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移民搬迁精准扶贫路径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申 利

(陕西理工大学 经济与法学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不断推进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日益突显。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就是为了避免地质、自然灾害，保护生态、水源环境，从根本上加快脱贫致富的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各指标要素协调发展而提出的战略部署方案[1]。陕南地处秦巴山区，地理位置偏远，地质条件复杂，是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恶劣的自然灾害最主要的群发区和危险地带，因灾致贫、返贫情况比较突出。以汉中为例，截止2014年底，全汉中市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2 106处，其中滑坡1 712处、崩塌268处、泥石流沟59条、其它类型地质灾害67处，共威胁18 306户、137 148人房屋安全，经济损失达到25.5亿元[2]。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陕西省政府于2011年5月正式启动陕南移民搬迁工程，从2011年5月起至2020年，利用10年时间对陕南地区28个县的60万户240万人进行搬迁、安置、扶贫、脱贫、致富等一系列工作的部署和实施。据了解，在“十二五”期间陕南地区已完成搬迁了32.41万户111.9万人，“十三五”期间，还需搬迁35.35万户125.9万人，其中2016年，陕西省建设移民搬迁安置房24．4万套，安排搬迁人口86万人，2017年，陕西省建设移民搬迁安置房21．3万套，完成搬迁人口18万户*鄢山宇.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群众111万2020年完成搬迁任务.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15-11/19/content_13351686.htm.。目前，移民搬迁工作的重点已从前期的搬迁安置工作转移到了后续的对移民户的精准扶贫脱贫以及移民户长效自我发展的工作阶段。2014年中央办公室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理念为提高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的工作效率提供了指导方针和方向，针对我国扶贫实践工作中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目标模糊等问题，提出优化配置扶贫资源，规范工作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工作模式。

国内学者们对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政策、精准扶贫模式以及移民生计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研究。何得桂等(2015)认为要不断降低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提升政策执行力才能实现精准扶贫高绩效[3]；孙文中(2013)认为加大教育扶贫、劳动力转移扶贫、产业开发扶贫等模式的参与度将会有效提高贫困户自我发展的能力[4]；莫光辉(2017)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提出精准扶贫的路径是创新扶贫制度、协调扶贫资源、推崇绿色观念、建构开放扶贫格局、共享脱贫成果[5]；国亮(2017)认为移民户搬迁意愿以及影响因素是制约精准扶贫效果的主观因素，搬迁意愿和扶贫效果的耦合关系紧密[6]。已有的研究大多把国家、政府作为扶贫的行为主体，宏观探讨扶贫的输出内容和输出效果，对贫困户自身的脱贫意识、能力、路径选择等微观行为研究的较少，但贫困户才是扶贫工作的主体，主体行为对扶贫内容的吸纳程度将直接导致扶贫路径的选择和效果。本文主要利用PSR模型分析影响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因素，并结合AHP模型构建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评价体系，通过对陕南6个移民安置点的实证调研来分析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移民贫困户的脱贫致富和建设美丽乡村的愿景提供参考。

一、 调研的基本概况

本文采用自编调查问卷《陕南移民搬迁户精准扶贫路径调查问卷》，于2016年12月—2017年6月在陕南三市选取了6个移民安置点，从搬迁户的角度出发，对陕南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路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调研。此次调研选取的陕南三市6个移民安置点分别是宁强县二道河集中安置点、城固县崔家山移民安置点、旬阳县鲁家河移民安置点、旬阳县赵家湾镇移民安置点、山阳县西照川镇西川村移民安置点、山阳县高坝店镇高坝街移民安置点。本次调研共发放了26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48份，问卷有效率为95.4%。问卷的相关数据利用SPSS软件进行了信度分析，Alpha信度和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0.84和0.76，这表明调查结果在总体上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真实反映陕南地区移民户对后续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和精准脱贫意愿。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二、 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选择模型分析

精准扶贫是否能够“精准”，一方面来自政府的认定，另一方面更是来自于农户的认定，因此本课题就是从移民户的角度出发，借助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和AHP(层次分析法)的数据处理方法对精准扶贫的能力、精准脱贫的意愿、精准扶贫渠道、精准扶贫产业等方面的36个指标进行要素分析和权重确定，为移民户进行有效精准扶贫路径决策提供一定的技术参考。

