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驻防旗人的宗族建设
——以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为中心

金 晙 永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入关以来，清朝统治者将八旗分驻在内外要地，从而产生了旗人家族的分家。我们在旗人族谱记载中也可以发现“由于该支派迁徙别驻防，无法考证该支系”等记载。即清朝设立驻防并分派旗人，引发了旗人宗族的支派分立。宗族发展往往经过迁移、定居、繁衍、分家再到迁移的循环过程，同样祖茔也会经过建茔、修护、另立的过程[1]103。但是旗人受到八旗制度的影响，不易追踪该宗族发展轨迹。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廷允准驻防旗人在当地安葬之前，驻防旗人难以在驻防地设立宗族茔地。之所以清朝统治者长期禁止旗人当地安葬，是担忧驻防旗人的汉化。但是 随着驻防旗人在驻防地的时间增长，自然与当地社会产生关系，并拥有当地产业。这样的背景之下，驻防旗人强烈要求废止归旗制度。另一方面，清朝需要考虑归旗制度所带来的各种麻烦及费用问题等[2]394-395。乾隆五年(1740)为始，乾隆帝为了减轻驻防旗人的回京负担 ，逐渐宽松驻防旗人的归旗制度。潘洪刚认为归旗制度的废止、驻防旗人的当地安葬、京师与驻防旗人户口管理的分立、科举考试在当地应试等，导致了驻防旗人的土著化现象[3-4]。当然归旗制度的宽松，会加速驻防旗人的土著化。随着旗人居住驻防地时间的增长，驻防旗人很自然地跟当地社会结成关系，从而形成地方认同。学术界对此有所探讨。汪利平以杭州驻防为例，探讨不同世代杭州驻防旗人的地方认同，以及满汉关系变化[5]。驻防旗人的身份认同从征服者变成为定居者，从而在太平军侵略之下，杭州民人与驻防旗人一起抗战。为了维护地方社会，满汉共同抵抗太平军等事例不仅在杭州驻防发生，沧州驻防也发生同样的情况[6]。这些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探讨外部因素变化对满汉关系变化以及地方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但从主动性的角度探讨旗人在地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地方认同的文章还没有出现。因此，本文拟以清初派遣至西安驻防的“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族为例，试论清代驻防旗人的宗族发展历程及地方认同。

一、 瓜尔佳氏家族的西安驻防移居与祖茔建立

顺治二年(1645)一月十八日清军打败李自成的叛军并占领西安[7]124。西安是通往甘肃及四川的要道，因此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朝统治者在西安建立八旗驻防，然后向此地派遣了满洲、蒙古各一千旗兵[7]209。西安驻防的兵额增减受到陕甘及四川地方形势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发生三藩之乱之后，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该地区的统治秩序，增加了西安驻防的八旗兵额。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举兵，翌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在陕西宁羌州(今陕西省宁强、略阳县)内应。于是多罗所属旗军退回汉中无法前往，从而不仅陕西地区，四川及甘肃地区的形势也日益恶化。康熙帝为了安定西南地方的形势，非常急迫建立陕西地方兵力优势。因此，康熙帝即刻下令，署副都统鄂克济哈统率在河南府旗兵赴西安驻防，将军坤也统率所属的汝宁驻防旗兵，迅速救援西安驻防。 同时康熙帝将江宁驻防的扬威将军阿密达调派于西安驻防，还有京师八旗也增派到西安驻防及河南府[8]666，667，669-670。由于董额所统率的八旗军没能打败王辅臣的叛军，康熙十五年(1676)，康熙帝再次派遣八旗兵丁，同时命图海统率全陕甘地区的满汉大兵[8]771。康熙十五年(1676)，大将军图海所统率的清军打败了王辅臣的叛军，王辅臣向清廷投降，陕甘地区的危机逐渐缓解[8]792。如此，康熙帝为了镇压西南地区的叛军，多次派遣各地驻防的旗兵。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为了增强内陆统治秩序，重新安排了八旗驻扎地和各驻防的兵额。这时除原来驻扎于西安的兵力之外，还增添了从江宁和京师派来的旗兵，从而西安驻防的兵额达到了5000人，而且西安成为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驻扎的驻防[9]104。如前所述，为了镇压王辅臣的叛乱，清廷在西安多次派遣旗兵，其中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儿佳氏家族也被派遣至西安驻防。通过《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该族族谱记载，我们可以了解该族迁徙历程。

