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化洲贡品荔枝再探

苏文龙 , 毛廷贵 , 左胜娴 ,梁少欢 , 张焯生

(1.2.梧州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2；3.5.梧州市长洲区政协，广西 梧州 543002；4.梧州市长洲区委宣传部，广西 梧州 543002)

一、引言

由资料①与②可知，乾隆版《梧州府志》卷三[1]17和同治版《苍梧县志》卷十七[2]8的史料都“精确到乡村”，都说泗化洲汉代贡荔枝。据此，论文[3]考证得结论：在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汉和帝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泗化洲

都进贡了荔枝。本文指出：在从汉高帝到汉和帝长达300年的时间段内，两汉皇帝对泗化洲荔枝情有独钟，进贡泗化洲荔枝成为惯例，称为“汉世旧例”。“汉世旧例”既可涵盖上述300年的时间段，也可顺延到有史料否定泗化洲贡荔枝的某个朝代为止。

古代贡品必是当地最著名的土特产，以次充好会犯欺君之罪。乾隆版《梧州府志》还说，直到清代，泗化洲荔枝仍然称雄梧州府。由此即得推论：古籍说到岭南贡荔枝，如果不能否定梧州(或苍梧)也贡荔枝，那么泗化洲便是进贡地之一。这是“汉世旧例”的后延，据此可以考察汉代以后的情形。

本文把上述推论也称为“汉世旧例”，再探泗化洲贡品荔枝的如下问题。

二、古代岭南贡品荔枝保鲜方法之谜

荔枝容易腐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荔枝图序》[4]说：“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古代经常岁贡干荔枝，即蔡襄《荔枝谱》[5]所说的“白晒者”“蜜煎”“红盐之法”等加工制品，其保鲜期很长，在进贡途中不必考虑保鲜问题。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七·岭南道四[6]说：“梧州，西北至上都取桂州路四千三百三十五里。西北至东都四千一百五里。”路途遥远，古人怎样保鲜贡品荔枝呢？据文献记载，有如下方法。

其一，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荔枝[7]说：“就树摘完好者，留蒂寸许蜡封之，乃剪去蒂，复以蜡封剪口。以蜜水满浸，经数月，味色不变。”此法简称“蜜水荔枝”，保鲜期较长，可用船运，也可驿马快递。

其二，明初朱权《臞仙神隐》[8]说：“收生荔枝，临熟时，以芭蕉截断连根，(把荔枝树杈)插上。”这种方法简称“芭蕉荔枝”，保鲜期较短，必须驿马快递。

其三，明代徐勃《荔枝谱》[9]说：“择巨竹凿开一窍，置荔节中，仍以竹箨裹泥封固其隙，藉竹生气滋润，可藏至冬春，色香不变。”其中“竹箨”俗称“竹壳”。这里说把荔枝藏入巨竹内，密封，藉巨竹的生气滋润，可以延长荔枝的保鲜期。这种方法简称“巨竹荔枝”，必须驿马快递。

其四是“盆栽荔枝”，即把小棵荔枝树送达京城，详见后文。

三、古代岭南荔枝的贡道之谜

南岭是阻隔古代南北交通的一道天险。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10]说：“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入岭之途称为峤道。战国时代，入岭之五途只能肩挑货运，不能走马或行船，交通运输非常艰难。秦始皇命监禄开凿灵渠，连接湘江与漓江，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解决军粮运输问题，才能攻取百越之地。这条峤道是古代沟通中原与岭南的重要通道，也是汉唐两代岭南贡荔枝的主要贡道，史称“湘漓峤道”，见资料③。

清代吴应逵《岭南荔枝谱》[11]说：“(唐代贡生荔枝)当如汉武移植扶荔宫故事，以连根之荔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骑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耳。”这里说汉唐两代岭南进贡荔枝走湘漓峤道，用船运“盆栽荔枝”。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是吟咏飞骑跑过秦岭驿道；苏东坡“风枝露叶如新采”，是说宫中美人吃到了生荔枝。

