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想象到社会网络:传播研究视域下中国阅读史研究的路径反思*

■ 郭恩强

最近几年,有关媒介阅读的问题在中文学术语境中渐成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不仅成为历史学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也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的成果。如卞冬磊讨论了报纸阅读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可能是“想象的”,还可能是“可见的”。该作者还注意到了报刊因为与书籍的不同特性,导致其对所呈现知识类型的差异,他因此提出要“将阅读史作为一个新视角,引入中国新闻史研究”①。蒋建国则围绕晚清报刊与读者的阅读心态、观念世界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认为“通过读者读报的私人记录来观察其阅读心态、社交网络、价值观念,可以构筑报刊阅读的‘意义之网’”②。此外,朱至刚和蒋建国等对《时务报》等报刊的发行网络、空间分布,以及阅报组织与公共阅读的考察,也丰富了我们对报刊流通网络与阅读行为之间关系的认知。相比新闻史学界对报刊阅读议题的关注,历史学界对书籍阅读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张仲民对清末卫生书籍传播与阅读的关注,陆胤描画的清末民初读书人初学启蒙从“记诵”到“讲授”阅读形式的转型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③

以上被历史学科统称为阅读史取径的研究,在新闻传播史领域或者以思想史的面貌呈现,或者以社会史的方法见长,将文本(媒介)、读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很好地勾连,从而拓展了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视野,也深化了我们对近代中国语境下报刊等新式媒体所产生影响的新理解。但整体而言,对标西方阅读史的研究现状,中国阅读史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本文通过检视欧美阅读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试图重新聚焦阅读史研究中关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以扩展中国阅读史研究的视野,激发出新的学术想象力和可能性,从而加深我们对媒介及其阅读问题的理解。

一、重文本符号而轻物质形式:中国阅读史研究的内容对象偏向反思

卞冬磊认识到,“现有中国阅读史的主要研究成果,立足点仍在文本,‘阅读/读者’的面貌多以建构的方式间接呈现,直接追踪阅读行为及其意义的作品寥若晨星。”④但遗憾的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也没有超越文本的研究路数。比如卞冬磊讨论了报纸阅读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勾连与建立仍是基于媒介文本符号的“想象”或“可见”。⑤蒋建国有关晚清阅读史的一系列研究,其内容对象也是聚焦于读者对文本阅读的阐释。在甲午前后的读者报刊阅读中,报刊文本起到的作用是“拉近读者与历史事件的时空距离”,是报纸文本对甲午事件的新闻呈现,以及读者面对这种文本的回响。⑥在研究清末革命思潮与报刊的关系时,蒋建国对文本符号所激发的阅读想象表述得更明确:“革命报刊激发了各类读者的阅读想象,革命报刊所持的理念,直接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偏好”,而“通过读者读报的私人记录来观察其阅读心态、社交网络、价值观念,可以构筑报刊阅读的‘意义之网’,反映‘革命’进入读者阅读世界的历史进程,体现读者在时局中的情感与态度。”⑦之所以如此描述,可能与研究者对报刊媒介的理解有关,如果将新式报刊认定为“作为思想纸、知识纸价值”的载体,那文本符号必然被认为“值得高度关注”⑧。中国报刊阅读史研究对文本符号与意义建构两者勾连的偏向,显然是受到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共同体”理论的启发和影响。

