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节能政策的演进及趋势分析

吴 滨，庄芹芹，张 茜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能源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已成为“第一能源”。据统计，1965—2015年，全世界能源消费增长了2.5倍，但创造的经济产出增长了4.1倍[1]。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已成为世界各国能源转型的首要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节能管理体系，节能减排取得了较大成效，这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所制定实施的节能政策密不可分。节能政策作为我国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过程深受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以及不同时期国内外能源形势的影响，有着内在演进机制。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节能政策的演进过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能源供给与消费形势的不断转变，我国节能政策的发展演进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

(一)现代节能政策的准备阶段(1978—1988年)

改革开放初期，指令性政策仍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逐渐明确，节能政策市场化端倪初现，整体上处于向市场化节能政策过渡的准备时期。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次正式将节能工作纳入国家宏观管理，明确节能管理的战略地位，至此节能社会发展的目标开始确立。由于这一时期能源供应不足，能源低价战略导致能源企业利润偏低、供给激励不足。随着能源消费不断扩大，供给缺口与供需矛盾加剧。因此，节能政策的目标重点在于鼓励企业节能技改，提高能源供应水平，通过行政强制措施控制能源消费，缓解能源供求矛盾。例如，1980—1982年国务院颁布节能指令对用电等五个方面提出要求，通过指令形式直接管理经济事务，并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节能管理体制机制，包括全面将节能管理纳入发展规划，设立专门的节能管理机构、建立节能工作会议制度，研究节能法律法规与方针政策，成立节能技术服务中心以及建立节能责任人制度[2]。例如，1986年颁布了第一部综合性节能法规《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此外，开始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加大节能资金投入，制定特定领域的节能奖励办法，实行税收优惠与补贴，对节能贷款给予低利率优惠，激励企业强化对节能的投资，初步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市场化节能政策导入阶段(1989—2000年)

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确立到逐步建立的阶段。在这种大背景下，节能政策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节能标准化建设大幅推进，节能法律法规逐渐完善，经济激励政策应用更为广泛。1995年我国启动能源标准的修订工作，涉及产品范围由家用电器逐步扩展到照明器具及工业耗能设备等。1998年节能产品认证制度正式推出，极大提高了用能产品的能效。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颁布，以此为依据，各省市开始制定相关实施办法、配套实施方案与条例，节能法律法规在一些具体行业开始实施，如铁路行业、交通行业、建筑行业等，节能法治化建设大幅推进[3]。

在标准化与法治化制度基础上，节能政策市场化加速推进。伴随财税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市场化节能政策工具逐步导入。例如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减免以及免征关税等税收优惠鼓励节能；财政金融等扶持方式更为丰富多元，包括通过贷款支持节能技术研发等。能源价格开始与国际接轨，纠正了能源价格偏低的市场扭曲，例如石油价格从1994年开始改革，到2000年基本与国际油价同步。此外，还初步探索了专项节能工程，从1996年开始启动绿色照明工程，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开展多种节能宣传活动，从1991年开始至今节能宣传活动已举行了28届，对促进全民节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节能政策组合推进阶段(2001—2010年)

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任务，粗放式的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同时，我国能源结构呈现多煤、少油、缺气等特点，随着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资源约束、能源结构矛盾逐渐放大。这一时期，我国确立了能源政策的核心在于优化能源供给与消费结构、构建多元化互补的能源供应体系。围绕能源供应体系，节能政策在规划立法、约束激励、组织机构等方面推进，并逐渐渗透到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等重点领域，呈现多元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能规划、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向重点行业领域渗透，节能政策更加多元精细。2001年发布《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2004年发布《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就节能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工程做出规划，指导 “十五”“十一五”时期的节能工作。在此基础上，工业、交通运输、住建等领域的节能政策相继出台(表1)，节能工作在各领域全面推进。同时，《节约能源法》2007年修订(2016年再次修订)突出了节能管理的设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节能长效机制，并修订了配套法规，包括重点领域的节能法规、节能管理制度的详细执行规章，以及各地区制定、颁布的实施办法与节能条例等。

第二，设立节能约束指标，建立目标责任机制。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供需矛盾与环境问题，国家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指标，第一次将节能的定量目标纳入国家最高层次的统筹规划。针对我国节能政策在上一段时期存在的缺乏有效执行、监督流于形式等问题，这段时期建立了目标责任机制，将单位GDP能耗下降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大大提高了节能政策的执行效率。创造性地将节能目标进行地区分解，首先进行省级分解，在此基础上分解到市、县以及重点行业、企业，明确节能主体与责任人，建立节能统计、监测和考核系统，进行节能目标评价考核。

