此开始反弹，新保守主义随之而生。新保守主义极力反对新政的干预政策，力图减少联邦政府对经济发展、社会立法和公民生活的干预，进而阻止美国继续向违背传统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可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初步形成了正面冲突的态势。

在此基础上，自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前期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出现了全面的转向。一方面，美国对外面临地理安全、经济安全及新兴大国崛起等多方面挑战;另一方面，美国对内则面临发展动力不足、阶层分化、社会文化分裂等一系列矛盾。因此，传统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断收缩。而作为自由主义发展结果的现代自由主义与作为保守主义发展结果的新保守主义之间则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进而导致美国的政治发展从共识建构向极化解构的方向发展。

首先，现代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对于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共识性不断下降，两者间相互冲突的极端化思想频频出现。价值观共识对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对于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双方在最根本的价值理念上并不存在绝对性的冲突。然而，现代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却在价值观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对立，进而导致各种极端化思潮的出现。这种差异与对立直接就体现在诸如茶党、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同样重要”等政治运动上。例如，现代自由主义浪潮背后所蕴含的对于社会财富、个人权利的追求也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成为美国经济领域的支配规则，继而导致精英阶层与民众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从而使广大中下阶层民众对政府和精英阶层日益不满。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提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在描述美国当前经济两级分化的状况时，就借用了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演讲》中的一句名言，称美国现在已经不是“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而是“百分之一有、百分之一治、百分之一享”（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的社会。[4]

实际上，由于美国在冷战时期面临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施加的战略竞争的压力，所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内并未爆发大规模的价值性冲突。然而，冷战的终结打破了这种暂时性的平衡，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继而出现了分裂，并在民主、共和两党交替上台执政及其推行的政策主张中得到体现。现代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在价值观上的对抗以及共识的消失，导致美国政治发生了“权力重组”和“权利重组”。例如，现代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在政府权力与职责的界限上存在极大的分歧，而这种价值理念的冲突就导致总统、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在具体运行中受到极大干扰。为此，美国民众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也充满了矛盾，不得不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进行重新站队。也正是如此，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白人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中下层选民针对“建制派”政治精英发动了一场“公开反叛”。而这也就体现了现代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分裂，充分显示出了美国政治价值观的混乱与冲突。

对于美国在全球秩序和国际规则构建中的角色认同上，现代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分歧也在不断扩大。现代自由主义在对外关系上推行一种基于资本主义的全球主义，主张通过全球协调来约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进而为资本在全球营造自由经营的环境。实际上，这种基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建构式的自由主义，即美国通过参与全球秩序和国际制度的构建，形成对他国干预基础上的多边主义，被誉为“自由主义最后最忠实的孩子”。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科学教授艾伦·沃尔夫（Alan Wolf）认为自由主义对于美国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阻止更大损失的努力”，而不是“争取额外收益的一种战略”。[5]因此，这种建构式的自由主义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为美国在全球秩序的构建上提供了极大的运作空间。因而，这种政治思潮一度被视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

然而，在面对地理安全、经济安全及新兴大国崛起等方面的挑战时，现代自由主义的诸多弊端不断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保守主义趋向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所带动的全球化不仅没有使美国受益，反而损坏了美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对此，“进攻现实主义学说”的开创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其新书《大幻灭：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主义》之中就提出“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胜过自由主义，因此自由主义国家以牺牲权力平衡政治为代价来实施自由霸权往往是失败的，并且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成本”[6]。同时，“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参与并不是出于“推动海外自由主义或建立国际秩序”，而是以“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内的自由民主”为基本目标。艾利森主张美国政府应该限制其在国外秩序的努力，集中精力在国内重建可行的自由民主秩序，而不是寻求回归美国塑造世界的形象。[7]因此，新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从“世界的美国”或“美国的世界”重新回归到“美国的美国”，并极力提倡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单边或双边主义。例如，特朗普就任后随即启动一系列“退出全球治理”的政策。这不仅反映出特朗普强烈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更反映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怀疑和参与国际事务意愿的退缩。

总体来看，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安全与国际环境的演变，从根本上加剧了現代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继而使其政治发展从共识建构向极化解构的方向发展。同时，当前美国国内的社会分裂局面仍在继续，其国内意识形态的左右对垒阵线也愈发分明、尖锐。因此，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在未来的走向将更为复杂，极端化和不确定性将成为其转变的重要特征。

