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以文化出版开启庶民教育

文_张喁

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斋，号菊生，浙江嘉兴海盐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

作为中国出版第一人，张元济不是头脑简单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他反对教育上的全盘西化，也不认同“中体西用”，主张“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宗教、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兴吾国民之精神。”

另一层面，他认为，“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遂加入商务印书馆。受他影响，今日的商务印书馆仍秉持“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理念继续运作。

1892年张元济通过殿试，和蔡元培同科进士，一起被选为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他认识到施行改革的着手处当在培养人才，而出版可“开民智”

商务印书馆的幕后功臣

中国学生大都用过如下工具书——《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它们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学生们自然是熟知的。光从名字上看，它就不同于某某出版社，带着一身近代味道。作为创办于1897年的百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商务印书馆创造了怎样的近代文化？能获此高评？

它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类辞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各类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还涉足电影拍摄。

今天的商务印书馆虽然历经百年风云变迁而显得沧桑，但仍充满活力，不改初衷，以“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为己任。这不仅是中国读者和出版界的幸事，更是中国几代人接受文化教育的福祉。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如此气度和格局，在创始早期就奠定了。是谁建造了这个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桥头堡？是谁在掌握中国近代文化传播的风气？他就是张元济，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名字又显得陌生，没有诸如蔡元培、邹韬奋那样高频出现在课本中。

那么，中国近代文化中杰出人物的座次，是不是排得有问题？张元济其人，到底都做过什么？在出版工作背后，隐藏了怎样一颗灵魂？

张元济1867年出生于江苏海盐，其生也早，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初，只是上海滩一个华人基督教家族的小小印刷作坊，及至张元济1901年加入时，他已经快35岁了。在此之前，和很多清末的读书人一样，他走的也是科考求取功名的路子，并且在1892年通过殿试，和蔡元培是同科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这是从新进学士中选出的预备官员，很快张元济被任为刑部贵州司主事，一个六品小文官。刚踏上仕途，就经历了列强火烧圆明园三十多年后的最大冲击——中日甲午战争的完败。

国运艰难。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具有了新思想，认为中国的出路就是变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开启有组织的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大风潮，张元济也参与其中。

变法失败求其教育理想

张元济不属于公车上书的“康党”，更没有加入过强学会，只是和同仁一起组织学习“有用之学”，即“西学”中的英语和算术。张本人从1895年底也开始学习英文，同好有二十多人，还以“西学堂”之名在总理衙门备案过。后严复建议这个自发的学习团体改名“通艺学堂”，因“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张元济一边招收年轻官员和官员子弟办理通艺学堂，一边和唐文治等报考总理衙门——这是清末从军机处拆分出的专门办理各国外交的“临时机构”，从咸丰时设立，“临时”存在了四十多年。

张元济和唐文治都被录取，进了总理衙门任章京。当时一切新政统归总理衙门办理，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梁的新政建议，时局向着有利于新政的方向发展，总理衙门的公务员们有大量维新准备事宜要办理。

1902年，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邀请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入馆，二人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奠定了方向。2014年，夏瑞芳于上海河南路发行所门口被刺身亡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一度成为《新青年》杂志挑战的“反动堡垒”

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张元济被举荐给光绪，一起受荐的还有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推荐理由是“通达时务人才”。张元济的荐语如下：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任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

张元济和康有为作为六品官在颐和园被光绪接见，这在清朝史上是从未被允许过的。此时的张元济，上达天听，迎来了第一个人生高峰，但因光绪变法所冒风险极大，张元济冷静观察后，觉得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不像康有为一样在一百天不到的时间里狂热上摺几十个，而是认为“天心虽转，时尚未来”，张元济劝康有为离京办学，回广东老家韬光养晦，不要触犯朝廷内反对变法势力的众怒，建议他回广东专办学堂，等风气大开，人才众多时，变法就不难了。

果然，变法失败，康梁出逃，张元济被革职，但他也从失败和实践中得出结论：施行改革的着手处当在培养人才。他离开京师，南下上海筹备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并担任院长，通力支持严复译介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书，后又接任南洋公学总理，聘请蔡元培为西学特班总教习。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张元济孜孜于培养西学人才，没想到却遇到极为跋扈的美国同事福开森，两人意见不和，张元济无奈辞职。

因创办《外交报》，张元济和印刷经销单位商务印书馆始有接触，很快受家族股东夏瑞芳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从此开启半世良缘。

出版最能让“民智大开”

张元济从办通艺学堂到办南洋公学特班，其路线是精英教育。但通艺学堂最多时才四十多人，特班也只有四十多人，以此“精英教育”，猴年马月才能让“四万万同胞”“民智大开”？

加入商务印书馆，代表了张元济教育思想的转变。他在1902年1月发表的《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提出办学的首要宗旨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培养人才要打开固有思维模式，“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换言之，精英教育达不成广泛教育的目标。他说西方几乎人人上学，虽并非人人成才，但每人应当懂的都懂，此即“民智大开”。

