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乡村叙事的情感变迁

李金泽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教学部， 安徽 合肥 230013)

乡村叙事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乡村生活和生存状态的描写、对乡村文化的透视以及对农民心理的艺术体悟，成为当代文学中乡村书写的主要内容。在当代，文学在书写乡村生活的同时，体现出鲜明的情感观照，而这种情感观照，既有激情歌颂，也有痛苦诉说；既有对改革中乡村命运的悯恤，也有对新时期乡村发展现状的忧虑。这些，都寄寓着文学对乡村生存状态的浓厚情感，在当代文学中留下清晰的文化记忆。综观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中的乡村叙事始终铭刻着作家对乡村变迁过程中人物命运的人文关怀。在乡村文化与乡村命运不断变化更迭的过程中，文学书写的主题和人物都与之紧密相随，从而使文学中的乡村书写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而在这些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的过程中，文学对乡村的情感态度则成为乡村叙事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起点。

一、欢歌式畅想：十七年文学的乡村情结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革命斗争为主体形式的社会解放成为了现实，打破旧社会、建设了新社会，农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转性的变化，极大地鼓舞了作家对乡村美好未来的想象和创作激情，文学的目光聚焦在对革命斗争年代光辉历程的回忆和对新社会建设美好前景的畅想之上，书写乡村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中的政治事件和各式人物，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书写的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写重大题材和塑造英雄人物的政治诉求中，‘农村题材’成为与‘革命历史题材’相并立的社会主义文学主导形态。”[1]在文学的想象中，乡村既是革命胜利的根源地，也是建设美好生活的理想之地，是一片孕育着幸福和欢乐的土地。轰轰烈烈的斗争，自由、富裕、幸福的生活，成为很多文学作品共同的书写亮点。

从主题角度来分析，大运动、大解放成为此时乡村叙事的主题选择，也是欢歌者的豪情所在。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主题设定和选材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文学到建设文学过渡中的一种递进与衔接。从选材角度来说，既有对土地改革这一涉及全国范围的农村革命运动的书写，展示农民对新生活的热切向往；也有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的思想、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变化的书写，以及对翻身农民激动喜悦心情的书写，以此来展示乡村对新生活的向往，歌颂作家以及新中国农民心中的幸福感、自豪感和崇高感。

赵树理的《登记》主要写翻身农民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冲破旧的婚姻观念、追求幸福生活的故事。艾艾和小晚，燕燕和小进这两对小情侣自由恋爱受到党的政策肯定和支持，也被当作了新社会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模范婚姻。赵树理借婚姻自由这一主题来抒发新社会农民对未来美好生活和理想的向往之情。自由幸福的婚姻生活是一个时代新生活的标志，“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婚姻自主固然还有重重困难，包办婚姻也已经不能大行其道了。”[2]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则是叙述了农村合作社创办过程中的复杂形势和矛盾冲突，揭示了农村合作社等政策的正确性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揭示了农民心理性格的多重性，在欢歌之中启发读者深入思考农村合作社建设的路径设计和时代意义。

而柳青的《创业史》在乡村情感设定上，主要表达翻身农民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的积极态度、奉献精神和喜悦之情，具有很强的政策宣传价值。以梁生宝为代表的翻身农民，走进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之中，在这光荣而艰难的过程中，以梁生宝为代表的进步农民则是充满喜悦和信心。作家正是在这喜悦和自信心的激励和促进下，把这篇小说的情感定位设定在歌颂合作化道路的正确性上。尽管当时的生活相当贫穷艰苦，但是翻身解放之后的农民则是充满信心和力量，充满希望和激情，满怀豪情地走在合作化道路上。不仅仅是思想进步的农民充满信心和豪情，就是任老四这样思想落后的农民，也对新生活看到了希望。这种豪情满怀，恰恰是当时文学共同的情感定位。