在明清两代，“湘漓峤道”仍然是沟通南北的主要通道(见资料④、⑤)。黄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记》(转引自汪森《粤西三载》卷三[12]6)说，他在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奉使安南(今称越南)，七月初二日早从南京龙江驿开船，经大运河进入长江、湘江、漓江，闰七月初八日申時至梧州府门驿，此时用了30天。所谓“奉使安南”，是明初平定安南叛乱后，永乐皇帝命黄福以工部尚书衔，出任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兼任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治理安南。比较黄福从南京至梧州与苍梧贡荔枝至秦岭，两者都是在洪水期间行船，其里程差不多；前者绝大部分时间要逆水行舟，后者是逆水与顺水参半；前者家眷众多不必赶路，后者重任在肩昼夜兼程，所用时间前者多于后者。据此估计，苍梧贡荔枝至秦岭的水程可能不必用30天。夏天中原与岭南同样炎热，荔枝树在运送途中可以正常生长。因此，只需提前大约30天开始运贡，则苍梧荔枝树运至秦岭不通舟楫之处时，荔枝果实正好成熟。

有时候，岭南贡荔枝也会采用驿马快递。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三·朱冯虞郑周列传[13]说：“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这里说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大司农郑弘奏请开凿桂阳峤道，桂阳峤道竣工后，南岭始通驿马，此后就可用驿马运送岭南荔枝进京了。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六[14]说，桂阳峤道自岭南达京洛，临武县为必经之道。

在梅岭新道开通之前，能够行船或走马入粤者，仅有桂阳峤道与湘漓峤道。古代驿道崎岖不平，马车没有“减震器”，如果用驿马或马车运送岭南“盆栽荔枝”，路途颠簸不利于荔枝树的生长。走水路则成本低廉，也能减少路途颠簸之弊，因此运送“盆栽荔枝”只能走水路。走湘漓峤道必经梧州，泗化洲就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利。

四、汉代岁贡泗化洲荔枝成为常例

秦末天下大乱，南海尉赵佗自立为王，维持岭南社会安定。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15]说：“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这里“汉十一年”即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葛洪《西京杂记》卷三[16]说：“尉陀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乾隆版《梧州府志》说：“梧属荔枝独推苍梧，泗化洲产为第一。梧出荔枝由来尚矣，自尉佗献汉高帝始。”这条史料“精确到乡村”，证明了“泗化洲汉代贡荔枝”。

两年之后，汉高帝驾崩，太子刘盈即位，史称汉惠帝。《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15]说：“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原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用水果来拜祭宗庙，并非始自汉惠帝。吕不韦《吕氏春秋》卷五[17]说：“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献上樱桃)，先荐寝庙。”这表明“诸果献宗庙”是古代惯例。由于汉高帝喜欢吃荔枝，孝惠帝是个孝顺子，当然采纳叔孙通的建议。“奉献宗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从汉惠帝开始，历代皇帝都用贡品荔枝奉献宗庙、拜祭祖先，岁贡泗化洲荔枝就成为常例了。

汉高后时，汉室与南越国交恶，赵佗称帝，以族弟赵光为苍梧王。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朝廷派陆贾为使臣，劝说赵佗放弃帝位。《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15]说：“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陆贾还报，孝文帝大说。”这里说的“奉贡职”，即称臣纳贡。苍梧是南粤国的重镇，苍梧王赵光在位时间长达73年(公元前183年—公元前111年)，曾经长期操办南越国进贡荔枝之事。苍梧王驻广信(今梧州)，这些贡品荔枝就来自泗化洲。

汉初只能进贡干荔枝。《史记》卷三十·平准书[15]说：“汉兴，接秦之敝，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馕，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里说汉初百废待兴，缺乏马匹，甚至皇帝的车驾也很难找到毛色相同的驷马。即使水路运输贡品生荔枝，也有一段路程要靠驿马快递，缺乏马匹就不可能进贡生荔枝。

汉文帝、汉景帝是开创“文景之治”的节俭皇帝。《史记》卷十·孝文本纪[15]说：“孝文帝从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汉书》卷五·景帝纪[18]赞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这里把汉代“文景之治”与周朝的“成康之治”相提并论，评价极高。

由此可见，汉文帝、汉景帝非常节俭，不会劳民伤财进贡生荔枝。但无论他们怎样节俭，也要进贡干荔枝，以便奉献宗庙拜祭祖先，这就形成了“汉世旧例”。

五、生荔枝始贡于汉武帝

范晔《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13]说：“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赞曰：孝和沈烈，率由前则。”