阅读时不同阶层面对文本的反应固然重要,但这种情感和态度是否,以及如何能转化为一致或不一致的行动,心态变迁如何与社会文化变迁相互勾连,可能是更需要研究者去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换言之,对文本符号的解读不是抽象的,而是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定位,更要重视其与媒介物质形态的依存关系。此前,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应该将书籍与报刊加以区分,因为两者产生的意义不同,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在两种类型媒介的物质外形与阅读意义的区隔上更进一步,而是认为“报刊和书籍的差别主要不在物质形态,而是其所规范的知识形态。”⑨但实际上,阅读物的物质形态与作为文本符号的知识形态很难进行独立区分,物质形态也必定影响文本意义的呈现。按照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解释,“同一个文本,只要呈现形式大异其趣,就不再是‘同一个’文本了。每种形式都有一套特定规范,每套规范都会根据自己的法则来区分作品并用不同方式将其与别的文本、体裁和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若想理解关于某个文本历史上曾有过的用途和阐释,就必须确定上述物质形式所产生的意义效应”。⑩即使是以文本符号呈现的“话语”(书籍与报刊的文字、口中的语音、台上的念白),也是一种物质的呈现,有着自己的规则和限制。由此可见,对不同媒介(书籍、报刊)阅读史的研究,物质形式如何影响了文本符号的呈现以及意义的建构,反之，符号文本如何在不同媒介形式中被解读,是必然要重视的问题。

早在1952年,法国书籍史研究的奠基式人物费夫贺(Lucien Febvre)在其写给合作者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的私人信件中,就表达了对当时书籍史研究的不满。他抱怨当时有关书籍史研究的单一维度,而大学里要求阅读文本的文学史、宗教史、观念史等学科,既忽略了书作为文本载体所具有之物质性,也未能关照书籍生产和流通的情况。正是以费夫贺的不满为开端,书籍史研究开启了重视文本物质性、关注文本的生产、流通及阅读的新篇章。此后,作为文化史中的一个新领域,书籍史向着强调文本之于人的意义的阅读史方向发展。如果说书籍史的研究“涉及文本的生产、流传、受容与存佚,包含各种媒介、形制、语言文字、文体及相关历史背景”,那么阅读史“除了探讨书籍史研究相关问题,更侧重于对阅读行为与阅读活动的研究”。由此,法国书籍史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读者的文本阅读实践,从而造成了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的合流,也因此,阅读史研究在法国通常被称为书籍史研究,书籍史研究在美国却又经常被称为阅读史研究。相比于传统的书籍史、出版史等研究,合流后的阅读史研究更注重阅读行为和生活、社会、权力的关系,包括读者在阅读中所扮演的角色、阅读方式、阅读心态、阅读习惯等的变化,读者对书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义,诸阶层之间文化互动的关系等方面。换言之,作为一个新的交叉研究领域,阅读史已将传统书籍史和新书籍史所关注的文献版本、物质形式、产制流通、读者阅读等层面全部纳入其考察范围。

阅读史研究呈现后来居上之势的明证,是近些年出现了从书籍被接受和阅读的角度,研究其在中下层社会进行流通的诸多成果。这些成果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注意将对书籍的物质形式与读者反应的研究相结合。比如,夏蒂埃主张透过书籍的物质特性,如开本、装订、编排设计以及书籍的使用方式,来理解书籍文化背后所蕴含的读者群体的社会区隔和意义体系。他认为,书籍的历史不仅是它的产品史、流通形式史或它在图书馆陈列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要把书籍看作是一种物质对象,它的结构、它的形式、它的排版是构成该书文本意思的基本元素。就阅读而言,夏蒂埃借鉴了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理论,强调读者对读物具有创造性和发明性的挪用能力。阅读的过程是读者与文本符号交互的过程,重建历史维度中的各种阅读过程与空间,首先要承认“文本的意义依赖于形式,即读者(或观众)接受和吸纳文本时所遇到的种种形式。读者所面对的,从来就不是凭空存在的理想抽象文本,他们接触的和感知的是实物和形式,后者的结构和形态将支配阅读(或接受)活动,将左右所读(或所闻)之文本的可能理解”。简言之,“形式会生成意义,文字虽是恒定的,但当呈现它的方式变化时,它就会获得新意义和新地位”。书籍的物质形式被看得如此重要,自然会影响文本使用的效果。阅读史重视文本物质形式的思想,受到了麦肯锡(Donald McKenzie)的文本社会学的影响,马尔坦就认为,作为沟通媒介的书写物和它的呈现形式,形塑了人们思想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他还提出了“书籍形态学”的概念,探究中古时期到近代早期欧洲社会中书籍承载和传递的象征意义,以及其建构的沟通系统。

