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战略”与浙江模式的转型发展

肖 云 忠

提 要：浙江模式是对浙江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生成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理论总结，是由多主体、多机制、多时段、多区域构成的总体性概念。浙江模式在生成演化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遭遇着转型发展的困境，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提出的“八八战略”瞄准浙江模式转型发展中的困境，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正确选择，从而把浙江模式的深刻内涵和运行机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助推浙江模式的成功转型。认真梳理和总结“八八战略”对浙江模式的重要贡献，对正确认识浙江模式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引 言

浙江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浙江模式。浙江模式是对浙江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生成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理论总结，是由多主体、多机制、多时段、多区域构成的总体性概念，内含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开拓创新提出的“八八战略”及其实践。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浙江模式、“八八战略”是学界关于浙江改革开放实践进程及其发展成效使用的词语，浙江现象是对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变化、新成就的概括，属于本体论和实践论范畴。浙江经验是对浙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的概括，属于认识论范畴。浙江模式是对浙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象和经验的提炼和概括，属于理论范畴，正是有浙江改革开放实践探索，才有与之前和全国其他区域不一样的浙江现象，也才有对浙江现象进行概括的浙江经验和浙江模式，由此构成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浙江模式的递进关系。

“八八战略”是浙江改革开放长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2002年至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及其之后至今的浙江改革开放发展战略，这段历程中的改革开放实践及其成就成为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浙江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综述显示，关于浙江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期，基于浙江省党校系统2004-2014年间的文献计量分析“八八战略”研究，主题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八八战略”与科学方法观的联系，二是关于浙江模式与浙江现象的案例分析，三是关于政府治理和体制改革的实证研究，四是关于文化大省建设的研究，五是关于社会管理和保障的研究，六是关于美丽浙江和生态建设的研究，从中提出“自‘八八战略’提出以来，浙江模式得以进一步深化，浙江经济开启转型创新之路，打出转型升级组合拳”的结论，①参见杨蔚琪、胡逸宬：《基于文献计量的浙江党校“八八战略”研究分析》，《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年第5期。并把浙江模式的转型升级作为研究重点和趋势。现有研究仅仅在经济框架中来论证“八八战略”的重要意义，这是不够全面的，也不符合“八八战略”的实际，为此，本文结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及新时代背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进一步分析“八八战略”与浙江模式的重要关联，由此提出的问题是：（1）浙江模式生成演化过程中取得成功经验及呈现出来的困境是什么？（2）“八八战略”提出的背景及对浙江模式走出困境的影响是什么？（3）如何评价“八八战略”与浙江模式转型升级的关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目的是深化对浙江模式的理解，进而论证浙江模式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通过浙江人民的探索实践形成的。浙江模式发源于温州模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提出了温州模式，其特征是市场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地方政府无为而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温州模式扩展到台州、宁波、绍兴、金华和杭州部分地区，是浙江最具活力的经济模式，由此称为浙江模式。史晋川教授认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共性的浙江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温州模式在省域经济发展中的放大”。从政府层面来看，张仁寿研究员认为浙江省党政部门对浙江模式提法一直持谨慎态度（在正式文件和官方报告、讲话中我们至今看不到浙江模式），提出了从经济发展和体制两个方面研究浙江模式的建议。②参见张仁寿：《深化对“浙江模式”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浙江模式的分析视角包括：（1）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激励与创新意识视角，运用科斯定理说明作为浙江模式主体的民营企业较传统国有企业具有产权更为明晰化的优点，使得资源配置效率较高。（2）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与摩擦成本最小化视角，强调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探索出一条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 (即政治成本)最小化的改革路径。（3）专业化与交易费用视角，通过建立市场交易制度，可以减少内生交易费用，浙江经济发展就是利用了专业经济和市场这种交易制度，使得温州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效率的改进上，构成浙江模式的优越性。（4）哈耶克自生秩序与自发秩序视角，浙江模式的核心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政府起着促进性、辅助性、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发挥了熊彼特所谓的公共企业家精神，推动经济发展。（5）“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经济哲学视角，借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的全新发展理念思考浙江模式，浙江模式的核心在于给农民提供一个自主创业创新的平台， 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③参见黄鹏进：《以自由看待发展：浙江模式的解读与反思》，《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上述学者对浙江模式的分析各有侧重，本文提出从国家与社会角度分析浙江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涉及主体包括三个部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元主体构成政企关系、政社关系、社企关系，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这三元关系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浙江模式涉及的发展主体同样包括这三种关系，在处理这三种关系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和行动策略，于是出现总体性社会、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等不同的理想类型及其实践形态，总体性社会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关系及实践形态，政府控制一切资源，以单位制配置资源，企业办社会，市场近乎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总体性社会框架中培育出市场因素和社会组织因素，构成今天的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互动结构，经济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经济发展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由此来看浙江模式，其实质是三元因素互动产生的不同组合模式，由此呈现出浙江模式的生成演化过程及其每个阶段的特征。具体来说，浙江模式的特点可以归纳为：