从人物形象角度进行分析，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也以欢歌式英雄形象为主。在这个时期的乡村叙事中，人物形象总是满怀革命理想和政治激情，有着进步的思想、高昂的干劲和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决心，“英雄人物”成为乡村叙事中进步人物的形象范本。而与之相对的是思想落后、自私自利、阻碍革命斗争并最后必然失败的“反面人物”，以及政治觉悟不高、观望革命形势变化，最终洗心革面的“中间人物”。在不同的人物形象中，寄托共同的主题情感，那就是为建设乡村美好生活的英雄人物而歌唱和欢呼。

此时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思想进步、能够起带头作用的新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他们在农村革命和运动中起到带头人的作用，是新型农民形象的典型。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二是有落后思想但也不反对新社会新制度的中间人物，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先进人物的影响和帮助下，由思想落后、自私自利转变为思想相对进步、有一定的集体观念和奉献意识的人物，充分体现出文学表达对政治动员的积极响应。三是与新制度新思想相抗衡最终失败的落后分子，比如《创业史》中的姚世杰和郭世富，与农村革命斗争相对抗，成为农村革命道路上的敌对势力或者障碍，他们是作为反衬性的一种形象类型，为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作以对比。

不论是对哪一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作家们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塑造的，就是对农村美好前途的想象和信心。作家们深信：新社会下的乡村将会大有作为，天地广阔，前景美好。这是一种带有政治激情性的欢歌式的情感表达。

从文化角度来分析，此时的乡村文化呈现出一种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对立统一的文化特征。当时的乡村，物质是贫乏的、充满苦难记忆的，但是精神却是富有的，充满阳光的。特别是在政治理想的想象中，乡村未来的美好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想象，这也成为了作家对乡村美好未来想象的逻辑起点，为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界定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的评判标准：精神力量是第一的，只要有一种精神和信念作为支撑，乡村尽管贫穷，但也会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和信念作支撑，一定能够走向美好和富裕。

二、欢歌与伤痛杂糅：新时期文学的乡村情感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促成了社会的改革，同样，新时期的社会变革也有力地反推了思想的解放。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成为农村改革的主要形式，市场经济唤醒了农村人走入市场的好奇感和物欲心动。改革在乡村最有影响力和诱惑性，乡村在痛苦的反思中畅想新生活，在阵痛中想象美好的未来，编织着美好的理想。乡村的改革和发展为文学提供了新的主题和素材，大量书写农村改革、农村新思想、新风貌、新人物的文学作品涌现出来。同时，文学对乡村的想象比起之前的乡村题材文学增加了一份理性和现实性情感。

在文学中，作家们对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充满信心，对乡村精神世界更是给予讴歌。这仍然具有十七年文学的那种欢歌特征，是对十七年文学欢歌式情感的接续，也接续了对乡村美好想象的文学主题。这种接续，恰恰使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学对乡村的情感统一为一种欢歌式的特征。“类似乡土书写的抒情立场及思维，构成了当代文学主体与历史、现实发生关联的重要方式。”[3]不同的是，此时的文学在接续了十七年文学欢歌主题的同时，融入了新的理性思考和追问：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改革开放中的农民如何能适应改革开放？他们的价值观、家庭观念、爱情婚姻观念是否适应了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频率？

在主题的设置上，此时期文学对乡村的书写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书写乡村在改革道路上的艰难探索，揭示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艰巨性；二是书写在改革过程中的乡村思想解放，展示乡村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三是在改革过程中农民自身价值观的裂变，特别是乡村在城市文明诱惑下的价值异变。

何士光的《乡场上》在主题设定上，集中表现改革开放时期乡村思想世界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有力地反击了乡村宗法制度和权力意识，经济发展、思想解放又有力促进了乡村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类似的作品还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是一篇反映左倾思想给农村带来心灵伤害的乡土小说。作者以一位农村女青年荒妹的视角来审视左倾思想对农民造成的精神束缚和危害，揭示改革开放时期农民思想的变化和分裂，寄予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迎来新的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乡村爱情观念也随同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是改革开放之初，也许农民对党和国家政策还存有怀疑，但毕竟有一股新思想在以荒妹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农民心中滋生着、高涨着，升起美好的希望。这股大地回春的信息使得沉睡已久的乡村苏醒了，迎接农村和农民的将会是更加光明的前途。

