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农家书屋研究热点评析与展望

岳 琳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自2005年12月开始，全国首批15个农家书屋率先在甘肃省的15个村子试点挂牌[1]，农家书屋文化建设工程的序幕就此拉开。2012年全国共建60余万个农家书屋，几乎覆盖全国所有的行政村，自此，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布点任务圆满完成。在农家书屋如火如荼的建设过程中，学界对农家书屋的研究也逐渐升温，据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06年11月田方斌的《论农家书屋工程的出版服务营销模式》为有关农家书屋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随后，有关农家书屋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迅速增长，2012年有关“农家书屋”的论文达到了620篇的峰值。2012年以后，论文数开始回落，也表明了农家书屋的研究开始进入冷却期，本文关注2013至今近五年来农家书屋的研究，试图得出农家书屋发展的热点问题，为农家书屋工程的后续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 研究文献定量分析

本文使用的分析软件包括 Excel和citespace。在中国知网上获取2013年至2017年以来有关农家书屋研究的相关文献，经过数据清洗之后获取有效文献277条，作为分析的基本样本。

(一)文献发表与趋势

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2013年开始，农家书屋论文的发表量开始逐年下降，本文选取的期刊来源是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从质量的角度也显示出了降序的趋势。对照农家书屋工程实践的角度，2012年农家书屋提前三年完成具备条件的行政村的全覆盖[2]， 圆满完成了布点任务，一时之间书屋建设的成效备受社会各界瞩目。受此背景影响，学界有关农家书屋研究文献在2012年前后显著增长并达到顶峰。 2015年，新闻出版总署又发出了对农家书屋提供延伸服务的通知，这一政策的推动使得农家书屋的研究有小幅回暖，2016年的研究成果略有增长。

表1农家书屋文献发表年代分布

(二)作者分析

277 篇文献的作者涉及381 人，其中王虹和徐同亮最多，均发表6篇文章；其次为杨智慧、张芳蕊和姚秀敏，发表4篇，之后的是蒋祖烜、杨红岩、柯平、聂震宁和邓倩，发表3篇，发表1 篇的 341人，占总数89.50%。五年前的研究统计显示，有数10位作者发表5篇以上有关农家书屋的文章，甚至有1人创作11篇，与之相比，近五年人均创作量明显下降，发表3篇及以上的作者较少。同时，有些研究者比如王虹、徐同亮、杨智慧、姚秀敏对农家书屋的关注热情始终很高，但2013年以后研究者们对农家书屋的研究逐渐发生了转向，由对农家书屋工程本身的发展研究转向了全民阅读、农村阅读障碍、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这与国家推行全民阅读工程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陷入窘境为研究带来障碍相连。

(三)研究机构分析

381 位作者共涉及机构296家，其中265家机构发文仅为1篇，20家机构发文2篇，发文3篇者有6家机构，发表4 篇及以上文献的机构统计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研究机构以图书馆为主，还有信息管理学科也是农家书屋研究的主力军，这与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背景高度契合。

表2机构发文数量排序

(四)关键词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了277篇农家书屋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基本能呈现该领域近五年的热点，统计发现关键词共计 756个，累积出现频次1214次，其中631个关键词仅出现1次，占总数51.97% 。排在前10位的高频词见表3。从表3可知，“农家书屋”排在首位，出现频次143，紧接着“全民阅读”频次为41次，这与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初衷即解决农村读书难的问题密切相关。“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等相近词出现频度较高，因为新闻出版总署是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主管单位，出版发行、图书馆等相关词汇也因此成为重要的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等词的出现也说明了农家书屋的文化属性和定位。

表3 农家书屋研究高频词(前30位)

二、 农家书屋研究热点内容分析

本文对农家书屋研究热点的分析是基于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的共现图谱，见图1。图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排在前10的关键词共有31个，见表3。剔除“对策、发展、问题、建设”等无意义的关键词，除去高频普通词如“公共图书馆”“农村图书馆”“乡镇图书馆”“真人图书馆”，合并意思相近或有包含关系的词如“图书馆服务”和“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全民阅读”“阅读推广”“国民阅读调查”“阅读”和“数字阅读”。可以得出农家书屋研究的热点关键词有：农家书屋、全民阅读、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和可持续发展，对这些关键词进行延伸补充，可以得出2013—2017年农家书屋的研究热点：农家书屋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及馆际支持视角的研究、全民阅读工程背景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农家书屋研究等。

