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论介入设计现代性研究

陶海鹰

(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北京 102600)

一、设计现代性的思考

现代性似乎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在学术界热火朝天地讨论后现代理论、文化转向等问题之际，现代性似乎确实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实际上现代性的光环并未褪去，在启蒙思想传播近300年的今天仍然对我们的社会体制与价值观念存在难以估量的影响。1980年哈贝马斯发表著名演讲《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以来，现代性问题又重返人们的视线。他认为“后现代”不过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批判与质疑的一种富有激情的口号，实质上，是将后现代主义的问题纳入到现代性的研究视域中，“充满信心在现代性传统中改造现代”。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举步维艰，自洋务运动在表层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来，中国在技术、经济、政治的现代化转型中将文化现代性的问题暴露出来。社会的道德秩序与价值观念仍处于无序的困境之中，一味沉浸于财富的急速增长、物质的日益丰裕，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文化价值的建构，并没有吸收西方对现代性反思的成果。现代设计的发展不断地遵循合理性的价值观，但同时其背后又潜藏着文化价值的危机，当设计现代性的“理性”发展到某种程度而异化为一种“工具理性”之时，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社会”的本质便逐渐暴露出来。具体到当下的中国设计，批量化的生产模式、急功近利的心态与一味地抄袭与模仿，中国设计失去了个体的创造力与高品质的文化价值。对于设计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而言，显然应当突破设计本体的分析，在更为广泛与全面的视域中思考设计方法论的问题。

二、定量、定性的调查研究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社会学调查研究中最经常使用的两种方法，并且习惯于被结合使用。在很多人看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态度，其摒弃理论分析的空泛性，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往往是切实可行的，具有无可辩驳的信服力。现代性设计的主要流程，就包括信息收集、设计分析、设计开展、生产销售到信息反馈等。一般来说，设计程序有十个步骤：计划、调研、分析、构思、表达、评价、试产、试销、反馈、调整。那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牵涉到设计的两个主要阶段：在设计概念确定之前对产品的市场和同类型设计进行调查、比较分析；再者就是试销之后，反馈设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的方案，为再设计提供参照。为了解决问题或者做到更好的设计，社会学性质的调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强调方法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社会科学领域最主要的两种方法范式，其一是实证主义，其二是人文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模仿自然科学考察，主要依赖归纳法发现新知识和新领域，经常采用“假设—演绎”的逻辑模式进行验证。在分析量化的调查数据之后，确定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定量研究就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呈现方式之一，其侧重于数据分析和统计计算，运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获取信息。在设计领域，这种获得、提取数据的方法是最为常见的。人文主义的方法是从人文科学领域衍生而来，注意收集研究性的文本信息，并且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强调理解、说明和诠释文献，借助人类学的知识结构获取信息。

定量研究曾经是社会学、心理性、教育学院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范式。在17世纪自然科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束缚的时候，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原则，其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始，是知识的源泉，要揭露自然和人的奥秘，就需要观察和归纳经验。随后霍布斯继承了培根的思想，这位英国哲学家曾经作为培根的秘书，认为人类现象的研究可以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中获得启示，那就是一种感知力。培根和霍布斯的思想，被19世纪法国社会学理论的开创者孔德发扬光大，其提出将初具雏形的社会学建设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理念。法国社会学的另外一位奠基人涂尔干主张，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确凿的数据和实证的方法是表达社会事实的依据。同时，德国的心理学家冯特设立了心理实验室，提出以实验法和观察法分析心理现象建立相关研究的数据库。也就是说，在19世纪后期开始，定量研究的方法逐步取代了思辨研究的传统，在社会科学领域受到普遍的关注。在20世纪初，统计学分析法成熟起来，最终在40年代主导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范式。实际上，现代设计在20世纪初迅速发展的时期，定量调查和研究一直作为设计准备阶段的必要工作。诸如“德意志工业同盟”的奠基人和开创者穆特修斯，就大量借助人类学的方法考察了英国的建筑，在1904年于德国出版了三卷本著作《英国住宅》，提出这些最富有创造性的设计源于其绝对的实用性的观念，极大影响了德国现代设计的观念。但是，定量研究在被广泛接受的过程中，持续受到人文主义学者的理论批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定量调查和研究无法在自然状态下，对人微观的精神世界进行细致而深入的剖析。以德国社会学家狄尔泰为代表，新康德主义和现代解释学对实证主义理论进行了持续的批判。1960年代以来，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美国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匈牙利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理论、美国哲学家弗耶阿本德的“知识无政府主义”理论都在消解着实证主义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相较而言，定性研究一直处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范式的边缘。其发轫于19世纪，早期阶段主要凭借主观经验和理论思辨，但缺乏固定的指导原则和操作规范，以至于主观随意性较大，因此很少受到重视。也就是在1960年代定量调查和研究受到质疑和批判的同时，定性研究的方法开始得到重新的审视。诸如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就指出，“心理测验”只进行数量上的研究而不关注性质的把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随之，定性研究开始与定量研究取得等量齐观的地位，并且逐步成熟起来，有自己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形成统一的操作规范和程序。定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研究中，都展现出了令人倍受鼓舞的活力。今天，研究者往往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提并论，其深度和广度的剖析、概括，为取得更为客观的分析结论作出了贡献。甚至可以说，今天研究者无法将两者分离，单纯的定性研究或是定量研究都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答案，以至于寻找两者的结合，成为一种最经常使用的方法。

