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对陇蜀的文武经略及预想实现
——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为中心

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与传媒学院， 甘肃 成县 742500)

自南宋初，陇蜀地带作为保蜀御北、抗金御敌的屏障，发生过诸多惊心动魄的战事。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回声犹在耳畔。绍兴元年(1131)，彪炳于史的和尚原大战，就在秦陇、陇蜀之地的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大散关)及阶州(今甘肃武都)、凤州(今陕西凤县至甘肃两当县徽县)、成州(今甘肃成县)展开：

(吴玠)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宜退守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1]

由此拉开了南宋经略陇蜀进而保蜀的战略序幕。吴玠的判断是准确的，他因战事的变化细致筹划了对策。五月，金没立郎君及别将乌鲁折合，分两路入寇。没立出凤翔，折合自阶、成、凤州出大散关。当时，吴玠乏粮，故兵无斗志。吴玠与弟吴璘召诸将，以忠义相激励，并歃血而誓，使兵众感奋。乌鲁折合兵先至，在和尚原北列阵，宋军更战迭休，大败折合。这时，没立郎君正攻箭关，吴选兵奋击，使金兵两路不得会合，大败而去。十月，完颜宗弼(金兀术)自熙河移兵窥蜀，引兵众十万人，从宝鸡造浮桥渡渭来犯，吴玠派吴璘、雷仲等，将劲兵用“驻队矢”迎敌。并用骑兵断其粮道，共交锋三十多次，完颜宗弼中箭而败退[2]，吴家军取得了和尚原大战的胜利。“和尚原之战是金人南侵中最惨的失败”[3]，有效遏制了金人经由陇蜀、秦蜀进犯川蜀的进程。

一、吴氏家族从吴玠到吴挺统军在陇蜀具有重大影响力

对于南宋朝廷来讲，和尚原之战获胜，并不仅仅是一次战役上的胜利，其战争格局上的收益是远超出预期的。第一，在宋军连败不止的情况下，此战终于迟滞了金人南下入蜀的步伐，增强了宋人经略陇蜀进而保蜀的信心，扶大厦之将倾；第二，证明了依据陇蜀特殊地理位置可弥补军事、经济面临诸多困难而坚持抗金的可持续性，具有战略意义；第三，南宋朝廷下放部分权力给吴氏家族为代表的地方武将，能更好激发战斗力获得超出预期的效益。后续发生的仙人关大战证明了这一点。清人评云：“和尚原、大散关一带，为全蜀门户。西走阶、文，南出褒、沔。其(和尚原之战)后，玠驻河池(今甘肃徽县)，于凤县西一百里之仙人关，别营杀金坪，以防寇深入，而吴璘独驻和尚原。逮绍兴十二年，竟割和尚原以畀金，则秦桧之奸谋也。”[4]这个观点说明陇蜀之地“为全蜀门户”显然名副其实，因此发生仙人关大战具有历史的必然。

河池(今徽县)处甘、陕、川交会之地，为通往西南要道，有“秦陇锁钥”和“川蜀门户”之称，仙人关在河池东南，西临嘉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有虞关紧接铁山栈道，是关中、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秦陇入川咽喉。绍兴四年(1134)二月，完颜宗弼(金兀术)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骑兵10万，大举进攻仙人关。吴玠率万余人与金军激战数日，终因力不能及，退守第二道防线。金军披重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玠与其弟吴璘督军死战，以劲弓强弩大量杀伤金军，金军攻势不减，吴玠派部将杨政率精兵锐卒，持长刀、大斧攻金军左右翼。三月初一夜，宋军燃火四山，战鼓动地，出兵反击，并派王喜、王武诸将攻入金营，金军惊溃，金将韩常被射伤，遂引兵逃遁。吴玠乘势扩大战果，派张彦等将袭劫横山寨，杀敌千余人，又命王俊于河池(今甘肃徽县)设伏兵，再攻金军。金军被迫退回凤翔府。仙人关大捷，使金军南下的企图破灭。

