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复归：反犹主义与瓦尔堡艺术史的研究意图

刘 振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0世纪初，德国艺术史学者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 1866-1929)借助人类学、文化学、占星术和服饰考等诸多领域的理论来考察和分析艺术现象，致力于创建“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开拓了全新的艺术史研究路径。1970年，贡布里希的《瓦尔堡思想传记》(AbyWarburg:AnIntellectualBiography)的出版，引发了学术界对瓦尔堡的研究热情。在此之后，许多学者业已在多个面向上推进了对瓦尔堡的学术生涯、理论思想和概念方法的阐释工作。[1](P41)意外的是，西方学者在涉及瓦尔堡犹太身份、精神状态与其艺术史研究的深层意图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却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例如，贡布里希在《瓦尔堡思想传记》中，谨慎地叙述了瓦尔堡的精神状况，巧妙地回避了涉及瓦尔堡犹太身份的问题，并且指出“描述瓦尔堡精神痛苦时期的心理状态不属于其研究的范围或权限。”[2](P24)如此，致使产生了将瓦尔堡的心理冲突诱因与其学术研究相割裂的倾向。

概括地说，瓦尔堡的艺术史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尤其是当时德国的犹太群体所面临的社会境况密不可分。具体而言，瓦尔堡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理论概念的构建等方面，皆体现了他试图通过文化科学——艺术史的途径来回应当时犹太人所面临的社会困境。究其缘起，这与当时的德国社会始终笼罩着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阴影有着直接的关联，加之瓦尔堡将自身视为自由文化的捍卫者，为此他反复强调社会理性能够有效抵御狂热的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犹暴力，[3](P319-335)当然，这种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史研究取向。

通过研究，瓦尔堡认为古代的异教恶魔(demons)对欧洲现代文化的渗透所导致的理性衰退是引发反犹主义的关键因素之一。反犹主义的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有着复杂的历史、宗教和种族因素。自基督教诞生后，犹太人就开始被认为对杀害耶稣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尤其是经门徒保罗(Paul of Tarsus,5-67)改造后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将耶稣受难的原因转嫁到了犹太人的身上。自此基督教徒逐步对犹太人杀害耶稣的事件深信不疑，并开始厌恶犹太人。到中世纪，大部分反犹要素已基本形成，尤其在基督教控制了世俗政权后，开始酝酿系统的反犹制度并付诸实施。甚至连基督教的著名思想家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也贬称犹太人为恶魔之子，并把他们描述成被上帝抛弃而永受责罚的民族，他还宣称犹太人偏执地拒绝皈依基督教将延迟基督的再次降临，进而阻碍基督徒获得救赎的机会。[4](P1-33)

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反犹主义的兴起与基督教文化的固有缺陷密切相关，并且有着复杂的心理因素，反映了基督徒对自身信仰的疑虑和不安全感。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1874-1948)明确指出，反犹主义的实质是宗教问题，其根源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博弈密不可分。[5](P2)具体而言，尽管继承了犹太教的《圣经》，基督教的教义和神学理论的构建却围绕着以记载耶稣神迹和言行的《新约》为核心展开。在基督教看来，《新约》象征着上帝与人类的重新立约，犹太人因此丧失了作为上帝唯一选民的特权。然而，犹太人不仅否认《新约》的合法性，还拒绝皈依基督教。这种行为，在基督教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削弱了基督徒作为上帝选民的合法性，也就不难理解隐藏在基督文化中反犹情绪的缘由。因此，在许多基督教徒看来，把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向他们发泄内心的疑虑和憎恨，并将那些对不可知事物的恐惧，如恶魔、巫术和疾病等，投射到犹太人身上是减缓疑虑的有效方式。[6](P1-33)