在文学主题的表达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此时的乡村叙事已经开始把视角由乡村转向城市，抒写乡村对城市文明的渴望与向往。铁凝的《哦，香雪》，被看作1980年代最富诗意的短篇小说之一。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一块传统的乡村土地，长期与世隔绝，居然有火车经过。火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火车通过台儿沟，象征着现代文明开始给这个封闭的小山村送来新的希望和想象，想象着现代文明的美好，想象着走出大山的幸福生活。相对于那个贫穷而落后的时代，对城市的想象和对物质现代性的幻想，成为乡村人对美好生活神话般的设定。在对外界并没有完全了解的背景下，山村人的想象是单纯的，也是甜蜜的，更是令人惊羡的。城市文明在向着固守贫穷的乡村发射出一缕诱惑的明光，使封闭的小山村掀起思想的波涛，清新扑面，充满诗意。这正是与十七年文学不同的地方，十七年文学对乡村的想象是不会走向城市文明的，坚守乡村、扎根乡村才是十七年文学主要的乡村情结，而新时期的乡村叙事在对贫穷落后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对城市文明的向往。

从人物形象角度来分析，新时期乡村叙事中的人物多是呈现出欢歌与感伤并存的受伤者形象。新时期文学对乡村的想象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文学的那种乐观与欢歌，但是，在新时期文学对乡村的情感观照中，也增添了有别于十七年文学想象的新内容，那就是对改革过程中发生在乡村的痛苦的精神记忆，“民众崇拜不见了，意外被发现的是乡村身份和精神的危机；诗意家园不见了”[4]。在这时期文学中，乡村叙事的情感起点是欢歌，但在欢歌之中却增加了对受伤心灵的抚慰和关怀。

但是，新时期的文学，也在以批判的目光传达出对都市文明的伤痛之情，杨春时在评价后新时期文学时说，此时的文学“具有写实的倾向。它不乏想象力。但不是创造一个虚幻的世界，二是以理想化的手段描写乡土社会，对抗正在崛起的现代都市文明。”[5]路遥的《人生》，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是高家林。高家林的命运告诉读者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理性地对待人生，怎样在人生的道路上把守住做人的根基。这部小说，以沉重的笔调揭示农村固有的等级观念给渴求富裕生活的农村人带来的精神伤害，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对乡村的情感已经由单一性的歌颂或批判走向了复杂多样的人性关怀。人生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视点，是人性展示的一段轨迹。以城市为主要符号特征的现代文明对乡村的诱惑，在改革开放之初呈现得较为强势，而处于这种社会变革期的农民该如何在乡村和城市中作出选择？主人公高家林的人生命运起伏给了读者深刻的启发。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已经作出一个基本的定位：农村也可以养人，与城市相比，农村有自己的文明定力。高家林幻想在城里生活的理想破灭了，从城市重新回到乡村，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作者在告诫读者，回到农村劳动并不下贱，人生道路虽然有曲折，但心不能倒了。作者在这里是担任着人生启蒙者的角色，也担任了农村改革政策的宣教者形象。对于那些受伤的心灵来说，农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深埋在人心中的善良、仁慈和宽恕，这种大爱般的精神财富是独特的，也是文学叙事中的乡村情感之根。

当然，不论是从社会层面的改革来说，还是从精神价值的角度来审视，相对于以物质财富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物质文明来说，这种给予贫穷落后乡村美好希望的想象，是伴随着阵痛性的改革与思想观念转换而坚韧前行的。没有阵痛性的改革，理想也许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阵痛，需要在受伤之后作以理性分析与思考，需要进行理性的辨别和确认，这也与当时的反思文学主题密切相关。

