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强国的政策战略选择及启示

樊 安 群

(陕西理工大学 经济与法学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世界贸易史上,每一个贸易强国的诞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同时,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呈现出相似的内在联系,这就是其贸易的基本支持产业。尤其是当世界进入工业革命后,工业制造业产品成了贸易的主要商品后,三次产业的发展阶段就成了预测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入贸易大国乃至贸易强国的主要指标。虽然这个阶段受各国所处的国内外的环境制约而有长有短,但基本近似。同时,其采用的国际贸易战略也有其近似之处。这一点,对于我们判断中国的国际贸易所处的阶段,以及该采用何种贸易战略,以扬长避短、有效促进贸易强国的进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前资本主义时期贸易强国的贸易战略

世界性的贸易强国,最早在东方是中国,在西方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虽然现在的人们以戏谑的方式自嘲:中国也曾是世界贸易强国，似乎有点阿Q的精神,但这却是历史的事实。从明代隆庆年间开关,中国放弃了从明初实施的海禁政策(1374年下令撤销自唐以来负责海外贸易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品；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闭关锁国近200年)以后,受唐以后历朝中国对外贸易中所采用的惯例(即严禁以贵金属换取外方商品,只能以物换物和以物换贵金属。这一惯例得以承袭)的影响，明朝中期,中国确立了银本位制，在这以后的400年中,海量的白银(20%来源于日本,80%是西班牙诸国掠自于南美)随着中国占垄断优势的瓷器、丝绸等商品的海外贸易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成了长期的外贸顺差国。到1800年以前,中国积累了约六万吨白银,占世界当时可知存量的60%,是当时国际贸易的绝对强国。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有意无意地实行了以追求贵金属白银为国际贸易目标的早期重商主义战略。这一战略的选择既铸成了明清时代的辉煌,也使中国的江南地区以瓷器和丝绸纺织为主的手工业极为发达,甚至一度出现了前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样,因固执于这种重商主义而不思改革与创新,使银本位的纸币金融体系未能建立,银本位反而成了套在明清政府脖子上的一根绞索,使这个老大帝国终于衰落。可以说,中国明代中期采用的早期重商主义外贸战略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而在早期重商主义的思维惯势下又失策于未能创新金融体制:即未能使银成为锚,及时发展出以银为本位的纸币流通体制,一旦流入的白银来源枯竭,加上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白银就退出流通领域而只有储备收藏功能,从而造成货币紧缩、经济萎缩而呈现经济危机。

同样,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也有所差异地走上了中国明代中期的老路。与明清政府不同的是,葡、西两国的贸易强国地位并不来自于手工业产品,而是来自于探险、抢劫、奴隶贸易和殖民地。不论其如何罪恶,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而言,发现新大陆,通过殖民地增加国家财富也是一种创新。而荷兰的行径除了部分同萄、西相同外,主要是靠垄断贸易、海运垄断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它们奉行的贸易战略同样都是具有强烈贸易保护性质的早期重商主义。三者都没有把产业资本同国际贸易组合起来,故三者的贸易强国地位随着其国际贸易战略的僵化而日见式微。贸易史证明,一个国家即便曾是贸易强国,但若一味坚持某一种贸易战略而不与时俱进,思想僵化,那么一旦时移势易,原来的贸易战略就成了历史的包袱,利少弊多,其地位被竞争者取代就有必然性。

二、 贸易强国的贸易战略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性

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基础上的贸易战略选择,成了贸易强国的不二法门。什么条件下选择何种贸易战略,都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有密切的对应关系。在这方面,对当下中国有借鉴意义的有四个国家: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拟以英、美、德、日四国的贸易强国之路作为借鉴,结合中国国际贸易道路的曲折及当下的国内外形势及特点对中国的贸易战略选择方向加以分析。

