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唐代皇帝皇后供养石刻考

周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文学系，北京 102488)

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收藏有一方石刻，自铭“大唐皇帝供养 大唐皇后供养”等文字。在题记中出现了“宝幢”字样，故推测其为唐代经幢构件(图一)。为叙述方便，暂将其定名为唐代皇帝皇后供养石刻。笔者曾前往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探访过实物，以下就相关问题进行论述，聊申管见。

一、石刻的雕造及传世

该石刻为征集品，长方体，长110厘米，宽105厘米，高42厘米，原经幢的其他部分已不知所踪。石刻四面刻供养人画像及供养人名，并刻有瑞兽、升龙、狮子等纹样。石刻正面为帝后礼佛图，石刻背面云雾缭绕，瑞兽、升龙、蹲狮刚劲雄健，气势逼人。石刻右面刻供养人与供养人名。供养人线刻而成，由前至后排成一行，似在缓步前行。石刻左面亦刻供养人与供养人名，供养人或跪或立，面向前方。该石刻中的线刻人物姿态各异，形象生动，其面相、衣纹均单线勾勒，简约流畅，与陕西乾陵出土永泰公主石椁线刻和山西万荣发现的唐薛儆石椁线刻，风格相似。该石刻之题记字体遒劲，点画爽利，亦符合唐前期书法特点。

此石刻正面右上方题记：“言亡考桓元徽供养 大宝幢主清信士桓纳言供养”，左上方题记：“言母金氏供养 幢主清信女言妻赵氏供养”。清信士、清信女即信奉佛法、居家修行的男女信众，又称居士。题记中称桓纳言为大宝幢主，足见他应当是原有佛教经幢的主要捐资人与建造者。此处“纳言”并非隋唐职官名称，因为在造像题记与其他碑刻中的题名上，都不曾出现姓氏加职官名称这样的表达方式。再者，从同一石上其弟名“讷言”，就可以看出他们兄弟是以言字排行命名。可见，“言”表示行辈，“纳言”仍是人名。认定桓纳言为大宝幢主的本名，便可以顺遂地解释石刻中多次出现的以“言”开头的题记，如“言亡考桓元徽”、“言母金氏”、“言妻赵氏”、“言弟讷言”等。在石刻正面出现了桓纳言的形象，他站在皇帝侍从之后，头戴幞头，身着圆领窄袖衫，腰系带，足穿靴，双手合十置于胸前，显得恭敬而谦和。

石刻题记称“亡考桓元徽”、“母金氏”，可知桓纳言父亲为桓元徽，已经去世，母亲为金氏夫人。桓元徽立于皇帝侍从之后、桓纳言之前，衣着与桓纳言相同，左手持有柄香炉，手板插在腰间。联系石刻右面朝廷官员双手持笏板行进的形象，基本上可以断定，腰间之物应为手板，并非之前认定的手卷。手板为官员上朝必备物品，用时双手握于胸前，起记事或遮蔽之用，不用时插在腰带上。类似这种形象，在现存图像资料中还是相当常见的。比如中央美术学院藏秦府十八学士图拓本，就是这种情况。金氏夫人立于皇后侍从之后、桓妻赵氏之前，梳高髻，上穿圆领窄袖衣，下着长裙，肩披长巾，左手持有柄香炉。桓元徽与金氏夫人两两相向，成对称式构图。

石刻左面共计十一位供养人，五男六女，男子戴幞头，着圆领窄袖衫，女子穿着、发型与桓母金氏夫人大体相同。男女供养人，分为四组前后排列。组合形式多样，或跪或立，或欹或正，或合掌礼敬，或拱手肃立(图二)。第一组为夫妇三人，刻铭：“故人赵元哲供养 言祖□□药尚□□獠供养 言弟讷言供养 哲妻李氏程氏供养”。赵元哲与妻子李氏跪坐榻上，二妻程氏跪于地上，处于二人身后。第二组为夫妇两人，刻铭：“清信士赵元方妻衡氏供养”。赵元方与妻子衡氏跪坐榻上，赵元方右手置胸前，左手置腿上。第三组为直立男子三人，根据题记，三人分别为赵元赡、陵思辩、王处祯。第四组为直立女子三人，她们分别是赡妻张氏、辩妻桓氏、祯妻桓氏。赵元哲、赵元方、赵元赡应为兄弟，刻铭称赵元哲为“故人”，三人应是大宝幢主桓纳言的朋友。陵思辩、王处祯妻子皆来自桓氏家族，与桓纳言应该是亲戚关系，很可能就是他的至亲姊妹。

