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船精神”的伦理动力与意义*

许 惠 芬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后称“红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2005年6月21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公开提出了“红船精神”的概念，并对“红船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概括和论述：“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①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起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并发表“南湖讲话”。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红船精神”的内涵，并指出“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②《习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新华网，2017年10月31日。。“南湖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发扬“红船精神”，永远保持建党时的初心，“红船精神”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实践动力。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经过了9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浴火洗炼、和平发展年代的挑战和考验，益加凸显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红船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引领作用与意义，昭示了其包含不竭伦理动力的基因。

一、“红船精神”伦理动力的逻辑起点

“伦理”，在中国的说文解字中两个字的意义，分别是“伦，从人，仑声，辈也”，“伦”强调的是“差别”，长幼有序，亲疏有别，这种差别是以血缘、宗法、等级为内容的人际关系网络，起点和核心是血缘关系。“理，从玉，里声，治玉也”指玉的纹理、理路，应循的道路，后来引申为道理。“‘伦理’一词见于《礼记·乐记》。《乐记》云：‘乐者通伦理也。’……泛指伦类条理。”①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1页。“伦理”二字合用，原指事物的不同的特质和差别，有自己的发展脉络；用之于人类社会，是指人们在交往中遵循的基本准则。从人和社会的角度而言，伦理强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普通民众与社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决定了伦理的性质，确切地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伦理之特性。

（一）社会制度决定了伦理的本质特性

原始社会中因为人初始状态的羸弱，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遵循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伦理道德。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从原始的共产主义过度到了奴隶社会，打破了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不平等的地位，决定了奴隶社会伦理关系的不平等和依附关系。随着奴隶制的解体进入封建社会后，社会阶级的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普通民众与社会的关系并未发生质的改变，仍然是对立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权力的更替充满了血腥、冲突和战争，从民众的斗争史来看都是为了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而战，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旧中国在西方的船坚利炮、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攻击下节节败退，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无数的有识之士都希望寻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人的解放道路。旧中国国民背负三座大山，人被压迫、被剥削，没有平等、没有民主……，在艰难困苦中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希望，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倡导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广为传播，中国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最终在浙江嘉兴的一条小船上诞生了。这条极富象征意义的小船被称为“红船”，它带着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使命开启了劈波斩浪的历程。这条“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使命和与人民群众血肉依存的关系，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因选择怎样的社会制度而定下了伦理基调。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是平等的，是国家的主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平等的、团结的、和谐的。其最终要达到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因为其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把人置于一切之上，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被奴役的对象，它颠覆了几千年来奴役人的专制制度，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状况。在历史的脉络里，我们可以看到“红船精神”在其形成的历史条件中已经蕴含了不凡的伦理价值，它还原了本来作为“人”应有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给予了人前所未有的尊严和价值，彻底颠覆了“人”生存的本质状态。

（二）从传统“民本思想”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超越

对人的重视，认识到人民大众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重要性的思想，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早就萌发了“民本思想”，从殷商时期的“重天敬鬼”到春秋时期的“敬德保民”，特别是发展到孟子的“君为轻，民为贵”，奠定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始基。极富“治国理念”的“民本思想”在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助推下大放异彩，但即便如此，这种“民本思想”始终无法超越于不平等的制度，难以以质的改变消灭人与人不平等的根源。所以可以说在特定的阶级社会中“民本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一种想要长久维护统治特权的权术而已，虽然它在历史上使民众的生存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观。

中国共产党从“红船”启航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致力于缔造一个全新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开创新型的伦理关系扫除了障碍，使“民本思想”达到了质的超越。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成功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了，因为他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成党的工作目标。1929年毛泽东提出了“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一切依靠群众”是党一切工作的力量源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生动地体现了第一代领导人把“人民群众”放在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倡导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突出强调要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人民的利益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以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尤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伦理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和基本方略，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从人出发，“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初心是“红船精神”伦理动力的逻辑起点，也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内在的核心力量，它一路引领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强大中国走入新时代。