当然,以上所述基本都是以书籍这一物质文本为研究对象,对于报刊这一物质文本而言,如何与书籍进行区分,又如何通过从外部形态与文本符号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阅读史进行研究,是目前研究者需要拓展的方面之一。

二、重发行与人际网络而轻社会信息网络:中国阅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偏向反思

近年来,很多阅读史的研究者关注到了出版物的发行及其人际网络问题,这个可喜的变化表明中国的阅读史研究由只关注文本符号的解读,向兼顾阅读状况的空间分布、出版物的可接触与获得性的方向发展。比如蒋建国注意到了阅读与发行系统、流通空间的关联,认为与甲午之前不同,维新报刊通过较为多元的发行系统渗透到州县以后,一些中小城市的读书人逐步改变了他们的阅读方式与思维模式。在对《时务报》发行网络的研究中,朱至刚则论述了该报的办报人利用“士林”人际网络设立“亲友派报处”,从而使得维新时期深入内陆的报刊流通与阅读成为可能。但即便如此,晚清阅报成为社会性日常行为还存在着很多障碍,“交通、物流体系的空间结构和知识阶层的分布状况,始终决定着新式报刊对全体国人的稳定覆盖率。”

综上梳理可知,已有的研究成果即使关注到了发行网络、人际网络,但这种问题意识是围绕考察出版物的接触率展开的,而非关注报刊及其阅读对重构晚清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的启示意义。换言之,这正是夏蒂埃所强调的要“弄清楚物质形式如何影响意义,尽可能在实践活动而不是统计分布中确定社会差异”。实际上,近年来有关中国书籍史的研究,有成果开始关注处于空间流动和交易过程中的书籍,以此折射并阐明社会和文化的进程。典型的如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在周看来,“书籍作为一个对象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种商品或一种信息载体,它还将被理解为一种组织信息和观点的方式,促进某些机构和社会群体形成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对某些表达和论证方式的发展更为有利。”周绍明的研究虽然是关于书籍的,但将其研究对象置换为报刊,他重视媒介物质形式对人际、机构、信息组织方式重构作用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根据笔者的检阅,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论题虽然也重视出版物的流通、人际网络,但是将它们纳入社会信息网络这一更宏大的问题意识,却是其突出的特点。法国学界在迈入新千年之后,推出了一部名为《书籍百科词典》的工具书,该书就以媒体交流为新的研究视角。法国书籍史传播研究视角的转向,也回应了美国同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问题意识,他提出了研究书籍的“传播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模式。这个被称为传播线路系统的循环模式,包括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等流通环节。达恩顿强调,“书籍史的研究不仅要探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也要研究整个过程,研究这个过程在不同时间地点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同周边其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概括而言,不管是达恩顿还是他的法国同行,都在强调书籍/阅读研究的流通性及其所关联的社会网络意义,而这个网络意义最终都会指向沟通与交流的终极问题意识。这正如达恩顿所概括的,书籍史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问题。