从持续兴盛到相对衰退：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困境

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点，而这一拐点的出现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其中主要包括美国全球实力的相对下降、政治生态的极化和政治制度的僵化、人口结构及其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等三大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相互联系、作用，继而加速了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转变。

第一，美国全球实力的相对衰退是美国国内政治思潮转变的根本原因。美国全球实力的相对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美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经济规模的差距不断缩小。1980年，美国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占世界比重为21.56%（发达市场总体为63.22%），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占比36.78%。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这一份额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美国及发达国家整体呈下降趋势。2008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GDP份额上升至51.23%，首次超过发达国家的48.77%。此时美国的份额则为17.58%，比1980年的份额下降了约3.98%。根据国际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GDP份额将达到60.503%，美国份额则为14.75%，发达国家份额降至39.50%（图1）。

其次，美国经济增长趋势呈放缓和降速的状态。从1980年到201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3.49%，美国年均增长速度为2.64%，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年均增长速度则为4.53%。根据国际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GDP增速将维持在3.7%，美国将回落至1.8%，发达国家将回落至1.7%，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将上升至4.9%。可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保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美国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则保持相对较低的增速（图2）。

再次，美国在国际金融、货币和贸易等经贸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在2018年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占比为62.3%，较一季度（62.5%）下降了0.2%，其份额创下自2013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8]可见，原有被单一美元垄断的局面逐渐开始解体，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趋向多种国际货币并行的格局。与此同时，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为1241亿美元，经常帐户赤字占GDP比重的2.5%。实际上，自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就持续保持赤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则总体保持盈余，因此双方的贸易逆差呈现扩大的趋势。

最后，美国日趋恶化的经济结构失衡，导致自身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减弱。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美国在过去20年中大力发展金融业、服务业等虚拟经济，但是忽视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内在价值，进而导致美国经济发展过度“金融化”“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例如，尽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整体市场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是美国的债务总额已从1980年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4%上升到2017年的104%（21.5万亿美元），社会总体生产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时，美国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较为宽松，导致金融衍生工具泛滥、法治观念逐渐淡薄、社会信用缺失，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此外，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对全球化的发展较为滞后，而全球化又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化趋势，进而导致美国在很多领域的垄断优势被不断削弱。这就使得美国同全球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从原先以单向剥夺为主逐渐转向以双向互惠为主的正常模式。因此，多家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认为美国经济缺少后续的增长动力。例如，摩根大通、橡树、桥水等多家金融机构在其研报中纷纷认为，美国在未来3～5年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极高，届时美国经济极有可能面临严重的问题。

可见，全球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使得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和把控能力持续下降，进而导致美国国内对于自身霸权的延续感到悲观。而正是在这种“从美国到其他国家”的权力转移似乎不可逆转的视角下，美国国民的政治认知发生了转变，并逐步被映射到美国的发展战略之中。因此，美国全球实力的相对衰退是其国内政治思潮转变的根本原因。[9]

第二，美国政治生态的极化和制度的僵化是美国国内政治思潮转变的制度性因素。在美国全球实力相对衰退的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弊端也在不断显现，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政治生态中的共识性逐步降解，政党极化达到新的历史高点。纵观美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意识形态共识”与“体制共识”是保障美国政治体制有效运行和稳定的基础。这两种共识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能够有助于避免“分裂政治”的出现。因此，美国国内各类政治群体无论意见和立场如何相左，但实际上仍旧是基于一套共同认可的信仰、价值观进行对话。[10]然而，当下美国政治中的这种共识性生态却出现了转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系列调查，在过去25年内，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党内认同和意识形态已经高度趋同，极端化倾向不断加剧。数据显示，1994年有64%的共和党人趋于极端，而在201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2%。[11]同时，两党之间的感知也日趋负面，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不断加剧。1994～2017年，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党派分歧的平均差距从1994年的15%上升至36%。这种共识性的丧失极有可能导致政治运行中出现体制滥用的问题，原有政治生态的妥协功能随之不断失效。

