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文学史的时代意义

温星

作为中国最重要、最核心的纯文学刊物之一《收获》的主编，程永新常年的本职工作是为人作嫁。是由他以执掌《收获》这一公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执掌文坛牛耳的这一特殊身份，来发掘、扶持的文学人才，几乎就是一份当代著名作家的完整清单。他固然也堪称一位重要作家，但这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本质上，他更是杰出的文学编辑家。

所以，当读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推出的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我一点也不意外，并且认为此书一出，他之前那些曾被盛赞的小说也都可以忽略了，因为这部意义特别而又重大，它以独特的视角和形式，建构起了一部缩微版的当代文学史。

本书内容大致包括几大部分：一是程永新与当代作家之间的往来书信，二是他写的对于作家们的印象记，三是他的作家对话、访谈，四是他的一些文学批评文章，另外，还有他参加各种重大文学活动的随笔记录。

其中尤其重要和珍贵的，我认为是书信部分。在写信已然成为历史的网络时代，信件的难得和特殊性，毋庸置疑。就在不久前，我偶然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声明，里面提到该社至今仍只收纸质投稿，不收电子投稿，我内心猛然就被他们的“坚守”所击中。

程永新真有心，他珍藏着数十年来作家们写给自己的所有信件，而那些收到他的信的作家们，竟无一保存。书中，他收录了许多信件内容，也将相应的影印件一一收入，细读之下，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几乎所有当代重量级作家都曾受过他的点拨，对他保持着极大的尊敬与钦佩，而许多经典作品创作与发表面世过程的蛛丝马迹，亦历历藏于信件之字里行间。

比如，在1987年9月王朔来信中，王朔称其新作《五花肉》若能博程永新一笑，便“算没有白忙活”。程不喜欢这个名字，要求改，王朔只得煞费苦心又想了几个，最终，程从中择一拍板——那便是《顽主》，王朔经典的代表作。

1996年8月贾平凹来信，提到其小说《土门》曾因程的意见反复修改，这回，“遵嘱又一次修改”，并极其谦虚，“可惜我能力不够，不知你们是否认可”。因为《高老庄》《带灯》等作品的细节修改，二人之间也是不厌其烦，反复通信探讨。

当年正值巅峰状态的“中国先锋文学五虎将”之一洪峰的一封信中，则表示程对他一部作品的评判，让他“沮丧到现在”，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你的意见和评判让我感动”。

尽管如此权威，先为《收获》编辑部主任、继而出任主编的程永新，对于许多当年尚未展露锋芒的无名作者同样耐心，且经常回信悉心指导其作品。这方面的内容，本书中也有相关信函予以记载。

难怪，在中国文坛，程永新被誉为“作家的提衣人”，半辈子都在为作家们服务和“作嫁衣”。也难怪，这部《一个人的文学史》，被誉为展示文学细节、反映创作过程、凸显思想碰撞以及反映文化人优秀品格的文学史。此书虽然早在2007年便推出了首版，但时隔十年有余，这次又做了大量修订和增补，使得其所涉的作家作品延续到了最近的当下。

这部作品，不由让我想起《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这是杜拉斯以纯个人视角来书写的“文学史”，其强烈的时代价值无可争议。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文学史》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是程永新以自己的视角和文学经历来连接起的一部“私人文学史”，却也具有鲜明而又重要的时代意义。因为，书中所写或记录的每一个作家和作品，皆堪称这个大时代里有着独特价值的节点和“珍珠”。

而正是有赖于杰出文学编辑家程永新之手，才将它们编织成了一幅不可复制的、关于当代文学的“珠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