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舆论引导观的历史溯源与主要特征*

■ 付海钲 涂凌波

新闻传播学中关于舆论的研究,是一个经典且长盛不衰的议题。互联网新媒体快速发展以来,网络舆论、舆情、舆论事件等方面的研究更是成为热门话题,成果十分丰富。然而,关于人们对于舆论本身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框架下,党和国家在新闻工作中不断发展、形成的舆论观念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特征,又有哪些变化,这些问题的讨论还相对较少。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舆论宣传”“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是贯穿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始终的一条主线；①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思想经历了“舆论宣传”“舆论导向”和“舆论引导”的三个阶段。②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入研究舆论思想、舆论观念,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时代社会矛盾的重大变化以及我国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目标,党和国家对于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舆论导向”“引导力”“舆论引导”等概念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舆论工作的关键词。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③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自然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正确认识舆论、引导舆论、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本文围绕“舆论引导”观展开研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舆论引导”作出的论述和表达出来的观念,分析“舆论引导”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闻舆论观念生成的语境与范畴是什么？“舆论引导”观的演变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主题下“舆论引导”观有何特点？最后,本文尝试回答新时代我国“舆论引导”观的主要表现和特征。

一、“舆论引导”观生成的语境与范畴

(一)“舆论引导”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

一般意义上,舆论(public opinion)指公众对于社会事务形成的普遍看法或意见,有时也被称作公众意见或者民意。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到:“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④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也指出,公众舆论是个人可以感受到、感知到外部世界的意见气候。

舆论现象古已有之,然而将舆论看作是社会信息流通中发挥独特社会功能的机制,并与一个社会的稳定性乃至合法性相关,则是现代社会以来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有着深入的观察。他们认为“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舆论是“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体现”；恩格斯更是指出,“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公众舆论”。据陈力丹先生考证,马恩著作中“舆论”一词出现达300多次。⑤

当前学界关于舆论的理论研究已经非常细致,不但界定了舆论的主体、客体、本体等基本内涵,而且明晰了舆论形成的阶段、舆论的层次、舆论的分类等。比如,刘建明在《舆论学概论》中将舆论定义为:显示社会群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共同意见。陈力丹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理智和非理智成分。”⑥

然而,如果将“舆论引导”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进行分析,则发现其与舆论本身还是有所区别的。党的十五大报告写道,“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舆论导向”这一概念。“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或者“舆论引导”的说法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实际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目标和方向对舆论进行引导的意涵。此后,这类提法不断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党的文件中,意味着“舆论引导”在观念和实践层面都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重要概念。

根据已有的研究,有人把“舆论引导”看做是“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⑦。也有人将“舆论引导”界定为:一定政党、组织、群体、个人针对特定社会舆情,依据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设置议题并进行议题互动,引导公众达成社会共识,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社会信念、社会情感和社会价值观的实践活动。⑧这一说法比较全面,但是在概念的范畴上还需进一步厘清。

(二)“舆论引导”观的范畴

首先要明确地指出,我们所讲的“舆论引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观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特征。从广义上讲,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或社会中,一定的人们或各种组织实际上都在从事着“舆论引导”的实践,各种类型的政治宣传活动、商业宣传活动、文化传播活动等,或多或少都试图影响公众对于特定社会议题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从狭义上讲,“舆论引导”作为一个特指的概念及观念,则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按照马克思的话说,鲜明地体现了占有统治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童兵先生就指出,舆论导向是社会主义新闻传媒的重要任务,“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是社会主义新闻传媒的重要功能,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重要业务规范”。⑨

其次,“舆论引导”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题中之意,是坚持正确的“舆论观”的具体要求。杨保军先生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之一即是正确舆论观:正确舆论及正确引导舆论,对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至关重要；舆论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舆论是可引导的,也是应该引导的；用恰当合理的方式引导舆论,追求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新闻舆论思想和理论成果。其中,关于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引导的内容与范围、引导的方法、引导的目标等,都有过深入阐述,形成了系统的“舆论引导”观。

再者,“舆论引导”的主体、客体、载体、方法等都是明确的,与舆论本身的概念与内涵有所联系和区别。一般认为,舆论的主体是公众或者人民,舆论的客体是社会现象或事态,舆论本体是意见、态度与信念的结合体。“舆论引导”的主体则是各级党和政府及其领导的新闻媒体,即党和政府所办的媒体“必须姓党”,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舆论引导”的客体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民的意见、态度、情绪和信念,即舆论本身；第二层次是舆论的主体即人民,要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长久的支持。“舆论引导”的载体是各种形式的媒介及其传播平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创新新闻工作的方法手段等要求,实际上都是要利用各种新的媒介形态,提高党的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舆论导向是一种话语权、主导权,话语即权力,主导即决定”。