二、“红船精神”内涵的伦理动力

“红船精神”内在地包含着三种伦理动力，激发着中国共产党走过90多年辉煌历程，并且依然年轻、充满活力。

(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超越自我的伦理源动力

人与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是突破物种的极限，超越自我，改变世界、改变自我。思想家帕斯卡尔曾说过，人在自然界中与其他动物相比，本能地适应这个世界的能力很弱，一滴水一口气足以使他致命，但他是一枝“思想的芦苇”①[法] 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89 页。，人没有急速奔跑的能力却也能跑过任何生物，没有翅膀也可以在蓝天飞翔。蜜蜂可以造出精致的蜂房，但没法搭出一个鸟窝，其他物种无法通过学习、模仿习得别的物种的长处进行创造，但人类可以用各种物种的尺度进行创造，人的这种超越物种的尺度和创造性是人类特有的属性。②《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57 页。这是“人”种特有的属性，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困境，能自觉地改变世界，改变自己的命运与前途。

中国的神话故事如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劈地、精卫填海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人从自然界独立出来就显示了人类的特殊本质——超越自我、改变世界，这种人自身求变求生存的力量是“人”所特有的内在源动力。中国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更替以及各种变革，改变了人生存的环境，推进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但中国社会经历过的这些制度更替、改革和变革都没能从本质上改变“人”的命运与地位，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的改变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共产党从“红船”启航，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破旧世界，创造一个全新的、自主的新世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领导、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立志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首创精神有着“盘古开天辟地”的勇气，把人类超越自我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带来了一场“人”的大变革，终结了人被奴役和压迫的状态，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启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新征程和伟大复兴的大格局。

因而，“红船精神”的首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改变人的社会生存状态、超越自我的伦理源动力，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社会，使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出新时代的强国之音。

(二)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催生革命和改革伦理理性行为的持续动力

伦理道德是上层建筑，是精神财富，其主流价值观具有引领社会大众的作用。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引用拿破仑曾经说过的话，“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③《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演讲》，新华网，2014年3月28日。。在大变革时代，思想更重要，能成为信仰、成为凝聚力、成为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这样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之所以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参与其中、舍身奋斗，一是信仰，二是人民利益。正如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那样，新教伦理之于资本主义就是信仰到理性的转换，从信仰激发出来的合理化行为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本质是宗教，是禁欲主义，关注灵魂的归宿，是面向来世和彼岸世界的，而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点是资本利润最大化，两者在传统主义那里是对立和矛盾，但经过宗教改革，新教的教义把个人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行为美化成“天职”，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也是获得来世救赎的门票，这种尽职和勤奋演化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动力，把备受谴责的经济人从道德责难中解脱出来，经济人也因此获得了终极价值的精神追求。从韦伯分析问题的方法来看，“宗教和经济代表的是理念（信仰）和利益两种力量，利益的算计固然可以左右人们的行动，但历史上无数的例子说明理念（信仰）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凝聚力来导引行动”①顾忠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红船精神”葆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它成为人民群众追求的理想目标，这个理想目标契合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把人的解放和幸福当成未来新社会的最终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把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聚到一起，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激发出革命的理性行为，在极度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愈发磨练了意志、百折不挠，这种“奋斗精神”是催生革命和改革的理性行为的伦理精神和动力。

正是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才能成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断开拓进取，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坚持改革开放，最终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强国，体现了理想信念指引下的“奋斗精神”催生的革命和改革的理性行为，是中国发展和强大的不竭动力。

(三)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凝聚人心的情感动力

“红船精神”之“奉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党、与民关系纽带的情感动力，她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人民群众与自身的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自觉地担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大任，关切人民的疾苦，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大爱”。

“爱”是达成人与人联结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主动的情感能力，包括关心、责任、尊重和认识。奉献精神包含着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仁爱”，“仁爱”就是“仁者爱人”，由近及远，“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从至爱亲人到心怀天下百姓，从血缘亲情到人道主义；爱的边界的延伸，从家到国，从亲亲之爱到民族国家大爱，就如《礼记》所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奉献精神所要谋求的亦是“和谐社会”、“大同社会”。