表1 “十五”期间部分重点领域的节能政策

第三，发挥产业政策、价格政策、财税与金融政策等经济政策的作用。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沿着调整落后产能与发展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2005年《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出台，提出了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及分类指导思想，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积极培育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多项措施并举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同时，深化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实行有利于节能的价格政策，激励单位和个人节能。高耗能行业开始实行差别电价，不断提高限制类和淘汰类企业的电价加价标准，实施“惩罚性电价”。在电价领域逐渐引入竞争机制，实施两部制电价以及峰谷分时电价，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此外，节能财政政策成为这一时期节能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财政补贴奖励资金带动了社会投资大量投向节能技术改造、节能产品推广等领域。如实施企业所得税减免、投资抵免等各类节能税收优惠；使用金融工具促进节能工作的开展，督促银行业把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与调整国家经济结构紧密结合，配合国家重点节能项目给予授信支持，加强金融创新，开发与节能减排有关的创新金融产品。

第四，丰富能效标识制度与节能产品认证等政策工具，积极探索重大节能行动。2004年《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发布，能效标识制度正式建立，并相继公告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的产品目录。此外，政府实施了节能产品的“强制性采购”制度，探索组织包括“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在内的重点领域、部门的节能降耗行动。政府推动、企业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节能减排工作机制初步形成。

(四)节能政策体系构建阶段(2011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十九大报告不仅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更对生态文明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开启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同时，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不断变化，我国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能源安全出现新挑战。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能源安全的更高要求，节能政策继续深入发展，朝着构建节能政策体系、加强政策系统性和协同性方向发展[4]。

第一，系统推进市场化节能政策。具体包括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等产业政策，财政扶持、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经济政策。大力发展节能服务业，“十二五”期末，节能服务业企业达5千多家，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市场主体[5]。市场机制方面，探索碳排放权交易、SO2排放权交易等，2013年我国第一个碳交易试点在深圳启用，并逐渐推广到全国。虽然成立时间较短，但“充分发挥市场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目标，表明碳交易正向市场化纵深方向发展。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逐渐强化，节能税收支持政策稳步推进。“十二五”期间，我国开展部分城市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税收优惠政策、高能耗行业阶梯电价政策，开展能效信贷指引，这些新兴市场政策工具增强了企业节能的积极性，强化了企业节能的内生动力。同时，加强技术节能、推广节能技术产品、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制定了包括生产设备节能、节能监测和审计、能源管理和审计、能源消耗限额、高效节能型产品、用能产品能效、节能技术、新能源应用等各技术类政策。推动万家企业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发布相关标准和指南，制定实施方案及相应的效果评价方法[6]。

第二，严格执行节能评估审查制度，建立完善节能标准管理机制。加强评价考核，提高新建项目节能、环保、土地、安全等准入门槛。“十二五”后期，在简政放权等要求下，先后多次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权限以及能评审查权限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能评审查要求，严控“两高”行业新增产能。在标准化方面，继续发挥节能标准的规范、引领和倒逼作用，2012年启动的“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研制发布了105项节能标准，标志着综合有序的节能标准体系的形成。

第三，突出重点行业领域的节能规划。“十二五”期间，各部门节能发展规划和工作方案密集出台，对相关领域的节能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全面部署了节能减排工作；《“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大力推进节能降耗。重点产业发展规划纷纷落实节能减排要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提出加大节能汽车技术研发力度，加快建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研发体系，大力推广普及节能汽车；《“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从节能技术和装备、节能产品、节能服务三个方面，明确指出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工程，明确提出了节能产业关键技术和政策措施；《“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工业节能“十二五”规划》及《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2—2020年)》提出，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重点节能技术、设备、产品的推广和应用；《绿色节能建筑行动方案》提出了建筑节能十大任务。从以上规划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节能政策持续向各个领域渗透，政策力度不断加强。

二、我国节能政策演进的规律与机制分析

(一)节能政策演进规律分析

为了进一步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节能政策的演进过程,构建政策目标(Aim，A)、政策取向(Orientation，O)、政策内容(Content，C)、政策工具(Tool，T)的节能政策演进分析框架，即AOCT框架，将上文梳理的节能政策4阶段演进过程纳入该理论分析框架(图1)。整体上，节能政策由指令控制型政策向基于市场机制的系统性政策演进。具体而言，政策目标上，从建立现代节能政策向引入市场化节能政策、政策多元组合逐步扩散，再到以整体节能政策体系为目标，政策取向逐渐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方式向市场化方向不断延伸。随着市场化配套制度标准、法治基础相继建立，节能政策市场化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行业日益细分、力度不断加强，政策协同性逐步提升。与此同时，政策内容与政策工具不断丰富，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再到系统化，从整体到细分重点领域再到系统性协同，从指令性的计划手段到基于市场机制的财税、金融、价格、产业等经济性政策，设立市场化交易场所，建立约束性目标责任机制、评估审查政策，节能政策不断演进。黄鑫等概括总结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节能政策，指出其演变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① 命令控制政策为主，财政激励为辅；② 经济激励政策为主，信息宣传等为辅；③ 市场政策为主，综合使用多种工具[7]。可以看出，该节能政策的演进过程也呈现由指令控制型政策向市场化系统化方向演进的特点，与我国节能政策的演进大致呈现同一趋势。

