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新闻职业共同体的肇始与演进(1815—1949)*

■ 余 玉

新闻职业共同体是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团体共同构筑的“想象的共同体”①,是具有一定的新闻知识背景、专业理念、职业伦理及职业理想的群体成员,通过共享的意义规约而聚合成为新闻主体共同依赖的精神家园,它是包含信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在内的三位一体模式的共同体。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是在新闻事业与社会互动的动态平衡中逐步建构和完善起来的。本文考察近代报刊诞生之后,现代意义的报刊兴起和发展之时,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孕育、萌芽、建构、分化和重构过程,探寻其历史溯源和演变轨迹,揭示新闻职业共同体在近现代新闻实践演变中的源流关系。

一、近代报业开启后新闻职业共同体溯源与孕育(1815—1905)

我国近现代新闻新闻职业共同体经历了长时间孕育后方始入初步建构时期,其溯源于近代西方新闻业的殖入,直至19世纪70年代国人自办报刊兴起,新闻职业共同体在清末国人的报刊实践中开启孕育之路。

1.近代西方新闻业殖入:新闻职业共同体溯源(1815—1873)

1815年,我国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东南亚马六甲创刊,从此拉开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序幕,“西方近代报业伴随着西学东渐、文化交流、船坚炮利,殖入到中国新闻业近代化的进程中,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属于宗教性质刊物,该刊也刊登过消息,如第二期刊登预告性消息《月食》是中国近代报刊上第一篇具有真正意义的新闻。后来传教士出版的大量报刊,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不止于传教这一步,“而是把主要篇幅用于介绍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③,同时也刊登新闻,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该刊1833年12月所载《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了报纸的产生、当前状况和出版自由问题,当为中文报刊上登载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④,自此开启我国贮备新闻知识和构筑知识谱系的端绪,为新闻知识共同体建构奠定了基础。

自此以后,外国传教士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报刊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1827年由伦敦布道会创办的《天下新闻》“不再是一完全宗教性的刊物”,“它已接近于一张近代报纸了”⑤。1838年创刊的《各国消息》,其宗教性内容完全消失,把业务重心转移到了新闻信息传递上,主要刊登国际新闻和航运消息、物价行情。1853年,由马礼逊教育会主办的《遐迩贯珍》在香港出版,自此掀开香港中文报刊的历史,该报“重视新闻报道。专载新闻的《新闻杂报》专栏,占全刊篇幅的三分之一,每期刊登新闻10—30余条”⑥。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则是1868年创刊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9月更名《万国公报》),“名义上是一个教会报纸,但是有关教会的新闻和阐明教义的文章却不多见,刊物上大量刊载的是评论中国时局的政论和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知识性文章,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事刊物”⑦。

随着外报从以传教为主的宗教刊物逐渐演变为以传递新闻和发表评论为主的时事刊物,新闻传播理念藉此开始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在外国人垄断报业时期,报刊的新闻特性逐渐显现,新闻专业理念开始萌芽,“西方新闻事业是高度技术化、商业化和营利性的,崇尚政治自由的新闻理念,所有这一切都是培根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现在这些都展现在中国人面前”⑧。我国近代新闻职业观念随西方新闻业传入,为新闻职业认同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也是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肇始的先兆。

晚清时期外国人很清楚在中国办报的境况,“要使报纸较为顺利地被中国人接受,非借助中国人的力量不可”⑨,外国传教士所办的报纸不得不聘请中国人参与报刊工作,这为清末早期报人提供了从事新闻业的机会,如参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版发行工作的梁发、早期编辑《香港中外新报》的黄胜和伍廷芳、编辑《中外新闻七日录》的陈霭廷、担任《近事编录》主编的王韬等。这批早期报人最先感受到新闻业的魅力,熟悉报业的采编技巧、印刷技能和运作流程。可以说,外报垄断时期的晚清报业环境为新闻职业共同体在中国的早期孕育提供了物质和人才基础。