其次，美国政治过程中的“党派性”逐步取代“公共性”，并成为美国权力政治的主要游戏规则。国会议员的“党派性”决定了其在政党权力分配中的地位，而这种“党派性”要求议员在立法表决时必须对政党的立场做到绝对忠诚。因此，议员的代表性发生了转向，进而导致国会整体从原先的代表选民意志的“公共性”转变为代表所属党派利益的“党派性”。实际上，这种情况与美国原始宪政中的民主性和地方性相背离，并导致选举体制无法有效地反映选民的利益与诉求。同时，这种极化政治要求政党制造和维护对本党有利的选区。越来越多的州在总统大选中就为某一政党连续锁定，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党州”（图3）。实际上，“一党州”是从政治分割的角度减少乃至消灭两黨竞争的表现，也是政党的“党派性”凸显的一个标志。此外，选民政治动员的难度不断增加。一方面，党派“公共性”的丧失，使得选民对选举体制的公正性丧失信心。另一方面，基层党工干部与选民的亲密接触被政党或与之相关的利益集团出资制作的电视竞选广告替代，导致选民与选举程序变得更加分离。可见，选民参与的有效性也随着“党派性”的上升而不断下降。

再次，政治极化降低了美国政府运行的效率，阻碍了美国整体发展前景。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美国的国会、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三者间的合作与默契对于整体政治的运行是十分重要的。然而，除了司法机构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以外，总统和国会都要受到政党的直接影响。正如上文所说，美国两党间的共识性不断下降，两党能够达成共识的立法问题不断减少，进而导致美国政府的运转受到了极大的干扰。这是因为当民主党或共和党想要推行贯彻本党理念的改革时，必须要以充分绝对的体制资源为保障，即在政治结构中需要同时当选总统和控制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但是这在实际情况中发生的次数相当少。例如，1969～2018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同时掌控国会两院多数席位和当选总统的时间分别为10年左右，而两党分别控制国会和当选总统的时间则长达30年。可见，两党无法拥有足够的时间和体制资源来建立和维系一个较为稳定的政策模式，进而导致具有重大改革意义的公共政策决策愈加困难，前瞻性和长期性的国家发展框架也难以形成。

最后，美国的政治极化还逐步映射到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情绪之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便是美国民众所持政治倾向的变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1994～2014年，美国社会中持极端政治立场的人群比重已经从10%上升至21%，而持有相对中立政治立场的人群则从49%下降到39%。[12]为了迎合民众这种政治倾向的转变以获得更多选票，参选者在竞选中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口号及施政方针，进而导致了“恶性连锁反应”的形成，民众所持有的极端政治立场被进一步强化。实际上，特朗普之所以能够上台，正是因为他通过大量的极端言论来争取和调动极端选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种选民倾向的变化。同时，美国社会中的边缘化群体对于政治权利的诉求不断扩大。这部分群体不仅追求与社会主流群体平等的权利，而且还追求更多差异化的权利。这种对于社会群体身份政治的过度关注使得美国民众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追求极端的政治正确性，进而对集体商议与行动造成威胁。此外，美国的人口地理分布也不断显示出一种明显的群体或阶层对抗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选民往往根据自身的政治态度或倾向进行有目的的迁移，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也加剧了地区性的政治态度极化。因此，在关于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上，美国南部地区、东北地区、西海岸、中西部等地区的态度与观点的差异不断扩大。

可见，政治制度、选举安排的不完善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群体的干扰，导致了美国政治生态的极化和制度的僵化。实际上，正是在这种政治生态和制度环境下，美国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激烈，美国各类政治思想之间的冲突随之不断加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制度极化—思想对立”恶性循环的形成。

第三，美国社会族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美国政治思潮转变的社会性因素。“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新书《身份：尊严需求与怨恨政治》中提出全球化引发的经济、社会急速变化使得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程度不断加深，进而导致对于促进各个边缘群体利益的关注逐渐替代对于构建范围更广的经济平等的关注，身份政治也随之成为解释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13]

首先，美国族裔结构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人口比重的拐点日益接近，导致美国种族间的矛盾不断加剧。2017年，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数首次出现了下降（较2000年下降9%），约占总人口的61%，而美国黑人、西班牙裔及亚裔人口则持续增长（较2000年上升10%），其人口占比为39.3%（西班牙裔人口占比为18%，非裔人口占比为14.5%，亚裔人口占比为6.8%）。[14]美国人口统计局预计，这种人口族裔的多样性在未来40年里仍将继续。这种族裔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美国种族主义思想开始出现了复归。同时，非西班牙裔白人在经济层面的焦虑感同族裔结构的变化相杂糅，导致白人群体对白人族群中心主义的认同不断加强。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中91%为白人（主要来自德国裔、斯堪的纳维亚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等非西班牙裔），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白人对其他族裔的“反击”。