彼时清廷下令各省办学，将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但张元济更清醒，不是无脑跟风一味提倡西学的“洋务派”，他反对教育上的全盘西化，“勿标讲求西学之名”，指出各国都“各有其独立之道”，对于我们自身悠久的传统文化，“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而且他不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确的路线应该是“意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宗教、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兴吾国民之精神。”

因此他提出主张：一不能继续用四书五经作启蒙读物，二应该杜绝同治光绪以来教会中洋人编写的课本。加入商务印书馆，“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

1902年，张元济约请杜亚泉编辑一套《文学初阶》，作为清廷规定州县多设蒙学堂的教材。《文学初阶》共6卷，可供学生学习三年，然后转入小学，读《文学进阶》。

《文学初阶》第一册的前90课不出现虚词，全部用儿童常见事务为认字内容，如第一课，生字为“大小牛羊”四字，再组成“大牛、小羊、大小、牛羊”四词作课文。80课以后出现简单句子，如“马负车，牛耕田，桃开花，竹生笋”。

这些课程设置在当时都是了不得的突破。当时教育救国的呼声很高，但多数人都是人云亦云，实行起来，通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比如一些儒生编写的《字课图说》，如此讲解“椅”字：“树之梓实而桐皮者曰椅”，取的是陆机《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的注解，以正宗解儿童身边事，让儿童百思不得其解，如坠五里云中。

张元济还让博学的杜亚泉担任商务印书馆理化部主任，出版了《最新格致教科书》《最新笔算教科书》《共和课本新理科》《新撰自然教科书》等课本；又让夏曾佑编写了《中国历史教科书》。

这些教材都是前无古人从无到有编写的，一方面当然借鉴了西方，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自己的传统中寻求突破。《中国历史教科书》就跳出了过去常见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格局，将本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期，以章节体呈现给莘莘学子。

新式教科书引领教育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就和同仁达成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识，“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为了出版高质量的教科书和外文翻译书，张元济高薪聘请有学问的人当编辑。

1905年清廷废除科考，新式教育面临极大的挑战和机会。一方面，社会上流行张之洞“中学为体”的保守主张。另一方面，“都会之区，通商之埠，外国语学校到处林立”。当时有人说，科举虽然废除了，日本却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大贡院”，因为留日以学政法为主，读书和过去一样，仍旧是为做官。

商务印书馆经营的涵芬楼是专门收藏古籍善本的图书馆，后改名东方图书馆，左图为张元济给日本友人的书信，内容是商洽复印日本馆藏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右图为该书书影

对于新式教育，清廷拿不出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更拿不出像样的课本。张元济在《文学初阶》《文学进阶》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继而编写了《最新修身教科书》，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课本。此后直到辛亥革命清廷崩塌，商务印书馆不仅出齐了初小、高小和中学各年级的各科课本，高级学校各学科都有不同的课本可供选择。这些课本总计375种，801册，蔚为大观。众多教科书里，有一部分是小学各科教授法、教授指南和“详解”，间接解决了新式教育的师资培训问题。

科举时代结束后兴起的中国新式教育，在教育学、师范教育上百废待兴。清廷早前开设的师范教育，数量少，规模小，因给予毕业生近乎举人的资格，且膳食免费，故从不公开招生，几乎成为专供官二代富二代的腐败之地。

商务印书馆的教授法书籍，对有无经验的教师来说都是好帮手，其中采取三段教育法：预备或复习、教授新课、练习。每开新课之前，总要把以前讲过的与之近似或同一人物的其他故事加以复习，甚至远及三五年前教授的内容。

1905年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商务印书馆马上出资创办了师范讲习班，作为辅助教育的社会事业，第二年除续招新生之外，还附设了供师范生实习的附属小学，名曰尚公学校。“尚公”意谓崇尚公共教育和公共精神，叶圣陶曾在该校任教。1910年又办了养真幼稚园，附属于尚公学校。尚公学校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实用之技能为宗旨”，设初等、高等五个年级，教学全用白话文。学校的设备比较齐全，有露天操场、雨雪操场、会场、图书馆、小卖部、摄影室等，并辟有园艺基地，供学生种花、植树，作自然科实习用。其他如理化仪器、标本模型等，也样样齐备。

此外，从1910年开始，张元济与同仁还发起了函授教学的师范讲习社，惠及九千多位师范生，经通信考试合格一千九百六十余人。1916年茅盾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就是从批改函授学生的作业做起。恐怕今天的教育界人士，都很难想象如此新式的教育，是张元济在前清时代的商务印书馆主理创办的。

1948年旧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张元济（前排左五）是得票最多的人之一。图为当时部分院士合影

从容面对诡谲的时代风云

作为戊戌变法中曾上达天听的风云人物，时局并没有忘记张元济。先是清廷想召他回京师，拟任其为学部左参议，后又调任他为外务部员外郎兼储才馆总办，但他只去了一趟京师，做了一些教育章程、制度的起草和建议后，并未就任官职，仍回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