在研究中，瓦尔堡反复强调“恶魔”和“恐惧”与反犹主义有着密切关系。从词源上说，恶魔(Demon)源自古希腊词语δαíμων，其原始之意为积极的精神或神圣的力量，并无负面之意。[7]到中世纪，这个词语已转变成负面和邪恶的象征，多用来指称许多中东地区的异教神。此外，《新约》和早期教会的著作有着许多把犹太人描绘成魔鬼的同伙的内容，甚至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他们还被塑造成类似《浮士德》(Faust,1831)中的魔鬼形象——摩菲斯特(Mephistopheles)，意为不热爱光明的人，魔鬼的拙劣模仿者。[8](P151)在歌德(Goethe,1749-1832)的笔下，摩菲斯特被描绘为内心险恶、相貌丑陋，长着鹰钩鼻、斜眼、瘦弱驼背的男子形象。而后，这逐步成为欧洲文学丑化犹太人的固定形象。而中世纪爆发的黑死病、麻风病等流行瘟疫，始终是欧洲人难以忘却的历史恐惧。这些灾难的产生被教廷归咎于恶魔的作恶，犹太人自然成为替罪羊。毫无疑问，这进一步加深了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恐惧和厌恶。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艺术史找寻身份的认知平衡是瓦尔堡学术研究的重要动机。具体来说，瓦尔堡一直在犹太身份和德国公民之间，尤其是希伯来和日耳曼文化间的选择上存在着冲突和心理矛盾。换句话说，一方面他试图通过疏离犹太教和希伯来文化，以寻求德国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反犹事件的频繁发生又时刻提醒着他的犹太身份。可以说，公民和犹太身份之间的抉择所导致的苦闷心理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在童年时期，他就把犹太教赋予长子对家族事业的继承权转让给了其胞弟麦克斯·瓦尔堡，显示出他与传统的背离倾向。随着成长，他逐步意识到犹太教所存在的局限性，遂采取更加明显的抗拒行为，如违反犹太教的饮食规定，并拒绝遵从家族传统与基督教徒玛丽·赫兹(Mary Hertz)成婚，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以致其父母缺席他的婚礼。多年以后，瓦尔堡甚至拒绝了在其父的葬礼上履行犹太教规定长子诵念哀悼经文的义务。为此，他曾对朋友告白自己在灵魂深处是一位基督徒并要求保守秘密。[9](P51)耶鲁大学艺术史教授玛格丽特·奥林(Margaret Olin)认为，瓦尔堡在竭尽融入德国社会的同时，却又难以彻底摆脱犹太文化的影响，甚至担心被当作民族文化的叛徒。[10](P7-28)不难理解，这种矛盾的心理难免会困扰瓦尔堡的身份认知和学术研究。当然，这种心理在他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青年时期，瓦尔堡总体上对当时德国的社会和文化氛围持有积极而肯定的态度。为此，他渴望通过展示自身的才能获得社会认可，并认为犹太人能够为德国社会做出贡献。除此之外，他还反复强调犹太民族可以通过学习现代文化，融入社会，成为合格的公民。这种观念体现在其1887年写给母亲的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身为一名犹太人，我丝毫未感到羞耻。相反，我努力向其他人证明，犹太人能够很好地利用自身的才能去服务国家和文化的发展。[11](P447)

回顾历史，此时的德国正处于文化、政治氛围较为宽容的时期，许多犹太人选择了接受良好德国教育。为了避免受到排斥，犹太人大多会积极地努力融入社会。为此，他们要么选择加入具有理性色彩的犹太改革教派，要么皈依基督教，断绝了与正统犹太教派的联系。当然，这些现象也在瓦尔堡身上有所体现。例如，他在汉堡期间始终与当地的犹太社团保持着距离，多次谢绝了犹太组织对其图书馆的赞助，还回绝了当时的著名机构犹太科学院在其图书馆举办会议的请求。[12](P328)

承上所述，虽然瓦尔堡在其生活和研究中刻意地回避了犹太文化，但却始终无法彻底地摆脱其家庭和身份的潜在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他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的奇家族作为研究对象与瓦尔堡银行家族的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考察，他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吉兰达约(Ghirlandajo,1449-1494)的作品体现了美的奇(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和弗朗西斯科(Francesco Sassertti,1421-1490)在宗教信仰与世俗之间存在的矛盾。据此，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和世俗生活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二者动荡不安的共存与其德国公民和犹太身份之间的冲突有着某些相似之处。[13](P328-332)在他看来，文艺复兴也是多元文化的冲突时期，能够看到很多后世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征兆，而与犹太民族息息相关的现代性也孕育于此。

除此之外，占星术也是瓦尔堡用以阐释欧洲文化含有非理性因素的重要途径。1903年，海德堡大学的Spbaera杂志刊载了已故德国学者弗朗茨·波尔(Franz Boll,1849-1879)的有关古代占星术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基督教义未能消解占星术的影响，导致异教神能够通过占卜和魔术展现效力。[14](P244)受此启发，瓦尔堡开始关注异教古物的复兴，着重考察这些被教廷称之为迷信的事物在基督教文化中延存现象。在文章《路德时期异教古代的词语与图像的预言》(Heathen-AntiqueProphecyinWordandImageattheTimeofLuther，1917)中，瓦尔堡对此类现象进行了充分地阐述，指出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和路德派皆存在着使用占星术意象作为政治宣传的行为。尤其是，路德门徒在传教的过程中，借助占星术伪造了路德的出生时间，以使其契合预设的占星术模式所预兆的农民起义。为此，瓦尔堡说道：“路德作为恶魔似的人，其生命处在众多星相之中，他把遇到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为更高的、宇宙的，以上帝之名的荣耀。”[15](P650)据此，贡布里希认为瓦尔堡的真实用意在于借助占星术考察中东地区遗存的异教形象对欧洲文化的影响程度。[16](P275)