今天，以问卷调查、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个案分析法、生活史建构法、无干扰法等建构起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目的就在于捕捉研究对象的所有变化，在设计领域，就是预设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提出解决性方案。由于这些方法的倾向性彼此不同，并且现实问题可能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内容，因此合作性的研究和多样性的调查和研究方法取到很好的互补作用，克服单一方法的缺陷。并且，在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下，定量分析的数据经过严格的保存积累、经过更细致严谨的分类，为设计和改善方案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数据信息。应该说，数据采集基数越大，分析类型越细致，所获得的结论也就越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增加了设计的难度，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而言，设计从来不是单一的解决方案，其本身即拥有可变性的多样化特质：细腻而丰富的设计，毫无疑问是一种合理化的情感设计。

三、评价机制

要定义现代性设计的评价机制，首先要清晰和明确现代性设计的定义。现代性设计肇始于20世纪初，最富有代表性的观念是“形式服从功能”，将功能性视为现代性设计的标志。相对于传统工艺美术的装饰风格，现代性设计强调“功能就是美”，意即能用、好用。并且，现代性设计特指摆脱传统手工作坊式的制作方式，采用机器和大工业的流水线生产。其强调统一的样式和标准化设计，形成简洁、理性而富有条理的风格。现代性设计的思想核心是理性主义，意即设计的目标为着解决现实问题，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尽管人的需要是设计的核心理念，然而现代性设计不是为着满足人的消费欲望，而是秉持一种内敛、温情的文化基调，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是一种克制性的设计，节约公共资源，并且表现出卓越的使用便利性、安全性。

现代性设计依赖于某种公共性的评价机制，在于其继承了思想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观念。19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发出 “文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1](P33)的喟然长叹，尽管他还不确定继宗教和文化之后，现代西方能够拥有的统一性力量的东西是什么。但是，米兰·昆德拉言之凿凿地指出，有一种力量正在篡夺文化的权，这种力量就是“政治化”，其将所有的文化现象都看成是由政治动机驱动的，其中主要具有政治的蕴涵。意思就是说，自1970年代以来，政治权力作为主导社会文化的内在机制，从隐性的层面逐渐浮现出来，与之相关的是，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政治性象征，有着甚为敏感的觉察力。在现代性设计的评价机制中，政治启蒙思想中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意识，也是体现政治和社会关怀的核心主题之一。当然，很多时候一些产品的设计并没有显然的政治意味，而相关公共空间的设计，就需要注意在政治观念中的偏向性。任何导向政治和文化专制的设计，都不属于设计现代性的思想范畴。