(一)基于PSR模型的要素因果分析

PSR模型，即压力、状态、响应，是环境质量评价学科中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子学科中常用的一种评价模型，体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共有3个指标。其中，压力指标分析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诸多人类行为(原因)，状态指标分析由于人类行为而导致的生态系统的变化(现状)，响应指标则反映人类社会为减轻环境污染、资源消耗所采取的措施(路径)。基于“原因—影响—响应”的思维逻辑，在陕南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过程中，精准识贫机制、精准扶贫路径以及社会各个主体的响应行为三者形成了因果关联的反馈链关系。由于精准扶贫的一方主体是移民户，因此，对移民户致贫原因、生产能力测量、脱贫意愿评价、扶贫路径选择等精准识贫内容的不精准将会导致移民户对精准扶贫业务存在排斥、消极的不作为行为，从而出现扶贫产业选择模糊，扶贫渠道“多头”交叉，扶贫模式有“市”无“价”等精准扶贫路径选择失衡，这些状态的信息直接决定了精准扶贫的主体政府、企业、银行、高校、移民户等的响应行为[4]。由此可见，压力、状态、反应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反馈，就构成了陕南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PSR模型见图1。

图1 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PSR模型

(二)基于AHP模型的要素层次分析

在上述PSR模型的基础上，再利用AHP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法把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标中的要素进行定量研究。根据AHP的计算步骤，采用1-9标度法构造判断矩阵，接着采用乘积方根法、和积法计算,并进行相关数据的归一化处理后得到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最后经过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及一次性检验后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值，具体内容见表2。

三、 评价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路径选择指标体系，从移民户主观评价角度出发，把各个指标对路径选择影响的效果大小赋值为1、2、3，通过这一隶属度函数将不同的层次指标、个体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而得到各指标相对目标值的评估值，再根据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路径选择的要素综合评价模型，见式(1)

(1)

表2移民搬迁户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AHP指标体系

其中E为最终综合考核值，wi为各个指标权重比例，f(xi)为个体子系统指标的隶属度函数，n为指标个数。根据上述AHP定量指标权重研究结果，同时参考国内外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结论以及国家最新精准扶贫政策导向，本文确定了5个要素考核结果等级，分别是[1，2)为不及格，[2，2.25)为及格效果，[2.25，2.5)为中等效果，[2.5，2.8)为良好效果，[2.8,3)为优秀效果。根据本次调研的样本数据计算得出的精准扶贫路径选择评价结果见表3。

1.压力层的精准识贫要素评价值为2.35，处于中等水平。其中移民户致贫原因是精准扶贫的前提，评价值为2.65，处于良好水平。移民户的生产能力评价值为2.04，处于刚刚及格的水平。移民户生产能力的高低主要由移民户的受教育水平和生产条件决定，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移民户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严重影响精准扶贫政策普及和扶贫路径实施，导致精准扶贫效率低下。移民户的生活能力评价值为1.75，处于不及格水平。大多数移民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不足2800元，2800元是陕西省脱贫摘帽指标之一。相当一部分移民户还不能充分就业，城镇化的生活基础配套也差强人意，总之，部分移民户生活仍处在贫困线下。移民户的市场、绿色、循环、科技创新等意识评价值也仅为1.95，处于不及格水平。但个人认为这对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影响不大，属于精准扶贫的战略导向内容，可以通过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带动来引导移民户进行意识更新，塑造五新发展理念。

表3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贡献度和效果评价结果

2.状态层的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评价值为2.78，处于良好水平，接近优秀水平。其中精准扶贫的意愿渠道评价值为2.56，良好；精准扶贫意愿模式评价值为2.82，优秀；精准扶贫意愿产业评价值为2.81，优秀。说明从移民户的主观意愿认为精准扶贫路径准确、完善，和移民户的致贫因素契合度极高：对于无劳动技能的可以选择教育培训扶贫，短期可以掌握一门生活技能，长期可以熟练一项生产技术，有效脱贫致富；对于无有效脱贫产业的，可以通过产业扶贫，运用互联网+产业+科技+贫困户的一站式产业扶贫模式，确保贫困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无劳动能力的移民户，政府也主张进行兜底扶贫，确保扶贫人人、人人脱贫[7]；对于突贫的移民户来说，既不缺少生产技能又不缺少产业选择的，可以重点选择金融扶贫，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使其重新脱贫致富。

3.响应层精准扶贫主体行为的评价值为2.02，处于刚刚及格的水平。其中政府精准扶贫行为的评价值为2.35，中等；其他社会主体精准扶贫行为的评价值为2.03，及格；移民户精准脱贫行为的自身评价值为1.96，不及格。说明精准扶贫客体即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扶贫行为饶有成效，但脱贫主体的移民户的脱贫行为和能力缺乏参与性和有效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脱贫路径的选择和路径实施之间的衔接问题，从而影响了主体的脱贫效果。

