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韦结余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32)

一、引言

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其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快于资源稀缺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上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特别是一些能源富集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反而比较缓慢，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90年代初，随着资源诅咒假说的提出，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能源丰富，而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匮乏。西部地区的12个省市是中国能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拥有大量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其中，天然气储量占全国的80%以上、煤炭资源占48%、石油资源占31%。但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从经济数据来看，自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能源的开发量大大增加。一次能源的生产量(转换为万吨标准煤)从1999年的2.9亿吨增加到2016年的19.5亿吨，增加了将近6倍。从人均GDP来看，东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已由1999年的0.6万元扩展为2015年的2.2万元，GDP的相对差实现了缩小，由1999年的2.5倍缩小为1.7倍。但从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并未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证明，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中国西部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虽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出现受到改革开放、产业基础和地理位置的影响，但是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基于此，本文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研究资源诅咒的形成原因和作用机制，从能源生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挤出效应和制度建设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进而提出规避资源诅咒的方法。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就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993年，在研究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美国学者Auty首先提出了资源诅咒的概念[1]。随后，Sachs等用实证数据验证了资源诅咒假说，也就是说，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没有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反而抑制了经济增长[2]。Sachs等研究证明，1960—1990年，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比资源丰富的国家快2～3倍，并且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3]。同时，许多学者研究了不同国家和地区资源诅咒的成因和作用机制。目前，公认的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从经济上来看存在对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从制度上来看存在如寻租、腐败和产权不明等制度原因。

但是，Stijns[4]和Brunnchweiler[5]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通过对大量案例的研究，发现并非所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在一些富裕国家或地区，如挪威、瑞典和美国，也有许多成功的经济发展案例。因此，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事实和研究结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资源诅咒理论的假设和自然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国内研究

许多国内学者研究了能源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例如徐康宁等[6]、邵帅等[7]、赵伟伟等[8]、谢波等[9]、万建香等[10]学者。他们利用不同时期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来验证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后通过加入不同的变量来解释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徐康宁等以山西省为例，指出资源开采引起的制造业衰退和制度弱化效应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6]。邵帅等认为能源开发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是资源诅咒最主要的传导机制[7]。万建香等通过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验证随着社会资本加速积累更多的劳动力将流向技术创新部门，弱化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10]。

但是，丁菊红等[11]、方颖等[12]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不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他们通过加入其他变量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不明显，然后通过地区和行业细化，进一步证实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影响。

(三)研究不足

综合来看，大多数文献从自己的研究角度进行分析，模型选择不同，代理变量也会不同，进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因此，指标选取要具有有效性和科学性，否则会影响到结论的正确性。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会涉及到很多因素，现有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还不能完全说明资源诅咒存在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增长本身来看，资源本身不是问题，自然资源不一定会导致资源诅咒，问题的关键在于围绕资源的相关制度设计和管理。

因此，资源诅咒是否存在及其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进而为资源诅咒的破解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西部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定量研究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揭示西部地区能源开发通过何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进而为提出解决西部地区资源诅咒的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理论假定

能源开发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能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开发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一个地区的能源开发也会带来挤出效应和制度弱化效应，挤出效应体现在采掘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制度弱化效应是指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等原因，造成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导致资源开发不合理，由此带来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寻租腐败等问题。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利用中国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从挤出效应和制度弱化效应来验证资源诅咒是否存在，然后分析各控制变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以确定中国西部地区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

(二)模型设定

为了明确变量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本文构建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资源诅咒计量模型[13-16]为：

(1)

其中：i和t分别代表中国西部地区各省级单元和年份，G和Y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和地区生产总值，NR代表能源富集程度，α0为常数项，α1、α2、α3为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Z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解释变量，根据前面的分析，加入制造业投入、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入、研发投入和代表制度质量的市场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分别用Ind、Inv、Edu、RD、Mar来表示，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可以更好地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此，最终的回归方程为：

(2)

其中：β1、β2、β3、β4、β5分别为各个变量的系数，α2衡量能源富集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α2<0，则说明丰富的能源阻碍了经济增长，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研究资源诅咒问题时，变量的选择非常重要，选择不同的变量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以1991—2015年西部地区各省份GDP的年均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以1978年作为不变价格，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这样整体面板数据集就包含了10个省级截面单位(重庆并入四川，总共包含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0个省份)25年的样本数据。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一次能源的生产总量作为衡量一个地区能源禀赋状况的指标，同时，利用市场化程度来衡量制度因素，用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数据来自1991年至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网和中宏数据库。各指标的解释如表1所示。

(四)计量结果

我们把时间段分为1991—1999年和2000—2015年两个阶段，分别比较西部大开发前后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F检验、hausman检验的结果，得出1991—1999年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效果如表2和表3。

表1 资源诅咒验证的指标含义和解释

表2 1991—1999年西部地区资源诅咒效应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

表3 2000—2015年西部地区资源诅咒效应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

通过表2可以看出：

(1)1990年到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前，能源富集程度的系数为-0.28，显著水平为5%，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抑制了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

(2)1990年到1999年，制造业水平和物质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负相关，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表明以能源开采为基础的采掘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投资和固定资产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3)20世纪90年代，在西部大开发之前，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与此同时，中国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这表明以市场为主导的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增加了研发投入，提升了人力资本。

通过表3，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能源富集程度的系数变为0.37，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确实带来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诅咒的影响从表面上消失，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确实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市场经济已成为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

(2)西部大开发以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2015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1999年增加近20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小。从长远来看，这种经济增长会趋于平缓。

(3)由制造业系数可知，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弱化，说明在西部大开发以后，能源生产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有所缓解，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大开发的投资领域有所拓宽，全社会的资本投资有所增加，投资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4)研发投入的系数变为负值，说明自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能源的开采对于研发投入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研发投入的增长远远低于经济增长，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从长远来看，加大研发投入可以实现西部地区长期经济增长。

总体而言，在西部大开发之前，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资源诅咒效应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政府对西部地区进行大量投资，短时期内明显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果逐渐变弱，并且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对研发投入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这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四、西部地区破解资源诅咒的对策建议

1.推进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

建立有效的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是破解资源诅咒的基础。我国矿产资源产权以公有制为主，同时要鼓励集体所有制开发，增加对能源利用与保护的投资，通过明确产权、有偿开发、有序流转、利益分享，使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同时，不断完善矿产资源产权的市场交易制度，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明确责任主体，维护自然资源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使用权在市场上的自由流转，保障经营权的合理实施，提升矿产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2.建立完善的能源开发补偿机制

建立合理的能源开发补偿机制是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源开发区的补偿是通过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资源补偿税来实现的。首先，能源开发补偿机制应该坚持“谁开发，谁补偿”的原则，同时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以“高效开发，同步治理”为原则。其次，要制定合理的开发计划，保护和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同时支持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防止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再次，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提高能源税率，建立生态补偿基金，用于生态修复、环境治理，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

3.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西部地区要大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是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同时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二是提高大学和科研院所水平，培养一批高质量的技术人才，同时要改善西部地区人才成长环境，为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三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特别是加大对技术顶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的引进力度，提高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4.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西部地区应该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一是加大研发投入水平，优化投资结构，将投资结构主体由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上来，将西部地区由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为由技术带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提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是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该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引进，提升西部地区的科技水平，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5.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制度质量

一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自然资源的产权进行保护，减少因权力寻租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也要通过制度改革来避免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发生，从而促进西部地区制度的公正和公平，提高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是建立有效的能源开发监管机制。西部地区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监督机制和社会公众参与机制，避免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发生。三是有效利用公共财政资金。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应该将教育、科研、环保等部门作为首选投资部门，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