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广西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问题研究
——基于供给与需求双重视角的考察

黄 河，肖艳玲

(1.2.梧州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2)

2015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把转方式调结构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构建更有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这既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共同愿望。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地理、交通、产业基础等经济发展的基础薄弱，我国大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依靠“坐、等、靠、要”，总体发展水平落后，贫穷的面貌没有根本改变，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且这种差距呈加大趋势。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传统经济增长动力的枯竭，经济增长整体回落态势明显，而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回落速度甚至更加迅猛，比其他地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未富先衰”的危险。如何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结合自身资源要素禀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探索经济发展新动力是广西经济发展亟待思索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经济增长阶段划分

长期以来，广西经济发展滞后，具有十分典型的老、少、山、边、穷的民族地域特征。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总体战略引领下，广西积极探索经济发展的“赶超跨越”之路，从1985年提出“尽快翻身”到1997年的“三大战略、六大突破”，再到2011年的“富民强桂”，广西始终把加快增长速度、做大经济总量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在这思想的指引之下，广西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实现了从落后到追赶，从追赶到超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近年来，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广西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减弱。GDP总量从1978年的75.85亿到2016年的18245.07亿元，以1978年为基准,增长了35.913倍，年平均增幅10.48%，人均GDP从231.775元增长到2016年的32841元，增长22.685倍，年平均增幅8.64%。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广西经济增速呈现年年下滑态势，2016年广西经济增速更是回落至7.3%，创下10年以来的最低记录，“未富先衰”迹象明显。

图1 1978-2016年广西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以以来，广西经济增长从周期上看，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0)低速增长期，平均增速7.1%，1983、1989等年份增幅在5%以下，同期全国经济涨幅9.0%，这一阶段广西经济增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阶段(1991-1995)快速增长期。在此期间广西经济年平均涨幅15.1%，比全国平均涨幅12.3%高出2.8%，是广西经济第一次大力赶超期。

第三阶段(1996-2001)，回落期。受全国经济回落大背景的影响，广西经济增长速度回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平均涨幅仅8.4%，比起前一阶段回落6.7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2002-2013)黄金增长期。这一阶段广西经济达到了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433%，个别年份涨幅甚至达到15.1%。2008年以后虽然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经济增长呈现回落态势，但回落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稳定保持在10%以上的增幅。

第五阶段(2014至今)新常态阶段。随着经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中国经济增速进入“破7”阶段，广西经济增速虽然还在7%以上，但也进入了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转变阶段。

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从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变化；从本质上，则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一种增长动力的衰减，往往意味着新的增长动力的孕育和形成。因此，探寻经济增长动力的源泉，有利于把握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对于广西而言，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值。

二、不同视角的经济增长动力考察的意义

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早期的“需求动力原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教条；从熊彼特的“技术创新”论到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经济”论，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学者们从供给、需求、区域协调、产业结构变动、制度变迁等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视角的差异与研究样本的不同，分析过程中指标选取也必然会不同，最终导致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解释也千差万别。经济的增长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由一系列要素综合的结果，在这其中有些要素是可以量化的，而有些要素却只能定性地去讨论。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与其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体制安排等方面的原因息息相关。单从某一个视角去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很难看清经济增长的全貌。因此学者们一直在尝试用更加多维的视角去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以色列经济学家赫尔普曼在《经济增长的秘密》中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四个影响维度”：innovation(创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interdependence(相互依存，即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增长的影响)，inequality(不平等，即区域不平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institution(制度，即政治和社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的一项研究从需求、供给、产业结构变动、区域不平衡四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由投资出口带动逐步向消费带动转变，供给动力由要素规模扩张带动向质量提升带动转变，第三产业动力由工业带动向服务业带动转变，区域动力由东部带动向协同发展转变[2]。周跃辉提出了一个 “经济增长四元动力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考察因子有：要素配置、需求优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3]。用不同的视角去考察地区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有利于更加清晰地揭示经济增长的本源，从而为探寻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新思路。

三、基于供给和需求双重视角的广西经济增长动力考察

(一)从供给视角看，资本投入是广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劳动力和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弱

1.模型假设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 H.Douglas)在上世纪30年代在研究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时所建立的函数关系表达式，它在原有的一般生产函数的形式上加入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现代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的基础，在定量分析经济增长要素贡献时被广泛采用。国内外学者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邱晓华等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了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4]；龙蓉蓉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工业经济曾的动力源进行了实证，提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固定投资和劳动力投入[5]；李玄煜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问题，提出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要素驱动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高[6]。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本表达式为

gdp=A(t)LαKβv

公式(1)

gdp代表国内总产值，A(t)代表技术进步水平，L代表投入的劳动力数(单位是万人或人)，K代表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v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v≤1。