图1 农家书屋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一)农家书屋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学者的探讨从资金投入、管理模式、农民的阅读兴趣、出版物选择等农家书屋发展的具体障碍渐渐转向了农家书屋内在运行机制、书屋流转等更为精细化的内生模式的探讨，准确度和详实性方面有明显提升。

1.精细化内生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农家书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已有资源的优化和后续资源的配置。张利洁指出农家书屋后续出版物配置中应采取三步走的措施：购书要有针对性，为农村成年人和农村中小学生适配农业科学技术类新书；搭建多种平台和疏通多种途径捐书，联动“农家书屋管理部门与教育部门”；利用媒体宣传、单位动员等方式鼓励城市成人读者捐书进而满足农民对于相应类别的“新”图书的阅读需求[3]。黄丹认为，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与管理和服务措施相关，并提出具体思路：依靠制度约束，建立分级协作的科学管理和工作考核机制，实现管控科学、上下一体、激励驱动；依靠资源整合，推动农家书屋向复合型、多功能、综合化方向发展；依靠现代管理，采取分级网络扶持，逐步形成区域间图书馆、农家书屋数字化、网络一体化服务，实现信息共享；依靠业务协调，创新活动载体，引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4]。

2.纵向、横向的书屋流转模式

针对图书无法更新、书屋之间难以流通，农民“上座率”低，黄诗南通过实地调研介绍了农家书屋“大馆带小屋”让农家书屋“活”起来的建设实践经验，具体的模式就是总馆带动分馆，收集农民需求信息，通过回收和发放实现图书流动，搭建活动平台，吸引农民参与农家书屋，提供数字化服务提升信息化程度，广泛团结吸纳各种力量共建书屋，总馆为分馆提供交流会和实地指导等方式为小馆人才成长、制度建设和实体化运营提供支持，促进小馆内生性发展[5]。 刘晓云提出建设“大书屋”模式，即在区域范围内由公共图书馆的协调和指导，打破图书馆与书屋之间、书屋与书屋之间的壁垒和隔离，实行统一分配与管理，实现所有农家书屋间图书通借通还和资源共享[6]。吴畅则认为在书屋建成后，实现图书流转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即建立县、乡、村三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和书屋相互联动的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以县级图书馆为龙头，发展各村农家书屋成为其基层分馆，最终“屋际”流转[7]。王虹结合农家书屋在齐齐哈尔的发展现状，深刻分析了农家书屋工程设计中的错位及其导致的实践窘境，提出了“借鸡下蛋”“修正转向”“管理转移”“供管分离”等途径以解决工程目标与实践“距离”的问题[8]。以上研究都关注了书屋的流转，并提出了纵向和横向的流转模式，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近五年，研究者有关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试图以纵向体制整合带动横向图书流转的模式，较前期的成果显然成熟和深刻了许多，但到现实着陆时，依然有“美好想象”的成分。

(二)农家书屋的馆际协作研究

农家书屋与农村图书馆虽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但其形态上有天然的近亲关系，因此图书馆视角的研究成果颇丰。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中，农村基础图书馆、高校图书馆都积极参与到农家书屋的工程建设中来。从研究机构的分布就可以看出，虽然农家书屋研究是由新闻出版部门牵头组织开展的，但各高校图书馆和信息管理学科成为研究的主要力量。张静提出了县级图书馆服务农家书屋的具体策略：注重服务绩效，避免造成浪费，即把农家书屋作为延伸服务、深化服务的平台 ，以创造优良的服务绩效为目标，避免盲目投入和造成浪费；全面反思，重新定位，即县级图书馆要以切实提高农家书屋的效能，让书屋“活”起来为目标，把农家书屋作为面向农村广大基层群众推广阅读的前沿平台，提供有针对性地服务；健全机制，规范管理，即建立以县图书馆为总馆，乡镇综合文化站为分馆，村农家书屋为服务点的服务网络，提高现有公共文化设施和图书资源的利用率[9]。张晓玲认为，高校图书馆应该突破政府、事业单位、企业等服务对象的局限，以农家书屋为基地，充分发挥科技、文化、智力、人才和信息资源等的优势，为“三农”提供多种信息服务[10]。

(三)基于全民阅读视角的研究

自十八大以来，全民阅读工作备受党中央重视，积极推进全民阅读工程。以此为背景，农家书屋的研究自然和全民阅读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学者们从国民阅读调查、农村阅读困难群体、数字阅读等多视角切入形成了农家书屋与全民阅读的360度无缝对接的研究景观。