就是和尚原大战和仙人关大捷，奠定了吴玠为首的军事集团在陇蜀之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基础。目前学界研究南宋陇蜀经略与朝廷保蜀的战略关系，是没有办法绕开吴氏家族的[5]。我们近年来在研究陇蜀古道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从徽县杀金坪、吴王城、吴山(南宋前称玲珑山)到成县紫金山吴氏“保蜀城”[6]、成县城关镇石碑村“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别称“吴王碑”、“吴挺碑”、“吴挺神道碑”)等等遗存，也佐证了这一点。从吴玠到吴曦三世统军，经过他们与金人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为我们勾勒了南宋朝廷经略陇蜀的大概轮廓。限于篇幅，本文拟不对此进一步展开。就吴氏三代统兵抗金的史迹研究看，对吴玠、吴璘甚至最终走向叛逆的吴曦，研究成果较多。比较而言，对第二代掌门人吴挺的研究似乎显得单薄。吴挺不以战功著，当然不能与父辈吴玠、吴璘相比，也不能和儿子吴曦叛宋自立那样引世人注目，被历代史家和当今学人疏忽也属情理之中。但从深一层看，他在南宋经略陇蜀的连带作用，吴挺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这可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铭文》(《吴挺碑铭文》)为中心深入探究。

二、《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存铭与文本关涉陇蜀经略大势

《世功保蜀忠德之碑》今存甘肃成县城关镇石碑寨村，“详尽记述了吴挺家世和他参与的宋金在甘肃境内的德顺之战、瓦亭之战、巩城之战等战役，以及保境筹边的功绩。”[7]1963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已于2017年完成申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作[9]。此碑的介绍性文字，多见于地方文献①，此处不赘。吴挺事迹，史书著录甚多②，亦无需重复。有论著指出，该《吴挺碑文》与《宋史·吴挺传》有约简关系：“《宋史》吴挺传即约此碑以成文也，故嘉靖《陕西通志》题为‘宋太师卫国公吴挺墓碑’，甘旧通志以为文在碑阳，《语石》以挺为玠子，皆误”[10]。这不仅仅是《吴挺碑文》比《宋史·吴挺传》1300字多出7000余字的数量对比，文体差异和表达要求的细致内涵显然被忽略掉了。这是一个有趣的选题，笔者拟另文探讨[11]。樊军《吴挺碑校注》是《世功保蜀忠德之碑》的最早单行校注本[12]，但有学者指出该校注本存在很大问题，“是对前书(指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中所出现的讹误沿袭照抄，且进一步证之于后，这无疑也就增强了‘世功保蜀忠德碑’错误录文的毋庸置疑的可信性，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以讹传讹的不良效果。”[13]笔者对照二者发现，樊注依据拓本而未用地利之便做田野调查、辨识原碑，确实舛误甚多。为便于文字征信，本文所引，均出于今年最新研究成果——赵逵夫先生主编《陇南金石校录》第三册“碑碣摩崖·成县”[14]。

《吴挺碑》碑文，若含碑下部吴挺次子吴曦撰《感恩表》在内几近8000字，许多史实为《宋史·吴挺传》所不载。特别是吴氏家族为南宋朝廷保蜀抗金而经略陇蜀之地的事迹，鲜见于其他史料或金石载录。从大局看，也为文史学界研究宋金关系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依据。《世功保蜀忠德之碑》正文起首说：

庆元三年，(吴曦)泣而言曰：“臣祖父璘，际遇高宗皇帝中兴，陈力西陲，赖国威灵，克保全蜀。孝宗皇帝亲洒奎翰，赐之‘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先臣挺，获事三朝，备宣忠力。岁在辛巳，逆虏渝盟，瓦亭、德顺至于治平、东山、巩城之勋，频有战捷，虏卒畏遁，蜀赖以安。而提兵中外，世守西边者三十余载。不幸奄弃明世，五年于兹……”维时际会之臣，恩极褒表，乃顾谓曦曰：“惟汝父为国勋臣，固当有以旌宠之。”既取禁暴定众，布德执义之旨，谥曰“武穆”。又亲御翰墨以“世功保蜀忠德”名其碑……公于是时，或以忠勇而建勋，或以智谋而广略，或以精虑而植碁。凡所著宣，可传悠久。故其克敌骋谋，用继乃父勋荣事业，并耀一时，非世功之大欤？保境筹边，兵弭民靖，惠爱仁和，洽于坤维，非保蜀之至欤？抗诚厉衷，报国卫上，笃有大节，侈于君亲，非忠诚之全欤？皇帝当馈以思，拊髀以叹，光洒奎翰，揭之丰碑。以一门父子之功，被两朝褒表之异，视诸勋门特盛矣!