当然,孕育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报人和报业,只是为共同体肇始奠定了基础,亦即仅为新闻职业共同体开启了先兆,因为早期报人还没有明确的以报业为志趣的职业意识,对新闻职业缺乏认同,甚至出现职业认同危机,当时社会普遍认为此业是“落魄文人”所从事的,甚至斥为“斯文败类”。但是,后来先觉者们如陈霭廷、王韬等人最早尝试个人自办报刊实践活动,他们办报逐步摆脱外国传教士的羁绊,如王韬尊奉“办报立言”的宗旨,创办的《循环日报》是国人自办的第一份政论报刊,他因此被誉为我国政论报刊的先驱。这批早期报人的报刊实践为新闻职业意识的产生带来了契机,同时为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的肇始提供了孕育的环境。

2.清末国人自办报刊兴起:新闻职业共同体孕育(1873—1905)

从19世纪近代国人自办报刊兴起至20世纪初新闻团体组建之前,新闻职业共同体在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孕育。毋庸置疑,“在华外报是国人办报的启蒙之师”,然而,“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揭开的仅仅是中国新闻史的序章,不是正章；随后出现的国人创办近代报刊,才是正章”⑩。自19世纪70年代,首批涉足外报的人士开始自办报刊,国人自办报刊初兴,他们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报人。戊戌变法时期,康、梁改良派人士积极办报宣传变法主张,形成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新闻从业人员初生力量开始显现。但是第一批国人办报的报人身份游移于政治与办报之间,职业角色尚处于混沌状态,报人身份更多偏向于政治家角色,因此没有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职业和记者。从新闻职业共同体所辖的信仰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来看,这批政治家报人办报以国家前途为使命,他们的政治信仰和国家利益指向为新闻职业和专业记者的诞生孕育了种子。

19至20世纪转换时期的清末报人初具报业意识,报人追求自己的信仰,虽然改良派和革命派有各自集团的利益旨归,但他们都把国家命运置于最高位置,具有共同的利益指向,只是他们奉行的指导思想和报刊策略有别。早期一批报人在办报实践中提出的报业主张和报刊思想是新闻知识共同体的养料来源,如王韬的“办报立言”,改良派康有为的“设报达聪”和梁启超的“去塞求通”“耳目喉舌”“开发民智”等,革命派报刊的“舆论之母”,强调表达舆论、影响舆论、甚至制造舆论等,这些直观、朴素的报刊思想恰是我国早期新闻思想的滥觞。清末国人办报实践和报刊思想为建构新闻知识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从这一时期报人的报业实践来看,虽然他们对自己的报业信仰和利益追求有明确认知,但不同派别存在明显分歧,派系间的力量销蚀并不利于有机共同体的建构。同时,清末报人过分夸大报刊功能,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都过高信奉报刊个体力量,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组建新闻团体的意义,倒是民营报刊开始萌生组建新闻团体的意识。正因报界缺乏团体自认意识,以致共同体的建构缺乏依附的载体,所以中国近代新闻职业共同体在这一时期尚处于孕育当中。

二、新闻团体创始后新闻职业共同体萌芽与初始建构(1905—1928)

清末报人丰富的新闻实践为新闻职业共同体孕育提供了土壤和环境,伴随报业群体自认意识提升和新闻团体初兴,新闻职业共同体从孕育期进入萌芽期。至民国初年,我国新闻业从“政论本位”转向“新闻本位”,新闻职业共同体在民初新闻职业化启程后步入初始建构时期。

1.辛亥革命时期新闻团体初兴:新闻职业共同体萌芽(1905—1912)

1904年6月,大型日报《时报》在上海创刊,“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故时人把‘申’‘新’‘时’三报并称”,上海报业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海《时报》于1905年首倡组建新闻团体,报界群体意识开始萌芽,新闻团体从倡导到相继建立,表明报业同仁的群体自认意识在提升。改良派和革命派仍偏向于以政治家身份办报,与此有别的是,清末民营大报如老牌的《申报》《新闻报》实行企业化改革,加上新创的《大公报》《时报》等,它们注重聘请职业报人从事新闻采编和报道工作,报刊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很大变化,报人自觉探索办报规律,职业角色渐明,职业身份初步得到确认,职业报人的信仰和利益倾向发生变化,民营报刊在商业化运作下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置于重要位置,并意识到团体力量的重要性,故新闻团体首先在民营报业中倡行并创立。