在这类研究视角中，调研类的成果颇丰，黄体杨等选取贫困地区农家书屋调研发现，书屋不加选择的地毯式发展、形式化管理、村委会“向上应付、向下蒙蔽”、村民“不爱读书”造成了农家书屋单向度的发展，而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解决政策有效性与统一性的矛盾，正常开放书屋，吸引农民进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1]。邓倩等调研发现，农家书屋应针对文化生活现状堪忧的留守儿童群体搭建有效平台，从而激发少儿阅读兴趣、提升留守儿童文化素养[12]。王虹等学者在嫩江流域51个民族村调研后发现当前农村阅读中的突出问题是，认为阅读重要的人多而阅读的人少，争取阅读援助的人多而利用阅读设施的人少。这一现象误导了农村阅读设施反复投入和建设，并导致图书馆服务和研究进入误区；农村居民阅读少，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阅读需求的复杂性；农村阅读中问题最多的是困难群体遭遇的各种障碍，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农民阅读需求的贫困与阅读行为的障碍[13]。这一研究对全民阅读工程建设中农村困难阅读分析较为透彻的代表之一。

另有一些研究是围绕数字阅读和移动阅读在农家书屋平台的应用展开，这类研究总体比较粗浅，数量较少，大多聚焦某一地域的实践，提出方案设计，比如姜舒婷关注农家书屋移动阅读服务模式，提出了构建资源层、技术层、服务层和管理层 “四位一体”的移动阅读服务模式，不断完善农家书屋的服务体系，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信息服务[14]。高亮从媒介技术的研究视角关注农家书屋的发展，提出了移动场景下数字农家书屋个性化推荐系统，进而扩展数字农家书屋的时间、空间和受众维度[15]。

(四)基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视角的研究

农家书屋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五大工程之一，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 、看书难”问题，对推动新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廷奎认为，目前社会化媒体日益显现出强大影响力，在其迥异于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日渐向农村渗透这样一个外在的社会大背景下，结合当下农家书屋由政府主导的模式体系所存在的先天缺陷和“路径依赖”现象，提出构建超越书屋概念的乡村文化自觉才是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和发展路径[16]。这是对农家书屋与乡村文化建设实现良好互动发展的构想。学者蔡琪等以文化扶贫为视角，传播学理论为依托，在对湖南农家书屋调研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农家书屋知识扶贫的传播效果，发现，农家书屋在满足农村知识需求、缩小城乡知沟、培养农民阅读习惯等知识扶贫方面初见成效，但还存在农家书屋资金不足、建设受限；农家书屋的宣传不够、效果有限；农民的阅读兴趣不浓，有待提高等困境，文末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7]。这也是紧紧契合了国家的扶贫攻坚战略。

三、 研究回顾和未来展望

(一)研究回顾

农家书屋工程是一项文化惠民工程，2012年布点完成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农家书屋后续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工程建设的重要部分。纵观学界有关农家书屋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大块，即新闻出版视角的有关图书供给的 “上游”农家书屋研究，侧重于图书馆视角的农家书屋本身“书—屋—人”的“中游”研究，全民阅读视角侧重于农家书屋的服务、功能研究的“下游”研究。从近五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转向日趋明显，“上游”和“中游”的研究逐渐退热，“下游”研究更加深入，结合飞速发展的通讯技术和数字化出版，农家书屋的服务和功能都会被重新定位和延伸。同时也发现，相关的研究呈现出定量多、定性少；小区域多、大地域少；实践总结多理论而探索少等不足，这也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空间和方向。

(二)研究展望

基于前文所作的梳理，学界对于农家书屋的研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都有可以延展的空间。

第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之一。定位于“送文化下乡”的农家书屋工程将在解决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宏观研究应关照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密切交织形成的日益复杂化的农村环境，跳出已有农家书屋本体研究的分析框架，从信息学、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农家书屋的发展、乡村文化传播、农村文化主体性、内生性等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第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推动传统农家书屋向数字化、移动化转型升级，在各地也有具体的实践和尝试，已有一些成熟的模式推出，但在理论层面的探讨还拘泥于区域经验总结或数字移动技术在农家书屋平台应用的碎片化研究。后续的中、微观研究可以向纵深挖掘，跨学科、融学科探索书屋转型升级的路径、新媒介新技术应用于农家书屋工程的具体开发和设计方案，比如内容资源配置、管理服务、考核方式等。

第三，目前的研究成果多采用定量方法，区域的调研较多，实证研究虽然能总结各地的成功经验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和实践价值，但不利于形成对书屋发展机制更加深刻的探究和反思。尤其，目前农家书屋工程经过10余年的建设，遭遇的困境都是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而定性的质化研究以其宽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理论思考在农家书屋研究中更能为其破解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