图1 改革开放以来节能政策的演进过程

(二)节能政策演进机制的进一步分析

从一般意义上说，政策制定受到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外部环境制约3个维度的影响。具体到节能政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决定节能政策的根本动因，体制改革是节能政策选择的内在要求，能源形势是影响节能政策的直接因素。特定时期的节能政策是基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具体能源供求形势以及体制机制改革要求这3个维度而做出的最优政策选择。

在这3个维度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剖析节能政策演进的内在机制。节能政策本质上是为提高能源利用率、控制能源消耗与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节能政策演进本质上也是节能制度的变迁过程。根据制度变迁理论，节能制度变迁过程与一般性制度变迁遵循相同规律，受到特定技术条件与社会环境的约束。具体而言，制度变迁过程是在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共同作用之下，朝更有效率、收益更高的新均衡方向演进的过程。根据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主导作用的强弱，制度变迁过程可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将该理论应用到节能领域，节能政策演进即为在节能政策供给与节能政策需求作用下，适应新形势的高效率节能政策出台，替换阻碍节能效率的旧政策，节能政策向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资源与减少污染的方向演进。我国节能政策的演进过程由节能政策供给与节能政策需求共同作用，为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市场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渐进式演进模式，这与我国其他领域的渐进式改革相同。因此，将一般意义上的政策演进的3个维度与节能制度变迁理论结合，构建我国节能政策演进的内在机制(图2)。

图2 节能政策演进的内在机制

第一，能源形势影响节能政策需求，推动市场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决定节能政策的直接因素。不同阶段的能源形势直接推动节能政策的演进。改革开放初期，能源工业落后，能源产量极低，面临能源短缺形势，节能政策将节能目标与计划物资分配结合起来，以保障工业生产和建立工业体系的需要。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能源形势在生产与供应、消费总量与强度、结构与效率等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在此期间，节能政策顺应能源形势各阶段变化，经历了“节约与开发并重到节约与开发并举，再到节约放在首位”的策略方针演变。“十二五”期间，能源形势依然面临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的相互交织、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的相互影响，资源制约日益加剧，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升，能源安全形势严峻，生态环境约束凸显，节能政策重在强调“节约优先”原则的重要性。“十三五”时期，能源消费增速放缓、能源需求刚性增加、能源供需整体宽松，结构优化升级成为节能减排的关键任务。节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归根结底受到现实能源形势的影响，也在顺应能源形势中不断演进。

第二，政府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影响节能政策供给，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是节能政策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探索，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转制，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财税、金融体制相继进行改革，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节能政策及相关法规不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为避免与经济体制脱节，节能政策适应市场取向进行改革，配合价格和财税政策体系，形成一般政策性工具，如绿色税收、绿色财政、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价格等，充分发挥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市场化机制的深入改革，节能政策与市场机制相得益彰，节能市场化机制不断创新，如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等交易机制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以市场为主体进行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

第三，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同时影响节能政策供求，是决定节能政策的根本因素。改革开放之初至1991年，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节能政策以服务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同时为满足之后经济发展各阶段的能源需求，节能政策逐渐重视能源消费结构完善及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传统工业产能过剩日益明显，产业结构升级内在压力显著增强，依靠资源投资、规模扩张的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应时而生。此时，节能政策更加侧重节能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密切配合，以适应我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从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新时代节能政策的演进方向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要求、能源供需的新形势，节能政策朝着新方向演进。

(一)当前节能政策面临的形势

1.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能源形势进入“新常态”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需要转变中国传统的粗放型、高耗能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而产业结构低碳转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选择，这也必然对能源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能源经济发展模式将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能源消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等方面将表现出区别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新特点：能源需求总量增速放缓；受国内能源供求和国际能源市场对能源价格走势的决定性影响，能源价格面临下行压力；经济结构转型要求能源结构向低碳化、清洁化趋势发展；能源效率随着节能技术的发展而提升。节能政策将面临能源发展“新常态”的新形势。