石刻右面供养人为八位官员，或正襟危立，或转身顾盼，或举头眺望，或伸手示意，姿势各异，表情丰富。这些官员的形象，与开元年间天尊造像座上的供养人风格相似，灵动自然，栩栩如生，艺术造诣高超。七位朝臣与桓元徽、桓纳言服饰大体相同，穿圆领窄袖衫子，端庄整肃。从左向右看，在队列的最后一位，即文林郎行尉河间刘永训，似穿着大翻领的胡服，张领敞胸，双手握带，神态不羁，显得颇为另类。这八位供养人，从左到右，依次为使持节淄州诸军事行淄州刺史上柱国白水县国男张守洁、中大夫行别驾郑国公魏膺、朝散大夫行长史吴采芝、朝议郎行司马云昉、朝散郎行邹平县丞河间刘崇本、文林郎守主薄范阳卢琇、朝散郎行尉河南卢光祧、文林郎行尉河间刘永训(图三)。中大夫行别驾郑国公魏膺，正史中有记载，而其他人则不见于史志。尤其是淄州刺史张守洁，亦不见于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七四《淄州(淄川郡)》。淄州位于今山东境内。隋开皇十六年，始置淄州，治贝丘(今山东淄川)。大业初，州废。唐武德元年，重置淄州。天宝元年，改为淄川郡。贞观元年，废谭州，以其所属邹平县(治今山东邹平北)属淄州。[1]1454据唐制，州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政权，州长官是刺史。别驾、长史、司马乃州刺史主要属官。州以下为县，每县置县令一人，县令之下设县丞、主薄、县尉。另据《新唐书》记载，上柱国张守洁为正二品，上柱国为勋官，中大夫魏膺从四品下，朝散大夫吴采芝从五品下，朝议郎云昉正六品上，朝散郎刘崇本从七品上，文林郎卢琇从九品上。[2]1181

不难发现，这八位供养人从刺史、别驾到丞尉，按照品级高低排班列队，他们并非朝臣，而是淄州从上到下的各级地方官员。在淄州司马云昉与邹平县丞刘崇本之间，并无邹平县令的形象。从共同供养立幢的活动来看，这几位官员与大宝幢主桓纳言的关系又比较密切。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推断，这几位官员应该就是桓纳言的上级或下属，桓纳言很可能就是邹平县令，而非神龙政变功臣之一的桓彦范。至于立幢时间，众所周知，天宝元年，淄州改为淄川郡，刺史改称太守。刻铭称张守洁为“淄州刺史”而非“淄川太守”，足见此石应立于天宝之前。

该石刻虽然体量不大，但包含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无论从年代、书风、画风，还是从正史记载、官制等第、政区沿革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这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其身份与价值，此石应是真品无疑。

综上判断，大宝幢主桓纳言可能是居住在淄州的地方官员，所以经幢应该是以桓纳言为首的桓氏与其故人赵氏等供养人于淄州当地出资造作，刻上当朝帝后与地方官员的形象也就是当时被认可的为帝后、长官祈福之举。石刻应出土于山东，后由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收藏。至于具体出土于何时何地，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帝后身份的考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位供养人像的左上方，刻铭：“中大夫行别驾郑国公魏膺供养。”中大夫，从四品下；中州别驾，正五品下。依《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若以低品就高职，称“守”。魏膺以高品低就，故称“行”。[1]1785翻检史书，《旧唐书·魏征传》“神龙初，继封叔玉子膺为郑国公。”[1]2562《新唐书·魏征传》“神龙初，以其子膺绍封。”[2]3881魏膺乃魏征之孙，魏征长子魏叔玉之子，他在神龙初年被封为郑国公。

神龙作为年号，总共三年，自705年正月至707年九月，是武则天和唐中宗李显共用的年号。魏膺之所以迟至神龙初年才继承封爵，是有着复杂政治原因的。魏征享年六十四岁，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魏叔玉为嫡长子，袭封郑国公，卒官光禄少卿。魏叔玉除长子魏膺外，还有一子魏载。南宋陈思纂辑《宝刻丛编》卷八引《集古录目》，有名为《唐怀州司兵参军魏载墓志》：

唐湖州司仓高峤撰，不著书人名氏。载，钜鹿曲阳人。魏文正公之孙，叔玉之子，官至怀州司兵参军，坐事流死岭南。碑以垂拱四年立。[3]18220-18221

垂拱年间，武后加快了清除反对势力的步伐，尤其是垂拱四年(688年)，一大批李唐宗室或同情李唐王朝的官员遭到政治清算，魏载或许就是因为牵涉其中，而受到流放岭南的处分。魏载墓志立于垂拱四年这一特殊年份，加之对其贬官原因又隐晦其词，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这种可能性。