1.英国的贸易强国之路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在工业化之前,英国的海外贸易战略与葡、西、荷一样都是早期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为立国之本。掠夺和殖民地贸易是实现重商主义的基本途径。如果英国不能改弦易辙,其必然会走上这三个贸易强国的老路而衰落。幸运的是由于光荣革命和牛顿、瓦特、亚当·斯密的出现,使英国走上了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之路,从而改写了英国的历史。英国由于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抓住了支配国家发展的两个根本问题:廉价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就是说,英国人采用了以产业为基础,以外贸为途径的双轮驱动方针,海外贸易和产业发展的互相促进既达到了贸易扩大、市场拓展,也实现了经济深化、结构提升的双赢。对此,有学者指出:“我们不能不这样认为:发生于18世纪英国的产业巨变首先是受对外贸易或海外市场的刺激而生成的,而其后英国的产业巨变,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海外市场,而且成为英国经济的核心支柱。”[1]65所以在贸易强国的道路上没有传统意义上强大的竞争者,其贸易的困难之处在于先进的生产能力与狭小的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而重商主义严重限制了英国的市场扩展能力。为了解决这一根本矛盾,亚当·斯密提出了抛弃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自由主义,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斯密的倡导下,1786年英国开始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主张,先响应李嘉图的提议废弃《谷物法》[2]163,结束了对谷物进口的限制与关税;继而又废弃《航海条例》,结束了英国海运公司对航运的垄断,从而使英国进入全面零关税时期。英国的这一外贸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据统计,1760年到1860年的100年间,英国的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从1.9%,上升到19.9%;1786年到1856年,英国的年外贸出口额由1361.4万英磅增加到10250万英磅。控制了世界20%的贸易总量及世界工业品40%的贸易量;到鸦片战争后的1860年,英国占欧洲贸易总量的30%和欧洲工业品出口的43%;1870年,英国制造品的出口量甚至占世界制造品贸易的2/3,成了名符其实的贸易强国。对于英国弃旧图新,改为新的贸易战略的阶段性选择,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克拉夫茨特别强调:“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种经济的自由化是在英国早已取得了在工业领域绝对的领先地位后才得以实现的,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我们才进入了自由贸易的时代。”[3]99更让英国人感到欣慰的是,国际自由贸易战略的实行,使过去只能由贵族享用的“侈奢品”,变为了民众喜爱的日常用品,该时期由于批量生产及价格下降,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皆可享用。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直到1932年,美国经济危机漫延到欧洲之后,英国才被迫放弃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这样,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延续了146年之久。

对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克拉夫茨所说的那样,英国的国际贸易战略的改变与实行是在前无堵截、后无追兵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自然演进的性质。但其为了维持大英帝国的面子而对这一政策的过于执着,也加速了其经济的萎缩。总之,这种背景和机会中国在古、近代史的交接之际已然失去,时不再来。故对于今天的中国,其借鉴意义有限。但是英国贸易强国地位的下降乃至失去,对中国的未来却有警示意义。

2.美国国际贸易战略的选择

美国原为英国的殖民地,与英国的其它殖民地不同的是,在法国的帮助下,美国摆脱了殖民地地位而独立,从此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而在工业化的同时,美国也开始了贸易大国的道路。在其工业化前中期,针对英国借用其产业优势,倾销其产品,打压美国工业的发展,美国的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首次提出了“保护幼稚产业”的概念。美国从建国不久就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战略,大力推行'“保护制度加国内改进”,打破了过去荷、英等国主导的以宗主国——殖民地财富分配模式而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进而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夺得了世界第一贸易强国的头衔。