同治版《苍梧县志》卷十七[2]说：“和帝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罢贡荔枝龙眼。岭南旧献生龙眼荔枝，按旧志荔枝出泗化洲。”由此可知，汉和帝罢贡的生荔枝来自泗化洲。然而，汉和帝是“率由前则”的有道明君，并非进贡生荔枝的始作俑者。那么，进贡生荔枝始于何人呢？

汉代《三辅黄图》卷三[19]说：“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破南越，起扶荔宫。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荔枝自交阯移植百株於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至后汉安帝时，交趾郡守极陈其弊，遂罢其贡。”这里说的“荔枝自交阯移植百株於庭”，是移植小棵荔枝树；“莳”也是移植，“华实”即花果。我们有如下思考。

其一，东汉杨孚《异物志》[20]说：“荔枝为果多汁，味甘绝口，少酸，所以成其味，可饱食，不可使厌。”杨孚在汉和帝时期(公元89年—公元104年)为官。他是广东最早著书立说的学者，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没有说到汉武帝时期广东贡荔枝，也不排斥苍梧贡荔枝。由于“汉世旧例”的时间段涵盖了汉武帝时期，因此扶荔宫移植的荔枝树、进贡的生荔枝，都来自泗化洲。

其二，西汉时期桂阳峤道未通驿马，移植百株交阯荔枝树进京主要用船运，走湘漓峤道。

其三，进贡荔枝树就会进贡鲜荔枝。后来扶荔宫不种荔枝树，但生荔枝“则岁贡焉”。

汉武帝宏才大略，不惜工本也要移植荔枝树。他是史上第一个品尝过生荔枝的皇帝。

六、东汉与三国时期岁贡泗化洲荔枝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岁贡荔枝中断。东汉“光武中兴”，又岁贡荔枝了。由于“汉世旧例”的时间段涵盖了光武帝时期，这个时期的贡品荔枝，只能来自泗化洲。

《苍梧县志》卷十七[2](资料②)说：“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冬十二月，交阯牧邓让率苍梧七郡太守遣使奉贡。”《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13]说：“元正朝贺，拜祠陵庙毕，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宫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枝。”这是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光武帝以南方珍果作为礼物赏赐外国使节。“元正”即古代的元旦(正月初一)，时值初春，因此光武帝赏赐的是干荔枝。

汉章帝时开通桂阳峤道，可用驿马快递运送生荔枝了。汉和帝罢贡了生荔枝，但后世皇帝仍然会进贡生荔枝。汉献帝时代(公元190年—公元220年)天下大乱，但贡品荔枝仍然多到快要腐烂，受到尚书郎仲长统的批评。仲长统《昌言》[21]956说：“今人主不始甘露醴泉之涌，而患枇晁、荔枝之腐，亦鄙矣。”

汉末与三国时期战乱频仍，交阯太守士燮不废贡职，仍然向孙权进贡奇物异果。《苍梧县志》卷十五·列传六[2]说：“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每遣使诣权，致奇物异果蕉、椰、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古文言简意赅，这里“龙眼之属”包括荔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龙眼[7]说：“荔枝与龙眼皆成于火，而荔枝先熟，龙眼继之，故广人名曰荔奴。”苏东坡《苏轼诗集》卷二十三·荔枝叹[22]说：“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这里把贡品荔枝喻为“天生尤物”。如果交阯太守只进贡“荔奴”，却不进贡“天生尤物”的荔枝，不怕犯欺君之罪吗？

交阯太守驻广信(今梧州)，距离泗化洲不远；士燮在世时，距离“汉世旧例”不远。可以推测，东汉与三国时期的贡品荔枝，泗化洲荔枝是主角，他乡以及广东的荔枝可能是配角。主角最出名，因此有“荔枝出泗化洲”的记载；配角未必出名，因此他乡没有“精确到乡村”的史料。

