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 红薯

张青春

张青春，笔名西尧、阳夏村夫，1963年2月生，河南太康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开封市尉氏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记得谷雨时令过后的一天清早，乡下老家的一个堂弟在微信朋友圈晒图——小新沟清凌凌的流水蜿蜒东去融入蔚蓝的天空，大堤外一座拱形白色塑料大棚内，七八个年轻妇女高挽裤腿，有的在苗床上剪截半尺长的红薯秧，有的码放整齐后用白色尼龙绳扎成小捆，年轻小伙子则打包、装箱、搬运。我很惊奇，多少年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红薯育苗大棚！堂弟很快回复，近年互联网农业兴起，电商平台网售红薯苗渐成气候，物流快递到内蒙、新疆等地，已能“俄顷”送达。一个半亩地大小的红薯育苗大棚一年可见效益一万多元，全村近千座，面积四百多亩，年可实现效益近千万元。

这么多天来，我在异乡只要一想起堂弟微信朋友圈晒图，想起红薯苗子，眼前便会浮现出许多与红薯有关的乡间往事。

小时候，我们那地方，庄稼一年两熟，夏季小麦，秋季高粱、玉米、谷子、红薯等。高粱、玉米和谷子是传统农作物，但产量较低，不能常年当主食，红薯便成为主要秋粮。俗谚云：“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红薯，又名甘薯、蕃薯等。《闽书》记载：“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其茎叶蔓生，如瓜蒌、山药、山蓣之属，而润泽可食。截取其蔓咫许，剪插种之，下地数日即荣。”清初《太康县志》曰：“番薯，红白两种，根茎叶皆可食。本出吕宋国，明万历间始至福建，今蔓延阳夏矣。”

我们生产队红薯育苗在春分之后。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背风向阳处，苗床二三尺高，铺一层草木灰，再撒一层牲口粪，又摊一层风化的塘泥，挑选匀称薯块下种，大头朝上小头朝下，紧接着又盖一层沙土。牲口粪用马粪，一则易发酵发热，出苗快；二则增肥土壤，苗壮。因为没有塑料地膜技术，就采用火炕育苗，下置火道，大约十来天，每天要给苗床加热，柴禾是耐燃的树桩，早晚两遍，每次烧个把时辰。温度低，误事；过烫，种薯烧熟了。烧罢，撤出大炭，封上灶门，以免热气外漏。整座苗床用细竹杆扎成拱形棚子，上覆草苫子，四周遮掩严实，用来防寒保暖，以利催芽。我跟着祖父，看他郑重地掀起草苫的一角，看到红薯发芽怯生生地拱破大片土层的情景，生机勃勃的很喜气。鹅黄的新芽，不几天就变成紫红色，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叶子像上了釉彩一样明亮。

清明前后，年轻妇女在苗床两端悬空架一块木板，人站其上，用来拔秧。头茬红薯秧，长势不齐，挑拣大的、壮的先拔，略修剪，扎成小捆，即可栽种，夏末便可收获，它比麦茬红薯芡多，是下细粉（方言，粉条） 的好材料。太康农村称之为“春红薯”，尉氏乡下则通称“稙红薯”。“稙”，指早熟或早种的庄稼。毛传：“先种曰稙，后种曰稚。”“二月三月种者为稙禾，四月五月种者为稚禾。”（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谷》）春红薯多采用穴栽斜插秧苗、直插“地蛋”（方言，红薯块，亦称红薯母子）。——春地打起一道道笔直的土埂子，“地蛋”间距尺把长，直插土埂上，只露出个头，七八天后，它就会萌发出成撮的紫红色的嫩芽子，随之生苗引蔓。待长至二三尺，偎老根可剪下三根半尺长短的秧子，码放竹篮或塑料编织袋里，运到田间，即可栽种麦茬红薯。