美国所走的贸易强国之路,与英国有相似之处。英国是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契机,奠定了贸易强国的物质基础,把自己的工业品推销到全世界。美国则主要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主要吸引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大量投资和借助英国和德国的科学技术,并使之实用化,抢占技术革命高地和产业变革前沿。在充分参与世界贸易的同时,通过发展以运河、铁路建设为支柱的运输业，加速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国内市场统一,把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联动起来,保证了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为贸易强国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美国在贸易强国之路上虽在初期遇到英国的阻挠,但在中后期则受惠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实际上默许了美国对其采取的单向贸易自由政策,为美国产品对英出口开放了大门。尤其是在英国承认了美国的独立地位以后,美国国家整体环境是安全的,这就使美国有独立选择贸易战略的可能。可以说,贸易保护主义促成了其贸易强国。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曾说:“我对关税知之不多,但我很清楚,当我们买海外制造品时,我们得到了商品,而外国人挣了钱。当我们买国内的商品时,我们既得到商品又挣了钱。”[4]12林肯总统的话集中反映出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具有典型的晚期重商主义特征。1816年美国颁布了《关税法》,对主要进口工业品征收40%的关税,有力地保护了国内工业的起步与发展。此后的100多年里,美国基本上采用了以高关税为方针的贸易保护主义战略。186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值首次超越农业,产业结构发生第一次大转换。1876年,美国在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标志着美国工业已成为主导产业。即便如此,美国的贸易战略一如既往,从1875年到1913年,当英国制造品进口平均关税为零的时候,美国的进口品平均关税高达40%～50%;当1886年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后仍然沿袭这一方针;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36%,英国只占14%,德国占16%,法国占7%,美国并未放弃保护主义的贸易战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始终坚持这一战略方针。对于贸易保护战略在美国的贸易强国之路上的重大作用,美国第25届总统麦金莱(1897当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农业上领先所有国家;我们在矿业上领先所有国家;我们在制造业上领先所有国家。我们领到的这些奖杯,都经过了数十年的关税保护。”[5]95

3.德国贸易强国的发展

德国的贸易强国之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1870年,德国尚是“世界工厂”英国的原料与食品供应地。1876年,德国也参加了美国的费城世界博览会,在这届世博会上,德国的工业品被评为低劣产品而遭世人嘲笑,德国工业品成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尴尬局面,德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此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首先,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奠定了德国统一市场的政治基础。其次是拿破伦战争结束以后,德意志邦联议员、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大声疾呼,主张建立全德统一关税区,继而又提出自己的贸易战略方针,系统阐述了后进国家如何在先进国家的商品挤压与技术封锁下突出重围之术。那就是有针对性地保护自己的幼稚的主导产业。李斯特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既早于美国人,也较之系统。德国政府采用了李斯特的理论,提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系列措施,使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1870年,德国输往英国的工业品占比仅39.7%,到1913年,这一占比提高到70.8%。1901年,德国的钢产量超过了英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变成了德国工业品的主要销售地。此时,德国已变成了世界贸易强国。这就说明,德国在统一之后采用的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国际贸易战略是正确的。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之间的战争以同盟国的失败告终,凡尔赛和约的签定使德国沦为二流国家,贸易强国地位也随之失去。继而各种限制性惩罚措施压得德国喘不过气来,德国与英法等贸易强国矛盾愈加尖锐。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台风刮到了欧洲,德国首当其冲,到1931年受其强烈冲击,德国工业生产指数降低了40.6%,失业人口达到600万,占工人总数的1/3以上,失业率近35%～40%;出口贸易只有战前的40%左右,贸易量急剧减少,经济衰退引起剧烈社会动荡,从而给希特勒上台创造了条件。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彻底催毁了德国的工业和贸易,而且领土、人口也一分为二。如何在二战后的一片废墟上重建贸易强国的难题,又像早期德国统一之初那样摆到了西德政治家的案头。借助1947年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吸取历史的教训,西德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利用美国限制苏联扩张的机会,再次崛起。

与第一次崛起不同之处在于,德国在二战后崛起中的对外贸易战略不再坚持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始终坚持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政策,鼓励出口。在这一点上德、日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基本相同的方针。出口成为德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1950—1975年的25年之中,德国的出口增长了40多倍。出口使德国中小企业满负荷运转,形成了充分就业的良好态势,拉动GNP增长了4倍；二战结束后的15年,即1960年,德国对外贸易占国际市场份额由战后之初的l%上升到8%;1962年,西德外贸总额超过英国；又经过13年的努力,1973年达到10.4%;1991年两德合并后达到11.1%,“80年代甚至一度超过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6]164。再次站到了贸易强国的行列。更值得称道的是,统一以后的德国充分吸取了葡、西、荷及英国衰落的教训,始终坚持工业与贸易双轮驱动的良性循环方针,以强实体经济、出口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来支持对外贸易。使德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和贸易领域的双料明星。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进入低增长时期,其国际贸易仍能保持快速增长,进出口呈顺差。2015年,德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与GDP双双突破3万亿美元,进入世界贸易强国的前三位，再现了其历史的辉煌。