尼雅济布，正红旗人，世居哈达地方国初来归。其子阿拉密原任骁骑校，孙阿钮由骁骑校从征陕西于平凉府，招抚叛逆王辅臣有功，授云骑尉任佐领卒。其子萨兰泰袭职。又尼雅济布之元孙阿秉阿现任员外郎，吴达善现任主事，林昌现任中书，四世孙满泰现任骁骑校。[10]

公(阿拉密)生子二人，长阿钮、次沙必汉。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叛，公长子阿钮招抚王辅臣有功，授云骑尉世职任佐领，公次子沙必汉与兄一同出兵，事定奉旨驻防陕西。[11]68

瓜尔佳氏家族世居哈达地方，国初该族始祖尼雅济布归顺后金政权。该族三代孙阿钮、沙必汉兄弟，从京师派遣至西安驻防，其中阿纽招抚王辅臣立有军功，赐授了云骑尉世爵和佐领职。之后，阿钮、沙必汉兄弟留居于西安驻防，成为了始迁祖。

平定三藩之乱之后，旗兵仍然驻防内陆，但是他们不能永久性居住在驻防，退役之后必须回京，而且驻防旗人不能拥有当地产业。驻防旗人的归旗制度产生了各种麻烦。因此，驻防旗人等提出退役驻防旗人留在驻防地以及当地埋葬等请求。但是从以下内容可知，清朝统治者不允许驻防旗人留在驻防地。

江宁、杭州、荆州、西安等处驻防官兵，虽为地方紧要分拨佐领驻防。伊等老病致仕退甲、与已故官兵家口，如不令回京，仍行留住外省，恐年久渐染汉习、以致骑射生疏。嗣后，除盛京宁古塔不议外，江宁等各省驻防，凡有老病致仕退甲及已故官兵家口，俱令回京。……得旨，依议。西安等各省驻防官兵，原非令其久住，若置立产业、坟茔，遂同土著，殊属不合，著该将军等严行禁止。[9]191

可见，清朝统治者担忧驻防旗人的土著化，所以长期维持驻防八旗的归旗制度。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归旗制度逐渐松动，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帝允许驻防旗人在驻防地埋葬[12]1294。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乾隆中期以前所有驻防旗人都不在驻防地埋葬。清朝统治者严禁驻防旗人私有当地产业，但是入关初清廷为了解决驻防旗人的俸饷等问题，向各省驻防旗人拨给旗地。其中顺治二年(1645)所设立的西安驻防，到顺治三年(1646)八月向满洲、蒙古旗人拨给土地。

陕西西安驻防：“顺治三年八月拨给园地。镇守西安将军地二十五晌，在长安县罗家寨及西城内菜园子地方。左翼满洲副都统地二十晌，在咸宁县景龙池。右翼满洲副都统地二十晌，在咸宁县八里村。正黄旗满洲协领地十五晌，在咸宁县龙渠堡。佐领五员，共地三十晌，在咸宁县景龙池龙渠堡。正红旗满洲协领地十晌，在咸宁县小雁塔地方。佐领五员，共地三十五晌，在长安县塔坡里、野狐塚，咸宁县小雁塔等处。镶红旗满洲协领地十晌，在咸宁县大雁塔。佐领五员，共地二十五晌，在咸宁县大雁塔水河村、鲁家村及长安县野狐塜等处。镶蓝旗满洲协领地二十晌，在咸宁县景龙池。佐领五员，共地二十五晌，在咸宁县景龙池。正黄旗蒙古佐领二员，共地十五晌，在咸宁县景龙池。正红旗蒙古佐领二员，共地十晌，在长安县野狐塚。镶红旗蒙古佐领二员，共地十晌，在咸宁县大雁塔八里村。镶蓝旗蒙古佐领二员，共地十晌，在咸宁县景龙池。”[12]1280可见，满洲、蒙古旗的将领，上到将军下到佐领，根据自己的职位分授旗地，即部分驻防旗人拥有旗地。不仅如此，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将西安府长安县、咸宁县界的土地分给西安驻防旗人，用于西安驻防旗人的公用茔地。