模型假设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的条件下，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A、α和β，以此测定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数据选取

gdp用国内生产总值，并折算成可比价格进行计算，生产函数中的资金K用统计年鉴中的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表示，L用广西历年统计年鉴中的全社会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2000-2015年广西投资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表1。

表1 2000-2015年广西投资与劳动力对经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续表

年份gdp(亿元)K(亿元)L(万人)LNgdpLNKLNLK贡献率(%)L贡献率(%)2006998.64472.727606.9063946.1584617.92298673.611.0220071149.1586.0727697.0467346.3734397.92624279.122.3720081296.25698.4627997.1672316.5488787.93701767.217.5920091476.971086.2828497.2977486.9905147.95472371.767.9620101687.311385.6729037.4308917.2339397.973574.585.3720111894.851640.7529457.5468957.4029097.98786468.365.1720122108.252043.5827687.6536137.6224587.9258859.564.6720132323.292480.9127827.750747.8163817.93092570.232.3920142520.772885.2927957.832327.9673817.93558769.462.7620152724.953381.5628207.9102058.1260927.94449267.592.64

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公式(2)：

1ngdp=1nA+α1nK+β1nL

公式(2)

再对等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可得到公式(3)：

公式(3)

当时间增量dt=1，公式(3)可转换为公式(4)：

gdp=A+αK+βL

公式(4)

利用eviews9.0对表1中的数据lngdp、lnA、αlnK、βlnL标准化后进行线性分析，计算结果如下：α=0.783,β=0.217,对应P值通过检验，残差的标准差=0.08097，判定系数R2=0.983425，调整后的R2=0.9926，表明两者的拟合关系较好，99.26%的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资本投入和劳动力得到很好的解释，该模型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2000-2015年广西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为公式(5)：

gdp=AK0.783+L0.217

公式(5)

3.分析与结论

统计结果表明： 2001-2015年期间广西GDP年均增长10.18%，全社会资本投入年均增长19.0%，从业人员年均增长3.63%。广西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本投入增长速度的相关系数为0.73，表明在此期间广西经济增速与资本投入增速的高度相关，从这两个速度的走势来看不难发现，广西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性最大。从计算结果看，2001-2015年，资本投入对广西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7.86%，各年份的贡献率主要在50%-95%之间；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为3.83%，各年份的贡献率主要在0-8%之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为16.27%，各年份的贡献率主要在10%-50%之间。可以基本判定资本投入是广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劳动力投入占GDP增长的贡献率比重相对较小，特别是2010年以来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表明随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单纯依靠劳动力的投入来增加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可能。

(二)从需求视角看，消费和投资是广西经济增长的两大核心动力，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仍待释放

1.模型假设

凯恩斯的需求决定理论认为，经济均衡产出的决定性因素是需求，经济总产出是消费、投资、净出口三者之和，消费本身就是GDP的一部分，投资可以有效增加需求，增加社会产品生产能力，提高商品供给，而出口直接导致需求增加，参与国际分工，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效益，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称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按照支出法统计的GDP是从需求要素衡量经济发展的，它由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和实证分析，代表性的研究有：纪明在索洛增长模型框架下构建了理论模型，对1993年以来三大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导致需求结构变动偏离均衡增长路径,使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7]；刘瑞翔和安同良基于最终需求视角,对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及其结构转换进行了系统分析[8]。基于需要视角的经济增长模型，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模型构建如下：

Yt=α+β1X1i+β2X2i+β3X3i+φ

公式(6)

其中，Yt表示支出法下的国内生产总值，X1i表示最终消费支出，X2i表示资本形成总额，X3i表示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φ为干扰项，α、β1、β2、β3为待估参数，i为样本期数。

2.数据选取

gdp用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并折算成可比价格进行计算，函数中的X1i消费额以历年统计年鉴中的当年消费总额表示，X2i资本形成总额以当年投资总额表示，X3i用进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的差值表示。2000—2015年以来，广西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表2。

表2 2000-2015年广西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首先对其相关性进行考察，检测结果如下：Y与X1(消费)、X2(资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73871和0.985120，表明广西经济增长与消费和投资高度相关，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单元根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

表3 广西经济增长(GDP)与1(消费)、X2(资本)的ADF检验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83388，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统计期内的绝大部分差异做出了解释，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检验统计量值-3.933365，小于相应DW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2000—2015年序列是平稳序列。

为了进一步清晰地勾画出消费、投资与出口三者对广西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进了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00-2015年广西经济增长(GDP)与1(消费)、X2(资本)的脉冲结果