此外，据两《唐书》魏征本传记载，魏膺、魏载叔父魏叔璘曾官至礼部侍郎，武后时为酷吏所杀。关于此事，在《雍录》中有另一种说法：武后时庆山突然出现，“其时有给事中魏叔璘者窃为戏言曰：‘此平地生骨堆耳’。后闻，赐叔璘死”[4]。无论是因言获罪，还是被酷吏陷害，都无改于魏叔璘在武后朝被杀害的事实。魏叔璘与魏载叔侄的不幸遭遇，从一个侧面，隐约向我们透露出魏氏两代对武后当政所秉持的态度。相应地，他们也在武后时期受到了无情的政治打压。或许受到了牵连，作为魏征嫡孙的魏膺无法正常袭封。神龙元年正月，政变成功，李唐复辟，中宗即位，韦氏成为皇后。故魏膺迟至神龙初年才继承了郑国公的封号。正史对魏膺的记载只是一笔带过，而此石刻不仅有魏膺本人的形象，更是记录了他当时的官职经历，足以补充正史记载的缺失，同时丰富了对魏征身故之后其家族沉浮变迁的认识。

神龙初年，距离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征去世，已过去了六十余年。魏征享年六十四岁，四个儿子中，魏叔玉为长子，袭封郑国公。魏叔瑜为魏征少子，他去世后，叔瑜之子魏献、魏华请开元前期文坛宗主、“燕许大手笔”张说作《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此文见于《全唐文》卷二二七[5]2296。《宝刻丛编》卷八引《集古录目》，名为《唐豫州刺史魏叔瑜碑》：

唐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燕国公张说撰，叔瑜次子安州都督华书。叔瑜字思瓘，钜鹿下曲阳人。太尉郑文贞公之子，官至豫州刺史。碑以开元六年五月立。[3]18222

《集古录目》称魏叔瑜碑立于开元六年(718年)五月，而据常理推测，立碑之年，未必是撰碑之年。《全唐文》虽不录撰年，然碑题下原注“时为荆州长史作”，《集古录目》也称张说当时任职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考其年表，张说于开元五年四月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六年春升任幽州都督，《唐豫州刺史魏叔瑜碑》应撰写于五年四月后、六年春天前，因此，撰碑之年定于开元五年(717年)似乎更为准确。

张说另有《与魏安州书》：

说白：尊豫州府君德业高远，名言路绝，岂说常词所堪碑纪？比重奉来旨，力为牵缀，亦不敢假称虚善，附丽其迹。虽意简野，文朴陋，不足媚於众眼；然敢实录，除楦酿，亦无愧于达旨。今手写装本，来使赍缣马，何尔疏外？通财不谢，故无辞却。甚热，愿履恒休。张说白。[5]2265

魏安州即魏叔瑜次子魏华，因其曾担任安州都督一职。张说《与魏安州书》应作于《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后，文中称碑文撰写完毕，已“手写装本”。魏华为表示感谢，专门派人“赍缣马”至张家。张说答复此书，以表达“通财不谢，故无辞却”之意。文中又称“甚热，愿履恒休”，可见天气炎热，若《唐豫州刺史魏叔瑜碑》撰写于开元五年，则《与魏安州书》应定于开元五年(717年)夏秋间为是。

作为魏献、魏华的堂兄弟，身为长子长孙的魏膺，开元五年距其祖父魏征去世已超过七十年，他或许仍然健在，但很可能已经致仕。

石刻正面为帝后礼佛图及“大唐皇帝供养 大唐皇后供养”题记(图四)，从神龙到开元，由于唐睿宗皇后早殁，这一时期的帝后似乎只有唐中宗韦皇后与唐玄宗王皇后两种可能。玄宗时期，从整体上虽然是释道两教并存，实际上他却独钟于道教。若立足于石刻本身来进行分析，作为供养人之一的淄州刺史张守洁，虽不见于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七四《淄州(淄川郡)》，但据郁先生考证，狄光嗣曾任淄州刺史，狄光嗣于神龙年间为兵部郎中，开元初年检校河南河北捕蝗使，故推论其刺淄在景龙中。[6]景龙是唐中宗李显第二个年号，自公元707年丁未九月至公元710年庚戌六月。若此推论成立，神龙年间淄州刺史疑为张守洁，张守洁去任后，由狄光嗣接替。据石刻题记，张守洁官职爵位全称为使持节淄州诸军事行淄州刺史上柱国白水县国男，石刻中同时出现了他的形象，丰富了我们对于唐代职官与社会的认识，还可以起到增补郁先生《唐刺史考全编》的作用。