吴曦之言，先在追远。祖父吴璘自宋高宗时起即“陈力西陲、克保全蜀”。此“西陲”并非先秦时期西陲或西犬丘(为早秦发祥之地)，这里指南宋与西夏、金军事对峙的西部边疆，具体地望就是今陕、甘、川毗邻区的陇蜀之地。由此看来，早在南宋初，以吴玠、吴璘为代表的吴氏家族及其武装(吴家军)就开始为宋廷经营陇蜀了，战略目标显然是“保蜀”。因其意图与南宋朝廷利益一致，所以宋孝宗亲笔为吴璘题写并惠赐“安民保蜀定功同德”碑，主旨当然不离安民陇蜀、保蜀定功。接着，吴曦对父亲的功绩作了概述：获事三朝，备宣忠力，言其资历和忠诚，这是王事专制时期最不能缺少的两个方面；历数父亲吴挺瓦亭(今宁夏固原南)、德顺(今甘肃静宁县东)、治平(今静宁县南治平乡)、东山(今静宁县东五里之东山)、巩城(巩州，今甘肃陇西)数战之功，达到了“蜀赖以安”的战略目的。在征金保蜀的历史进程中，吴挺与父经营陇蜀之地竟有三十多年！继后，碑文中载宋宁宗赵扩不仅肯定吴挺功绩，按例封谥，还亲笔题书命名“世功保蜀忠德”碑，意在扬名后世继续经略陇蜀之地，进而稳固保蜀战略，实现预想：保境筹边，兵弭民靖，惠爱仁和，洽于坤维，保蜀之至。史实表明，宋孝宗、宁宗在利用“吴家军”三代统军时经略陇蜀地域，进而达到保蜀战略，无疑是成功的。

三、吴挺仕途沉浮一直伴随宋廷经略陇蜀的辗转历程

对于吴挺的成长，《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如是说：

吴公挺，字仲烈，德顺陇干(今静宁县)人也……父璘，太傅、奉国军节度使，新安郡王，追封信王，赠太师，谥武顺……公，信武顺王第五子，庆国夫人所生也。王守武阶日，生于守舍。始生日，目光炯然，顾瞻如成人。长不好嬉弄，举止凝重。王奇之曰：“是儿必能绍吾家勋业者。”就学，通《左氏春秋》，至征伐会盟，究极其旨。倜傥尚气节，有大志，以荫补忠训郎。年十七，慨然以功名奋，乃从军为后部准备将，稍迁中部第一将，提振军马。

碑文言及吴挺是吴璘第五子，但并未再提及其余四人。可见，在众弟兄中吴挺才干为佼佼者。至于他出生的目光不凡、少年持重老成、精通《左传》和领略军事、外交要旨的记述，或有言过其实，不免带有套话和阿谀的色彩。我们姑且不论，但其十七岁即任兴州御前驻扎后军准备将，不久升中军第一正将[15]的记载，证明乃父对其器重已非一般，后面要做的，就是给吴挺机会反复历练，以便为堪当大任做准备。果然，机会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绍兴二十八年(1158)，吴挺得到了觐见宋高宗的机会。碑文载：

高宗召对便殿，问西边形势、兵力与夫战守之宜，且及二父勋业。公仪度整华，言论激烈，占对如响。高宗惊喜，顾左右曰：“真名将家儿!即日超授右武郎，改差浙西路兵马都监，赐金带。

这一际遇，吴挺达到了很多人奋斗半生所不得的高度，全赖其父苦心培养和他个人的好学领悟。吴氏家族自绍兴初一直经略陇蜀，手握川、陕兵柄。吴璘要继续经营陇蜀，巩固在四川的地位，就必须想方设法获得南宋朝廷对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信任。深层的蕴涵在于，吴璘派遣吴挺觐见高宗，既有“试儿才”的心思，也有“表忠心”的意图。对于高宗来讲，册封吴挺东南任职，而不让他回兴州(今陕西略阳县)，有人质于吴璘的用心，可谓深谋。由此可以看出，吴挺成长实在是辗转在南宋经略陇蜀兵家“管键”、“锁钥”之地和吴氏家族(军事集团)控扼川蜀之间的微妙关系之中。所谓碑文中“公妙年，以材略辩智克世其家，起至远方，一见寤合，骤膺显拔，由是名声益彰，无不羡吴氏人门之盛者”之记述，又给这种辗转关系提供了另一意义层面的注脚。