七、晋代至南朝仍然岁贡泗化洲荔枝

唐代房玄龄《晋书》卷三·帝纪第三[23]说：“(晋武帝咸宁二年)六月癸丑，荐荔枝于太庙。”萧齐年间(公元479年—公元502年)，朝廷重臣孔稚珪《谢赐生荔枝启》[24]956说：“绿叶云舒，朱实星映；离离昔闻，晔晔今睹。”其中“绿叶云舒，朱实星映”，即带着青枝绿叶、果实鲜红的生荔枝。萧梁年间(公元502年—公元557年)，刘霁《咏荔枝》[25]1671说：“叔师贵其珍，武仲称斯美。良由自远致，含滋不留齿。”这里“含滋不留齿”，是说生荔枝，“良由自远致”即贡品荔枝来自远方。上述史料表明，晋代与南朝仍然进贡荔枝，并且数量不少，除了皇家享用之外，还可以赏赐朝廷重臣，以示恩宠之殊荣。这些贡品荔枝来自何方？

西晋左思《蜀都赋》[24]说：“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由此可见，蜀地早在就已种植荔枝了。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28]说：“江州。县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故世谓江州堕休粉也。有荔枝园，至熟，二千石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县北有稻田，出御米。”该书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人物等的方志。古代郡守的年俸是二千石，因此这里“二千石”代指江州太守。晋代江州(今重庆)有“御米”和“贡粉”，却没有“贡荔”，可见晋代巴蜀荔枝不太出名，只能请士大夫品尝，不敢贸然进贡朝廷。

宋代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果部七[29]引晋代顾微《广州记》说：“每岁进荔枝，邮传者疲毙於道，汉朝下诏止之。今犹修事荔枝煎进焉。”人们经常引用这条史料，证明晋代广东贡荔枝。

乾隆版《梧州府志》卷一·沿革[1]8说：“苍梧立郡，肇自汉武帝元鼎六年；梧州之名，则自唐武德四年始也。计梧之或为郡或为州也，自三国孙吴以后，历代皆属广州，惟后五季楚汉得暂并之。”由此可知，晋代广州统辖苍梧郡，晋代《广州记》就会记录苍梧郡的事情。例如“汉朝下诏止之”，显然是汉和帝罢贡生荔枝的事情。《广州记》只能证明晋代贡品荔枝来自广州辖区，包括今天的梧州地区。

广东早在汉代就种植荔枝了，但达到“天生尤物”级别的荔枝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清代钱以垲《岭海见闻》[30]说：“(增城挂绿)味之香美，冠于群荔。不由人间凡种而得，若移他处则味变矣！”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卷八·莆田荔枝[31]说：“名品皆出天成。虽以其核种之，终与其本不相类。陈紫之后无陈紫，过墙则为小陈紫矣。不可以理求也，是岂人力所能加哉！”这里说“名品皆出天成”“不由人间凡种而得”“是岂人力所能加哉”，即“天生尤物”不是想培育就能培育出来的，既要“天成”的名种，也要讲究土质。名种与佳壤偶然凑到一起，就全凭碰运气了。

史学研究不能以今况古。清代以前，广东荔枝未必像“增城挂绿”那样赫赫有名。如果有确凿史料肯定粤、蜀两地进贡荔枝，但不能否定梧州也进贡荔枝，那么“汉世旧例”仍然适用。

八、泗化洲是唐代“贵妃荔枝”的进贡地之一

唐代李肇《唐国史补》[32]19说：“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这里说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年—公元755年)进贡了“贵妃荔枝”。“南海郡”并非特指后世的南海县。秦代末年，南海尉赵佗统一岭南，因此唐代古籍说的“南海郡”，就有可能泛指岭南，包括梧州地区。

唐代“贵妃荔枝”的进贡地众说纷纭，有关学术论文不胜枚举，以下仅举两例。李龙、蔡东洲《杨贵妃所嗜荔枝贡地考辨》[33]说：“考辨史料，愚以为杨贵妃所嗜荔枝主要贡自于涪州之缘由有三：其一、涪州至长安二千多里，而岭南至长安四、五千里，从保鲜和节省开销来说，荔枝似应贡自于涪州……”薛宗保《唐代贡鲜荔途径考辨》[34]说：“玄宗时，贵妃极嗜鲜荔，数目不疲。首选岭南名品，但驿传路远时长，艰辛难至，且香味易败。巴蜀涪州所产虽非名品，相比途经程近，驿传时短，送达长安尚鲜，较之味败之名品仍优，故唐时贡鲜荔以涪州为重要来源。”这两篇论文都说到贡道和保鲜问题，不知道汉唐两代贡鲜荔可以用船运小棵荔枝树至秦岭不通舟楫之处，然后摘下鲜果，飞骑一日可达皇宫。不过，他们说的“首选岭南名品”“巴蜀涪州所产虽非名品”，却符合实情。皇帝只宠幸“天生尤物”的绝色美女，只想吃“天生尤物”的名品荔枝，那些“虽非名品”的凡女和荔枝，臣民是不敢进贡给皇上的。