表1 西安驻防满汉八旗茔地分配情况[12]1292-1293

据表1内容可知，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将169亩土地分给西安驻防的满洲和汉军旗人*关于茔地分配，在《陕西通志》中也有记载：“康熙二十二年，户部拨给驻防西安八旗兵丁茔地二顷一十亩，在咸宁县菜园、人头院、娘娘庙、火巷口等处，长安县西城壕、海家村、解家村、杨家庄、七堵墙等处。”参见(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十四，《兵方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满洲旗每旗分配到13亩左右的公用茔地，汉军旗每旗分配到8亩左右的公用茔地。如前所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将驻防八旗兵额再调整之后，西安驻防的兵额提升到5000人，从中满洲旗是3000人，汉军旗是1000人。如果按人平分，满洲旗每人可得0.03亩，汉军旗每人可得0.06亩，即汉军旗人均获得的茔地面积大约是满洲旗的两倍。

康熙帝赐予西安驻防旗人的恩惠，对驻防旗人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笔者以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为例进行探讨。瓜尔佳氏家族是满洲正红旗，即他们可以埋葬于长安县海家村的公用茔地内。海家村的具体位置，笔者在《长安县志》中没发现，但是在《咸宁县志》中发现“海家村”。该村位于西安府城东北13里左右的沙谷堆地方附近[13]52，57。笔者对比了瓜尔佳氏家族族谱中有关茔地位置的记载，该族第三代孙阿钮、沙必汉兄弟及他们的母亲都安葬于西安府东关[11]73，498。该族第四代孙额思图(沙必汉之子)则安葬于西安府黄渠头地方[11]76。西安府黄渠头地方位于西安府城东南近地，即他在与前一代祖茔相近的地方建立了茔地。该茔地之内，除了四代孙额思图外，还埋葬了他的夫人伊尔根觉罗氏和长子阿炳安(阿秉阿)。另外，额思图的侧室夫人刘氏另建立了茔地，其位于西安府曲江池地方。该茔地内还安葬了额思图的次子阿炎阿和阿炎阿的次子聚德及他的子孙。该茔地位于黄渠社西边4里左右，与额思图的黄渠茔地非常相近[13]73。该族五代孙纳英阿(四代额思图的第六子，六门始祖)乾隆三十四年(1769)去世，他曾在夫人太鲁氏去世时在西安府三兆村地方建立了茔地。因此，他去世时与夫人一起永眠此地。该茔地位于西安府城南边15里左右，与父亲的黄渠头祖茔相近。该族六代孙玉桂(长门)在西安府小雁塔地方建立茔地。玉桂的长子七代孙福克金布也安葬于该茔地。该茔地在西安府城南关的大雁塔村附近[13]69。总的来看，从康熙十三年(1674)迁移到西安驻防以来，一直到道光年间，瓜尔佳氏家族从三代孙到七代孙*道光二十九年(1849)，瓜尔佳氏家族谱编纂时八代孙未逝世。在西安驻防附近建立了西安府东关、黄渠头、曲江池、三兆村、小雁塔5处祖茔，其中黄渠头、曲江池、三兆村、小雁塔4处茔地非常相近。还有，如前所述，顺治年三年(1646)，清廷向西安驻防旗人分配的旗地中，正红旗的旗地位置是咸宁县小雁塔、长安县塔坡里、野狐塚等处。即当时瓜尔佳氏家族的茔地位置和正红旗地旗人的旗地都在沙谷推地方附近。因此，满洲正红旗公用茔地的位置，不是长安县而是咸宁县海家村的可能性比较大。此外，瓜尔佳氏家宗族事例可证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向驻防旗人有分配公用茔地，在此情况之下，从康熙年间开始，西安驻防的部分旗人在驻防地建立祖茔，并打下了宗族发展的基础。