在发展主体上强调内生型的自组织的增长动力系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在发展动力上强调创新是浙江模式的发展动力，民间诱致性制度创新引发的活力和效率是浙江模式的主要动力，形成了民间投资 、民间运营和民间分享的“民有、民营、民享”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在发展路径上强调以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这个计划经济体制约束最薄弱的区域开始；在发展机制上强调浙江模式始终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为导向；在发展形式上以个私民营企业为主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以块状经济为区域产业组织迅速推进经济发展；在发展潜力上强调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浙江模式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浙江模式是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①参见韩芳：《“浙江模式”研究综述》，《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与此同时，浙江模式既是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又是一种区域社会发展模式，是对区域经济社会结构与变迁的总体性概括和整体性概括，是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区域社会发展模式，具有结构性、整体性、功能性、变迁性等特点，结构性是指浙江模式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社会三个大类要素，整体性是指浙江模式是浙江区域众多基层单位实践构成的总体性特征，功能性是指浙江模式基于结构要素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效应，包括正功能、负功能、显功能、潜功能等不同形态，变迁性是指浙江模式在不同环境制约下有变化的可能性。

浙江模式或浙江现象的内涵就不只是民间力量、民营经济和市场大省的发展，而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秩序变革。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契合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同样构成了浙江模式的重要内容。浙江模式是浙江人和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艰苦创业、不断创新，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自主治理和政府治理转型的互动融合中形成的，浙江模式的核心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形成合力，有效解决经济发展动力、政府管理效率和社会发展活力问题，政府、市场、社会蕴涵着支持和抑制两种性质的可能性，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三者中的支持因素和抑制因素所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由此形成的组合关系及合力就存在差异，最终塑造的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就有差异。本文把浙江模式运行的外部环境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不同时期政府、市场、社会中的支持因素和抑制因素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关系（见表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中的支持因素发挥更突出一些，故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强一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比较充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中的抑制因素发挥更突出一些，故三者之间的冲突关系更强一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减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中的支持因素发挥更突出一些，故合作关系更强一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比较充足。

表1 市场、政府、社会组合与浙江发展动力

二、动力弱化是世纪之交浙江模式运行困境的集中体现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 30 年来，中国经济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根源、社会条件等诸多原因，浙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受旧体制、旧习惯的束缚较少，这就为头脑灵活 、敢想敢干的浙江人在设立家庭工业、兴办专业市场、利用体制落差走南闯北四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近30 年的发展，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建立或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浙江原有的先发优势不复存在，首先是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其次是突破资源要素瓶颈制约的要求，再次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提升浙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①参见陆立军：《略论“浙江模式”及其转型与提升》，《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第9期。