吴挺抗金首勋，是在治平(今静宁县境)、秦州、文州(今陇南文县)一线的陇蜀大地展开的。《吴挺神道碑》载：

绍兴三十一年，虏亮渝盟，盛兵渭上，信武顺王以四川宣抚使总三路兵讨之，将以公摄兴州。公固请曰：“所愿自试军前，乘时以建功业"。王壮之，即以为中军统制，俾出师经略秦中。初，王师克复秦州，虏大酋合喜孛堇与战，我叛将张忠彦引兵欲争据之，宣抚司檄公偕知文州向起，深入探贼，至治平寨，遇虏与战，破之。已而，南市城贼来援，战至暮，未决。公视虏气惰，语向曰：“是可以奇取也!”乃以裨校领所部牙兵，直据北门，众皆莫喻，且惧力不敌。公曰：“汝第往无虑，事或不捷，吾与若俱死！”众感泣，皆殊死战。公率背嵬骑，尽易黄帜，绕出贼后，乘高冲之。虏哗曰：“黄旗军至矣!”皆错迕惊乱。进兵袭之，遂大败。橫尸蔽野，俘馘甚众，获伪宣武将军安宁，斩阿乌孛堇、萧千户二级。上功幕府，公推功其下，士益以此多公。宣抚司引嫌亦乞不第赏。朝廷知公异勋，擢荣州刺史，旋拜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吴挺以中军统制之职经略秦中、克复秦州、偕文州知州发起治平之战，显示出了他的将帅气概和素质。此段碑文生动记述了治平之战的“奇取”谋略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特别是部署背嵬骑(亲兵)化装“黄旗军”[16]，在突袭、奇袭金兵时给敌方造成了的巨大精神压力，乃至于“皆错迕惊乱”，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率兵初战，吴挺就鲜明地展现出将门虎子的超常风范。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的瓦亭(今宁夏固原南)、德顺(今甘肃静宁县东)之役、收复巩州(今甘肃陇西)之战，却展现出吴挺的另一方面：身先士卒，以勇制胜。《世功保蜀忠德之碑》载：

三十二年，公被檄同都统制姚仲率东西两路兵攻德顺城，金人左都监拥师由张义堡驻摧沙，会平凉援兵亦至，大酋合喜继遺万户背奴孛堇等益精甲来，至凤翔与之合。贼怙众自骄，仲营六盘，公独率兵趋瓦亭。虏望公陈军肃整，铠甲戈铤耀日，气已夺，号我军曰“天兵”，公冒矢石，摧锋陷坚，士皆奋死力。虏窘不支，尽舍骑，操短兵斗。公麾别将旁出，悉夺其马，虏大奔溃。我师追北，蹀血三十余里，斩首万计。军装器杖，委弃山积，及生缚千户耶律九斤孛堇，他戎酋二百三十七人。当是时，虏几只轮不返，公威名大震。

这次瓦亭之战，给吴挺经略陇蜀以极大声望。秦陇捷书报闻，连皇上也忍不住再三“嘉叹”。这里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勇”固然重要，但军纪严明、列队耀眼的气势已经在战前先入为主，兵家常识——两军相遇勇者胜；其次是“智”，带兵猛冲的目的就是为了促成短兵相接。吴挺的战术目的自然达成，金人骑兵不能施展不说，还损失了大量战马，以致军心动摇。因此，在吴挺等代表南宋朝廷经略陇蜀的战役中，瓦亭之战获胜是他智勇双全的典型表现。这在后面的德顺之战中，得到了进一步淋漓尽致的发挥。敌虏为挽回此次瓦亭惨败，复派重兵夺取德顺，吴璘唯恐失利，单骑“自秦州昼夜疾驰来视师”，确定了“据要为壁”、“力治夹河战地”的战略战术，以便于“处我师于利而致敌于不利”。这种准备料敌在先，且因金兵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出现轻敌骄纵思想。“迟一日，虏援兵果大至，合城中兵皆集。未明，布满山谷，弥望不绝。”吴挺采用诱敌深入之法，碑文载：

