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骈文类纂》中王先谦的修辞观

鑫 鑫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沈阳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4）

《骈文类纂》是一部骈文总集，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是唯一一部对战国以迄清代的骈文创作进行系统总结的骈文通选。《骈文类纂》的编纂者王先谦，是清末湖湘宿儒。他通过对《骈文类纂》的选篇及在《骈文类纂·序》中的鲜明论述，表达了对骈文属对用典、文辞意蕴等修辞手法的观点。

一、《骈文类纂》的成书及版本

王先谦，湖南长沙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卒于民国六年（1917年）。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同治四年（1865年），王先谦“会试中式第二百名……殿试二甲第九十二名……朝考一等第四名引见，钦点翰林院庶吉士”[1]，得以顺利入仕。“既为卿相之篮，又是人文之渊薮”的“庶吉士”身份使他得以进入集作养与登进于一体的同治朝官僚群的最高文化层次[2]。其后王先谦27岁时散馆授编修，累迁翰林院侍讲，光绪六年（1880年）任国子监祭酒，并先后多次充任云南、江西、浙江三省乡试正副考官，督江苏学政，后又任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山长。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得王先谦毕生处于较高的治学平台，能够便利地博览皇家藏书、结交饱学之士、探究治学门径。王先谦在对当朝文献与历代典籍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编选刊刻《续古文辞类纂》《皇清经解续编》《十朝东华录》《十家四六文钞》《六家词钞》《荀子集解》《水经注合笺》《庄子集释》《律赋类纂》《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诗三家义集疏》《后汉书集解》《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等，对经学、史学、文学等诸多文化领域进行总结。

光绪十六年（1890年），因仕途不顺，加之遭遇儿女连丧，王先谦卸江苏学政任，回长沙定居，主讲湖南思贤讲舍。第二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王先谦为首的多位硕儒的倡议下，正式组建了湖南思贤书局，将其建成为我国清末著名的雕版印刷书局。《湖南刻书史略》中称，传忠、思贤二局刻书在当时官书局刻书中皆处上乘。叶德辉说，江南的刻书风气后来传到湖南、湖北，但他认为湖南的刻书水平要高于湖北，而后他说当时思贤书局的主管人，除了王先谦，还有张祖同和叶自己，并且他们三人的著作也在思贤书局内刊刻[3]。《骈文类纂》成书于王先谦花甲之年，在此之前，他经过了漫长的“长游艺林”的大半人生，治学与开设书局的过程中自然带有审视眼光地对各类文章总集进行了考察，他在《骈文类纂·序》中说：“……

王先谦认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及梅曾亮《古文词略》都是优秀的古文选本，但也存在问题，《古文辞类纂》杂入了多篇辞赋，赋的文学本质与古文尚有较大差别，古文不押韵、不重排偶，赋从修辞的角度则讲求文采、韵律，铺采文、体物写志，二者兼收并不合适。《古文词略》更是旁及了多首诗歌作品，就选本的纯粹性来说，很难称其适当，是有所欠缺的。这篇《序》清晰客观地申明了此次骈文总集编纂的缘由为“综古今之蕃变，究人文之终始”，即要以《骈文类纂》文集的编纂，整理探究并提出古代骈文发展演变的整个历时性过程，及其语言修辞规律，考察文化现象产生发展的原因。从正反两面吸纳经验教训，《骈文类纂》在进行选篇成书的过程中，基本做到了只收录具有独特修辞美的典范骈体文，使得选本具有更高的骈文文体代表和文体研究价值。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先谦所编纂的《骈文类纂》刻印于思贤书局，共46卷。版内半页11行22字，小字双行，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书名页版心篆文大字双行“骈文类纂四十六卷”，书名页后牌记页版心黑框篆文小字双行“光绪壬寅岁思贤书局刊”，书脚自右向左印“骈文类纂”及卷名，卷首有王先谦自序，无句读。《骈文类纂》的精刻出版，从源头上就版本清晰准确，极少出现缺漏讹夺等现象，《骈文类纂》的后世版本情况并不复杂。