1910年张元济出国考察了一大圈，对于西方国家的教育兴国，他懂得了“仅言兴学，学故不能兴也。财政、警察、交通，无一事不相联者。”满清政府自1901年空喊了十年“多办蒙养学堂”，但分文拨款都没有。这个矜言改革、立宪的满清皇室政权，终因几条铁路的导火索，被辛亥这颗炸弹爆破。

因为经历得多，在革命浪潮中，张元济非常清醒。他一直主张国民“姑且反求诸己”“使人人有立宪国民之资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想改制就要从改变自身做起。他在商务印书馆创办了《法政杂志》《时事新报》，来唤醒人民。

革命果然不是天上掉馅饼，袁世凯很快赶尽革命党人，让熊希龄组织所谓“人才内阁”，熊找到张元济，请他出任教育总长，张元济从戊戌变法就认清了两面三刀的袁世凯，他当然没有上任。

张元济也不是复辟分子，自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他的书信、日记里也都开始使用阳历。

在张元济和几名核心成员十年的通力打理下，商务印书馆不仅通过编写出版教科书取得了独一无二的社会效益，经济上也翻了若干翻，资产超百万。而且从前清开始，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修身教科书》里就没有忠君的内容，民国来临后仍可顺利发行。相比之下，从商务印书馆跳槽的员工们另起炉灶的中华书局，应对民国新教育编写发行的《新中华教科书》，文字反而不简明，虽得到行政上的支持，不久却被教育界自然淘汰，恢复使用商务印书馆的教材。

但商务印书馆也受时代浪潮波及。辛亥革命后民族自信心提高，商务印书馆早前为提高印制技术等原因，曾引入日资作股，1914年总经理夏瑞芳匆匆赴日交涉，不计代价清退了日股。不料公告一出，夏瑞芳突然于上海河南路发行所门口被刺身亡。凶手虽归案，但行刺理由莫衷一是，无法证明和日本人有关，隐约涉及上海滩陈其美帮会。如此乱世，张元济不主张追查，他就此失掉了事业上最重要的搭档。

涵芬楼与新文化运动

当新文化运动狂潮在民国初年袭来后，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没有站队充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甚至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杂志》，成为《新青年》杂志挑战的“反动堡垒”。实际商务印书馆各个机构并不守旧，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躺枪”。

对于打倒一切传统文化的粗暴的文化态度，商务印书馆不理会，反而建筑并经营起了专门收藏古籍善本的图书馆——涵芬楼。张元济因此成长为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校勘学家。

在乱世之中，一方面新文化运动鼓动人们将古旧东西打入冷宫，甚至踩在脚下。另一方面，帝国列强们则在拼命掠夺这些珍贵文物。军阀执政，在这方面的保护工作是零，多亏了张元济等专业人才的努力，涵芬楼藏书日益增多，并改名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服务各界。

立足这些藏书，再远赴国内各地乃至日本，对古籍善本进行拍摄，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开启了古籍影印出版项目，陆续影印了《涵芬楼秘籍》《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为这些珍贵古书续命，更为往圣继了绝学。

但不能说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跟新文化运动对着干，《小说月报》的创立和改革即是明证。这本杂志一开始是庸俗才子佳人小说的鸳鸯蝴蝶派的阵地，张元济将它交给崭露头角的小说家茅盾，给予全权，不干预编辑方针。《小说月报》在茅盾手里开始宣传“为人生”的艺术观，刊载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作品，巴金、老舍、丁玲等人在这里发表作品并蜚声文坛，后又由郑振铎、叶圣陶主编。可以说“五四”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关系。

张元济还重用共产党人杨贤江编辑《学生杂志》，教育青年关心政治，走向生活，用教育发动群众，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受到这本杂志影响。

1926年，张元济年满60退休，又义务挑起影印古籍的重担，直到干不动为止。

张元济从来不是头脑简单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从不把“西学”和传统文化对立看待。他在《影印四部丛刊启》里讲：“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温故知新，二者并重。”受他影响，今日的商务印书馆仍秉持“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理念继续运作。

纵观张元济一生，不是坐拥实业的大老板，只是兢兢业业的经理人，“在商言商”。上海沦陷期间，他拒绝和日本人合作，一度以售宅鬻书维生。解放后积极配合公私合营，开心活到93岁，认为自己“及身已见太平来”。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各类书籍写了数百万字的序跋，却无一字论及理想，这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中国君子风度。

张元济的学问与学术思想的深度，今天人们缺乏了解。1948年旧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张元济是得票最多的人之一，这是当时学界的认可。国学大师张舜徽对他有如下高评：“虽其一生无他专著行世，然观其所为群书题跋，固可考见其学问博赡，识见高远，固近世一大通儒也。”

2017年8月18日值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上海举办“一位出版家的理智与情感——纪念张元济诞辰150周年文献展”，前排左三为张元济之孙张人凤，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