湖泊水体是OCPs的一个重要汇集地，具有流动性小、水交换周期长、对污染物的稀释能力弱、生态系统相对较脆弱、生态平衡容易遭到破坏且不容易恢复等特点，所以较其他水环境更容易受到污染［20］。有机氯农药污染湖泊水体的途径有地表径流、大气沉降和湖底沉积物的二次释放。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四[35]说：“唐天宝中，杨贵妃嗜荔枝，欲及新鲜而尝，故特置急驿自南方驰贡。其驿贡之地，有岭南与涪州两说，就余所见史料，唐人多云自岭南，北宋中叶以后多云自涪州。自史料之原始性言，当从唐人之说，且岭南贡献，汉世已有旧例，又经张九龄以中书宰相之尊，而极力宣扬南海荔枝之甘美，及杨妃贵宠，即尝此果，玄宗必曾诏岭南特驿驰贡，殆可断言。然据白居易之说，荔枝采摘三日而色香味俱变，审度当时交通条件，由岭南发驿至京师，绝不可能保持新鲜，故若欲及新鲜享尝，则由涪州飞驿，较为合理。且杨妃幼长于蜀，所尝当为蜀产，亦增加驿自涪州之可能性。况在唐世，涪州所产之品质绝不逊于岭南耶！然杨妃宠贵甚久，驿贡荔枝，时间先后，可能不只一地，先贡自涪州，后慕南海荔枝之美名，更贡自岭南，然不能新鲜驿到，仍以涪州为经常贡地，或同时并贡，皆非不可能者。”

严文说“汉世已有旧例”，即汉代形成进贡荔枝的惯例，本文简称为“汉世旧例”。所谓“同时并贡”，即同时并贡巴蜀荔枝与岭南荔枝。该文说岭南荔枝不能新鲜驿到，值得商榷。巴蜀荔枝即使快马加鞭，也要数日才能运进京城，这才是“不能新鲜驿到”。世人未必知道，用船运泗化洲盆栽荔枝树，至秦岭不通舟楫之处摘下新鲜果实，飞骑一日即可进京，其保鲜效果非常好。苏东坡说，风枝露叶如新采。

由于谁也没有确凿证据，因而严文说的“同时并贡”较为合理。考虑到吴应逵《岭南荔枝谱》[11]说，唐代贡鲜荔枝当如汉武移植扶荔宫故事(即严文所说的“汉世旧例”)，无论蜀、粤两地是否“同时并贡”，均可推测：泗化洲是唐代“贵妃荔枝”的进贡地之一。

九、余论

正史记载历史大事，一般不会记载岁贡荔枝的琐事。但根据方志史料推测，泗化洲岁贡荔枝的“汉世旧例”可能顺延至宋初。

崇祯版《梧州府志》卷三·郡事志[36]说：“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命梧州贡珠百斤。”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珠[7]说：“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这里说的“南珠”即合浦珍珠，是朝廷贡品。合浦贡珠走“湘漓峤道”，必经梧州，朝廷便命梧州官府经办合浦贡珠。皇家既喜欢金银珠宝，也爱吃“天生尤物”的南方珍果。梧州不产珍珠却要贡珠，贡品当中就少不了泗化洲荔枝。

宋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九[37]说：“荔枝干，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岁贡六万颗。元祐元年定为常贡。”这是福建贡荔枝的最早记录。从此，泗化洲荔枝就退出贡品行列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汉代到宋初，泗化洲荔枝都是朝廷贡品，时间长达1000多年。宋代福建陈紫赫赫有名，蔡襄誉为“天下第一”；清初，增城挂绿横空出世，王士祯、朱彝尊、钱以垲赞曰“挂绿第一”[38]“斯其最矣”(引自[7]卷二十五·木语)、“冠于群荔”[30]。福建陈紫与增城挂绿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时代的进步。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名人赞誉，泗化洲贡品荔枝就鲜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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