20世纪初,团体自认意识在清末报人中初现,上海《时报》主笔陈景韩于1905年3月13、14、16、17日在该报连载《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一文,极力倡导组建新闻团体,“报界之知有团体,似自此始”。千字长文详尽论述了组建新闻团体的必要性,“夫报馆同盟,诚厚报之力不二法门也。……对于其内,则各自竞争,对于其外,则互相联结,其不能以小异而废大同也,其不能以小害而弃大利也,理之所以自然也”。时隔一年新闻团体组建即成现实,1906年7月1日成立的天津报馆俱乐部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团体,紧跟其后是上海日报公会。除了天津、上海之外,随后两年间,武汉、北京、广州等报业相对发达的城市开始筹建同业组织。民初前夕,新闻团体开始突破地域限制以组建全国性新闻团体。1910年9月成立的中国报界俱进会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团体,自此,“各团体各自为政的现象有所改善,团体主体意识有所增强,团体内聚力也有所上升”,新闻团体的初创为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提供了依附的载体。

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知识共同体同步萌发,保皇派和革命派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宣传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如保皇派提出报刊功能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办好报纸的“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的四条标准,健全舆论的“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的五要素,以及新闻方面的“博、速、确、直、正”和论说方面的“公、要、周、适”的专业要求等,新闻思想在清末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显得更加洗练和全面。革命派认为报刊是“社会之公器”“国民之代表”,鼓吹言论自由,并在健全舆论、引导舆论方面的认知也比前期深刻。清末各派新闻思想此时虽仍是从政治宣传的视角提出的,但民营大报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对西方新闻专业理念开始认同和回应,注重报纸的独立经营,新闻事实的选择并不是以政治利益为导向,而是对自由、真实、及时、客观等新闻观念有所追求。因此,清末丰富的新闻思想为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提供了知识来源。这充分表明,从新闻团体兴起到中华民国成立前夕,新闻职业共同体在职业团体初兴背景下进入萌芽阶段。

2.民国初年新闻职业化启程:新闻职业共同体初始建构(1912—1928)

中华民国成立,新闻事业在纷扰的政治生态中曲折发展,虽然新闻队伍中并存着职业报人、政治宣传家报人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报人的不同身份定位,但进入民国初年,新闻业的一个突出变化是职业报人的真正出现并壮大,如以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邵飘萍等为代表的“民初名记者”群体对民初社会和报业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他们在新闻工作中开始践行西方新闻专业理念,尤其是黄远生奠基的新闻通讯文体的诞生,报纸内容发生极大变化,致使我国报业从采写实践到编辑特色都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因此,民初新闻业从“政论本位”转向“新闻本位”,我国新闻业进入职业化发展阶段。五四之后,近代新闻业步入现代阶段,新闻事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不但国民党和共产党报刊发生新变化,而且民营报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由非职业发展成为职业,职业人员和职业团体发展,职业教育起步,专职采写新闻的记者出现,民初报人成为建构新闻职业共同体的中坚力量。民国初年,随着广播事业的诞生与通讯事业的发展,媒体类型增加,新闻从业人员队伍壮大,尽管广播和通讯人员的力量还很薄弱,但增强了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的力量。民初职业报人以新闻业为志趣,政治身份淡化,新闻身份显现,职业角色明朗,团体意识增强,职业认知从自发走向自觉,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初现。

与此同时,知识共同体力推民初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自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教育在中国发轫,同时开启我国新闻学研究之路,此后新闻学知识逐渐朝专业化、理论化、系统化方向发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作为早期的新闻学术组织,其成立标志着新闻学的学科‘建制化,而非专业化’,它是一种‘学术共同体’的初始状态,对学科的建构具有示范意义”。研究会成立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即徐宝璜于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该著从新闻的性质、新闻纸的职务到新闻的定义、精彩、价值和采集等方面阐释了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继新闻理论著作面世之后,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代表性的是1922年出版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和1923年出版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前者从总论、搜材(采访)、制稿和编辑四部分论述新闻采写编等新闻业务问题,后者从记者的地位、记者的资格与准备、记者的外观、记者的工具与杂艺、访问的类别与方法等十四个方面专论新闻采访问题。其后戈公振于1927年出版专著《中国报学史》,全面考察了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演进,从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方面进行阐释,清晰、系统梳理和论述了中国报学史的发展脉络。早期这批奠基之作有效探索了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知识,架构起新闻学的三大知识体系,标志着新闻学知识共同体建构初成。

