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70年：时代精神与云南风味的光影呈现

· 郭鹏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云南电影也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这70年，是云南26个民族共同奋斗谱写辉煌篇章的70年，也是云南电影事业从弱到强，不断走向世界的70年。这70年，云南题材的电影佳作不断涌现，部分精品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影响力；云南电影院线逐渐成熟完善，已经建立了覆盖城乡，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院线体系；云南电影界人才辈出，出现了一大批推动云南电影快速发展的杰出人才……由此带来的，是云南电影事业丰富了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激发了人民大众对云南自然风光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向世界展现了云南人民的精神风貌与云南的地域文化，成为时代精神与云南风味的光影呈现。

一、少数民族电影风格的初步确立与精品佳作的大量涌现（1949～1976年）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根据接管任务分别设置公安、军事、文教等8个接管部。其中，民国时期的云南电影院在文教接管的范围之中。在随后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后，云南电影院放映事业，逐渐全部由民国时期的私营改变为国营。这一时期，电影院放映体制的国营化与人民电影院在城市的普遍建立；深入山区农村、工厂农场的放映队大规模建立；昆明电影制片厂与云南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最终云南建立了全面国营化，基本覆盖云南城乡的电影放映体制，这为云南电影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虽然极端落后，甚至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时期，但随军南下到云南的大批知识分子，精神却空前高涨，各项改革迅猛推进，云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批知识分子如白桦、彭荆风等，逐渐成为云南电影创作中的重要成员。这里重点提到的就是作家白桦与他的名作《山间铃响马帮来》。白桦在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后随部队进入云南，曾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53年，《人民文学》刊发了他的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仅隔了一年，这篇小说就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迅速引起轰动。更让人们没想到的是，2010年，同名电视剧隆重播出，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浓厚的怀旧情绪。这在云南电影史上，是十分少见的文化现象。

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在小说成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艺术发展。一方面，电影强化了小说的政治视野，将民族团结与新政权的帮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设置了两类不同的人物作对比：一组是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在全心全意的保护与帮助边地人民；一组是国民党残余匪徒垄断日常用品，破坏人民群众生活，从而使得新政权的美好形象得到树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电影更激动人心的，是将小说中的爱情具象化，添加了大量的爱情细节，这在新中国初期的电影语境下颇为难得。从叙事情节来看，电影将小说中的土匪活动，由暗线转变为明线，渲染了“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情节，凸显了武打戏、剿匪剧、间谍战等娱乐元素，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

《山间铃响马帮来》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云南题材的故事片，大量的呈现了云南美景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如坡地丰收、人民欢唱、爱情对歌、民族习俗，以及芦笙、夜箫、牛角等民族乐器的大量运用等，都真实地再现了云南边疆的地理环境与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习惯。电影的结尾，汉族、苗族、哈尼族人等各族人民在市场上欢声笑语，购买自己喜欢的产品，令当时的观众，特别是汉族观众耳目一新，从而开启了云南“战争题材类”电影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序幕，基本奠定了1949年到1966年云南题材电影的格局。与此类似的电影还有《神秘的旅伴》（1955年），《边寨烽火》（1957年），《勐垅沙》（1960年）等电影。

电影《芦笙恋歌》（1957年），具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鲜明主题。该电影描写在我国云南省澜沧江流域，居住着的一个少数民族——拉祜族。1947年8月15日，拉祜族人民根据传统的习俗，穿着美丽的衣服，载歌载舞地欢度节日。年轻的猎手扎妥在这天晚上向他爱慕着的姑娘娜娃表示了爱情。但随后的国民党匪军烧杀抢掠，扎妥等拉祜族青年反抗失败，被迫撤退到深山，成为野人，直到当地解放后才走出深山，获得了新生。这部电影的主题倾向、阶级斗争思维，以及传达的时代内涵，都与歌剧《白毛女》极为神似。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聚焦云南民族地区个人“成长”的电影，形象地表达了新政权对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巨大促进作用。如拍摄于1965年电影《景颇姑娘》，描写了一个景颇姑娘由奴隶成长为村长的故事：云南德宏地区帮独寨的景颇族姑娘黛诺从小失去父母，成为早昆山官的家奴，受尽折磨。后乘机逃到山下却无路可走。偶然之中，黛诺看到一辆解放军军车驶过，她偷偷躲在汽车里，随车来到解放军驻地医院。在这里，她第一次受到尊重，第一次感受到阶级友爱的温暖。在李医生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她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工作组来到景颇族的帮独寨，帮助景颇族人民进行土地改革。经过一系列的挫折与斗争，政府决定彻底废除山官制度，在各村寨进行基层选举。帮独寨经过选举，建立了村政府，黛诺被选为村长。