4.日本的贸易强国之路

日本的第一次工业化与其对外贸易并没有对应的关系。明隆庆开关后,中日之间的贸易是其贸易的主流,明朝约有20%的白银储备来自日本。日本的白银开采殆尽以后,中日之间的贸易日渐萎缩,日本的市场也相应萎缩,带来了经济危机,加剧了日本本土的动荡与兼并。明治维新,本质上是日本资源匮乏,外贸萎缩后克服危机的重大选择。正其如此,日本的工业化就带有浓厚的封建帝国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色彩:如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个贸易强国一样,主要以武力掠夺为手段来完成工业所需之大部分原始资本积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就是这一原始积累的基本组成部分。日本正是靠战争掠夺代替对外贸易来实现第一次工业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方出于抢夺德、俄的在华利益和扩大中国市场,把赌注押到了英法一方而成了赢家,取得了军事实力和市场份额的双丰收,但这一阶段其对外贸易却乏善可陈。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之一与明治维新后的政策一致,同样是以战争手段达到其以贸易方式难以得到的巨大物质利益,企图以完全夺取中国的财富和领土来达到世界军事大国的目标。其与德、意结盟也不乏商业利益的考量,即像一战押赌那样,把注下到轴心国一方,只待战胜后以赢者地位夺取美英在亚洲的利益。这一段历史,已没有对外贸易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战败告终,按常理,这个好战之国应得到严厉的惩罚与管制。遗憾的是美苏之间的战略对抗与朝鲜战争使美日变仇为友,日本得以“咸鱼翻身”。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尽得再度工业化与对外贸易之利,短短40年时间,就再度站到了世界贸易强国之列。

战后日本的贸易战略先后经历了贸易立国、投资立国的两个阶段。

(1)贸易立国战略

战后,美国为了扶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诸国,采取了对其单方面开放市场而又允许日方等单方面保护产业的政策。美国的这种单向自由贸易政策正中日本下怀,日本不失时机地采用以贸易立国的战略加以应对和充分利用,1949年的《经济复兴五年计划》即确立了这一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对美依赖性:即从最初的对美依赖性进口逐步转为对美依赖性出口。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再和小岛清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大进大出特征的雁形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认为,工业落后国家虽然劳动力丰富,但由于技术与资本的制约,无法开发与生产一些技术先进的产品,故最初对该类产品的国内需求仅能用进口产品满足。通过国内对该类产品的需求增加,企业通过引进技术,使之生产逐步国产化,并取代进口产品,进而产业竞争力上升,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可以大量出口。这是三个前后递进的发展阶段,即“进口——国内生产——出口”,其形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谓之雁形发展模式。从日本进出口统计来看,“战后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在其对外总出口中一直占有最大比重,1950年日从美进口比重43.2%,1965年下降到29.0%;而出口则反之,由21.6%上升到30.7%”[2]164。进出口比重大致相等。日本产业的贸易结构从进口的对美依赖转为偏向出口的对美依赖。日本采用这种模式,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了资本积累,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额的6%。1960年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充分利用美国的资本、技术和日本充裕的劳动力,从全球购进廉价的原料、燃料,生产出的商品又销到美国和其它地区,形成了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顺利转换。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国际贸易额占到全球的8%,首次进入世界贸易强国行列。