(三)“舆论引导”的发生学分析

一定程度上,舆论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舆论的发生与社会事态、社会问题、社会情绪处于“同频共振”,能够感知并且观察,但是一般难以预测。舆论热点往往都是突发性的、急风暴雨似的。所谓舆论热点的分析或研究,几乎都是回溯性研究,可以说“事后诸葛亮”。逻辑上讲,舆论热点一旦发生就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影响。因此,我们应该从发生学上分析“舆论引导”的合理性,并树立正确的舆论引导的认识和观念。

首先,“舆论引导”针对的主要是舆论中那些盲目的、非理性的观点或情绪。现代社会的舆论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既有真实的意见表达和理性的声音,也有虚假的意见、流言谣言等不实信息,更有情绪型的宣泄或者故意制造的意见气候的混乱。因此,为了社会信息总体的稳定有序,“舆论引导”具有合理性。许静指出,“在当今社会,需要建立适当的宣泄和疏导。否则,轻者可能导致舆论以谣言、流言的形式出现从而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重者则可能造成对抗性的群体冲突事件,导致社会危机和结构性破坏”。

其次,“舆论引导”主要是基于政治传播的视角,政党和政府对公共信息的传播进行一定的把控,进而实现一定的政治社会目的。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阶段,根据不同的阶段性历史目标,党和政府制定了引导舆论的总体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互联网舆论场与传统舆论场相互交织,舆论格局更加多元分化。新时代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一大使命任务即是“聚民心”,“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因此,当前“舆论引导”的总体目标是凝聚人心,增强社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最后,在新的媒介技术快速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加速融合的媒介环境下,“舆论引导”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一个现实的重大命题。换句话说,在我国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不是要不要“舆论引导”的问题,而是如何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如何科学引导舆论的问题。对比“舆论宣传”和“舆论导向”两个概念,“舆论引导”强调的是舆论宣传过程中,在舆论导向正确的前提下,要遵循舆论本身的运行规律,讲究引导的艺术与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时、度、效”的舆论引导方法论观念,系统科学地体现了大势观念、传播观念和人本观念。

总的来说,在我国“舆论引导”指的是对舆论形成和流动方向的把握和引导。具体来说,党和政府通过新闻媒体事先或者事后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于可能产生的舆论或者已经形成的舆论进行方向性引导,尽量减少舆论中的盲目和非理性,澄清舆论中的事实性信息,同时促进人民群众的理解、沟通与协调。

二、“舆论引导”观的历史溯源:从动员、宣传到引导

回顾历史,我国的“舆论引导”观是逐步演变而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具体的新闻舆论实践工作中逐步确立起来的。“舆论引导”这一观念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内涵与时俱进,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相适应,与特定历史时期我国的政治社会目标是相匹配的。

在论述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舆论思想演变时,典型的有三种划分方式:第一,“两阶段”论,将改革开放作为分水岭,改革开放前是服务革命、以阶级斗争为导向的宣传思想工作,此后则是不断转变与调适时期。第二,“三阶段”论,延安整风时期的“党报范式”建构,改革开放后的“新闻事业范式”建构,以及当前的“新闻生产范式”建构。第三,“四阶段”论,自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为“起”的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为“承”的阶段,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是“转”的阶段,21世纪前十年是“和”的阶段。从“舆论引导”观的角度,本文认为“四阶段”的说法比较符合实际,先论述前三个阶段“舆论引导”观的逐步形成,第三节专门论述第四个阶段,即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舆论引导”观。

(一)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舆论引导”观

1.制造舆论

“制造舆论”是中共领导人早期关于舆论的主要提法之一。陈独秀提出报馆应当制造舆论:“共和国里当然要尊重舆论……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那一个共和国底舆论不是如此？”毛泽东也多次提及革命中制造舆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一时期革命是首要任务,造就革命的舆论,鼓动人民大众参与革命,则是主要的目标。

2.动员舆论

20世纪初期,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救亡图存是时代的主题。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这一时期他们认为应该利用舆论鼓动民众思想觉醒,唤起民众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正如陈独秀所言,“刺击言论,运广长舌”,拨动“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要“广舆论之涂”。李大钊明确提出“对付资本主义的种种祸害,有两个方法:一是舆论的鼓吹,二是劳动者的团结。”

鼓动舆论是思想层面的鼓动人心,唤起民众思想觉醒；动员舆论则是对鼓动舆论的进一步发展,更侧重于民众行动。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要在农村普及政治宣传,动员群众投身革命,“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毛泽东还提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一文中要求报纸“代表全体学生的舆论”,并提出报纸“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