二、《骈文类纂》的选篇及文体分类

清代的骈文，不仅出现了骈文八大家，而且骈文理论也日趋成熟，出现了诸如孙梅《四六丛话》这样的理论专著。清代骈文理论的发展还表现为骈文选本的大量出现，如李兆洛《骈体文钞》、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彭元瑞《宋四六选》、曾燠《国朝骈体正宗》。诸选本多侧重于骈文用典细密、辞藻华丽等特点。在清代骈文选本纂辑之风颇为兴盛、各种选本众芳争妍的背景下，王先谦的《骈文类纂》以集大成的姿态脱颖而出。

骈体文的产生是以丽辞偶语为温床的，这种富有韵味的语句早在上古至战国时期就已经大量存在。王先谦《骈文类纂》首次将选篇年限上溯到战国时期，选入了屈宋楚辞29篇，如屈原《离骚》《九歌》《九章》、宋玉《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等。这一时期，骈散未分、奇偶混杂，人们本无骈散观长游艺林，粗涉文翰，见夫姚氏《古文辞类纂》，兼收词赋，梅氏《古文词略》，旁录诗歌，以为用意则深，论法为舛。”[4]念，骈俪词句大量涌现，多双行出现，混杂于奇句单行文字中间。对偶句式整齐划一，以四字对和六字对方式为最多。虽然有时上下两句字数不等，但其意义上却是相对应的，骈体之胚胎已经形成，后世四六文对偶句的句式正是脱胎于此。王先谦纂辑《骈文类纂》之时，首先将屈宋散文选入，是对其在骈文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认可。秦汉时期是骈文产生的萌芽期，秦史较短，汉承秦制，文景之时，文格渐变、由朴向华、由简至繁，骈俪之风渐生。及至武帝，性好辞赋，于是辞赋之体，盛况空前，不仅造成空前绝后的铺张扬厉之风，也加速了骈体文的脱胎过程。降及东汉，文人辈出、述作日繁，扬雄、蔡邕、枚乘等人之文既为汉文后劲，也是骈体宗师。王先谦《骈文类纂》中选篇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甘泉赋》、张衡《西京赋》等，行文铺张扬厉、宏伟壮观、气象非凡。同时，在语言句式上更讲究对偶，追求辞采，整篇文章辞采绚烂、精美富赡、对偶工稳、机趣横生。王先谦《骈文类纂》中选入了汉代骈文作品37篇，覆盖碑志、表奏、辞赋、书启、杂文、箴铭等文体，说明这一时期文章骈化是全方位的，不是个别现象。两晋六朝时期是骈文发展繁盛期，骈俪之文风靡文坛，一枝独秀，各类文体莫不因风而动，随风而化，融汇进骈俪化的潮流中。尤其到了六朝之际，骈体文已经发展到全盛时期，就其对辞采、对偶、声韵、用典等形式技巧之美的追求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5]。从整个骈文史上看，六朝是骈文的黄金时代，创造了难以企及的美文的巅峰，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代表着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王先谦《骈文类纂》中纂辑两晋南北朝时期骈文作品1 117篇，占《骈文类纂》全书篇目总数的51.3%，如全文收录了刘勰《文心雕龙》50篇、葛洪《抱朴子外篇》186篇、陆机《文赋》、庾信《哀江南赋》等，用一个时代独擎半壁江山的分量体现了两晋六朝骈文之盛。随着时代的发展，骈文作家自觉地对骈体文进行着变革，唐宋是骈文蜕变时期。《骈文类纂》选入唐代骈文208篇、宋代骈文45篇，数量与质量都代表了这一时期骈文发展的走低态势。元明时期，骈文明显衰落下去，这种现象是文学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王先谦《骈文类纂》中元代9位作家，明代5位作家的作品，表明王先谦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时期骈文发展的特点。到了清代，一大批文人学士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推动作用下，大力倡导骈文写作，并努力创作，从清初到清末二百多年间，作家辈出、作品繁复，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元明时期，呈现十分繁盛的局面，骈文在这一时期走上了复兴的道路。《骈文类纂》收入了清朝65位作家536篇骈文作品，洪亮吉、皮锡瑞、吴锡麒、陈维崧等均有多篇作品选入，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骈文领域的一时繁盛。从王先谦《骈文类纂》纂辑作品来看，覆盖年代完整，数量十分庞大，类分注重实用，选篇分布合理，力求做到类分简洁，体现出王先谦深厚的学术基础与丰富的类书编纂经验（详见下表）。