(2)投资立国战略

投资立国战略实际上是日本在新的形势下的贸易立国国策的变种与发展。1970年代初,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大大提升,在发达国家市场上采取倾销政策,结果对美国大部分产品及其出口市场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遭到了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与诉讼。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减少、环境污染严重。国内大企业跨国经营倾向强烈。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及时调整战略,以间接贸易方针应对。由贸易为主转为对外投资为主。日本把劳动密集型的,处于产业链低端的过剩产能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诸国,既充分利用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与低价原材料,而且又极大地减少了本国的污染。这样,产品原产地的改变既减少了贸易摩擦,又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改善了整体生活环境,同时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样,对日本而言,就构成了三个市场:一是原有的发达国家市场,二是东亚和东南亚市场,三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基本完成了投资立国的布局,形成了以日本为主导的雁阵格局,即日本为头雁,以亚洲'“四小龙”及“四小虎”为主要成员的区域经贸合作体系。到80年代，利用当时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方针,日本又抓住西方贸易强国未能及时进入中国市场的良机,以商品为主、投资为辅及时开拓中国市场,使日本的国际贸易能力大大提升。到1985年,日本的货物贸易比1948年增长320余倍,超过3000亿美元,占世界物资贸易比重7.8%，贸易顺差460多亿美元；此外,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也达到6.7%;1980年至1990年的10年中,是日本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年增长率达到28.3%;1990年投资存量占世界比重为8.9%;1987年以来其海外销售增长超过5倍,相形之下,日本GDP的增长只有1.4倍。前者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后者。

三、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在建设贸易强国的进程中曾一度走了弯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逐步拉大了与东亚国家的差距。到1970年,在世界贸易的总份额中,中国的贸易额几可忽略不计。正其如此,在1971年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曾以轻篾的口气对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姫鹏飞说:“中美开展贸易的经济意义不大,如果中国觉得有利,可以搞一点。”[7]24言下之意,中美贸易可有可无,不在美国的谈判重点之内。此说对周恩来刺激颇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30余年的努力,把一个贸易弱国变成了贸易大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是中国只是在贸易总量上达到世界第二的地位,在贸易结构上同贸易强国相比还有较大距离,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由于中国是一个综合性大国,在走向贸易强国之路上的困难既有与美日德等贸易强国相同的一面,也有诸多不同之处,这就要求中国贸易战略既要吸取前述贸易强国的经验与教训,更要针对自己的特点,提出相应的国际贸易新方针。在尽可能减少贸易摩擦的同时发挥超大经济体的体量优势。

1.历史的回顾

首先,从思想上看,建国之初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选择了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非商品性发展方式,国际贸易被挤压到极低的地位。改革开放前期,仍然沿袭了新中国建国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业发展思路,还想通过引进成套大型设备来发展,以钢铁、重化工业为重点, 只不过引进方从苏联变为日欧,还是没有从国际经验的共性来认识问题,又走了几年“洋跃进”的小弯路。改革开放初期,也并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 但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优势来发展的观点取得了共识。这样,先发展第一产业,解决农产品的供应问题,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无形中成了产业政策的选择。这个“石头”摸对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把第一产业的缺口补上了。农产品加工业、社队企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从国内的资金积累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发展资金的困境。同时注意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资源, 一定程度上同时解决了资本与技术的双重困难。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贸易发展路径来看,与日本颇为相似。在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对应性上在前、中期也基本相同。自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国际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2016年,中国的出口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已达13.8%,进口占比略低于此。从数量上看,确属贸易大国无疑。事实证明,这一阶段中国采取的有区别(除金融以外)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过于强调出口导向和为贸易而贸易的倾向已渐显弊端。

2.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政策选择及应注意的问题

从诸贸易强国的历史中人们可以认识到,无论是自由贸易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本质上都具有贸易保护的特点。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形式上的差异。或者说在于其同贸易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性。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起步或处于“幼稚产业”时期,乃至于经济起飞初期,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当经济起飞后就倾向于贸易自由主义。当产业处于成熟阶段又实行以贸易自由为主、贸易保护为辅的混合贸易政策。而且这种混合政策隐含着对全球政治、军事的综合考量。中国是个大国,不仅要注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更要着眼于中国的综合利益和世界上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施了有针对性地适度保护贸易方针,是同产业结构基本相对应的。从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总的来说仍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综合考量应采用混合性贸易政策,尤其对于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要有足够的准备。对有意妨碍中国国家安全、破坏中国地缘政治稳定而又对中国处于长期贸易顺差的国家和地区,应采用有针对性的混合贸易政策。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在此基础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中国的GDP总量和进出口总量一旦逼近美国,尤其是当美国处于长期贸易逆差,二者之间的贸易战略博弈就会进入一个转折点。这并非是纯贸易顺逆差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谁掌握主导权的问题。所以必须未雨绸缪,在关税和非关税的博弈中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争取主导权。