人类如何进行沟通和交流,是曾经做过记者的达恩顿关注的核心问题,他所做的是通过对禁书的考察,来重建当时的社会信息流通网络。通过对瑞士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档案的分析,达恩顿绘就了一幅18世纪后半期西欧地下禁书市场生产、流通和阅读的图谱,从而重建了法国大革命前禁书的传播网络。以禁书为中介,这个网络联系了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知识分子、出版商、印刷商、印刷工、运输商、书商等生产流通环节,构成了一种传播循环的模式。在对旧制度时期地下文学的研究中,达恩顿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以制作和传播非法文学为生的社会信息网络,一个由盗版书商、雇佣文人、串街小贩、走私者以及警方密探所构成的隐秘世界,一个启蒙运动的“地下社会”。在对百科全书的研究中,达恩顿通过描绘传播载体的生产过程和商业模式如何传递一种新的思想和观念,来探寻图书出版的产销机制如何扮演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历史角色。他的分析表明,一个在形式上更为开放而不一定内容上更为反叛的传播机制,也可以产生去神圣化的传播效果。不仅如此,在讨论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时,达恩顿还探讨了书籍史如何通向信息传播史广阔天地的可能性。书籍是一个传播系统,也是一种综合性文化,各种媒介(印刷、书面、口头、视觉)纵横交错、相互关联。18世纪的法国禁书就流通在一个谣言、漫画涂鸦、讽刺诗歌、传单、书信、报纸横流的社会。这种被达恩顿称为“早期信息社会”的网络,其中的传播系统总是可以引导大事的发生。

达恩顿无疑是从“传播史”的路径切入问题的,他甚至提出要“全面评论诸社会如何理解事件和信息传播问题”,认为如果遵循上述研究路径,原则上“这种历史学能引起对过去任何时期的重新评估,因为每个社会都发展出自己的寻找及搜集信息的方法；其传播手段,搜集什么,是否运用诸如新闻和传播媒介之类的概念,均能揭示大量关于它对自己的经历之理解”。可见,达恩顿将媒介或传播看成了能够重构历史事件和社会的中心性要素。据达恩顿自述,他有关社会传播系统的很多想法,来源于传播研究领域的卡茨(Elihu Katz)、塔尔德(Gabriel Tarde)、卡拉克(Terry Clark),而非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总之,达恩顿的书籍/阅读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8世纪欧洲社会的信息系统,以及这个信息系统所造成的法国大革命前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条件。在这一信息网络问题意识下,禁书所串联的人际网络、行动主体的意义编织,自然是他要讨论的议题。

值得强调的是,达恩顿和夏蒂埃在讨论社会信息网络议题时,都将城市纳入了视野。禁书作者、书店、流动书商、读书制度、公共图书馆等,这些信息产制流通的要素一般都在城镇里进行汇聚和组合。达恩顿将18世纪的巴黎看成是一个巨大的传播网络,联结着每一个社区。在他所绘就的消息——传播网络图形中,地点环境(街头、市场、法庭、咖啡馆、酒馆、沙龙、书店、图书馆、阅读团体等)、媒介(谣言、歌谣、书信、传单、小册子、期刊、图书)、事件,是一个相互嵌入的信息流通系统。他笔下格拉布街式的巴黎街道,就是警察密探、下层文人、小贩因非法书刊而汇聚的城市空间。同时,夏蒂埃也考察过包括书籍形式在内的印刷品,在城市空间如何流通和使用的问题。

从社会信息网络的问题意识切入,可以和中介化理论产生思考路径的呼应。作为一种物质介质形式的书籍报刊,其产制、传播与阅读行为,也是一种促使各色人等在信息环境中彼此相遇与分离的中介实践。从沟通交流角度研究书籍的方法,与法国学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媒介学在思路上也存在诸多契合之处。达恩顿所分析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媒介学理论的一个案例。达恩顿曾明确表达,“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物。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因素。”总之,书刊及其流通阅读所中介而成的社会信息网络,可以成为后续中国书籍/阅读史研究问题意识的一大锚点。