设计的现代性，要体现一种文化意识和人文关怀。这种文化意识应该是一种多元开放的状态，包括对自身传统哲学和文化观念的恰当再现，也必须能展露出一种现代性的人文关怀。中国设计的现代性，既要寻找与现代政治结构的契合点，也要对传统的设计形式和设计思想进行观念转换，其精神内涵以现代性的设计结构、语言进行呈现。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现代性是一种务实、严谨、合理的设计观念，是开放和自由的、而不是狭隘和保守的，是高效率和功能性的、而不是装饰和纪念性的，是科学和民主性的，而不是形式和专制的，是节能环保的，而不是铺张浪费的。现代性设计具备的就是一种富有情感的理性精神，因此，在艺术性和功能性两种价值的平衡上，更趋向对功能性的追求。然而，设计的现代性对文化精神属性和艺术性价值的要求很高，一般来说，功能良好的设计形式往往都是美的。这种美的体验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外在语言的形式美，更是一种内在结构的秩序美。当然，现代性设计在造型风格上倾向于简洁化，包括技术至上主义思想的影响，以至于文化学者批判这种设计为“国际主义风格”：太过于强调功能而没有顾忌人的情感的因素，尽管在功能上得到极大满足，但是过于无装饰显得冷漠和无表情。应该说，今天我们所推重的现代性设计，应该是将情感性和功能性进行恰如其分地折衷处置，并且功能性转变成为一种隐性的存在，就是一种功能良好然而让使用者几乎忘记其功能性的存在，更多的时候，使用者感受到的是设计对自身的情感满足，这种情感满足是自然、轻松和愉悦的，这就是唐纳德·诺曼在“设计心理学”研究中提出“情感化设计”的思想主旨。

现代性设计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面对的是技术至上观念的影响：这是一个时期人对科学技术能力强烈兴趣的体现。以至于很多公司在进行产品设计和研发时，往往倾向于对多重功能性的叠加，诸如今天手机的设计，功能过于多样以至于使用者经常会困惑。这种状况在消费社会语境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实，现代性设计的本质，应该关注人的最朴素的功能需求，当功能作为设计第一性时，实际上又是对功能的“异化”。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广告语是“设计改变生活”，这就是设计社会学研究最为日常化的一种表现。的确，设计对功能的改善、发现新的功能以及创造新的功能，令使用者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惊喜感，在不断使用这些设计的过程中，生活的行为方式在不断顺从设计的结构而发生变化：先前过于繁琐的行为会变得紧凑和便捷，还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行为会出现，包括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从马克思到卢卡奇的理论，都指出人的“物化”甚至是“异化”，乃是现代性社会批判的逻辑理路，其最终导向的虚无主义观念将是一种认知的危机。现代性设计在现代性社会生活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对生活的改变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更是一种价值观念上的。诸如奢侈品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损害着人的精神理性，使用者在意的更多是一种消费文化的“符号”，而非设计本身的使用性本身。这些，显然有失现代性设计理念的价值关怀。

四、文化与价值分析

现代性是一种国际主义式的价值观转移。消解文化的多元性，力求追求普遍的效率，笃信近似的价值观：对人的解放。这种思想形态有毋庸置疑的进步性，比较今天我们的生存状态就可以看出。然后，由于这种现代性需要广大的市场空间，导致其客观上伤害着地域文化的特殊形态。也就是说，现代性所建立的文化机制和价值体系，导向的是一种新的知识认同，即现代性是进步的，并且是一种历史线索的必然，一切反对现代性的行为都不可原谅。同样令人难以回避的是，现代性生产方式和政治伦理，形成了积极发展的经济组织模式，其带来了文化形态的新自信。可以说，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更为开放和自由的生活状态，这的确很富有吸引力。我们看到，现代性国家发展而来的政治观念、科技想象，使传统缓慢而封闭的生活方式相形见拙，绚烂多彩、充满力量、不同方式的自我实现，充满了诱惑力。而传统的宗教和道德秩序，无法说服年轻人继续维持既有的状态：生活应该有所变化。现代性在远方，恰恰是最为神秘的寓言。