一是自发秩序本身的局限性，自发秩序的形成依赖于为人们所遵守的规则的形成，而怎样的规则能够对人们有利并为人们所接受，这要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试错才能确立，温州市场经济20年的发展浓缩了西欧市场经济200多年的发展历程，期间许多发展环节和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协调制约的机制不可能马上建立，在发展中存在城市化滞后、产业组织化程度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企业管理者素质偏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市场无序现象、产业层次低等现象，这些现象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必然存在的。

二是文化传统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利弊相依的。一些传统文化观念对于经济的作用也有多面性，浙江人的文化观念上强调个人自主，也喜欢自己做老板，相互合作比较难，走联合的道路难，企业做不大，在温州这种情景很普遍。家族管理方式也不利于企业规模的壮大和开放，不利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浙江的产业结构也可能会由于广泛的家族本位的企业制度得不到改革而陷入低水平的产业结构中不能自拔，要打破这种家族制也是不容易的。

三是政府管理体制的不适应和政府行为缺乏规范化对浙江模式演进产生的不利影响。政府一直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是管理公有制企业的，而为企业服务的意识特别是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的观念没有完全确立。政府行为不规范，严重影响自发秩序的演进，如政府不规范的收费行为、任意摊派、公职人员服务意识差等威胁着企业的成长。如果存在太多的不利因素，则会促使企业向外流动。浙江模式步履维艰，民营经济的发展陷入目前的困境，除了民营企业自身的短板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性根源。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行政垄断以及行政权力支配资源配置等旧体制因素大量存在，其对市场的消极影响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种不完善乃至扭曲的市场体制严重阻碍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①参见陈剩勇：《政府创新、治理转型与浙江模式》，《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四是浙江的发展模式走的主要是依靠自我积累的内源式发展道路。浙江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虽然走在全国前列，但利用外资同其他沿海省市相比却不多。统计显示，即使在全国大力鼓励引进外资的1992年以后的几年里，温州实际引进外资数量也很少。在1995年到1998年，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温州不到3%，而同期苏南地区平均不低于30%。到2002年上半年，浙江省累计利用外资额只占广东的 1/6、江苏的1/4、上海的1/2。②参见严士凡、卢新波：《关于浙江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前景问题的若干思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第1期。随着这些问题的不断加剧，浙江模式的先发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因此，如何顺利转型升级是目前浙江模式研究的重中之重。浙江模式在经历了二次较大转型之后，亟需第三次成功转型升级，转型涉及目标、核心、对象、主体等四个方面，③参见韩芳：《“浙江模式”研究综述》，《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浙江模式转型实际上是浙江模式结构转型与功能升级问题的动力问题，是通过重新定位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来重塑发展动力的问题。

三、“八八战略”为浙江模式转型发展提供新动力

（一）“八八战略”切中浙江模式转型发展的困境

“八八战略”提出之时，浙江已在全国各省区中率先逼近人均GDP3000 美元这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习近平同志指出：浙江“‘十一五’时期将进入人均 GDP3000-5000美元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一阶段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将带来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快速增长，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比重下降，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其他消费比重迅速上升等。习近平同志从浙江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求认真把握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结构、体制结构六大新趋势，进而又综合全国的新趋势新特点和浙江的特殊性，概括出浙江已进入经济发展的腾飞期、增长方式的转变期、各项改革的攻坚期、开放水平的提升期、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八八战略”正是针对这些新趋势新特点提出的克难攻坚之策，切中浙江模式的关键问题，可以说，“八八战略”是破解浙江模式困境的关键对策，也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先行探索。

（二）“八八战略”进一步厘清了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浙江模式动力减弱，主要原因是市场、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制约了合力的生成，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体制机制问题，“八八战略”中强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等战略就是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具体谋划，就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利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在努力改善要素资源供给的同时，苦练内功，“腾笼换鸟”，“凤凰涅槃”，集约利用，特色发展，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八八战略”通过优劣分析为浙江模式转型升级找到了主动力