三、重精英阅读而轻大众阅读: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方法路径偏向反思

转向大众的阅读史研究方法,几乎是中西阅读史研究者的共识,但遗憾的是目前已有的研究还很难贯彻这种“向下看”的路径,这在取得成果最多的晚清时段的报刊阅读史研究中表现最为突出。典型的如潘光哲对《时务报》及其读者的研究,他认定《时务报》与其读者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但这种关系下的《时务报》读者是形成晚清“公共空间”的“读书界”,是办报精英利用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士大夫”群体,而非普通民众。再如蒋建国通过解读晚清时人的日记、自述与回忆录,让我们认识了晚清一些群体阅报行为背后社会心态的复杂面向。但是严格来讲,这些文字材料的主人公,文人、革命志士、青年学生都属于晚清社会的精英人士,而非社会大众。对于阅读史研究来说,聚焦于精英阅读群体的自传、回忆录还可能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读者的阅读反应是一种即刻的反应,时人的日记可以记录当时读报的心理状态,但时过境迁的自述与回忆录则有可能是对事后阅读感受的夸大、修正甚或扭曲,因此在使用上应该更为审慎；二是西方阅读史所强调的大众化阅读,要以近现代社会的高识字率为基础,社会广大的阅读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而在中国的晚清社会,这一条件还不具备。最起码在甲午之前,“无论在全体国民还是读书人中,能将阅读新式报刊作为日常行为的比例实在不容高估。其中有至少70%被物流系统隔离,而在其余30%中,又有大半受制于实际费用高昂。真正能主动选择‘接受’与否的,未必有10%。”即使是20世纪初期的白话报时期,“下层民众也很难有机会阅读”,“一些白话报的读者中,上等社会的人并不少”。

由此可见,聚焦于晚清时段的中国阅读史的研究路数,在贯彻“向下看”的社会文化史路径上还无法实现,由此也造成了我们无法像达恩顿那样描绘出中国下层社会的信息网络系统,从而只能通过精英的碎片化之眼,理解当时的报纸与社会。当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阅读史研究受制于大众阅读史料缺乏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是导致目前的研究对精英阅读议题产生路径依赖的重要原因。正如有研究者所看到的,“西方对下层民众的阅读史研究很多,对于当今中国阅读史的研究者来说,要想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困难,因为中文世界学者所面临的材料缺乏问题远超其西方的同侪。尽管中国有许多关于精英阅读情况的资料保留下来,但中国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样保存下来的许多下层人士的资料。且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这也增加了研究下层百姓阅读史的难度。”

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阅读史研究却没有晚清时段繁盛。因此,对阅读议题的路径选择,未来的研究可以向民国时期延展,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是印刷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真正兴起的时段,即使在中共控制的三四十年代的敌后根据地也是如此。比如历史学者李金铮站在读者的视角,对《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进行研究,对该报读者的获取渠道、阅读方式(集体读报、读报小组)、阅后反应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就是从下层读者、报纸与党政军联动沟通角度进行的有益尝试。除了可以关注民国时期一般书刊等出版物,该时段被国民党政府所查禁的书刊的产制、流通与阅读,是另一个有待挖掘的领域。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尝试从阅读史的路径讨论民国时期禁书的研究,但整体而言还不系统。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关于民国禁书的阅读史资料大量分散在官方档案、资料汇编、个人回忆等文本之中,亟待系统去挖掘研究。禁书传播的秘密属性,意味着它不同于公开售卖的书籍所形成的读者阅读网络。禁书所建构的下层关系网络,用夏蒂埃的话来表达,就是社会世界的结构不是一个客观给定的事物,并没有超出思想和心理的范畴。它们是由构成其形态的一些相互连接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杂乱的实践活动历史地产生的。夏蒂埃带有西美尔形式主义社会哲学味道的论断,为我们点出了禁书的使用实践如何历史地建构了社会底层另类的交往世界。就大众读者而言,民国时期也存在着数量庞大的都市城镇读者群,他们通常是包括禁书在内的大众出版物(报刊、杂志、连环画、画报)的阅读者。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研究者对下层阅读大众的关注,绝不仅仅是资料多寡的问题,而是背后体现着对传统精英社会向近现代大众社会转型的诸多议题的关怀,这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对大众群体书籍/阅读实践的路径聚焦,也与西方阅读史研究的文化实践转向有关。脱胎于年鉴学派的心态史但与之不同的是,以夏蒂埃和达恩顿为代表的新一代书籍/阅读史研究者,已经将文化因素看成是历史事实的一个先决因素,而心态结构也不能被化约为物质因素,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优先于或决定文化因素,相反,它们本身就是处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之中的。也因此,传统心态史对于普通民众日常行为的关注在阅读史那里也得到了延续,那就是聚焦于下层民众而非精英阶层的阅读文化实践。