然而，后现代性者注意到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危机：因为一切政治和经济危机的背后，都是一种文化危机的预设。现代性试图建构的庞大文化共同体的努力，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批判。原因在于，在现代性进程道路上的政治经济体，逐渐意识到自身国家和民族身份独立性的可贵，这不仅是任何一种文化个体内在的抗拒，也是一个国家政治观念的自我规范。事实上，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影响不可回避，然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乃是源生这种自在文化身份认知的基础。设计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模式的结构部分，其展现出的文化属性，同样被文化研究者所关注：在追求现代性时间、功效等科学原则的基础上，设计更应当表现出对文化和艺术形式的接纳。在今天，所有的设计史研究者都不敢否认设计的文化价值属性，甚至可以说，设计在一开始，就已经被赋予了“智性”的象征，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地域中，现代性设计都采取了妥协性的方案。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我们研读20世纪西方设计史的著作，就能意识到这种细微的差别实际上无所不在。现代国家的观念，在20世纪得以最终确立，形成了民族、国家等明确的政治概念。在文化价值观念上，迈向现代性之路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开始形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他们希冀在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性文化身份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对接，“折衷”，似乎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方案。

实际上，在现代世界经济市场空间范畴内，遵循一定的现代性设计原则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实现现代性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必然，快速、稳定、大量的生产概念被工厂和销售系统推出，才能保证获得更为可观经济利益。现代设计的发展，与这种市场文化有共生共长的关系，设计作为一种被消费的商品形式，经济效益成为第一性的部分，其文化属性相对被忽略。只有在一种情形下，这种状况才会被改变：文化同样作为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并且能够主导着消费的理念，或者文化作为一种设计的价值内涵，能够获取更为可观的经济利益。今天，任何一种经济形式都与文化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奢谈文化已经成为推进消费行为的潮流。当然纯粹抽象意义的文化，并不能解决现代性市场经济的现实问题，因此，现代性设计所关注的文化属性，往往带有一种时尚性特征，易于被认知和接受，能够被所有人消费，其口号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性设计作为一种可被不断消费的物，赋予其文化内涵是不断发展的价值趋向。然而，在文化批评者看来，现代性所主导的文化形式不仅仅是单向度的，并且是极为表面和浅薄的，所谓文化，就像是商品的外包装纸，其最终的命运难逃被丢弃。在他们看来，文化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本身就是传统精神的历史积淀，而现代性强调与传统的断裂：这也许是现代性早期界定自身文化身份的标榜。就像前文中我们提到的一样，现代性追求在确立其支配性地位之后，在寻找与传统文化对接时不遗余力。也就是说，现代性在结束早期带有革命性特征的阶段之后，很快意识到传统文化的特殊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形式上的回归，是现代性寻找更稳固价值观的必然选择。我们知道，传统、现代之间必须建立一种逻辑上的结构合理性，其久远的文化价值才能被不断发现，而且使自身更加丰富起来，获取更为广泛的文化资源。在这里，现代性的文化特征是具体的，即开放、民主、自由和平等，然而对于传统的认知却是多种多样。尤其是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考量的介入之后，传统的内涵和外延变得复杂和多元。或者可以说，现代性或可汲取的文化类型带有必然的差异性，这也致使现代性在不同地域文化类型中，表现出大为不同的价值景观。这或许与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国际式风格”有较大的分野，毋庸置疑的是，现代性从来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产物，也从来没有统一的进程。重新认识传统的文化形式，是早期现代性倡导者始料未及的，当然，这并不表示现代性追求与传统文化之间，有价值观念上的融通之处，现代性在文化语言上的妥协——如果说这是一种妥协的话——只是为着实现更为广泛的政治和经济伦理认同。这一点上，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现代设计风格和样式，就体现出截然不同的工作理念：德国设计的理性可靠、美国设计的消费性、日本设计的虚静气息。

在社会学语境中，设计的文化价值受到普遍的重视。设计，甚至是作为产品的代言词，在国际政治和文化交往中，作为一种国家工业文明的象征而存在。那么，设计的文化价值属性作为一种功能的扩展，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甚至有研究者指出，功能在相当多的情形下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然而“文化消费”的愿望却鲜有得到满足。也就不难理解，今天新产品的推出，往往伴随着文化的概念，其试图建立消费产品与消费文化之间的等同关系，这是一种销售策略，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文化价值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现代性设计是一种更关注人的精神情感的设计，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带有强烈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道德伦理观念，是一种“善”的设计。尽管以阿多诺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提出“反启蒙”理论，对抗人的自我膨胀的“异化”现实，然而现代性设计作为一种理性建构，仍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基调。当然，这种“以人为本”不是被消费社会所控制的人的自我膨胀，而是一种富含人文气质的新价值、新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