另，按年龄推算，若以魏征去世作为他的生年，魏膺开元初年已逾古稀。而石刻中郑国公魏膺为一沉稳敦厚中年人形象，且在淄州担任别驾一职，亦进一步将该石刻的雕刻时间指向神龙年间。此外，史载唐中宗韦皇后复位后，“(神龙元年)十一月戊寅，加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后尊号曰顺天。”[1]142“(神龙三年)庚子，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大赦天下，改元为景龙。”[1]145帝后并尊，万民共仰，足见韦后宠遇隆盛，而玄宗开元年间并无皇后加尊号的记载。所以，这里的皇帝、皇后更有可能指的是唐中宗和韦皇后。

据记载，唐中宗十分崇信佛教，复位后，令天下诸州立寺观各一所，以中兴为名。[1]142神龙元年，中宗诏禅师道亮入大内坐夏安居，并请他为自己“受菩萨戒”[7]171。唐中宗亲为翻译家义净“特抽睿思，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又御洛阳西门，宣示群官新翻之经”[7]2。这位天子“以昔居房部，幽厄无归，祈念药师，遂蒙降祉，荷兹往泽，重阐鸿猷，因命法徒更重传译于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药师瑠璃光佛本愿功德经》，帝御法筵，手自笔受”[7]2。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二月十五日，中宗及皇后曾下发入塔供养法门寺舍利，温王、安乐公主等亦同时下发供养。这些供养发全装在边长五十余厘米大小的石匣内，匣盖铭文明确记载了此事。1978年春在塔基附近地下一米深处发现了这一匣盖，现保存于陕西宝鸡法门寺中。在古人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唐中宗带头下发供养舍利，足见其信佛之深、礼佛之诚。唐中宗事佛如此殷勤，除了受时代潮流及父母影响外，应该与他坎坷的政治生涯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贬谪庐陵的艰苦岁月中，佛法给予中宗心灵以极大的安慰与信心，以至于他在复位后感念佛力，不遗余力地推崇佛教，更加虔诚地礼佛念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官员桓纳言等通过立幢造像、礼佛诵经等活动为帝后、长官、自身祈福，正可见其时浓烈的崇佛氛围。

如果能得到确认，这一幅线刻图像，将成为继北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魏巩县石窟第一窟等之后，迄今发现的又一幅帝后礼佛图，该石刻可能也是唐代现存的唯一一幅帝后礼佛图石刻。在礼佛图这一艺术史题材的发展演变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三、帝后礼佛图图像分析

石刻图像中，皇帝及其侍从居于画面右方，皇帝着冕服，跪坐于榻上。据《旧唐书·舆服志》：

唐制：天子衣服有大裘之冕、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帢，凡十二等。

衮冕，金饰，垂白珠十二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黈纩充耳，玉簪、导。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领为升龙，织成为之也。各为六等，龙、山以下每章一行十二。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黻。加龙、山、火三章。余同上。革带，大带，剑，珮，绶，与上同。舄加金饰。诸祭祀及庙、遣上将、征还、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1]1936

本图所见，似乎应当属于衮冕，冕前垂旒有十二条，肩绣日月，衣袖下摆饰有华虫等。皇帝内服中单，上着交领宽袖衫，下着裳，蔽膝垂于榻上。双手置于胸前，持玉圭。常见的冕旒样式，一如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中晋武帝司马炎等所服。而在本图中，冕旒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样式，虽然还是垂白珠十二旒，其中有三串为珩下三串饰，与皇后簪下垂玉相似。皇帝身后站立四人，一人掌伞，两人掌扇。掌伞侍从戴梁冠，身着宽袖交领衫，加两当。掌扇侍从头戴介帻，着宽袖衫。掌伞侍从形象与敦煌二二〇窟贞观时期壁画中掌扇人十分相似，可以互相参照。

皇后及其侍从居于画面左方，皇后跪坐于榻上，与皇帝相对。身着交领宽袖衣，双手笼于袖内，捧一莲蕾。皇后所捧物品应非仙桃，而是莲花花蕾，可参考敦煌莫高窟第四六八窟女供养人与第二六三窟男供养人所持之物。皇后身下，有蔽膝垂于榻前。头戴花冠，插簪。其左侧簪为珩下三串饰，右侧簪头为环饰，以珠络与冠饰顶部相连。皇后所服，可能就是文献所载之“钿钗礼衣”。《旧唐书·舆服志》载：