“八个优势”是对浙江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的高度凝练，“八项举措”是引领浙江改革发展向更高更新目标迈进的战略指向。浙江是一个陆域物质资源小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弘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排头兵。营造了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走自主创业、自我积累、自愿联合之路，以人力资源的优势弥补了物质资源的劣势，并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八八战略”蕴涵优势与短板的辩证法，对深化浙江模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四、“八八战略”丰富完善了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是在浙江省域开展实践创新的产物，本身是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学界对浙江模式的研讨集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主要观点经历了从浙江模式优势论到浙江模式困境论再到浙江模式转型升级论，目前浙江模式转型升级论是主要观点，它是指二十一世纪初年至今的一种观点，实现浙江模式从困境到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是“八八战略”的提出及实践，“八八战略”深化了浙江模式的内涵，扩大了浙江模式的外延，升华了浙江模式的影响力。

（一）“八八战略”深化了浙江模式的内涵和外延

浙江模式优势论和困境论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领域，从分析温州模式的特点开始，然后放大到全省，揭示浙江经济发展的动因及影响因素，随着外在环境变迁，浙江模式的弊端及劣势凸显，浙江模式困境论应运而生，“八八战略”迎接浙江模式面临的困境，从全面系统角度以及两点论、重点论角度分析浙江经济社会面临的优势和短板，把浙江模式从经济视角发展到经济社会视角，概括为浙江模式转型升级论，具体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层面，其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发展动力更强劲，实践效果更显著。

（二）“八八战略”升华了浙江模式的影响力

浙江模式成功转型升级离不开“八八战略”的重要谋划和重要支持。首先，“八八战略”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契合提升了浙江模式的影响力。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撰文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顶层设计，又非常‘接地气’，其中的一些战略举措吸收提炼了全国各地的探索实践和鲜活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八八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思想内涵上与‘四个全面’的一些战略举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①夏宝龙：《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全力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浙江的生动实践》，《今日浙江》，2015年第6期。“八八战略”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契合一致性，表现为内容融合性、精神契合性、方法论一致性、互动共进性，②参见崔华前：《论“八八战略”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契合一致性》，《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可以说“八八战略”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探索实践和鲜活经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八八战略”的吸收、提炼和升华，从而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布局谋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升了浙江模式的社会影响力。

其次，“八八战略”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契合提升了浙江模式的影响力。“八八战略”提出于浙江模式弊端与动力减弱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从系统论和两点论、重点论角度提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谋划，实质是克服只抓经济的片面思维，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重视社会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影响，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补齐短板，为浙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保障。“八八战略”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供了探索实践和鲜活经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对“八八战略”的吸收、提炼和升华，从而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布局谋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升了浙江模式的社会影响力。

再次，“八八战略”与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密切关联，提升了浙江模式的影响力。十多年来，“八八战略”一直是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和推进浙江各项工作的总方略，是浙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指引，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具体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一个省范围内的先行探索，成功打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浙江样本，①参见蓝蔚青：《八八战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先行探索》，《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4期。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最鲜活最直接的实践基础。

（三）“八八战略”指引“六个浙江”建设并推动浙江模式不断完善

“八八战略”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南、总纲和动力，推动浙江模式不断修正、完善和发展。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课题组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生动实践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提炼，②参见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课题组：《十八大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生动实践·党政视野》，2015年第6期。为我们全面把握“八八战略”与浙江模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代表省委在总结浙江多年来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概括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形成了“八八战略”，此后四年，省委历次全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对实施“八八战略”进行总体布局和全面落实。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的五年，全面谋划和推进浙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大好局面，平安浙江、信用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绿色浙江等建设富有成效。之后，历任省委领导深入贯彻“八八战略”总纲，在中共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中提出：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统筹推进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浙江篇章。

“六个浙江”建设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浙江模式发展演进到一个新阶段。浙江模式生成演化过程及其实践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原理，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客观制约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辩证运动，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相互关联和焕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可以预计，随着浙江人民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入，浙江模式必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的发展也将提供更加鲜活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