立党为公的“公”，忠诚为民的“民”充分体现了党的基本利益取向和立场。“奉”在说文解字里的意思是“承也”敬承，在金文里是一个“丰”字加“双手”，“奉”有恭敬和奉上之意；“献”，“从犬，鬳聲”，大意是指以狗、虎等大物敬神祭祀。因而奉献包含着一种敬畏和敬承之意。对“党”的态度，对“民”的态度，始终要有一种敬畏和敬承的态度，把最大的利益承献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为社会大众谋求利益和人的根本解放，为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使命的立足点始终是“公众”、“公众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

因此，为“党”、为“民”的奉献精神体现了最深厚的伦理之“大爱”，是凝聚人心的情感动力，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能一直受到人民的信任、拥护与支持，使共产党经过90多年的岁月依然年轻、充满活力和斗志。

三、“红船精神”在伦理意义上的未来与实践

马克思曾论述过伦理道德的起源，他认为利益关系及其矛盾是伦理道德产生的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是人有主观意识要解决由利益关系引发的矛盾，当然前提条件是人的劳动提供了产品，存在着一系列的可分配的利益。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内，利益关系及其矛盾达成一种动态平衡，社会相对是稳定的；但如果社会的利益出现大的波动，造成平衡关系的打破，原先的伦理道德的规则可能无法用于新的利益关系及其矛盾的解决，需要调整甚至颠覆，建立新的伦理道德的模型，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所探讨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涉及到三个要素：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分配问题，因而生产关系决定了伦理道德模型，“红船精神”引领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相匹配的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新的人际关系和分配方式，决定了伦理道德的模型，即社会主义伦理。

“红船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是一种革命伦理。从共产党的成立到现在历经了90多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和平年代和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这种革命伦理还有无存在和发扬的必要？回答是肯定的，不仅必要而且要大力弘扬和发展，理由有四：

首先，“红船精神”承上启下，包含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因，是在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大背景中形成的，是开启社会主义伦理的起点，是中国当代伦理思想中独具特色的、最重要的核心伦理，是我们社会主义伦理的本质写照。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显示了我们是一个奋斗的民族、勤劳的民族、不屈外界压力与困难的民族、积极地改变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等等，这些优良的基因是我们开创新社会、新制度、改变自我和改变世界的潜在的力量。

其次，“红船精神”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伦理，以“红船精神”为起点的革命伦理是我们社会主义伦理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的成果。“红船精神”与在中国革命不同的阶段中形成的革命伦理，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伦理丰富的内涵，他们同根同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背景中把“红船精神”内在的生命力加以延展。

第三，伦理是一种实践理性，马克思主义思想最主要的特点是发展与实践，“红船精神”正是在历史实践中凝练成的，自然包含了“发展”与“实践” 的特性。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在生产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及其矛盾也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产生新的利益关系，这需要新的伦理规范来进行调整和约束，这也是社会制度自身不断完善与进步的需要，也是“红船精神”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从某种意义上是“红船精神”在现实社会中的写照和发展，如雷锋精神、铁人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是革命伦理发展成为了当代的“时代精神”，在当代社会中激发出时代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

最后，今天的中国社会与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物质财富丰富，国家强盛、社会稳定、文化繁荣，但也仍然面临着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当前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时期，未来“一百年”中国共产党是否能依然年轻和充满活力，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践行“红船精神”，使“红船精神”的实践在时间的一维性上深入发展和延伸，在纵向的生命线上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互为波澜，共同推进；在空间的维度上要拓展各个领域的实践空间，全方位地践行，从而获得新时代下的广阔的“生命力”，彰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负初心和使命。

同时，青年强则国强。当下年轻的一代也与革命战争年代的人不同，没有经历过战争和贫困的洗礼，物欲的享受在一定程度上会麻痹了人的精神追求。因此，也需要通过学习和继承“红船精神”，使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求知创新，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奋斗，服务大众，面对新时代的重任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做好“德才”上、心理上的准备，为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推动“红船精神”的实践在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