《武德令》：皇后服有袆衣、鞠衣、钿钗礼衣三等。袆衣，首饰花十二树，并两博鬓。其衣以深青织成为之，文为翠翟之形。素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黼领，罗縠褾、襈。褾、襈皆用朱色也。蔽膝。随裳色，以緅为领，用翟为章，三等。大带以青。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大带以青衣。革带。青袜、舄。舄加金饰。白玉双珮，玄组。双大绶。章彩尺寸，与乘舆同。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钿钗礼衣，十二钿，服通用杂色，制与上同，唯无雉及珮绶，去舄，加履。宴见宾客则服之。[1]1955

皇后身后站立四位侍女，一人掌伞，两人掌扇，面相丰腴，发饰不一，皆上着交领宽袖衫，下着长裙。羽毛长扇即雉尾障扇，在唐代是帝后才能享有的仪仗，可以参看阎立本名作《步辇图》。在帝后礼佛图中，皇帝长扇上有方形饰物，皇后长扇为圆形饰物，创作者有意识地进行了区分，显示出帝后出行仪仗的男女有别、同中之异。

在画面中间三层莲花台上，有一摩尼宝珠，光焰腾腾，熠熠生辉。这种莲花台组合摩尼宝珠的图像，可能为一大型座式香炉，它上面的孔洞及冉冉飘出的云烟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香炉是礼佛供养的用具，在佛具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各类图像资料来看，座式香炉一般位于佛教造像下部佛座的正前方，故这里的香炉可能暗示其背后的佛像正是帝后礼敬的主要对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莲花台上还有一四足支架托起的摩尼宝珠，摩尼宝珠作为佛法无边、安康吉祥的象征，帝后以之祈求消灾延寿、国祚久长，这可能也是画面的题中之意。除座式香炉之外，桓元徽、桓夫人金氏、张守洁、魏膺等人皆手持有柄香炉，在进香或礼佛等佛教活动中属于必备用具，使用相当广泛。这种有柄香炉唐代称为“手炉”，唐代手炉炉体部分宽而扁，也与图像中反映的情况相一致。

大型座式香炉两边各有一供养菩萨单腿胡跪于莲花座上，手持莲花礼赞。类似供养菩萨的这种形象，在长安地区现存的线刻图画中还可发现，如永徽年间大雁塔门楣的供养菩萨像即为显例。五台山佛光寺等唐塑、敦煌唐代壁画胡跪菩萨，也可看到近乎相同的造型和姿态。皇帝皇后面对莲花香炉礼敬，态度十分虔诚，这从帝后礼佛穿着的服饰规格也可证明。

石刻上的这幅帝后礼佛图，继承了北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魏巩县石窟第一窟等采用的“主从形式”的人物构图方式，按照供养者的社会地位，从位置的先后、冠服的繁简、身形的大小、关系的亲疏等多方面体现出身份等级的差别。如果将石刻左、正、右三面连接起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以莲花香炉为中心，在皇帝一侧，供养人主要是按照品级高低来排列的；在皇后一侧，供养人则主要是按照长幼尊卑来排列。另一方面，由皇帝引导朝臣礼佛，可视之为于“公”的队列。皇后身后，主要是与桓家有关的姻亲或好友，可视之为于“私”的队列。恐怕在大宝幢主清信士桓纳言的心中，这样一种礼佛仪式的安排，公私得兼，善莫大焉，他亦为此欣喜不已吧。据《大唐西域记》：

致敬方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示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手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凡斯九等，极唯一拜。跪而赞德，谓之尽敬。远则稽颡拜手，近则舐足摩踵。[8]

在线刻图像中，帝后似在长跪，桓纳言、赵元哲合掌手拱，桓元徽、金氏夫人行香礼佛，这些礼佛仪式上的不同仪节，在画面中都有生动而细致的表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北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魏巩县石窟第一窟、唐代帝后礼佛图三者的皇后形象都是手持莲花，看来也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应是礼佛仪式中供养人以香花供养、礼佛事佛的具体表现。

这一幅唐代帝后礼佛图，其整体布局与敦煌一〇三窟乐廷瑰及夫人行香图等十分相似，只不过对于核心供养人，行香图取站姿，礼佛图取跪姿而已。礼佛图这一布局形态并不是孤例，说明至迟在唐朝前期，这种主前从后、“男尊女卑”的对称式布局形态已经成为一种构图模式，从长安到敦煌，自山东至江南，在大唐的庙堂乡野间流行开来。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4] [宋]程大昌.雍录(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2：81.

[5] [清]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七四)[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1059.

[7]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 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207.

附图：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