东边天际泛起一抹鱼肚白，队长布袋哥敲响村口老槐树下一口铜钟，高声吆喝：“去河东‘一杆旗’栽红薯了——去河东‘一杆旗’栽红薯了——”地块状似旗帜，俗称“一杆旗”。“栽”，种植的意思。他和男女青年说着笑着，或拉架子车，或扛抓钩，或挑扁担、水桶，纷纷往“一杆旗”那块麦茬地走去。因为是分段小包工，每户分包栽种三分麦茬地，就算完工。母亲对我说：“你在家看门吧！”说罢，装上抓钩、箩头、剪刀、扁担、水桶，拉起架子车，也下地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是公立教师，“一头沉”（指夫妻一方在城里，另一方在乡下务农），常年在外地工作。母亲也是一名教师，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尉氏县第一中学下放到太康农村，当了一名新型农民。母亲常年在田间劳作，而我这个初中生麦忙假回来理应分担一些家务，却被留在家里。我体谅母亲的良苦用心，她一定是想着我住校读书，不常回来，放假了干农活会被风吹着，太阳晒着。我从记事起就与农事打交道，会干一些农活，多想为母亲分担一些劳累，减轻一些负担！我大步向村东“一杆旗”那块地走去。透过薄薄的晨雾，只见麦茬地里，有年轻人，有老年人，也有孩子，锛地的，丢苗的，挑桶的，浇水的，都忙活起来了，不时传来说笑声、吆喝声和孩子的哭闹声。

母亲的身影被初升的太阳拉得很长很长，在麦茬地里不住地晃动。她干活不惜力气，高挽裤腿，双手高高扬起抓钩，猛地往下一锛，刨出一个浅浅的干土窑窝，紧接着又扬起抓钩，再猛地锛一下，连干土刨到一边去，还不时把抓钩翻过来，敲碎土坷垃。一个干土窑窝刨好了，再接着锛下一个。——不用耕作，直接用抓钩锛出土窑，即可栽种，俗称“贴茬儿”。我走到母亲身边，一把抢过抓钩，说道：“妈，我锛吧！”我只顾抡起抓钩锛地，却顾不了脚下的麦茬子戳脚，扎得生疼。还没有抡几下抓钩，早已是汗津津的，汗水流到眼里，蜇得生疼。为避免歪歪扭扭，我用抓钩把划过一道印子，然后沿着印子锛土窑窝。尽管这样，照直看去，还是有些歪斜，刨的干土有的多，有的少，土窑窝也就有大有小。母亲没有说什么，又扬起抓钩重新刨一遍。扒窑，栽苗，浇水，封土，我家分包的三分地栽种完毕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到小新沟堤外的杨树梢子上。远远望去，绿树掩映的村庄，浮起淡淡的炊烟，好像箍住一副白莹莹的玉镯。

有一年，快进入小暑时令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把河东“一杆旗”那块地的花（方言，棉花）苗子打了，怎么办？公社领导下来，号召大家生产自救，叫赶快补种红薯。这时再育红薯秧来不及了，而麦茬红薯才“绊倒”秧子，可截取一拃长，就从邻乡买来，栽种，再浇半碗水，红薯活了，也拖秧结红薯了。这次栽红薯对我的印象极深，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恩红薯，觉得红薯真是最好成活的农作物。

红薯不仅生命力极强，而且省工，成活后不用施肥和浇水。锄罢头遍地，红薯拖秧扯蔓，彼此之间互相勾连，平地浮起一蓬蓬绿烟，将田埂、垄沟悉数淹没。秧子贴住地皮扎下好多“路根”（通称次生根），最耗养分。红薯秧子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就是瞎长。不几天，就长出一截新秧子。弯腰掂起，往一边一翻，一翻。满地背面带有红筋的叶子背过来，只一夜，秧子不动而绿色的叶面又都翻过去了。这个时候，红薯叶、梗，粗壮，嫩，母亲收工时候顺便掐一些，放少许食盐、碱面，掺红薯面，蒸红薯面饼子，趁热吃，筋道，黏而发甜。

过罢霜降，红薯地只剩下软塌塌的秧子，用镰刀割去，只留寸把长，露在地面上，以便“出红薯”。“出”，是我们那地方儿的方言，文绉绉的说法就是“收获”，若在老家人们面前说“收获红薯”，就显得拖泥带水了，就好像和老家的人们“隔”了一层，令人侧目。大人、孩子，甚至还能干活的老人也会到场，有的肩扛抓钩（铁锹、排叉亦可），有的手挎竹篮（箩头亦可），有的拉着架子车，急忙奔向红薯地。抓钩，一种农用生产工具，由一根四五尺长短、鸭蛋粗细的木棒，和与之构成九十度角的带铁裤子的三个铁齿制作而成。它锛得深且不易伤到红薯，使用起来也不甚费力。而铁锨、镢头因为是齐头，刨起来沉重，容易截断红薯。