(2)根据贸易强国的经验,一旦经济进入高中速增长的阶段,必须坚持自由贸易主义,适当改变出口导向战略,防止价格倾销、肥水外流他人田。要注意是否获得了外贸进口服务于消费者的利益问题,要把二者统一起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达到以贸易拉动产业和以产业促进贸易的良性循环。

(3)在产业结构转换期,要注意外贸结构的滞后性。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一般要早于贸易结构。因此当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即二、三产业共同主导经济增长,要把第三产业的服务贸易问题及早进行规划和实施,以便在货物贸易增长相对放缓时保持贸易整体的平稳性。

针对当前外贸增速减缓和外贸摩擦增加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也应从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转换的对应性上来进行战略认识。

(4)中国的产业结构模式同德国、日本相近似,尤其同德国的相似性更高一些,都是第二产业主导型。尤其在二、三产业的占比上,2015年的中国同1965年的日本、1962年的德国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很高(中国为49∶36,德国为49.5∶32; 日本为35∶50,实际上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已将三产作为主导产业了,如把日本的二、三产业换个位置,三个国家的二、三产业之比几乎一致)。这就决定了德、日两国在高速发展时期在国际贸易上遇到的问题中国也难以避免。诸如外贸冲突增加等。这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应未雨绸缪,早作预案,尽可能避免被动、减少损失。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同该国的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相关联。同理,一国之外贸战略的调整,也与该国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的改变密切相关,德、日的外贸战略的实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相关性,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5)在商品出口的产业链对应性上,要兼顾全产业链。有种意见认为现在要减少传统商品出口,把产业链高端作为主攻方向。这一意见值得商榷。从中国的产业构成来看,这一意见实施的机会还未到来。现在及今后一个时期内的方针应是:保持与巩固低端,加强和扩大中端,渗透与争夺高端。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指导原则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诸多发展中国家,但是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尚存,而且从充分就业的目标和社会稳定角度考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其意义。故低端这一块不能像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时采取“鸡肋”态度。产业链中端的国际市场大部为发达国家所支配,少部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占据,其中也有中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中国要加强和扩大其份额。产业链高端市场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天下,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不能长期仰人鼻息,事实证明不能指望作为战略对手的大国将核心技术转让给我们,只能利用大国优势在部分领域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部分商品化,逐步渗透与争夺这一市场。

(6)从美、德、日的经验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现在已到了加强境外投资,尤其是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时机。这既能转移多余产能,也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更可以扩大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既是政治战略,也是经济战略,它为境外投资作了很好的诠释。中国的外贸战略要主动服务于“一带一路”。

(7)中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本身潜在着其他的贸易强国所没有的规模优势。在建立巨型跨国公司方面条件独特。由于体制的惯性,中国的大型企业大都存在于国有领域,并一度饱受争议和诟病。其实,国有大型企业的存在,既有历史的承续性,现实的政治性,更有规模经济自身发展的需求。一个人口第一大国在崛起,已经是前有5个经济大国的阻滞,后有金砖诸国的挤压。这种情况急需自己的大型跨国企业与之相对抗、竞争。而民营经济由于各种原因而少有这种大型企业。因此,不断通过重组和改制,使国有企业尽快做大做强。对此有人云:大不一定强。但强一定要大。所以先要作大,大才有抵御国际风浪的能力,在大的基础上才容易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提高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核心中坚作用。同时,也要尽力扶持一批大型民企加入其中,形成合理竞争和结构互补,使中国的巨型企业在世界500强中占有更多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