类目 论说 序跋 表奏 书启 赠序诏令 檄移 传状 碑志 杂记 箴铭颂赞 哀吊 杂文 辞赋篇数2 9 9 1 5 7 1 2 7 1 8 1 2 4 6 7 1 9 5 1 2 7 6 3 5 3 5 5 8 4 0 3 7 5 8 2

三、《骈文类纂》所体现的王先谦修辞观

（一）骈文的属对用典应具有“巧成偶俪”之美感

骈文之“骈”，即是从修辞手法而言。一篇典范的骈文佳作能够综合运用对偶、用典、隐喻、韵律等修辞手法，实现骈文的文辞之美。王先谦在《骈文类纂》的纂辑中，体现了他“巧成偶俪”、词气兼资的骈文修辞观，注重属对用典之美、要求辞采与气韵兼具。王先谦在《骈文类纂·序》中对骈文创作中“巧成偶俪”属对用典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

至于隶事之方，则亦有说。夫人相续而代异，敌文递变而日新。取载籍之纷罗，供儒生之采猎。或世祀悬隔，巧成偶俪，或事止常语，用始鲜明。譬金在炉，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参乎造物；橐之妙，靡间于含灵者也。……是故甄引旧编，取证本事，必义例允协，铢黍无爽。合之两美，则观者雀跃不于伦，则读者恐。可以印心源于三古，通慧业于万流。《雕龙》谓“言对为易，事对为难”，亦极思之论也[4]26。

用典与对偶是骈文区别于其他文体，拥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重要特征。偶句相对，可以使句式结构平衡，给文章带来视觉美感；在文中用典，使得语言简练、委婉含蓄、风格典雅。骈文作家善于使用对偶与用典的写作技巧，使得骈文具有中华文化的独特美感。王先谦非常推崇刘勰《文心雕龙》所论属对方法，“《雕龙》谓‘言对为易，事对为难’，亦极思之论也。”[4]4“言对”，就是一般的语言相对，句中并不增加用典等特殊修饰；“事对”，就是以事造语，形成典故，两两相对。王先谦认为，在纷繁复杂年代久远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历史事件、古代典籍可供我们创作参考，在骈文创作中，我们可以化用历史故事或古诗文，用自己的新鲜语言巧妙而又高度凝练地将其表现出来，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如能在用典的同时“巧成偶俪”，设计形成偶句，既可以借用典之力而为胸中之意，又可以在骈文中实现“直参乎造物”的创新之美。他赞赏能够实现用典与属对兼善的骈语形式，即汉息夫躬《劾伍宏》云：“霍显之谋，将行于杯杓；荆轲之事，必起于帷幄。”晋钟会《檄蜀》云：“投迹微子之踪，措身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取人隐事，而意旨跃，如此最优矣[4]26。《汉书·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中记录了西汉哀帝之臣息夫躬向同僚伍宏建议告发“国奸”以“取诸侯”之位时之所述[6]。“霍显之谋，将行于杯杓”，言西汉宣帝权臣霍光之妻霍显为让其女霍成君成为皇后，谋于御医淳于衍，毒死了许皇后；“荆轲之事，必起于帷幄”，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述荆轲受燕太子丹之请，运筹于帷幄之中，入秦刺杀秦王[7]。“霍显之谋”与“荆轲之事”用典成对，“将行”与“必起”为偏正式动词对，“杯杓”与“帷幄”为名词对，对仗一丝不苟，更难得之处在于，上下句均言谋逆之事，既用同意之典以增强说服力，又兼顾了偶句之工。而“投迹微子之踪，措身陈平之轨”，言商纣王之兄微子最终成为周朝之臣，而为汉高祖刘邦立下功绩的陈平也转自项羽阵营。王先谦十分赞赏霍显荆轲、微子陈平这样以精巧的构思兼顾用典与对偶的修辞方式，认为骈文以“巧”成就“偶俪”的修辞之美正在于此，“如此最优”。同时，王先谦也给出了用典、对偶不当的例子，从反面佐证骈文需“巧成偶俪”的修辞观。