“出红薯”是一个技术活儿。出红薯要会看，扯去红薯秧子后，要看根部的隆起和土地胀裂纹路的走向，土地隆起和有裂纹的地下一定有红薯，抓钩在隆起的边缘和裂纹的末端锛下去，既不会伤到红薯，也很省力。男劳力一抓钩下去，几块抱团的红薯就从土窝里松动了，抓住红薯棵用力一抖擞，整棵红薯被悉数提出，抖掉泥土，轻轻地放在地上，“出”下一棵。“出”出来的红薯一般四垄子放一行，先在割罢秧子的地里“出”一趟子，放在“出”罢红薯的空地里，俗称“领趟子”。女劳力紧随其后挑拣拢堆，收工就分。生产队在出罢红薯的垡头地里按人头分红薯，两人抬大秤，队长布袋哥掌枰，他虽然精瘦，声音却洪亮，喊道：“老木，五百。”老木两口子仨孩子，每人一百斤。又喊：“粪堆，一千！”粪堆养了八个孩子，分粮占大便宜了。接下来，布袋哥左手掂住秤杆，右手在分好的红薯堆上，或放上随手捡起的一根麻绳头，或放上就地薅来的一把草棵儿，或在大块红薯上刻下一个头像，那是小名叫麻绳、蒿草和光蛋家的红薯，但等着收工后由这些人家来认领。

用抓钩重新锛一遍红薯地，俗称“溜红薯”。“溜”，方言，就是在收罢庄稼的地里“拣漏儿”。不必说锛到两枚锈成一体的制钱，缝制成一个鸡毛毽子，和小伙伴们消磨寒冷而漫长的时光；不必说在河东“一杆旗”那块地里，锛出一只藕荷色陶制小叫吹（通称陶埙），用力一吹“呜哇”响；单说刨红薯，也饱含无穷乐趣：挖斗东一锹西一锹地乱掘，不知道哪一锹咔嚓一响就刨上来一块红薯，我则是一抓钩挨住一抓钩平排锛地，刨出来的多是些小红薯，偶尔遇到拳头大的一块红薯不期然地滚到脚下土窑里，东张西望，惊喜得不得了。有“拉鞭”（方言，红薯的根须），哪怕是它拖一庹长，我也能找到或大或小的一块红薯，因为我舍得下力气，还有“缠磨头”劲儿。小伙伴都没有我溜的多。我一晌能“溜”大半箩头红薯，完好的，和生产队分来的一齐窖起来，留着过冬吃。伤叉的，旋去“破头”，洗净，用来打粉芡，下细粉（方言，粉条，用来过年熬菜或包角子），也可以刮红薯片。

刮红薯片，多在出罢红薯的垡头地里。月亮升起来，通往田间的灰蒙蒙的小路上，走着邻家的大人和孩子，前者呼后者拥，一派热闹景象。若遇到月黑夜，田野里一盏盏煤油灯闪着昏黄而温柔的光芒，走走，停停，忽上忽下，忽明忽灭。家乡不通电，常年都用简易煤油灯照明。一个空墨水瓶的铁盖上钻一个小孔，灯芯是搓好的旧棉线用针穿过去，浸满油，就能点了。一灯如豆，晃出斑驳的身影，竟然觉得光明，无比温暖。我家用的是罩子灯，俗称“气死风”，一盏煤油灯，被镶嵌在薄薄的铁皮框子里的四面透明玻璃围住，上下两头留有出气孔，上边用细铁丝弯成一个鼻儿，安上一根手指粗细的木棍儿，用来挑着照明。