1905年，在文章《丢勒与意大利古物》(Dürer and Italian Antiquity)中，瓦尔堡考察和探讨了俄耳浦斯之死在古代的视觉呈现形式及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延续。在他看来，记载着俄耳浦斯被愤怒的女祭司撕成碎片的神话具有明显的暴力特质，“俄耳浦斯之死不是单纯的艺术主题，反映出异教神话的黑暗面。”[17](P7-31)美国学者弗雷德伯格(David Freedberg)认为，瓦尔堡将神话的暴力视为当下反犹主义的原型，意在揭示欧洲文化蕴含的非理性因素。[18](P569-661)对他而言，古代异教神话所蕴含的非理性是诱发反犹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而后者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趋向。而反犹事件的频发则进一步证实了隐藏在古代神话叙事中的原始冲动在现代文化中的延续。为此，瓦尔堡如是说：

正如我们所见，恶魔的古代复兴是通过一种移情形象记忆的极性功能完成的。我们处于浮士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现代科学家通过增强对自我与外界的距离的意识而努力——在魔法施展和宇宙论的数学之间——征服反省理性的领域(Denkraum)。雅典总是希望由亚历山大重新征服。[19](P242)

在贡布里希看来，瓦尔堡的这段话意在说明“恐惧力量和原始巫术心态所衍生的威胁导致的悲剧性意识构成了理性与反思的领域。”[20](P69)对瓦尔堡来说，雅典人的内在需求与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历史和心理处于对立统一的状态，其本意是要回归到日耳曼的原始观念与古希腊的类比上，藉此构建理性与非理性文化演进的谱系。

那么，瓦尔堡是如何通过占星术和异教神话关涉德意志文化中的反犹因素呢？概括地说，他试图通过考察古物再生(Nachleben der Antike)来厘清异教恶魔和占星术进入文艺复兴文化的演进路径，而后再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文化相关联，最终完成其论证的架构。他认为，看似平静的德国社会遮蔽了那些源自古物的原始冲动，如果它们与种族学说和宗教仇恨融合，就会演变为显性的反犹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受到了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的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当然，与布氏强调的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断裂感不同，瓦尔堡意在揭示文艺复兴隐匿的某些古代文化的线索，藉此呈现此时期文化的黑暗面。在他看来，异教是一种早期的文化现象，能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支配性的文化范式复归，最终成为蛰伏在群体文化和个体意识中的潜在诱因。

从时间上看，一战的爆发给瓦尔堡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开始担忧潜藏在德意志文化中的非理性和恐惧所引发的严重后果，认为正是古代的异教恶魔和恐惧将欧洲拖入了战争的深渊。[21](P169-176)战争期间，瓦尔堡收集了大量的战时报道，进行了归类和注释。这些报道包括在德国军队中服役的犹太士兵的状况和战争期间东欧地区的反犹事件。随着战争的持续，瓦尔堡的精神状况也日益恶化。最终，在德国战败前夕，瓦尔堡陷入了精神分裂的状态，以致其被家人送到瑞士克罗伊茨林根疗养院接受治疗。数年之后，为了证明康复，他在疗养院举办了以1895年考察印第安部落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讲座。

1923年，在有关蛇仪式讲座中，瓦尔堡阐明了印第安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自由和理性未必能够长久地处于支配地位。通过探讨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的原始宗教，他开始对将其与犹太教进行类比并以此为基础，思考犹太教的实践问题。为此，他说道：

缺乏降水导致的土地贫瘠，是普韦布洛原始宗教巫术得以存在首要原因。沙漠和干旱起到了创造宗教的作用，如同犹太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在沙漠中游荡。[22](P169-176)