当然,在具体研究中,现实的阅读实践无法以精英和大众为分野,正如达恩顿对“一般传播史”所提出的建议那样,“区别大众和精英文化各自的范围”会“误入歧途”,即使诚如18世纪阶层特征明显的法国社会,社会各界公众还是会处处不期而遇,相互接触,由各阶层混合而成。由此,他建议研究传播时应该“寻求周围环境以及媒介的混合物”。就此问题,夏蒂埃也提醒我们,“将‘大众’范畴与阅读方式而非文本类型联系起来,既是必需的但也是有风险的”。这就涉及到同一时期精英读者和大众读者对同一文本的阅读行为和阅读反应,或者不同时期的精英读者或大众读者对同一文本的阅读行为和阅读反应。对于阅读行为,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谁在读、读什么、在哪里读、什么时间读,以及为什么读、如何读等问题。不同的(或相同的)阅读者在不同时间、空间里即使面对同一文本,阅读效果可能产生很大差异,也可能差异不大,这就涉及到阅读时读者的反应和接受层面。在此方面,夏蒂埃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读者阅读问题的代表,他不仅关心读物的使用和阅读方式(发声或静默、独处或社交),还试图探寻读者如何挪用与诠释所读之物、赋予文本意义,探寻挪用实践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总之,如何借鉴西方阅读史研究在读者接受领域的理念与实践,将此前中国阅读史关注的对象由精英转向真正的大众,从而讨论大众阅读、媒介形式与社会变迁的互构关系,是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尝试的方法路径。

四、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内容对象、问题意识、方法路径等几方面,指出中国阅读史研究存在着诸多偏向,并非是要否定已有研究者在此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和辛勤耕耘,而是试图重新聚焦阅读史研究中关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议题,从而加深我们对媒介及其阅读问题的理解。当然,阅读史的研究路径繁杂多元,如果对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再做一些延展,笔者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探索:在研究阅读史的媒介对象上,新闻传播史学界不应仅仅局限于报刊阅读,也要拓展对其他媒介种类的研究,如书籍、杂志、画报甚至城市本身等,并用比较的视角看到它们在引起阅读行为上的不同之处；在研究阅读史的问题意识上,应该更聚焦媒介学或传播学的核心议题,注重所阅读的媒介的外部形式对阅读行为、阅读空间、阅读对象的影响,将物质形式、文本符号以及意义建构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在研究阅读史的视野上,要将“阅读”一词做更为宽泛的理解,视觉的阅读(包括文字、图像、城市意象)是一种阅读,听觉的阅读也未尝不可以被纳入考察视野,比如从群体诵读到私人默读固然是一种视觉阅读行为和阅读空间的变革,但也可以从阅读声音的角度,去理解这种由嘈杂到安静行为的转变。如此思路正如达恩顿所言,“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

注释:

① 卞冬磊:《“可见的”共同体:报纸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叙述》,《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卞冬磊:《从报刊史到报刊阅读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②⑦ 蒋建国:《清末革命思潮与报刊读者的阅读心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2期。

③ 参见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陆胤:《从“记诵”到“讲授”？——清末文教转型中的“读书革命”》,《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④⑨ 卞冬磊:《从报刊史到报刊阅读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⑤ 卞冬磊:《“可见的”共同体:报纸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叙述》,《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

⑥ 蒋建国:《甲午前后的报刊地理、新闻呈现与读者阅读的回响》,《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⑧ 蒋建国:《甲午之前的〈申报〉发行与读者阅读》,《东岳论丛》,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