与《人生》人物形象的悲剧色彩不同，梁晓声的《陈奂生进城》则塑造了一个喜剧色彩的人物形象：靠着精明的小本经营意图改变生活命运的陈奂生。在陈奂生形象上寄寓的是文学对人性的思考，且偏向于对社会变革时期农民的人性弱点的揭示。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农民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了。在陈奂生的精神世界里还固存着中国农民的传统旧思想和旧观念，是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不相适应的，“在温饱之后渴望有新的精神生活，渴望获得理解与尊重，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相当坚韧的一面，同时又有迷信、崇拜权威、缺乏主见与愚昧、落后、自欺欺人的一面。”[6]

三、体恤与悲悯：新世纪文学中的乡村情怀

在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文学对乡村的观照是带着悲悯的情感从底层视角开始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愈显突出，乡村作为社会底层的特征在现代性不断强化的过程中愈加凸显，乡村正承受着现代性进程中被挤压的无奈命运，在对城市的向往中，乡村自身却成为以城市为标志的现代性的牺牲者和抛荒者。因此，在21世纪初的文学中，乡村叙事的视角不能单独停靠在乡村自身，而是把乡村放置在城乡对立的视域内加以审视。这时期文学对乡村的情感已经由激情想象、欢歌述说转向苦难叙事和心灵救赎的悲悯了。

从主题角度分析，此时的乡村叙事主要体现为：一是对底层化乡村困境的同情和关注，用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对乡村生活境况和农民的生存境遇给予关怀，对乡村的贫苦、落后以及被城市文明疏远的生存状态寄予同情。二是书写乡村精神世界的蜕变，揭示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农民内心世界发生的裂变，乡村自信心丢失、传统文明被遗弃、乡村价值观扭曲，这些已经成为新世纪乡村叙事的主要观照点。三是书写乡村对现代性的失望和疏离，在此时的乡村文学叙事中，揭示的是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蜕变和传统优秀文化的弱化，乡村在对城市现代文明羡慕的同时，开始产生了远离社会现代性、回归自身的退避感。

新世纪文学中的乡村叙事实际是对80年代、90年代乡村叙事的一种主题性延续，是在对80年代以来反思文学、新写实写作经验继承基础上，形成的底层叙事。80年代以来，文学主要是在反思，反思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和人性的变化，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中，作为乡村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适应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当然，对这种反思的情感态度，首先形成的是苦难叙事的文学主题。“底层文学在苦难主题上所体现出的富有现实性的精神追问，就是最典型的文学性表达。”[7]

陈应松的《到天边收割》《马嘶岭血案》等系列小说，均属于苦难叙事主题，罗伟章的《大嫂谣》《哑女》，描绘令人伤痛的乡村苦难生活。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到城里去》，写的是不堪忍受贫穷折磨的农村人对城市的坚韧向往和竭力追求。长期以来乡村对城市充满渴望，“到城里去”是历代乡村人共同的情感渴望。这种情感也成为对十七年和新时期文学欢歌式的乡村叙事的一种反拨。小说中的宋家银对城市坚韧不移的追求，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乡村是苦难的，充满悲哀和无奈，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是走进城市。正如刘震云所说：“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从目前来讲，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我不理解那些歌颂故乡或把故乡当作温情和情感发源地的文章或歌曲。”[8]

苦难叙事虽然是新世纪初乡村文学的一个主题，但比物质的贫乏、生活的苦难更为发人深思的是乡村精神生活的变迁和心理的迷茫。因此，新世纪的乡村叙事中增加了一种对底层群体精神世界批判的主题表达。

刘继明的《茶鸡蛋》叙述了一个农村老婆婆的凄凉故事。黄幺婆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当年曾救过同村的黄三，在困难岁月里对黄三施以恩德。但是，当黄三发财致富回乡之后，对黄幺婆却是冷眼相看，并报以人格性的侮辱，致使黄幺婆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在迷茫、羞愧、难忍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悲哀就在这个羞愧上，羞愧是底层精神价值的迷茫表现，这也构成了文学对一个时代的追问。乡村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失去了主导价值，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传统的知恩图报的伦理美德已经被新的等级观念和物质现代性的价值观完全遮蔽。这是一种新的乡村叙事的情感表达。