母亲拉着架子车，携着红薯刮子（四五尺长、尺把宽的木板子，在一头的中间开成斜口儿，口子上镶嵌一个飞薄的锋利的刀片，木板与刀片之间留有韭菜叶宽窄的一条细缝儿），到才出罢红薯的垡头地里，刮红薯片。若一时刮不完，还恐怕半夜下霜，母亲就用一扑子一扑子红薯秧，把一谷堆一谷堆红薯遮盖起来。刮红薯片也需一把好手艺，稍有不慎，手掌就会“挂彩”——我家总是母亲刮红薯片，靠住红薯堆，放一条膝盖高低的四条腿的木凳子，将刮子通长着放在上边，直侧着身子坐在刮子上，右手还没有刮完，左手就从脚下的红薯堆上拿起，递到刮完红薯片的右手上，手掌半伸，按住红薯块在刮子上来回推动，剩下很薄的薯块了，就换整块红薯推着刮，直到刮完，“刺啦——刺啦——”旋成薄片儿，在刮子底下堆成一座白花花的圆锥形状。母亲的手上沾满星星点点的红薯筋，黑，而黏，“吃”到指纹里，不容易洗掉。那时我也不过十一二岁。我是长子，一想起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独自在田间辛勤劳动，无论夜晚多困，我都会强打精神，去撒红薯片。用竹篮子把湿红薯片装满，抵在肚子上，一趟一趟端到附近才耩罢小麦的麦地里，先是抓起一把用右手一抡，红薯片不规则散开，零散地撒在才破土的麦苗儿上。紧接着，一手挑着罩子灯，一手摊开压摞的红薯片，有的搭在垡头上，有的两片侧放着搭成人字形，以便通风透气，尽快晒干。两天后，早晨翻红薯片，垡头地里下了一层薄薄的白白的霜屑，一双小手冻得抻不开，不住地用嘴哈气，搓揉。太阳升起一竿子高，才回家吃早饭。隔两三天，再翻一遍，晒干了，一片一片捡起来，用茓子“茓”了，留着常年吃。若有人来村里跟姑娘说亲，当娘的总是先问：“那家有几窖红薯，有几茓子红薯片？”红薯和红薯片多，说明家庭底子厚实。

这个时候最怕下雨。一年的收成眼看到手了，因为一场秋雨就要断了一家人的口粮。有一年，老坟地的红薯片头一天摆了白花花一地，夜里就下起毛毛雨。尽管是罗面雨，整个村庄还是像往一口热锅里泼一瓢冷水，顿时沸腾了，男女老幼大呼小叫的高低疾徐的声音，箩头和竹篮子碰撞的笃笃的声音，架子车和塑料薄膜摩擦的哗啦哗啦的声音，整个村庄乱成一个火燎的马蜂窝。有的戴斗笠（我们那地方儿俗称席篓子），有的披蓑衣，有的撑雨伞，冒雨挑灯抢收红薯片，能收一点是一点。天亮后，摊开，晾到堂屋里的秫秸箔上，但很快就发黏了，一股子发霉的甜酸的味道直打鼻子。遇雨的红薯片先是长满米粒似的星星点点的灰白醭子，晒干，暗白的红薯片上带有黑星子。这经雨的红薯片，用清水洗净，晒干，榷碎，“一风吹”小钢磨打成面，蒸窝窝，贴锅饼，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儿（如未经雨发霉，则是筋而略带甜头儿）。母亲放少许食盐、碱面，贴红薯面锅饼，趁热吃，筋道，却黏而苦，凉了，就灰黑死硬。我去邻村地里割草，人家放狗撵，情急之下，掏出个红薯锅饼砸过去，狗瘸着跑了。