为了说明巫术和宗教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象，他使用了心理趋向(Orientation)、印记(Engramme)和认知空间(Denkraum)等概念,阐释从原始巫术到宗教阶段人类对符号认识和理解的基本心理需求以及思维和事物在大脑中的痕迹。[23](P625-626)德国艺术史学者格拉斯(Schoell-Glass)认为，这些概念在瓦尔堡的理论中具有明显的修辞特征，确保了它们的论证作用。在瓦尔堡看来，印第安人在祈求仪式结束后释放祭祀蟒蛇的行为是其文化发展的转折点，反映了献祭仪式(Blood Sacrifice)已升华为象征，对动物的崇拜逐渐演变为纯粹的宗教救赎。[24](P38)在此基础上，他试图考察欧洲文化中存在的异教文化因素。他注意到，古希腊和犹太教的蛇崇拜最初是献祭的形式，而基督教则与现代化的普韦布洛人类似，已从献祭仪式发展到了象征阶段。1907年，瓦尔堡在写给其朋友莫尼埃(James Mooney)的信体现了其意图：“我需要感激这些印第安部落，如果没有对这些原始文明进行研究，我将无法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心理状态找到更大的基础。”[25](P450)之后，他又继续说道：

普韦布洛的印第安原始文化向理性日渐衰微的欧洲人展示了一种不安和痛苦，而这种不受欢迎的方式决然地摧毁了他的信仰：即在启蒙运动落幕之前，他相信一个田园般柔美的仙境是人类普遍的原始家园。[26](P74)

瓦尔堡通过考察印第安部落，总结出象征性实践愈是理性，思维就愈加现代的特点。由此类推，他归纳出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文化发展与象征所衍生的精神和文化能力存在着一致性的结论。据此，艺术史学者温德(Edgar Wind,1900-1971)认为费舍尔(Friedrich Vischer,1807-1887)的文章《论象征》(DasSymbol,1887)为瓦尔堡的研究架构提供了一种表现秩序的历史类型学的理论基础，使他得以探讨现代文化和宗教形象的演变脉络。[27](P401-417)对瓦尔堡来说，文艺复兴不仅确立了人文主义传统，还孕育了现代理性和自由主义，而二者正是抵御反犹思想，推动犹太民族进步的重要武器。为此，他在蛇仪式的讲座中饶有意趣地说道：

我并未意识到美国的考察会使我了解这些原始人的艺术和宗教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百世不易的特质，如此我得以清晰地勾画出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和其后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文化有机体。[28]

换而言之，瓦尔堡将此类趋势看作检视原始文化现象，探讨异教和非理性的切入点。在他看来，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具备了抵御原始焦虑的手段，能够借助理性使心灵在恐惧和信仰中获得解放。据此，著名历史学者墨瑟(George L. Mosse,1918-1999)得出结论，认为学术研究是瓦尔堡得以在繁杂的世界中保持理性的重要措施，也是其身临乱世而能够维持平衡的手段。[29](P52)

1927年，瓦尔堡开始筹备《记忆地图》(MnemosyneAtlas)。他希望通过丰富的视觉材料，记录和描绘人类的经验与历史冲突。在实际操作中，他根据主题来布置绘画和新闻的图片，展示关键人物和手势在多重主题模式下的历史重现，试图复原历史长河中那些细微而短暂的情感表达词汇。那么《记忆地图》的构建，是否也体现了反犹主义因素的影响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格拉斯看来，反犹主义是瓦尔堡艺术史的重要阐释原则，尤其是“犹太人”和“反犹主义”的主题档案，体现了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担忧。[30](P107-128)例如，其中的78/79图版，陈列有宗教、政治事件的新闻摄影，包括教廷与墨索里尼政府签订《拉特兰条约》的场景。在瓦尔堡看来，这代表着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意味着教皇与世俗权利的分离、天主教与现代政治的妥协和解。在图版上，还有欧洲各国签订《洛迦诺公约》的情景。此条约的签订，为维持一战后的欧洲秩序，恢复各国与德国关系奠定了基础。对瓦尔堡而言，他试图通过这些材料的陈列组合呈现影响着当时社会走向的政治和宗教事件，提醒人们反犹主义仍然是当时德国甚至欧洲精神危机的最严重的症候。

总的来说，社会境况、身份认知和反犹主义是推动瓦尔堡进行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因素。通过于此，他不仅希望为其公民与民族身份之间的矛盾寻求解决之道，还期待通过构建“文化科学”为当时德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提供出路。在其研究中，原始巫术和异教恶魔以及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不安共存所引发的反犹主义，既是瓦尔堡心理的真实写照，又体现了一名犹太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学术解决民族困境的努力，也为美术史学谱写了动人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