值得一提的是,民初报人的新闻思想和实践在这一时期显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精神图景,如黄远生的“四能说”和新闻伦理思想、邵飘萍的“揣摩心理,攻心至上”“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的独特采访艺术、张季鸾在《大公报》任总编时倡行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方针等采编思想在新闻实践层面进行探索和践行,虽然在理论化、系统化层面尚存不足,却是知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报业开始进入职业阶段”。随着“新闻本位”时代的到来,职业报人出现,身份角色明晰,信仰逐步坚定,知识共同体得到完善,在践行新闻专业理念中实现自身和国家利益最大化,信仰、利益和知识共同体的同步发展表明新闻职业共同体开始建构,共同体发挥的功能初见。可见,从民国成立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新闻职业共同体进入初始建构阶段。

三、两极政权并存下新闻职业共同体分化与重构(1928—1949)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新闻职业共同体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出现了分化和重构的复杂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极新闻业并存境况,同时民营新闻业分立其间,形成三足鼎立的传媒格局。在国共两极政权并存背景下,新闻工作者从个人信仰和利益追求出发分别进入不同的新闻集团,新闻职业共同体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在与外部环境进行‘划界’中以区分于其他职业的同时,内部出现分化流动,而这种流动性是随着内部变动与外部冲击等环境变化而改变的”,民国初年相对一致的群体认同此时在共同体内部发生分化和重构,分化和重构并非前后相继的过程,而是互相渗透和纠葛的演化过程,新闻职业共同体在分化的基础上重构。

对记者身份认同而言,国共两党新闻业虽同属一个新闻圈,但新闻记者分立不同利益集团,他们在心理感知上有不同的群体认同和归属感,这缘于服务对象不同,精神信仰与利益驱动有别。然而,国共两党的新闻记者对新闻职业操守和专业理念的认知是一致的,虽狭义上在为各自的利益集团服务,但国共新闻记者都是以国家最高利益为重,在民族国家旨归下同属广义上的利益共同体。两极政权中的民营报人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同样非常重视,而对新闻专业理念追求则比党营新闻业更胜一筹。

知识共同体在整体分化重组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因为战时环境下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在艰难探索中前行。1928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颁行各种教育法律法规,推动了新闻教育朝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原有新闻系得到发展,新的新闻院系相继创办,有研究者统计,至1936年底,全国共创建了23个新闻系科,其中1928年以后创建的为14个。这一时期颇有影响的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恢复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它们成为两极政权时期我国南、北两大新闻教育和研究重镇。前者于1924年创办,1927年停办,两年后恢复创办；后者是在谢六逸和陈望道倡导下新创建的,两大新闻系的恢复和创办具有划时代意义,助推新闻知识共同体发展。

燕京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不但为当时新闻界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专门人才,而且在新闻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燕京大学新闻系曾创刊《新闻学研究》和《报学》杂志,是较早以期刊杂志的方式呈现新闻学研究成果的载体,而且该系自1927年至1951年间的34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从多角度探究了近现代新闻实践和理论问题,其研究成果为知识共同体提供了丰厚的养料。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于1930年聘请黄天鹏来复旦任教,并担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他在新闻学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不但出版了《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刊全集》《新闻学论文集》《报学丛刊》《新闻学演讲集》等新闻学文集,还编撰了《中国新闻事业》《新闻文学概论》《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等十几部新闻学著作,他不愧是新闻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其著作为当今新闻学研究留下了珍贵且极有史料价值的参考资料,两所新闻院系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新闻知识共同体建构。