《滕王阁序》云：“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徒取对工，罔顾文义，此杜撰不经也。……袁简斋《贺荡平伊犁表》云：“金山擒车鼻，本文皇漏网之鱼；渭桥谒单于，慰高祖平城之憾。”“平城之憾”，《汉史》可征，“漏网之鱼”，《唐书》未见，此随笔增窜也。……又如子山《司马裔碑铭》，赵武、李燮两见，鼎臣《武成王碑铭》，春兰秋菊重出。昔有兹式，盖不相妨；苟其效颦，实邻寒陋[4]26。

王先谦认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之典，以司马相如未逢举荐者杨得意时的怀才不遇来自况，已恰当地抒发了自己渴望赏识之意，后面对偶句“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言钟子期的知音已遇，就与王勃时下境况不符，是为了对偶而对偶，罔顾了典故之义，这样的对偶方式并不能起到良好的修辞效果，实在是刻意编造、没有意义的“杜撰不经”之语。也正因此，王先谦在《骈文类纂》中所收录的《滕王阁序》题目下评论：“文兴到落笔，不无机调过熟之病，而英思壮采，如泉源之涌，流离迁谪，哀感骈集，固是名作，不能抹杀。”[4]26虽肯定了其“英思壮采”“哀感骈集”的千古佳作之美，但也客观批评了其在修辞上刻意对偶所带来的俗套无新意的“机调过熟之病”。至于袁简斋《贺荡平伊犁表》，为取偶语而为《唐书》生造“漏网之鱼”之典，乃是作伪。庾信《周大将军司马裔碑》中有“程婴之匿赵武，从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为佣酒市”之偶句相对，因为都是确有其事的事典，不妨这样修辞。而徐铉《武成王庙碑》为求对偶修辞的语言之美，刻意加入“春兰秋菊，远被于无文”之语，“春兰秋菊”在此文中毫无隐喻之义，并未起到良好的修辞作用，实乃东施效颦。王先谦用正反文例详细论证了骈文语言应追求用典与对偶共济、文辞优美与意蕴深远兼有的“巧成偶俪”的修辞美。

（二）骈文的遣词立意应达到“词气兼资”之境界

在论述了骈文创作的选材立意的主题要求、用典对偶的形式要求之后，王先谦对骈文创作又提出了“词气兼资”的要求，即骈文要在具有形式美感的基础上，努力去实现辞采与气韵兼具的更高标准。

至词气之兼资，乃骈俪之总辖。汉魏之间，其词古茂，其气浑灏，纵笔驱染，文无滞机。六朝以还，词丰气厚，羡文衍溢，时病烦芜。宋元以降，词瘠气清，成语联翩，只形剽滑。明初刘宋，略仿小文。自时厥后，道益榛芜，虽七子大家，阙为斯式。华亭崛起晚末，抗志追摹，词藻既富，气体特高。《明史》称工，非溢美矣。昭代右文，材贤踵武。格律研而逾细，风会启而弥新，参义法于古文，洗俳优之俗调。选词之妙，酌纤而折中；行气之工，提枢机而内转。故能洋自适，清新不穷。俪体如斯，可云绝境[4]26。