4.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综合考核结果为2.43，处于中等水平。其中的精准识贫要素影响评价值为2.35，处于中等水平；精准扶贫路径选择评价值2.78，接近优秀水平；精准扶贫主体行为评价值为2.02，处于及格水平。其中，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接近优秀，符合移民户的扶贫意愿和扶贫路径选择。精准扶贫的主体行为是决定精准扶贫路径选择效果的主导因素，也是精准扶贫路径选择效果的受益主体，但评价结果却最低，说明移民户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和有效发挥。

四、 路径选择建议

陕南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的选择和实施提高了移民户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也积蓄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但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移民搬迁后续的精准扶贫路径与精准识贫系统、移民户精准扶贫意愿和能力、精准扶贫客体对象等要素之间仍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必须进一步有效整合、合理配置，建立强而稳的要素耦合关系，才能使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以移民户为核心，依靠精准扶贫政策的导向作用，借助精准扶贫客体对象帮扶的推动作用，通过精准扶贫多方互动平台的技术支撑，有效地进行路径的选择和实施之间的协调，充分调动移民户自主脱贫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1.强化移民户脱贫致富的主导作用。精准扶贫的根本目的是让贫困户能够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贫困户是精准扶贫的主体，自身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的提高是从根本上脱贫的保障，其他客体对象行为是移民户主体治贫、脱贫、致富的催化剂[8]。因此，一定要从思想上引导移民户转变观念，更新意识，杜绝思想依赖性、行为懒惰性导致的长期赤贫和返贫现象。在移民点可以定期开展扶贫、脱贫宣传教育；有针对性的进行入户教育和指导；建立有效的脱贫考核机制和奖励机制，鼓励和调动移民户，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能力，实现自我脱贫，这也是精准扶贫的根本目的。

2.细化教育扶贫的幅度和层次。移民户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劳动技能不强、意识更新较慢，提高他们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的关键就是教育培训，这也是提升移民户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9]。根据移民户的教育水平、年龄结构、劳动技能水平等因素进行分类专项扶贫教育：对教育层次低、年龄偏大、劳动技能弱的移民户，可以选择适当的农畜业项目，进行短期指导培训，重在提高移民户的实践操作能力，使其能在短期内比较熟练的掌握一种扶贫技能，就地创造经济效益，就地脱贫；对于教育层次较低、年龄结构良好、劳动技能较弱的移民户，可以选择合适的服务业项目进行周期较长的专业化培训，提高他们服务就业的能力；对于教育层次较高，年龄结构适中、劳动技能较强的移民户，可选择合适的产业链项目进行长期的、系统的跟踪教育培训，创造条件鼓励其大胆的创业脱贫。

3.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突出优势产业。产业扶贫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根本保障，更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渠道。陕南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充沛，生态环境良好，文化底蕴深厚，适合发展农业、林业、渔业、药业和旅游业等特色产业，柑橘、茶叶、油菜、大鲵、食用菌、元胡、烟叶等地标性产品都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效益[10]。这些产品的生产既符合陕南资源环境的开发，又保障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引汉济渭水源地保护的战略实施。除了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陕南旅游业更是其优势产业，对当地经济具有一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尤其是特色古镇、油菜花观光旅游、巴山汉水乡村旅游、汉文化等旅游产品的开发，将会大大带动农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精准扶贫的重点是产业扶贫，产业扶贫的模式是以优势旅游业产业为龙头，以特色农业为支撑，带动其他产业升级发展，最终提高移民户的生产和生活能力。

4.提升精准扶贫路径选择要素相互衔接的耦合度。精准扶贫路径选择和实施的有效性是由多方要素相互作用决定的。从实地调研结果来看，精准扶贫的选择路径和移民户主体扶贫意愿选择基本一致，但精准扶贫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客体之间出现断裂现象，直接导致精准扶贫效率低下[11]。精准扶贫主体的扶贫偏好和扶贫客体的资源整合将直接影响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和扶贫效果，因此，应建立“精准扶贫行为主体+精准扶贫行为客体+精准扶贫路径”的相互衔接、相互关联的耦合模式，提高彼此的耦合度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性。对于政府或企业等精准扶贫行为客体而言，关键是要深入移民贫困户中进行精准调研，提供精准扶贫资源，引导选择精准扶贫匹配路径；对于移民户行为主体而言，精准脱贫的关键就是客观认识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积极主动选择匹配的精准扶贫路径；对于行为主体和行为客体之间而言，必须建立有效的技术沟通平台，随时对三者之间的良性耦合关系进行修正和维护，确保精准扶贫路径的选择和实施的精准化、稳定化和有效化，提升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移民搬迁户的自我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