二、 瓜尔佳氏家族的分化和西安族产的建立

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族的四代孙额思图生子6人，之后该家族规模逐渐扩大，额思图的6个儿子成为了各门的始祖。额思图的儿子中，除了身体虚弱的次子阿炎阿之外，其他5个儿子都纷纷离开了西安驻防。额思图的5个儿子离开西安驻防以后，都得到科举功名，担任了不同官职。因此，该宗族在祖茔建立位置方面发生了变化。长门的始祖阿炳安(阿秉阿)，康熙五十年(1711)被选为举人。他担任过兵部员外郎、宁夏道等官职。他埋葬于西安府黄渠头地方，此地也是他父亲的茔地。阿炳安有3个儿子。长子六代孙玉桂在西安府小雁塔地方另建立了茔地，然后六代孙玉桂及其子孙都葬于该茔地。次子六代孙钟兴、三子六代孙钟起都在京师近地开始建立茔地，其位置为阜成门外四槐居和阜成门外九天庙附近[11]83-125。二门的始祖是阿炎阿，他身体不佳，所以未离开西安。他死后埋葬于西安府曲江池地方，即他的母亲刘氏(额思图的侧室)的茔地。阿炎阿有两个儿子。长子重舒，文生员，担任过理事通判等官职。他在京师阜成门外西燕家村建立了祖茔。次子聚德安及其子孙都埋葬于曲江池祖茔之内[11]133-161。即长门和二门是从六代孙开始祖茔分立为西安和京师，其分立时间也可以推测为乾隆年间。三门的始祖是琳昌，乾隆元年(1736)举人。他担任过刑部员外郎、起居注官等官职。他埋葬于京师附近昌平州碑寨地方。从此以后，三门家族在昌平州和北京西直门外寿福寺大枊村地方建立了三门祖茔[11]169。即瓜尔佳氏家族从五代孙开始祖茔分立为京师附近，其分立时间也可以推测为乾隆年间。四门的始祖是塞得立，文生员。他死后长子雅德在京师附近良乡县西关外地方建立了茔地，此后四门家族在良乡县或者京师近地建立祖茔[11]235-366。由于他的儿子雅德在乾隆二十年(1755)置买该茔地，所以该族四门祖茔分立于京师附近的时间可以推测为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五门的始祖是吴达善，乾隆元年(1736)进士。他担任过镶蓝旗满洲都统、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高官。乾隆三十六年(1771)， 他去世之后，乾隆帝谕曰：“陕甘总督吴达善，久任封疆，老城练达。近于陕甘任内，办理诸务，更见周详妥协。兹闻溘逝，深为轸惜。著加恩，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12]2886乾隆帝还赐予了祭葬和墓碑[14]68，因此他安葬于北京德胜门外清河地方。此后，五门家族将该茔地作为祖茔，他们都安葬于该茔地之内[11]393-403。即瓜尔佳氏家族五门祖茔分立于京师近地的时间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左右。六门的始祖是纳英阿，乾隆元年(1736)恩科副榜，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他在西安府三兆村建立茔地，安葬于该茔地。乾隆五十年(1785)，音德布和图蕯布(纳英阿的两个儿子)在母亲去世时，在京师近地长新(辛)店二老庄地方建立了祖茔。此后，六门家族都在北京建立祖茔。[11]413-414即瓜尔佳氏家族六门祖茔分立为时间是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