其次，美国社会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冲突不断显现。“每一代人会比前一代人过得更好”是西方政治体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基础。然而，这一代际进步的理念却随着美国社会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而遭到冲击，其中美国千禧一代（指在1981～1996年出生的美国人）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未来政治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2017年，美国千禧一代的人口约为798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2%，并且千禧一代所占的认可比例也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长和婴儿潮一代的人口减少而持续上升。同时，千禧一代是由经济大衰退、政治社会价值撕裂和社交媒体的崛起所塑造的一代，其政治观点及倾向将更具多样性和摇摆性。然而，在当下的美国政治生活中，千禧一代尚未充分显现其政治动能。一方面，千禧一代缺少强有力的政治代言人，在顶层的政治设计中缺少了参与。因此，不同代际的政治倾向差异愈发明显，家庭内部出现政治分歧的现象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年龄代际的减少，部分千禧一代已经开始关注债务、环境和医疗等问题，并逐步参与到了对美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权的争夺之中。但是，千禧一代的政治经验大多不充分，对于民主党整体选民而言未必具有吸引力，甚至在实际竞选中对稳健的“温和派”老牌政客造成冲击。

再次，美国社会文化也出现了严重分歧，导致美国社会群体间的分裂更加难以弥合。美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未能与社会发展的速度相匹配，进而导致国内各社会群体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矛盾不断扩大，这甚至被称为是处于一场“文化战争”之中。例如，尽管传统上饱受歧视的非异性恋群体（LGBTQ）在经过几十年的平权运动斗争后，终于在法律上获得一定的权利，但同时其与传统道德观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反对非异性恋群体的呼声也愈发强大。再如，根据盖洛普于2016年所作的调查显示，尽管美国民众逐步意识到枪支管制的重要性（有55%的民众认为需要加强对枪支的控制），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程度却极为不同（76%的人反对禁止私人拥有手枪）。实际上，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这种对于单一社会问题认知的不同极易直接扩大为部分民众对于候选人认知的偏差，进而导致“单一问题政治”的形成。

最后，美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固化日益加剧，导致美国社会出现阶层分化进而“极化”。美国贫困人口的数量总体仍旧十分庞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近期发布的《2017年美国的收入与贫困》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美国的贫穷人口约为3970万，社会贫困率约为12.3%。尽管这一比例较2014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但是美国社会贫困人口基数仍旧庞大。与此同时，美国精英阶层与民众之间的收入鸿沟不断扩大。数据显示，在1967年至2017年之间，收入超过10万美元及以上的美国富裕家庭数量增加了2.13倍，占比从1967年的12.4%上升到了2017年的18.5%（上升了6.1%），但是收入在3.5万～10万美元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却从1967年的53.8%下降到了2017年的41.3%（下降了12.5%）。此外，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固化现象也日益加剧，一方面政府制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倾向于较为富有的阶层，另一方面原有家庭间的不平等也將逐步在子女的教育及其日后的发展中显现。这就意味着，美国各个阶层正朝着断裂和隔绝的状态发展，美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从过去的中产阶级占主体的“橄榄形”发展为贫富差距日益明显的“金字塔形”。这种社会阶层分化及固化进一步增加了社会不平等，并削弱了美国公民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系，进而导致美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治理陷入难解的困境。

可见，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后，美国沿着种族、代际、阶层和地域等界线把社会群体分成多类，进而导致其国内政治共识达成的难度持续上升，政治碎片化和极化现象随之不断增加。在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变之下，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潮必然将在地缘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选择上陷入反复徘徊的困境。

从共识联盟到权宜联合：诡辩政治、极化政治与破窗政治

尽管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走向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其国内政治社会的撕裂已经发生，并且仍有继续恶化的态势。因此，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这一走向将导致原有的基于中长期利益的共识联盟转向在各个极端之间寻求某种基于短期利益的权宜性联合。

第一，围绕政治思潮为核心的选民争夺必然将更加激烈。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具有极大的波动性和可诱导性，所以营销型政治与诡辩型政治极有可能在美国大行其道。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政治运作的技术化，即政治决策、外交活动能够以数字的方式实现可视化，民众通过互联网能够较为及时地获取这些信息。这就导致营销政治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将推动诡辩政治的兴起，即政治家或政客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推销自身，并利用诡辩政治而非实实在在的政治成就赢得大众支持。例如，特朗普的执政策略就是诡辩政治的典型，为迎合部分选民而不时语出惊人，而且更经常地抛出自相矛盾之论。

