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省(区)农民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的流行特征及人口经济因素的影响

郭春雷，王柳森，王惠君，王志宏，张继国，苏 畅，张 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北京 100050)

随着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断演变，人类的膳食模式和行为模式发生巨大的改变，由于膳食与行为的变迁及其失衡导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已经成为中国居民的主要死因[1]。心血管病死亡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位死亡原因，农村为 44.60%、城市为 42.51%。心血管病的疾病负担日渐加重，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2]。其中以中心型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升高、甘油三酯(TG)升高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降低等为主要特征的一组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公共卫生关注的重点问题[3-4]。如果这些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在疾病的前期或者早期未进行及时而有效的干预和控制，发展为代谢综合征相关的2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及各种心血管疾病，那么，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按照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造成的过早死亡和身心残疾将使许多国家不堪重负[5]。但是，这些危险因素都是可诊断、可预防和可治疗的[6]，通过调整膳食和增加身体活动，坚持控制健康体重就可以有效地降低相关疾病风险[5]。所以，对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的流行特征及其聚集性特征进行研究，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慢病预防和控制具有基础性和针对性指导作用。

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由于我国地域广阔，营养宣教及健康环境的建立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造成了我国农民健康意识缺乏、就医诊断困难、卫生知识知晓率低下的局面[7]。从上述可以看出，心血管疾病在我国农村人口死亡原因占比上已经超过城市，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其体力活动也在逐渐减少，这将使得农民的患病情况更加严重。目前针对多个省区18岁及以上农村人口的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流行特征及社会因素影响的研究较少，故此本研究利用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调查数据分析18岁及以上农民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的流行特征，并探讨人口经济因素对其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及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89—2011)。该项目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原则在黑龙江(1997年开始参加)、辽宁(1997年未参加)、山东、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及贵州等九个省(自治区)的4 500多调查户中进行。该项目在1989—2011年间共完成了9轮随访调查。在2009年第8随访调查中第1次增加了血液样品的采集。具体抽样方法、调查方案和内容参见文献[8-10]。该项目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所有调查对象在调查之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选自2009年调查中职业为“农民、渔民或猎人(以下简称农民)”的18岁及以上成年人，剔除身高、体重、血压、血样检测及人口经济因素缺失者、BMI<14或>45 kg/m2者、收缩压<80mmHg或舒张压<20mmHg者，共有2 001名研究对象，其中男性占47.8%。

1.2 方法

1.2.1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的评价 体格测量由经统一培训考核合格的现场调查员完成，测量前校准仪器。身高测量采用SECA206身高计，测量时脱鞋帽，读数精确到0.1cm；体重计量采用电子体重称，测量时只穿少量衣服，读数精确到0.1kg；采用非伸缩材料软尺测量腰围，测量时裸露腰部皮肤，精确度为0.1cm；血压采用标准汞柱式血压计，根据Korotkoff音确定收缩压和舒张压，对每一名被调查对象进行连续3次规范测量，取3次读数的平均值为个体血压值。

体检现场抽取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并进行生化检测。TG和HDL-C由中日友好医院检验科使用日立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Hitachi 7600 automated analyzer)进行检测。空腹血糖则采用已糖激酶法使用罗氏702仪器及罗氏试剂现场检测所得。

依据2005年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评价标准[5]，包含中心型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升高、TG升高和HDL-C降低。具体判定切点如下：按照亚洲人/中国人标准判断中心型肥胖：成年男性腰围≥90cm、成年女性腰围≥80cm；TG升高：≥1.7 mmol/L (150 mg/dL)或者正在进行针对这项血脂异常专门治疗；HDL-C降低：男性<1.03 mmol/L (40 mg/dL)/女性<1.29 mmol/L (50 mg/dL)/ 或者正在进行针对这项血脂异常专门治疗；血压升高：收缩压≥130 mmHg和/或舒张压≥85 mmHg/或者正在进行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血糖升高：空腹血糖≥5.6 mmol/L (100 mg/dL)/或者之前已被诊断为2型糖尿病。具有2个及以上的上述危险因素(≥2RFs)即判断为危险因素聚集。

1.2.2人口和经济因素的评价 经培训合格的现场调查人员入户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相关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居住社区情况等。年龄分为18～44岁、45～59岁和60岁以上3组；按所选人群的个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平均分为低、中、高水平；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以下、小学和中学及以上；Popkin等[11]建立的社区城市化指数从经济、人口、基础建设等12个方面评价社区的城市化程度，得分范围在0～120，高分值代表城市化程度高。同时，根据地理位置，区分了北部(辽宁、黑龙江)、中部(江苏、山东、河南)和南部(湖北、湖南、广西、贵州)。