王先谦认为,汉魏时期的骈文“其词古茂,其气浑灏”,作者下笔如有神，毫无凝滞，气势壮大；六朝时期以后,骈文普遍具有了旁枝斜出、繁杂为病的弊端；及至宋元时期,很多骈文理性过强，词句贫瘠，丧失美感；到了清代，骈文创作向古法学习，格调高雅、选词精妙、气韵充沛。王先谦一向格外推重清代骈文，有此评价不足为奇，但其用语辞采与精神气势并重的修辞主张对后人的骈文创作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四、王先谦骈文修辞观形成的文化背景

王先谦“巧成偶俪”、词气兼资的骈文修辞观来自于其广阔丰厚的文化思想。我们从对《骈文类纂》的选篇、《骈文类纂·序》中明确提出的修辞观点等可以得出，王先谦在这部骈文总集编纂的过程中，有着明确的指导性理念，采用了科学的批评方法，其背后正体现了王先谦在骈散之争、汉宋之争的清代文化学术背景中表现出的公允态度，以及注重雅诗，反对深艳、骈散相间而用等观点。

王先谦《骈文类纂》的编纂成书是在晚清文化学术思潮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清代学术思潮以经学研究为主，经学大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说明清代经学“凡三变”，清初以宋学为主；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生）、董（仲舒）之遗文，寻武（汉武帝）、宣（汉宣帝）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又说：“乾嘉以后，阳湖庄氏乃讲今文之学，孔广森治《公羊春秋》，孙星衍于《尚书》兼治今、古文，陈乔枞治《今文尚书》、齐、鲁、韩三家《诗》，魏源作《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凌曙作《公羊礼证》《春秋繁露注》，陈立作《公羊义疏》，王馆长作《三家诗义疏》，已成《周南》《召南》《邶风》，锡瑞作《今文尚书考证》《尚书大传疏证》。”[8]在汉、宋之争中，崇汉学者重视考证，多以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经术所记载内容，汉代古文经的注、唐代对经书所作的疏、清儒对经书的考订等，追求的是对经文细节的辨析，这一条道路多近于文献学和语言学研究，把经学作为材料来分析；崇宋学者汉代的今文经学、魏晋的玄学、宋儒的改经，追求的正是对经学义理的体认和引申，这一条道路多接近于哲学研究。经学领域的汉宋之争，成为文章学领域中骈散之争进一步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学家责难程朱理学为孔门异端，推崇骈文为古文正统，嘲讥桐城文人空疏不学。”[9]骈散之争由来已久，骈文以对偶句为主，音韵和谐、辞藻华美，在南北朝的梁陈时期大盛，被称为“今文”，在其后的唐宋时期被称为“时文”，与古代散文相比，是当时的一种新的流行文体。一些古人称其为“六朝文”，仿佛六朝时期已经没有古文的存在，这种观念其实是被偏见所掩盖的，忽视了当时非骈文体的散文的存在。其后，骈文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打击，由文坛主流降而为古文之次，在元明两代进入衰落时期，可以说是一蹶不振。但是到了清代，由于明末以来的时序变迁的影响，特别是在清代特殊的社会文化风气的作用下，骈文渐渐走出低谷，呈现出复兴的局面，在清朝二百多年中不断演化，获得长足的发展，作家辈出、流派众多，留下鲜明的流变轨迹。

王先谦生活于清代末期，这一时期精通于训诂校勘的汉学一派与注重心学的宋学一派壁垒森严，互相攻击，对应在文章学领域当中，则表现为散文与骈文之争。王先谦作为汉学名家，在桐城派崇尚程朱理学、行文追求语言简明清晰的影响下，编选了《续古文辞类纂》等散文总集，但同时他也能够体会骈文修辞之美，编选了《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这源于王先谦对汉宋之争的通达认识。所谓汉学与宋学，只是使用不同的手段方法来研究儒家学说，二者各有所长，不能极端式地有所偏废。王先谦认为，简单地一味追求训诂考证，或一味研究义理旨归，都是偏颇的，应该结合二者之长，将其统一于儒学研究的需要之下。这样的思想认识，是王先谦在文章领域当中，能够做到骈文属对用典、文辞意蕴兼具等修辞之美的重要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