总的来看，乾隆年间开始，瓜尔佳氏家族出现了祖茔分立为西安驻防和京师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族人为了取得科举功名离开西安驻防。到清中期，驻防旗人人口增加，产生了大量闲散人丁，因此驻防旗人需要摸索出路，其中一部分旗人利用参加科举考试的方法，离开了驻防。以上祖茔设立位置表示，瓜尔佳氏家族部分族人虽然曾经离开西安，但是也有部分族人回到西安埋葬于祖茔或者另建茔地，从而表示对西安驻防的地方认同。不仅如此，部分族人在西安建立祠堂，进行合族祭祀活动等，从而强化宗族凝聚力并维持分家之后各门族人之间的宗族关系。

五门始祖五代孙吴达善，乾隆元年(1736)被选为进士。之后，他担任中央及地方的重要官职[12]2884-2886。他的长兄阿炳安(阿秉阿)乾隆四年(1739)出任宁夏道，从乾隆五年(1740)开始承担了宁夏满城建立工程[15]。阿炳安除了宁夏城工之外，还承担了凉州、庄浪两处满城建立工程[16]108。但是工程结束之后，阿炳安被揭发在工程中私藏工程费用，所以在乾隆十年(1745)，乾隆帝下旨，让军机大臣追查该案件。当时不仅长兄阿炳安，而且四兄塞得立也牵累入狱。为了转折宗族危机，当时在西安承担家务的纳英阿(六弟)即刻去京师请求承担宁夏工程之不足[11]413。又奏，“遵查参革宁夏道阿炳安侵冒城工一案。……虽三处城工，俱非阿炳安原估。而一切工程，勒令匠夫并日赶办，又克扣脚价，科派里民。巧取节省之名，阴为自私之计，皆出之阿炳安一人。内庄浪城工，虽系榆葭道王凝分办，亦系阿炳安主持。今阿炳安业经参革病故，所有三处城工损裂之处，一并着落伊弟纳英阿修补。其工价即在阿炳安家产变价余剩银内支给。得旨”[17]857。

可见，阿炳安承担宁夏、凉州、庄浪3处城工时，私藏了其工程费用，从而不仅被革职，而且引起了宗族危机。由于他的六弟纳英阿承担宁夏工程的补修，并负担该工程的费用，解除了宗族面临的危机。这在该族的族谱上有所记载。

公(吴达善)长兄阿公官宁夏道，因办理宁夏城工被参，家籍殁，所有西安府满城红旗街住房南院七十三间、北院二十一间，于乾隆十二年(1747)俱经官卖。南院系正红旗汉军监生吴清瓄，认买价银三百二十二两，北院系正红旗三甲炮手季清认，买价银一百三十八两。至乾隆二十二(1757)年八月，公任甘肃巡抚时，备价并酌增银两全行赎回，传闻作为公产。[11]395-396

可见，当时瓜尔佳氏家族在西安驻防的家产规模是南北院共94间，价格为总共银460两。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吴达善被授予甘肃巡抚[12]2884，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赎回宗族的家产。这意味着他虽然离开了西安驻防，但还是很重视西安驻防内原有家产，所以赴任于甘肃省时重新赎买了族产。他赎回族产之后，将红旗街住房转成为宗族的公产，在住房内建立祠堂，并保存了宗族的族谱。吴达善赎回红旗街的家产，意味着他对西安驻防的地方认同。

另外，六门始祖五代孙纳英阿于乾隆元年(1736)取得了恩科副榜。他什么时候离开西安驻防，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是我们通过族谱记载，可以知道他死于京师。

躬亲相度得吉壤于陕西西安府之三兆村，太鲁氏夫人殁后，公亲定方向，乙山辛向，命先葬中穴，后于中穴之左自定葬穴，乙山辛向，谕知后人务须遵办。公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一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师，年五十九岁。长子、次子一同扶柩回陕，敬遵遗命葬公于陕西西安府三兆村，茔地中穴之左。[11]414