1.2.3统计学方法 应用SAS 9.2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和分析。各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的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人口经济因素与各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的关系。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研究对象共2 001名，其中男性957名，占47.8%；18～44岁、45～59岁和60岁及以上分别占40.1%、47.1%和12.7%；小学以下、小学、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占41.5%、18.1%和40.4%；居住在北部、中部和南部农民分别占23.3%、30.3%和46.4%。

2.2 农民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的检出率

2009年，我国九省(区)中心型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升高、TG升高和HDL-C降低的农民比例分别为39.8%、36.8%、21.8%、22.1%和27.8%。约有64.5%的农民至少有1种代谢性危险因素(表1)。

2.3 农民代谢性危险因素的聚集性

我国九省农民总的危险因素聚集率为31.2%。女性高于男性，随着年龄和城市化水平的增加，代谢性危险因素聚集性不断上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其危险因素的聚集性逐渐减少；北部农民的聚集性检出率高于其他两地区，但无统计学差异(表1)。

表1 不同经济特征农民各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检出率(%)

注：TG=甘油三酯，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P<0.05，**P<0.01

2.4 人口经济因素与农民各代谢性危险因素的关联性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血压升高[OR=0.74，95%CI(0.60，0.90)]、血糖升高[OR=0.68，95%CI(0.54，0.85)]和TG升高[OR=0.77，95%CI(0.62，0.96)]的危险性低于男性，HDL-C降低[OR=4.49，95%CI(3.45，5.84)]和中心型肥胖[OR=6.25，95%CI(4.74，8.24)]的危险性高于男性；60岁及以上农民中心型肥胖、血压升高和血糖升高的危险性明显高于18～44岁组农民；南部地区的农民患血压升高的危险性明显低于北部地区农民，但血糖升高的危险性高于北部地区农民(表2)。

2.5 社会人口及经济因素与农民代谢性危险因素聚集性的关系

未发现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社区城市化水平与代谢性危险因素有显著的关联性。(表2)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九省(区)2 001名18岁及以上农民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的流行特征及人口经济因素对其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九省(区)约有64.5%农民至少有1种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约有31.2%农民存在危险因素聚集性，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中心型肥胖和血压升高。研究未发现农民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居住社区城市化水平与代谢性危险因素存在显著的关联性。

表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OR值和95%可信区间)

*P<0.05、**P<0.01、***P<0.001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我国九省农民的膳食能量来源中，蛋白质和脂肪的供能比不断增加，碳水化合物供能比则不断降低，高脂肪红肉和豆类的摄入量也在增加[12]；此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工作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身体活动水平[13]，通过饮食所摄入的能量不能完全的消耗，同时身体活动水平的下降也会导致肌肉的流失，从而导致脂肪的堆积，形成恶性循环[14]。考虑上述可能是农民中心型肥胖比例增高的主要原因。

紧随中心型肥胖之后便是高血压的问题较为严重，需要注意的是女性农民出现血压升高的危险性和比例均低于男性，但是女性农民中心型肥胖的危险性却是男性的6倍之多且比例也明显较高，研究表明，中心型肥胖与高血压有显著的关联性[15]，考虑可能由于男女雌激素水平的差异[16]以及女性健康行为高于男性[17]导致上述结果，但还需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即使如此也提示女性农民的高血压防治仍不可忽视，并应预防性的对中心型肥胖人群重点关注。另外，Logistic结果显示，北方农民出现血压增高的危险性要高于中部和南部地区，这可能和北方人的高盐和油腻的饮食习惯，以及不均衡的膳食模式有关[18]。

刘晓田等[19]、王重建[20]对河南农村老年人群代谢性危险因素的流行特征及其与2型糖尿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群中各种代谢性危险因素患病率较高，而且与2型糖尿病的发生关系密切。研究中未发现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社区城市化水平与代谢性危险因素有显著的关联性，这与其他的某些研究并不一致，可能与样本的选取不同等因素有关[6，21]。在研究的细节和样本数量方面还存在不足，今后在这方面应该争取进行更大人群的数据搜集、整理和分析，更好地为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慢性病的预防控制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国内类似的研究采用的指标和切点值大多侧重于疾病诊断方面，与国际糖尿病联盟更侧重于预防的推荐并不一致。而且针对农村18岁以上及成人整体人群的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的研究还比较少，本研究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4 结论

我国九省中约有2/3的农民至少有1种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约有一半的农民存在危险因素聚集性，农民的年龄与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及聚集性存在显著相关性。从公共卫生防控的角度，应根据农民各代谢性危险因素的性别、年龄及区域性流行特征，发现相应的高危人群，优先采取精准化的一级预防营养干预措施，重视控制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和疾病负担。

感谢“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组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和调查对象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与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