从人物形象来分析，新世纪初乡村叙事塑造了一个类型化的形象群：那就是精神受到伤害、背负着沉重的心灵伤痛的底层形象。黄幺婆就是这样的形象典型。黄幺婆与黄三之间的价值冲突，只能说明在物质利益观念强化的当下，传统正义价值观陷入了无奈的败退与乏力；一败涂地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与现代物质为上的价值观念的对话中，显得说教苍白，失去了现实的支撑，导致乡村精神世界的上层建筑在现代性冲击下开始动摇。底层沦陷与上层逃离从两个方向对传统价值伦理进行解构。现代化的发展带来的是物质第一的实用与现世享受价值观、人生观，在这些观念面前，黄幺婆选择了逃离。事实上，黄幺婆与黄三在价值选择上出现了错位，黄幺婆选择的是知恩图报的传统伦理观，而黄三则是选择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世实用观，在传统尺度与目光下，当代的农村已经失去了理想的光环。

用隐喻的方式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精神裂变，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种特殊情感表达方式。朱山坡的《灵魂课》、《我的叔叔于力》等高州系列小说，直接解剖在底层生存又承受着巨大精神伤痛的乡村人的灵魂变异，和在伤痛与煎熬之中的无奈与伤痛。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描写了很多底层人物形象，他们不仅是生活在物质的底层，更是生活在精神世界的底层。这些人物是新世纪乡村人物的典型。造成他们精神伤害的因素，既有来自外在的物质挤压，更有长期积存在自身内在的人性劣根性。

文学在对乡村物质贫乏和精神异变的叙述中，寄寓了知识分子对乡村贫穷落后和愚昧的同情，这是新世纪文学中乡村叙事的主要情感态度。但是，也有一些文学对乡村叙事持另一种情感态度：那就是乡村尽管物质贫乏，而与现代性的城市相比，乡村则更适合人的生存和生活。于是，反叛现代性、回归乡村，成为新世纪乡村叙事的一个新的主题。“90年代是中国传统文学复活重构的时代，这一潮流深刻影响到以乡村叙事为主导的当代文学。”[9]这在关仁山、杨小凡等作家的作品中表现较多。

关仁山的小说《镜子里的打碗花》，写一位靠在城里拉人力三轮车谋生的失地农民张五可，一次偶然机会救了突发疾病的富翁太太，受到富翁夫妇的赞赏和厚待，享受着富裕的物质生活，但是在享受富裕悠闲生活的过程中，张五可却逐渐感觉到自身价值的迷失，于是放弃城市的优裕生活而坚定地回归乡村，继续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杨小凡的《欢乐》中的贾欢乐，《工头》中的杨老四，都是这类人物形象。这与路遥当年写的《人生》在文学情感上构成了跨时代的呼应。

在新世纪初的文学叙事中，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作家对乡村的文学想象，都与十七年文学和80年代文学对乡村叙事的情感态度相距甚远。十七年文学、80年代文学，对乡村的想象总是美好的，充满信心的。但是，到了21世纪，文学对乡村的叙事则发生了转向。乡村人心理承载着现代性的拷问，价值观念在痛苦地分裂，乡村人经历了对城市的向往之后，开始了重返乡村的心灵回归。

四、结语

综观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叙事，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情感态度。产生于不同时期的文学总是体现出时代特征的情感关怀，这给我们重新审视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内容、结构和写作艺术，都是一个不得不重视的文学美学启示。因此，在对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形象进行审美时，我们会清晰地感受到，文学创作由关注“大我”、书写集体性的感情，向关注“小我”、书写个人化情感和情绪折转，由物质现实观照向精神关怀转向。正如王蒙所说：“当人们面向着现实、实用，而现实生活已经紧紧地与经济与市场与利益得失结合起来的时候，文学，至少越来越多的精英意识比较强的文学构成渐渐走向精神世界的或内里、或高端、或妙语、或边缘、或超前……反正不完全是那么急功近利的地带了。”[10]这种人文性的情感关怀一直存在于当代文学的乡村叙事中，并将随着物质现代化的深入，在文学对乡村的叙事中逐步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