纳英阿亲自选择在西安驻防附近的吉祥地，建立了新茔地。他在该茔地先安葬了妻子。然后他向后人说身后要在该茔地内埋葬。通过以上纳英阿茔地建立过程，我们可以知道，纳英阿心中有对西安驻防的地方认同。纳英阿建立的三兆村祖茔，在族谱上非常详细地记载了该祖茔的位置、规模及祖茔内部构成等。

三兆村在西安城南十五里，隶咸宁县地方，醒幻公(五代纳英阿的号)墓在村之西北里许……三兆村祠堂内敬望曾祖醒幻公大像，现在长门、二门族人驻防西安者，四时瞻仰致祭，恩龄敬记。[11]415-417

从引文内容可知，六门始祖五代孙纳英阿回到西安驻防以后，离西安府城南15里的三兆村，建立了规模大约51亩的祖茔。以上“三兆村祠堂内敬望曾祖醒幻公大像，现在长门、二门族人驻防西安者，四时瞻仰致祭”记载可见，瓜尔佳氏家族在三兆村祖茔的祠堂举行了两处族人的合族祭祀活动。乾隆四十八年(1783)，纳英阿的次子图蕯布任职为陕西布政使。那时他继续扩展了三兆村祖茔。

三叔祖益齐公(六代图蕯布)任陕西布政使时，率同先考在西安府城南咸宁县地方三兆村建立祠堂并义学，坐北向南。学舍、祠堂地基共一亩八分二厘一毫六丝。学舍共房二十间，祠堂共房十八间，统共三十八间，两院相通。又另置学田一百亩一分九厘七毫，计二十三段。建有义学石碑并印册七本，除一本存京外，其六本俱各存于陕西藩署并府县等衙门备案。因龄敬记。[11]426-427

可见，图蕯布除在该祖茔建立了祠堂等祭祀活动场所之外，还建立了义学。该族所建立的义学在地方志上也有记载：“义塾无定所在三兆者，乾隆五十一年(1786)陕西布政图蕯布建，有碑记。”[13]667另外，图蕯布曾经担任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所编的《西安府志》的监裁任务。还有该族四门六代孙雅德赴任陕西巡抚时，乾隆皇帝谕曰：“至雅德原系西安驻防，今为陕西巡抚，伊族众亲戚，现在该处者不少。若因此稍涉偏袒回护，则大不可。伊调任西安时，朕早经计及，即欲降旨训谕。”[18]891这些事实表示该族人多次担任该地方的重要官职，从而逐渐进入该地方文人社会关系网络，同时成为在该地方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家族。

三、 瓜尔佳氏家族京师祖茔建立和新宗族集散地的形成

瓜尔佳氏家族从五代孙开始，族人为了取得科举功名，离开西安驻防，从而产生了宗族分化及祖茔的分立。根据该族族谱记载，从六代孙以后，该族祖茔位置开始产生了集中在京师附近的现象。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该族六门在京师近地分立了大约20所祖茔。其中在阜成门外四槐居地方的祖茔，主要埋葬了任下层官职者、无官职者、夭折者。即这可以为向贫困族人提供的宗族公用茔地。另外，该族不仅在西安驻防建立祠堂，而且在京师附近也建立了祠堂。

表2 瓜尔佳氏家族族谱保存的祠堂及祖茔[11]16-17

据表2内容可知，瓜尔佳氏家族在西安和京师附近共建立了8所祠堂，并将族谱保存在各祠堂内。在京师附近建立的5所祠堂中，细瓦厂祠堂供奉了高祖沙必汉和曾祖额思图的神位。两位祖先是各门族人的共同祖先[11]73。即该祠堂的设立目的是，向京师族人提供合族祭祀活动场所。