红薯片若常年吃，易烧心，民间因而有多种吃法。——烧甜汤。甜汤，方言，甜汤不甜，与“咸”相对，普通话曰“淡”，而我们那地方儿俗称“甜”、“白”等。甜汤，不加盐，汤是淡的。“白汤”，就是夏天吃捞面条，面条捞到盆里，过凉水，浇卤，而锅里的面汤，另下红薯干，煮熟，俗称“白汤”。“原汤化原食”，饭后喝汤，淡而有味。——压饸饹。把红薯片磨成面粉（红薯片中掺入少许小麦、大豆，用小钢磨“一风吹”不去麸皮打成“杂面”亦可），蒸熟，趁热填进饸饹床的圆筒里压制，拌以食盐、陈醋、小磨油，撒上一撮芫荽，味道鲜美。——漏“蛤蟆蝌蚪”。红薯面兑水和成糊状，煮熟，把面糊用勺子一舀子一舀子盛到红盆里，然后一勺子一勺子倒入蛤蟆漏子（一个葫芦瓢，上钻多孔，也可用秫秸篾子编成简易笊篱，上留多个指头大小的猫眼），左手虚握拳头，一下一下夯打端着蛤蟆漏子的右手腕，面糊受到振动纷纷下到井拔凉水的瓦盆里，这些面疙瘩，头大尾巴长，像一群蛤蟆蝌蚪在水里游动。另外一人搅动瓦盆里的“蛤蟆蝌蚪”，不让粘到一起。“蛤蟆蝌蚪”过凉水后，用笊篱盛到碗里，加蒜汁、陈醋，用黄瓜、荆芥拌了，滴几滴子小磨油，绵软、甜酸而又爽口，是我们那地方儿夏天特有的一种风味小吃儿。——醋溜红薯丝。有一年，生产队男女壮劳力在村子南地幸福渠北岸，人工推动钻机打机井，清早去工地给母亲送饭，馍是红薯面窝窝（一种半圆、中空、尖顶、大口的面食，因中间有一个浅浅的小窝儿而得名），菜是祖母拿手的醋溜红薯丝：红薯斜刀切成细丝儿，待油热，加葱花、姜末，煸炒出香味，红薯丝倾入炒锅中，嗤啦一声，淋陈醋，爆炒至八成熟，装盘，吃起来略脆，且清爽。若不淋醋，红薯丝是面的。这道菜，我时常吃得非常开心，最后连汤汁都端起来喝了。自从离开家乡，我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醋溜红薯丝。祖母也因病去世十八年了，醋溜红薯丝的味道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冬季除了修路挖河，村里总还是闲散的。一到饭时，街坊、邻居陆续从各自家中走出，虽是各吃各的，早饭却差不多少，都是一片黄土地长出的红薯。一手端住盛满热红薯的秫秸莛（一种高杆茭草的莛子）馍筐儿，一手端住大半海碗红薯玉米糁稀饭或红薯轱辘茶，来到当街，把手里东西放在面前，靠一道矮墙蹲了，吃得津津有味。那饭场儿是小道消息传播地，说笑的，喷空的，骂玩的，非常热闹。

前年夏天，我重返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想看看红薯地，竟然很少见。街坊说：“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做生意，没人种了。想吃，只能在园子里种几垄。”如今，由于科技发达，现实的诱惑过多，念想多过食欲，反而啥东西都吃不出好胃口了。曾经离不开却又讨厌人的红薯，摇身一变，已然成为养生保健的美食。大型超市里从南方空运过来的紫薯和红心红薯，还用小巧的纸箱包装起来叫卖，比大路货的水果还讲究。有人专卖烤红薯，开封街头一斤卖到五六元，能顶二三斤小麦面。红薯竟然成了稀罕物！

我端坐电脑前写作这篇《红薯 红薯》的时候，突然从别墅外边一条街巷里，隐约传来一声声吆喝：“烤红薯香甜哩吧——烤红薯香甜哩吧——”尾音拖得长长的，婉转、悠扬，颇有韵味。循声走出去，我站在巷口与一个围着破汽油桶卖烤红薯的老汉搭讪。等他打发走两个踩着高跟鞋的时尚美女之后，我说生意好呀，他歪着头看看我，戴着黄色帆布手套的手不停地拿捏半生不熟的烤红薯，淡淡地说道：“城里人嘴头挑食啊，搁到家里，我只吃地灶里的烤红薯，那才是地道的红薯味儿！”我随即也挑拣一块，老汉轻轻吹去浮灰，用杆秤称了，双手递给我。初尝，黏，而软，一缕熟悉的淡淡的甜香，让人舒心踏实，像小时候跟着母亲去赶集，走散了，又突然看到了母亲身影的喜悦，也像外出归来，时常看到母亲倚在门口等待我们回家的安心。一块小小的红薯，它总能牵惹旧情，令人思虑往昔，承载着我对故乡多少艰辛与欢乐的回忆。捧着它，仿佛听得见鸡鸣声声，看得见炊烟袅袅，想念起亲人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