公先以数百骑尝虏，虏驰之，公不为动，徐诱虏致所治战地。贼鼓震天，公率骑士乘利摧坚，莫不一当十。虏折北穷蹙，还走壁。翌日，将出师，而虏不敢动。是时，天大风雨雪，虏幸休止而力已穷矣，一夕遁去。时降帅有觇者曰：“吾自从虏百战，未尝见如此，吴公可为神矣！”德顺既复，市不易肆，公功尤多。

虽然战略的确定有父亲吴璘的贡献，但是实施战术战法，是吴挺经略陇蜀思想的导引。他击败金军的先遣队，后又以所部兵马为饵将金军主力引入伏击圈，强弱态势发生了反转，获胜就在意料之中了。其后还有收复巩州之战，碑文是这样载述的：

巩州围久不下，公以选行诸将或曰：“巩城小而坚，恐有备难下，盍先其易者？”公曰：“人臣趋事赴功，宁择难易？况去国远斗，岂问城之坚脆耶？今日之事，视吾旗所向！”即日，引兵至城下，按视所攻，皆以西北隅陂陀可攻。公曰：“西北虽低而土坚，东南并河多沙砾，善圮，况以少众分攻坚城，城可得下乎？”诸将皆服。于是，尽徙攻具，齐集东南隅，公谈笑应变，创为攻具，发奇中巧，自出新意。不二日，楼橹俱尽，且遣间其酋，酋皆怀猜无固志。有雷千户者飞苛，祈降。夜半，率其徒数十人，见公罗拜，公与语，明示大信，示以不疑。黎明，城破，公入城抚定，人安堵如故，全活不可胜计。

这次战役，全在对战场的认真调查和思考，主要在攻心，正是“上兵伐谋”的具体表现。而且在攻城中达到出神入化、创设攻具、自出新意的地步，先敌之谋，胜券在握。同时由此扩展对破城之善后，也在一同考虑之中。“虏酋以女真千人劫万户，斩西门而遁”，吴挺先期设伏，尽歼之城下，大获全胜。朝廷嘉奖，授职郢州防御使。据史料，巩州获胜，展露了吴挺经略陇蜀文谋武事，尽皆出色表现[17]。吴璘由此放心还秦州，“留公(吴挺)与诸将守(德顺)”。此后，德顺之战多次，“虽合喜亲提河南、陕西兵至，而屡败屡北。”最惊心动魄者，莫过于“以大木蒙铜铁”的“将军柱”，破金人四轮战车“憨皮袋”，战事尚未结束，吴挺即被擢为武昌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依前任中军统制。以二十五岁的年纪，距建节仅一步之遥。

据《世功保蜀忠德之碑》铭文，乾道元年(1165)吴挺知兴州，孝宗下诏特升他为兴州本军都统制，成为南宋朝廷经略陇蜀之地的二号人物(仅次于吴璘)。《宋史·吴挺传》云：乾道三年(1167)，吴挺“以父命入奏，拜侍卫亲步军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对于这次擢升的原因，史料语焉不详，但肯定与入奏朝廷有关。因此，有论者就推测说：“吴璘命吴挺所奏何事，无从考证。从时间上看，乾道三年是吴璘的卒年，他在行将就木之时，派吴挺入朝，除向朝廷交代后事外，应是希望获得朝廷首肯，让吴挺继承兵权。而宋廷任命吴挺‘节制兴州军马’，摆出允许吴氏父子世袭的姿态，则含有安抚吴璘、稳定四川军心的用意。”[5]这个推测显然有以今证古之嫌，实在是过于武断了。实际上，吴挺所奏何事并非无从考证，而是源于他和宋孝宗的一次深夜长谈。《吴挺碑》文说：

三年……遣公奏事阙廷，孝宗以公久事兵间，多勋劳，抚劳特宠。又问今日所以待虏之策，公敷奏详悉，志概激切，至漏下十余刻。大略以为寓战于和，益修武备，无忘灭虏。上深然之，即日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

这次夜谈，是因为对金策略“待虏之策”，吴挺主张“寓战于和、益修武备、无忘灭虏”，得到了孝宗的高度赞同，因此获得了经略陇蜀的兵马节制之权。不幸的是，在他返回的途中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来因为他“力求终丧”，“服除，召为左卫上将军，依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武昌军承宣使”，才彻底离开陇蜀。