京师为何成为瓜尔佳氏家族的新宗族中心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旗人的科举官僚化影响。如前所述，到康熙中期以后，驻防旗人取得科举功名是更有前途的出路。不仅如此，清朝皇帝更重视科举出身的官僚，所以旗人的科举功名影响了他们任官之后的仕途[19]39。因此，乾隆年间，瓜尔佳氏家族的多数族人为了科举功名离开西安驻防。因为当时驻防旗人只能在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嘉庆四年(1799)，皇帝开始认可驻防旗在当地应试科举考试。“各省驻防旗人，因无就近考试之例，以致蹉跎失学。嗣后驻防省分，凡遇岁科两试，如有情愿赴考者，准其就近考试。俟取进后，再听其赴京乡试”[20]。此后，嘉庆十六年(1811)，皇帝允许了驻防旗人在驻防近地参加乡试。“各省驻防兵丁子弟，准其于本省就近考试入学。因乡试必须来京，道路遥远者，每以难于资斧，裹足不前。嗣后各省驻防子弟入学者，即令其于该省一体乡试”[20]。因此，该族人必须迁至京师，他们担任了京官及地方官。此后，该族分居于西安驻防、京师和各赴任地。按规定地方官必须在不同地方之间进行调动，因此，当时清廷已经废止对驻防旗人禁止当地安葬等禁令，但是族人为了维持宗族关系，不能在短时留居的赴任地建立茔地，他们应当回到京师或者西安驻防建立祖茔。入关时，旗人入住京师或者八旗驻防，随后京师和驻防就成为旗人的内陆根源地，因此，他们的后裔不管在旗或者在地方任职，主要将驻防地或者京师作为宗族发展的基地，这是可以视为旗人宗族特点之一。

四、 结 论

八旗是军民一体的制度，八旗的调动产生了旗人宗族分化。即旗人宗族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自然的宗族分化，而是被动的宗族分化，这是一种八旗宗族的特点。到清中期，八旗人丁增多，八旗社会中产生了自然的宗族分化。其中一例是驻防旗人离开驻防去京师的。入关初，清朝统治不稳固，旗人被派遣各处参加战争，从中他们可以获得军功，即军功是旗人入仕的重要途径。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族也凭军功取得世爵及世职。康熙年间，尤其是平定三藩之乱以后，随着统治秩序稳定，驻防旗人不易取得军功，考取科举功名成为新的谋求生路[19]39。因此,驻防旗人去京师参加科举考试或者翻译考试。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正反映了当时旗人社会的趋势。从康熙后期开始，主要在乾隆年间，该族迁至京师参加科举考试。族人担任京官及地方官，所以该族分居于西安驻防、京师、其他赴任地。 从康熙十三年(1674)，瓜尔佳氏宗族迁移到西安驻防以来，一直到道光年二十九年(1849)，该族在西安驻防建立了一共6所祖茔及祠堂。通过祖茔及祠堂的建立者可知，他们不仅仅是留居西安驻防的族人，还有离开西安驻防的，尤其是赴任于陕甘地方的族人。他们再回到西安驻防增建了满城内红旗街祠堂、三兆村祖茔及祠堂、小雁塔祖茔3处祖茔及祠堂。这些再回到西安驻防的族人在祠堂内举办了合族祭祀活动，从而维持了西安和京师族人之间的宗族关系，并表示对西安驻防的地方认同。与此同时，该族在京师近地建立了20所祖茔和5所祠堂。在京师附近建立的5所祠堂内，供奉了先祖的神位，在此进行了合族祭祀活动。不仅如此，该族将六门合编的族谱，藏在京师和西安驻防建立的8所祠堂内。即该族在西安驻防继续建立宗族族产，同时在京师也设立了宗族族产，从而要维持散居各地的族人之间的宗族关系，并给他们提供宗族活动场所。最后，该族事例表明，到乾隆年间降低八旗归旗制度的效用性，京师旗人已经爆满的情况下，驻防旗人也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迁至京师。因此，为了减轻旗人京师集中问题，废止归旗制度、科举考试在当地应试等，清朝皇帝需要对驻防旗人施行宽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