2.生态文明建设对节能减排提出新要求

“十一五”以来，我国节能减排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雾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依然严峻，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十三五”时期，我国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必须继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通过重塑能源生产消费方式，提高能效水平，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8]。为此，节能减排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要求得到进一步释放。

3.新一轮技术革命为节能与产业的融合开辟道路

节能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有效提升了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推进绿色制造带来了新机遇，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为节能和产业的融合开辟了新道路。一方面，节能与信息化产业融合，以信息通讯技术应用带动全社会节能减排。通过“互联网+”、共享经济发展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推动能源管理信息化系统在重点行业中的应用，实现企业用能的精细化和数字化管理；同时，利用信息化技术深化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平台建设，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重点行业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的精准化管控。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能源领域实现创新发展，不仅孕育了新技术，成为培育新动能的重要着力点，也催生了新业态，不断涌现新兴行业，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绿色技术改造需要与这些新兴产业相结合，将节能减排降耗措施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过程，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可见，新一轮技术革命将会使节能与各行业融合，从而降低传统行业、节能环保行业，以及更多新兴行业对资源投入的依赖，提高能效助力经济可持续发展。

4.节能技术显著提升，节能工作进入新阶段

2017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约3.7%，39项重点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生产综合能耗指标中8成多较2016年有所下降，其中，合成氨生产单耗下降1.5%，吨钢综合能耗下降0.9%，粗铜生产单耗下降4.9%，火力发电煤耗下降0.8%，节能降耗取得新成效。在推广应用技术方面，我国相继发布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一些行业实施节能技术示范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多新技术得到了比较好的普及，如纯低温余热发电、高炉煤气发电、变频调速等重大节能技术，逐步形成了以节能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链。部分重点能耗行业实施产品能效领跑者发布制度，石油和化工行业能效领跑者的工艺技术和能源管理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已明显缩小，部分企业能效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5.体制改革推进节能减排市场化进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央做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决策和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次着力点就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能源领域的长期健康发展同样离不开健全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要推动消费、供给、技术和体制四方面的能源革命。构建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让体制能够产生更大的倍数效应，以体制革命推动能源革命。在节能减排体制机制中，财税激励政策、税收支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资源价格和税费政策等市场性政策工具都体现了市场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市场机制的深化改革将带来更为丰富的市场化手段，从而在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实现减排目标。

(二)新时代节能政策的演进方向

中国正在实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提出到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亿吨标准煤以内，主要工业产品能源效率大幅提高。新时代的节能政策要适应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与能源形势的新要求，向技术创新引领、市场机制主导以及全面融合方向演进，全方位提高能效，推进能源转型。

1.由技术扩散向创新引领转变

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变革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如今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由于过去节能政策侧重于高耗能、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地区，通过个别行业的技术扩散和应用带动其他行业节能发展，导致节能技术开发应用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重点与一般行业领域、大型与中小企业之间差距拉大，并且缺乏自主研发的核心节能技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已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在新形势下，要加快推进节能技术革命，由关键领域、重点行业的节能技术扩散，转向节能技术创新引领[10]。要加大基础性、综合性、战略性节能技术的研发，以自主创新引领节能技术发展。攻关、突破重点节能技术，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实施节能技术创新示范工程。

2.由政策推动向市场机制主导转变

中国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的节能减排工作在近几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市场工具在节能政策中得到普遍应用，并在深入推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阶段政府在节能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仍较为突出，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节能体制机制仍需要变革。面对当前的能源环境形势，结合当下经济发展阶段，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节能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推动节能政策的市场化转变，进一步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形成一个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提高能源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积极发展合同能源管理、用能权有偿试点等市场化机制，继续配合金融、财税、价格等市场工具，推进能源价格改革，推进电力、油气体制改革。强化能源治理能力建设，推动能源商业发展的新模式及新业态，建立促进全社会自发节能的长效机制。

3.由注重重点领域向全面融合转变

现阶段节能技术在重点能耗行业的应用较为普及，节能减排在重点领域的成效显著提升。“十三五”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益深化，节能减排技术加快创新。以节能减排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在各领域的深度应用，不仅能够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业态，也是实现各领域提质增效、快速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有效途径。未来几年，节能减排技术从注重重点能耗领域的技术推广，逐步向节能技术发展与经济社会全面融合转变。要加强节能技术的国际合作，以开放倒逼节能技术的升级。从工业、建筑等领域的节能向居民用电、扶贫工程、“三农”等领域拓展，实现节能技术共享、能效同步提高的融合发展。推动节能减排技术在各行业领域应用的深化，带动各行业领域的创新变革，实现各行业领域节能减排技术竞相发展，这将成为节能减排政策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