意境和意象虽然概念上不同但是两者是相通的，据史料记载“意境”和禅宗学说有着密切联系。唐代诗僧皎然云：“了空如藏史，始肯会禅家”；王昌龄说：搜求于象，心人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诗格》）[3]；唐代僧人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表明他已参透人生，不入红尘。他们作诗风格都是深受禅宗的影响，作诗时将佛境引入诗境。诗人将有形变化成无形，无感变化为有感，实境幻化成虚境，这使得诗中的意境深远且韵味无穷，将普通的生活境界升华到了艺术境界。

(二)从革命到建设:“舆论引导”观的逐步发展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及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不但确立了“全党办报”思想,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而且奠定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自延安整风运动历经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虽然并未形成明确的“舆论引导”概念,但其中的一些内涵原则却逐步发展起来,包括坚持党性原则,强调舆论宣传,以及开展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特点的舆论监督工作。

1.坚持党性原则是“舆论引导”的前提

从革命走向新中国建设,新闻工作中的党性原则得以确立,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成为了“舆论引导”的主体。首先,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在反映、引导舆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47年,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创刊9周年题词——“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其次,报纸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是传递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桥梁。1948年,刘少奇提出“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有的事业,包括新闻事业都由农村转向城市。毛泽东在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时特别强调,要通过报纸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最后,党报的“舆论引导”功能与人民相关。正如刘少奇在《对华北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谈到:“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向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分裂,导致他们互相磨擦。因此,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

2.宣传是“舆论引导”的主要目标

在很长时期,舆论被等同于党报党刊的报道。因而,宣传是这一阶段“舆论引导”的主要目标,即全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影响人民的思想和行为。舆论和宣传的关系一直影响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新闻舆论工作。邓小平就强调,“舆论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邓小平还要求各宣传文化单位和教育部门在宣传过程中要注重社会效益,他提出相关部门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

3.“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舆论监督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思想发展中,“舆论监督”观逐渐形成,这也为后来“舆论引导”观的明确提出奠定了基础。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同时,“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也提出:“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舆论监督要和舆论宣传有机结合,要注重方法,“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总而言之,舆论监督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改进工作,要讲究方法。

(三)改革开放以来“舆论引导”观的形成

一般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领导人讲话和相关文件中频繁出现“舆论”一词,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改革发展以及党的建设转型,“舆论引导”观逐渐从宣传观、舆论观中得以确立,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所指和内涵的思想观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邓小平强调,“今后的宣传工作,要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舆论导向要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发展。1994年,朱镕基在金融宣传座谈会上强调金融报刊要及时、准确地引导舆论支持金融改革,要坚待正确的舆论导向,准确地报道金融、经济的全局情况,增强群众对改革的信心。2000年,江泽民指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是“造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

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中,舆论引导还要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把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中心工作,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胡锦涛强调要“主动引导舆论,全面增强应对国际复杂局势能力,积极参与和推动形成国际经济新秩序”。

2.政治方向:“舆论引导”与社会稳定

“舆论引导”的前提是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邓小平要求把我们党建成“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报党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新闻传媒要发挥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作用,要把群众引导到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上来。

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舆论导向正确与否,与党和人民福祸相依。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明确指出,新闻工作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舆论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舆论导向”这一概念也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被写入党的文件,“福祸论”的著名论断也是在此阶段被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新闻可以引导舆论的观念开始形成,新闻与舆论两个概念被分开,而且明确提出了“社会舆论”的说法。

“舆论引导”还是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引导与党和人民利益攸关。党的十六大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胡锦涛指出,“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成果的宣传,及时解答党员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努力形成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胡锦涛在江泽民“福祸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的“利误论”,以强调舆论引导与党和人民休戚相关。

3.引导方法:舆论引导与人民群众

在“舆论引导”观的形成过程中,人民群众作为动员、宣传、教育的对象,逐渐转变为需要引导的对象。随着我国新闻媒体走向市场化,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属性日益凸显,舆论引导的对象既是人民群众,也是读者、听众、观众、受众以及网民。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等思想,逐渐成为“舆论引导”观的应有之义。

首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到:“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其次,舆论引导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重视舆论引导和舆论支持的重要性和作用。2008年,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进一步将“以人为本”和“三贴近”相结合,对舆论引导的原则进行明确阐释。他指出:“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三、新时代我国“舆论引导”观的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思想观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创新。其中,“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需要准确把握遵循规律的要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核心,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创新性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舆论引导”观,跟前面三个阶段相比,第四个阶段形成的“舆论引导”观在主体、客体、载体、方法等方面有如下变化与特征。