续表

YX1X2X3C-1242.403-495.5810-1651.566266.5006(1088.81)(796.064)(1188.95)(146.122)[-1.14107][-0.62254][-1.38910][1.82382]R-squared0.9985810.9943260.9974720.963121Adj.R-squared0.9963110.9852480.9934280.904114Sumsq.resids461222.1246550.0549962.68306.949S.E.equation303.7177222.0585331.651240.76015F-statistic439.8390109.5272246.624416.32222Loglikelihood-92.68318-88.29898-93.91498-64.56567AkaikeAIC14.5261713.8998514.7021410.50938SchwarzSC14.9369914.3106815.1129610.92020Meandependent8520.8573421.9845707.921138.6743S.D.dependent5000.3291828.2574090.935131.6311

统计区间内GDP与资本投入的冲击响应曲线如图2所示。

图2 2000-2015年广西GDP与资本投入的冲击响应曲线

对GDP增速的正向冲击发生后，GDP增长速度迅速上升后急剧衰减，从4.0%下降到2.0%，从第7期到第10期有所回升；第10期之后，GDP增长逐渐回到原始稳态。表明GDP增长率对于自身冲击的反映较敏感，但是冲击反应衰减的速度较快，这表明广西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性不显著。此时对应的α=845.1132，β1=0.692136，β2=0.841440，β3=3.351769，因此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与广西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可表述为

Y=845.1132+0.692136X1+0.841440X2+3.351769X3

3.分析与结论

统计结果表明投资在广西经济发展中占着重要的作用，是广西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2000-2015年期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8.93%，这也充分表明了目前广西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对投资的依赖极为显著。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四万亿刺激政策绝大部分直接落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上，刺激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加速上升；消费对广西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明显，长期以来都是广西经济增长贡献的次要力量。其中，2000-2015年期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0.20%，表明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净出口对广西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弱，从绝对值上看，进出口总额还是呈上升趋势，也说明了发展外向型经济还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从较多年份出现和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增长影响来看，净出口对广西经济增长率总体呈负效应。

四、政策与建议

(一)加强科技创新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供给侧源头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保证

从要素供给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最终的决定力量是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这种规律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证实。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除了处于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外，总能取得一定的经济增长速率，尽管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速率可能会显得较低，但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加不易陷入长期经济停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从本质上讲，是两者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不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禀赋的提升以及因此带来的一些衍生优势，如教育、技术交流和扩散、产业转移与重塑等因素。而长期以来，广西经济增长都是依靠要素的投入、投资、人口增长的红利等。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机制，显然，依靠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增长机制更为稳态和持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明确的改革主线和发展道路，因此新常态下广西经济增长路径必须是建立在科技创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基础之上。

(二)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升级传统消费业态，从需求侧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注入活力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短时间大量的投资增长造成了投资对拉动GDP影响过大，投资回报下降，为了追求高回报，向热门行业集中扎推(如房地产)，重复建设大量出现，部分产业出现虚假繁荣和泡沫化，实体经济地位受到挑战，一旦投资持续或资金周转不灵，会造成许多大项目难以推进，甚至烂尾，对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都会造成巨大冲击。此外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世界经济仍未走出低迷的情况下，出口很难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新常态下，经济的增长必须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创新消费业态。新常态下的消费要通过扩大有效供给、提升供给质量与降低消费成本，满足消费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创造多种平台满足消费者。具体对广西而言，可以通过培育电子商务、网络零售等网络新业态促进内需的扩大，加快建设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行业性、综合性电商平台，积极抢占电商发展新空间，进一步规范消费和支付网络市场环境，提升服务水平，强化安全保障措施，促进居民常态消费方式的改变。

(三)把握新阶段的经济增长特点，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提供政策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论断既是对当前经济阶段的精准判断，更是吹响了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攻坚战的号角，广西作为后发追赶型经济体，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要素成本、政府优惠政策及对环境过度开发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注定了不可持续。新阶段、新常态下广西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必须准确把握经济新阶段的增长特点，再充分结合地域和民族特点，推进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行政、科技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为实现广西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提供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

[1] 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其转换[J].调研世界，2014(12):3-8.

[3] 周跃辉.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J].行政管理改革，2015(8):61-65 .

[4] 邱晓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J].经济研究，2006(5):4-12.

[5] 龙蓉蓉.劳动力就业、固定资产投入与中国工业增长——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判断[J].经济研究导刊，2013(8):9-11.

[6] 李玄煜.中国经济增长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分析[J].人民论坛,2015(35):89-91.

[7] 纪明.需求变动与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及中国实证[J].经济科学，2010(12):18-29.

[8] 刘瑞翔，安同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转换展望——基于最终需求角度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1(4):3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