第二，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极化与制度僵化可能进一步加剧。尽管美国民主政治的大众化趋势得到不断强化，但是在美国国内政治思潮撕裂的情况下，美国社会的虚拟民主或形式民主将会更加盛行，其民主的表象与实质将进一步脱节。一方面，在传统政治结构外将产生各类新型的政治运动和公众参政平台，进而使美国民众能够对政治乃至外交产生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各种利益集团所开展的政治游说也将由此获得更大影响势能，而这极有可能导致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对美国乃至全球大量人口的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三，以破窗政治应对僵局政治的现象将变得更加频繁。在营销政治和诡辩政治快速发展以及政治制度日益僵化的背景下，政治僵局将更为经常地出现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因而，权宜性和实用主义的破窗政治极有可能被经常用于解决这种可能常态化的僵局政治。一方面，破窗政治与美国政治的极化发展本身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破窗政治并不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尤其是在受到政治制度限制的情况下，破窗政治不失为一种短期内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但需要指出的是，破窗政治也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如果所选择的破局点不正确，不仅会导致资源、精力的浪费，而且对内对外都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

美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环境及未来发展趋势均表明，其国内政治思潮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并且这种走向的客观态势具有极大的极端化和对抗性。这种走向变化对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走向不仅是其国内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对外政治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

为此，中国应推进构建创新型的中美合作关系，并灵活运用自身成熟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稳定的外交战略，深化中美经贸、安全和文化合作与交流的结构改革，进一步实现中美合作空间的拓展。同时，要实现中美对话与谈判的常态化和制度化，要坚持以对话和谈判来缓解并解决中美间的“共识赤字”危机，因此，要继续完善和拓展中美高层直接对话、全面经济对话、外交安全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和人文对话等机制，并设立长期性的对话协商委员会以弥补对话机制的灵活性。此外，也要善于借助美国的规则、力量及其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并对关键利益所在的部门或集团施加影响，进而为中美关系的战略运筹构建政策空间。当然，也要对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政策准备，注意防范由“诱发定势”（Evoked Set）造成的错误知觉。因此，要深入研究美国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尤其要对其政治思潮动向中符合逻辑的部分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而增强对美国战略目标递进与递减转换的预判，避免战略防范限定于单一选项的困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国内改革的加速推进之下，我们的确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有效发展，并显著缩小了同发达国家间的实力差距，成为备受瞩目的新兴大国。然而，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出现，使我国改革的前景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结合美国当前国内政治思潮发展的态势及社会环境来看，国家的稳定发展需要推动形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的国内政治思潮和社会结构。为此，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继续提升综合实力和完善治理能力，以自身实力为基础赢得在全球发展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因此，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通过坚持創新驱动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同时，要推动社会协调发展，通过思想教育、文化培养来引导和巩固共同的政治基础。此外，要按照参与进程的渐进性、参与方式的合作性和参与层面的国内外统筹性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并加快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升级。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纪腾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林宏宇：《美国社会政治思潮与美国总统选举》，《国际安全研究》，2004年第3期，第6～13页。

[2]王浩：《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国内改革比较——基于政治思潮和社会结构演变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3期，第14～30页。

[3][美]霍华德·津恩、安东尼·阿诺夫：《另一半美国史》，汪小英、邱霜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8～429页。

[4]Joseph Stiglitz， "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 Vanity Fair， March 31， 2011， available at： http： / /www.vanityfair.com/news /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5][美]艾伦·沃尔夫：《自由主义的未来》，甘会斌、王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27～35页。

[6]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2-55.

[7]雖然特朗普正在破坏当前秩序的关键要素，但他远未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对自由秩序的原因和后果的误解，导致其倡导者呼吁美国应当通过坚持过去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支柱并在全球范围内推翻专制主义来加强自由主义秩序。参见Graham Allison，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4， 2018， pp. 124-133.

[8]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World 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http：//data.imf.org/？sk=E6A5F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登录时间：2018年10月21日。

[9]Fareed Zakaria，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3， 2014， pp. 18-43.

[10]王希：《特朗普为何当选？——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反思》，《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9～29页。

[11][12]Pew Research Center，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June 12， 2014， available at： http： //www.people-press.org/2014/06/12/political-polarization-in-the-american-public/.

[13]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pp. 12-28.

[14]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10-2017 US Ethnic Demographic Statistics"， March 28， 2017， available at：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pid=PEP_2017_GCTPEPANNR.US24PR&prodType=table.

责 编/刁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