(一)“舆论引导”主体

“舆论引导”的主体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媒体,主流媒体是舆论引导的“压舱石”。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时代条件下,对党领导新闻媒体的理念既一脉相承并逐步完善。在延安整风运动后,“全党办报”的思想得以确立,党领导的党报党刊成为舆论引导的主体。此后,党性原则、正确政治方向原则、大局意识等核心理念一直延续下来。正如学者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始终是领导人舆论观的“硬核”。这是“舆论引导”的根本遵循,是不可动摇的原则性前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媒介技术快速迭代发展,人类进入以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全新社会形态,国际国内的舆论生成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舆论引导”的主体在舆论场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是“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自2014年以来不断推进的媒体融合发展战略,即要通过新型媒介技术强化主流新闻媒体的功能与作用,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正如有学者论述,以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其传播力和影响力虽然较强,但在传播正能量和弘扬主旋律方面却先天不足,其引导力和公信力也比传统媒体更为逊色。因而,新时代我国“舆论引导”的主体是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下的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型主流媒体。

(二)“舆论引导”客体

前文已论述,“舆论引导”的客体包含两个层次,即舆论本身以及人民群众。在“舆论引导”观的发展过程中,客体是逐步明晰的。从舆论观来看,人民经历了从能动主体,到引导对象和受众,再到重要表达群体的变迁轨迹。在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早期“舆论引导”观中,动员舆论、制造舆论的客体主要是工农阶级。人民有敌我之分,有先进落后之分。正如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所言,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允许人民自由的利用报纸刊物等发表不同意见,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但是“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反革命目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舆论引导的客体则是作为宣传对象、教育对象、动员对象的人民群众。舆论宣传强调传者本位,偏重灌输式宣传。

党的十八以来,逐步明确了人民作为新闻舆论工作的中心的重要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落脚点。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论述,并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是一致的、统一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总的来说,“以人民为中心”论是要凝聚社会共识、重建合法性话语,这一概念的明确,终结了30年前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因而,“舆论引导”观是将人民当作中心地位的,而非将人民当作被动的客体。

在媒介技术高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随着技术赋权,人人都是传播者,“舆论引导”的客体突出地表现为网民。一定程度上,“舆论引导”与“网络舆论引导”概念具有很大的重叠,网民的意见、态度、情绪和行为,反映了现实世界舆论的状况。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有人的地方就应该是新闻舆论工作的重心所在,“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间也就上了网”。

(三)“舆论引导”载体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变革,都引发着媒介形态、传播格局和传媒生态的巨变。媒介作为舆论引导的主要载体,形态经历着从报纸、广播到电视,再到互联网的变迁。由媒介变迁作为先导,舆论引导阵地不断变化,进一步推进了“舆论引导”观的变迁。在早期的舆论引导观中,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以报刊杂志作为主要舆论阵地,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舆论引导载体。比如,刘少奇创造性提出“桥梁说”,报纸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和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各省市的党报和广播电台相继建立,但当时基础教育薄弱,文盲率超过80%。因为广播传递声音信息,具有简单易懂、及时快速的媒介优势,成为当时舆论引导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后,电视媒介飞速发展,逐渐成为舆论引导的重要载体。1998年朱镕基视察中央电视台,高度评价《焦点访谈》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电视媒介在反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帮助人民群众发声,反映真实情况,推动政策执行等方面,扮演了舆论引导的关键载体。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成为舆论引导的新载体,舆论引导的主要阵地从传统媒体延展到互联网新媒体。调查表明,《人民日报》中98%有关舆情的文章,出现在1999年人民网“强国论坛”开通后,可见舆情主要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呈现。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把握好时度效,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四)“舆论引导”方法

“舆论引导”观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方法论思想。在以改革、发展、稳定为时代主题的第三阶段,“舆论引导”工作强调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努力做到以最好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党的十八以来,新闻舆论工作进入新的时期,“舆论引导”更强调方式方法创新,要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要“坚持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时、度、效”原则,是新时期“舆论引导”的方法论观念与实践指导原则。“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在新闻宣传的具体工作中,把握好时度效要将三者统一于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之中,同时需要提升新闻和宣传工作者思想政治素质、大局意识、判断能力、业务水平这四方面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时、度、效”方法论的指导下,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新媒体在各个传播领域,都要按照科学的方法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四、结语

新时代我国新闻工作中的“舆论引导”观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而形成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引导”观,经历了由早期强调“动员舆论”,到“舆论宣传”,再到“舆论导向”“舆论引导”的历史性演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舆论引导”观在承继上述历史阶段特征的同时创新性地发展,作为一个明确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方针,扎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土壤,面对新时代的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本土色彩和时代性。

注释:

① 沈正赋:《舆论宣传·舆论监督·舆论引导: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进路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2期。

② 樊亚平、刘静:《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③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新华网,2018年8月22日。

④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⑤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⑦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⑧ 刘春波:《舆论引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⑨ 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1页。

⑩ 杨保军:《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及其基本关系》,《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