除了学界丰硕的新闻学研究成果成为知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新闻业界同样在知识共同体建构方面不断增添力量,表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新闻界都各有成果问世。抗日战争时期,博古的《党与党报》、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文章先后在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阐释了无产阶级重大新闻理论问题,厘清认识,推动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确立与发展。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4月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同年10月刘少奇发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两席谈话是针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进一步阐发,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新闻机构改组过程中对新闻理念的坚守和追求值得称道,尤其是《中央日报》在企业化改革和运作方面的探索成果为新闻事业经营管理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知识养料。曾任《中央日报》社副社长的詹文浒于1946年出版的《报业经营与管理》,从经验的背境、创造自己的事业、组织之道、发行原理、报纸广告、排印问题、理财原则七个方面详尽论述,是对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的集中思考和总结,丰富了两极时期新闻知识共同体的内容。

国共两极时期的民族正气推动新闻事业新发展,两极政权下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表现出分化和重构的战时复杂图景,这主要体现在新闻职业的信仰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上,两者在党营和民营共存的新闻生态中分化和重构,合力推动共同体曲折演进。新闻教育的发展和战时新闻实践的丰富加速了新闻学研究发展,力推新闻知识贮备和知识体系完善,知识共同体在分化重构大背景下进一步建构。

四、结语

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的逻辑起点于近代新闻业的诞生。无本之木无以成就长青之树,当新闻业没有成为一门独立职业时,即还没有专业人员从事新闻传播事业时,新闻职业共同体则缺乏孕育的土壤。所以,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起端于近代新闻业的开启,在国人自办报刊环境中孕育,进而在团体自认意识中萌芽,伴随民国初年新闻职业化启程,新闻职业共同体得以初始建构,在复杂的两极政权环境下出现分化与重构。简言之,近代以来特殊的报业环境致使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经历孕育、萌芽、起步、分化、重构和进一步建构的独特发展路径。虽然演进过程曲折,各个历史阶段新闻职业的信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的现实表征各异,但总体是在走向完善中缓慢推进和演化,只是推演过程漫长,直至当下仍在不断建构和完善,这表明我国近现代新闻职业共同体具有独特的演变轨迹和发展逻辑。

然而,通过对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源流考察也有值得审慎和思考之处。首先,新闻职业共同体是“想象的共同体”,它不是以实体组织而存在的,而是作为愿景式的抽象存在,亦即新闻团体不能等同于新闻职业共同体,但它为共同体建构提供了依附的载体,所以1905年陈景韩对组建新闻团体的倡导和清末团体组建成为现实,加速了新闻职业共同体的萌芽。在新闻团体组建基础上,建构新闻职业共同体意识增强,为民国初年共同体的初步建构打下了基础,开始成为新闻工作者栖息的精神家园,在精神共鸣、维护伦理、争取自由等方面初显其作用。

其次,完善的新闻职业共同体是信仰、利益、知识共同体三位一体模式的共同体。为此,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一般具备以下要素:信仰共同体表现在具有职业理想、职业追求、职业使命,同时具有不同于其他职业的专业精神；利益共同体表现在利益追求上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以独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规范的新闻职业伦理追求利益最大化；知识共同体表现在具有相对完整且凸显新闻事业特性和理论根基的新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新闻职业共同体的信仰、利益、知识共同体三者相互依存、同步建构,所以近现代新闻职业共同体构建中的各个阶段,三者的表征和程度不一,凸显出阶段性,但总体上向前演进。

再次,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呈现过程性特征。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尚处于逐步建构阶段,近现代新闻职业共同体的肇始和演变是新时期共同体建构的奠基和铺垫,至目前还远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新闻职业共同体,“当下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媒体职业共同体”,尤其自新世纪以来,网络传媒飞速发展,新媒体时代媒介事件不断涌现,网络舆情多元复杂,“反暴力是构建媒体职业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在当前传媒生态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网络传媒对公共领域的构建愈发显示出威力,媒体公共性凸显,传媒影响力彰显,同时,媒体维权意识更加强烈,传媒业急切呼唤职业共同体的建立,这将推动并加快建构步伐,建立较为完善的新闻职业共同体未来可期。

注释: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6页。

② 王润泽:《中国新闻传播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③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④⑤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178页。

⑥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⑦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⑧ 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王海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⑨ 樊亚平:《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1815—192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⑩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