四、余论

对于南宋朝廷和吴氏家族来讲，吴挺调离兴州是经略陇蜀咽喉之地、实施保蜀战略的一个低潮期。相对于他后续经略陇蜀的再起，显然是一个辗转反复的过程，笔者拟另文论述。乾道四年(1168)，吴挺除兼知兴州，他对经营陇蜀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

(吴挺)仍趋诣阙，既对，悉以西边便宜为上历言之，如进人材、绳贪墨、缮原堡、除戎器、贸战马、广营田、治强盗、旌死节，凡此之类，累至百牍。上览奏嘉叹，无不行者。除利州西路安抚使，辞不许。陛辞之日，所以委注之意，尤谆谆也。公洊更重寄，声望益重，伟然为时虎臣。(《世功保蜀忠德之碑》铭文)

由此看来，从吴玠、吴璘到吴挺，吴氏家族代表南宋经略陇蜀，实现保蜀战略，集大成且具备思想体系者是吴挺。他给孝宗的上疏，涉及经营陇蜀的进用人才、惩罚腐败、修缮堡砦、研究敌械、茶马贸易、屯兵营田、惩治贼盗、奖掖忠烈等八个方面，具体内容累计多达百条之上。如此源于战事和治军、治理陇蜀地方的实践经验和深度思考的系统性条陈，自然深刻地打动了最高当局，以至于孝宗“览奏嘉叹”，从而用谆谆之言，表达“委注之意”，声望益重，为时虎臣。这为他后来复起陇蜀，打下了坚实基础。

吴挺调离陇蜀，宋廷经略陇蜀的重任由吴玠、吴璘之同父异母弟吴拱[18]担当。吴拱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利州路安抚使、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虽军力部署逊于兴州，但兴元府地理位置较之为胜，是陇蜀商贸、军事的核心地域[19]。从深层次看，宋廷在“吴家军”内部移师换将，包藏有防范又兼倚重的复杂心态。早在隆兴年间，吴拱与吴璘有隙，被后者弹劾而降职[20]，吴拱与吴挺也因此貌合神离。南宋朝廷利用吴氏家族内部的隔阂经略陇蜀，除了看似谨慎从事的用意之外，显然还隐藏着对掌握兵柄之臣分而治之的政治考量。吴挺未到花甲之年，终因积劳成疾，在宁宗绍熙四年(1193)六月，病故于兴州(今陕西略阳)，移葬成州(今甘肃成县)，于是就有了今存陇南成县“皇帝宸翰”的《世功保蜀忠德之碑》，以表其忠节。《宋史》载吴挺入“忠臣”之位，而归吴曦于“叛臣”之列[21]，道不尽的历史幽微。但此碑历经近八百年，保存尚属完整，镌刻技艺精湛，对研究宋代人文、意识形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吴氏家族经略陇蜀，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从“为时虎臣”的高度看，吴挺乾道年间离开陇蜀，不能不说是他人生遭际的首次大转折。他没能顺畅接掌陇蜀兵符，心中郁闷自然是一时不能排解的。可是，从另一角度看他被委以三衙管军之职，说明宋廷对他经略陇蜀的才干还是相当看重的。这一点，不仅为《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所印证，而且还为我们沿着吴挺再次翻转经营陇蜀、实现保蜀战略预想的史迹，展开进一步探究打下了伏笔。

注释：

① 关于《吴挺碑》的记录和介绍，见于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甘肃古迹名胜辞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韩博文、陈启生著《陇南风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县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罗卫东主编《陇南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左玉麟编著《成县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在报刊、网络、其它书籍亦或有介绍，但可能存在千篇一律、条理混乱、前后矛盾、夸大不实等弊端。前此未有专门研究论文问世。《吴挺碑》的录文，最早见于清光绪十二年叶恩沛、吕震南修纂《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三十三《艺文下(成县)》以《世功保蜀忠德碑》为目载录此碑碑文，然其录文却多有衍漏讹误，张维《陇右金石录》(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民国三十二年版)有所校正，但一些衍漏讹误也多有沿袭。

② 吴挺事迹，可参考〔宋〕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明〕陈邦瞻著《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杨倩描著《吴家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另外，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谷苞主编《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陈启生著《陇南地方史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都有涉及。

③ 本文所引碑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赵逵夫先生主编《陇南金石校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7至1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