这部电影，虽然在时代的背景下，依然以阶级斗争来组织故事情节，以反抗压迫来表现主题。但电影中细腻描写的那种尊重与关心，以及友爱温馨的场景，使得黛诺形象的转变具有了可信性，这正是这部电影的价值所在。另有1959年的电影《锡城的故事》，通过云南彝族青年在锡矿中的成长，写出了矿工们经历矿主、工头、买办资本家及反动军阀的残酷剥削压迫，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完美的婚姻和在大跃进时代建设新锡城的故事，其对比含义与对新政权合法性的确认，不言而喻。与此类似的电影是《摩雅泰》，通过描写母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傣族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包括精神上的被压制被奴役。而主人公依莱汗在新社会遇到的尊重与信赖，突出显示了社会主义新政权对民族解放的重要意义。

云南著名演员杨丽坤主演的电影《五朵金花》与《阿诗玛》，成为这一时期云南题材电影最重要的收获。事实上，当电影《五朵金花》在1959年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隆重上映时，引发了国内观众的狂热追捧。而当它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并输出到40多个国家时，它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输往国外的新纪录。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它仍然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从而把自己定格在了“经典”的位置上。该电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59年制作的一部生活爱情电影。其中的五朵金花，朵朵都是优美健康，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妇女形象，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健康的审美情趣、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优美动人的民族歌曲等，使得该片极富艺术魅力。

电影《阿诗玛》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音乐歌舞故事片，由刘琼执导，杨丽坤、包斯尔主演。该电影从1964年6月拍摄完成后，曾在小范围内放映，后延至于1979年元旦在中国大陆公映，迅速引起强烈反响。该电影在1982年获得第三届西班牙桑坦德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1995年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被公认为是20世纪影响深远的中国电影经典。该电影根据彝族撒尼人的同名民间叙事长诗改编，讲述了美丽的姑娘阿诗玛与勇敢的青年阿黑不畏金钱权势，勇敢追求爱情的故事。从电影史的意义来看，这部电影的探索意义，以及他的拍摄、被批判、复出公映和随后的强烈反响，包括这部电影的主演——云南演员杨丽坤的悲剧命运，完全具有了“电影经典”的史学意义。

塑造云南少数民族士兵形象的电影《两个巡逻兵》拍摄于1958年，人物形象设计颇有新意。电影描写在我国南疆的汉族老战士马长根和傣族的小岩担当巡逻。马长根思想麻痹点火吸烟，特务尾随偷越了国境，幸被打猎人，小岩的爷爷发现。小岩批评了马长根，两人闹翻了。在搜索空降特务时，马又粗心大意，让特务头子钻进了寨子。经过炊事员老宋耐心地帮助使他认识了错误。在特务企图炸毁我铁桥时，马长根和小岩一起抓住了特务杨国万。需要注意的是，这部电影摆脱了汉族战士作为解放者的脸谱化设计，反而精心描述了傣族战士的宽广胸怀，以及两位战友由误会到和解到继续共同战斗的故事。电影的政治寓意虽然仍遵从了时代主流的要求，但在人物形象设计上却不落窠臼，值得注意。

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云南题材电影，承担着新政权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既有《山间铃响马帮来》民族大联欢的影像呈现，也有每部电影反复出现的帮助少数民族，使得普通群众翻身解放的主题凸显。而且这一时期的部分电影，还出现了图解政策的僵硬弊端。如根据云南作家刘澍德的小说《桥》改编的电影《两家人》，讲述了高正国和陈为邦两个家庭进入农业合作化初期时，在选择走发家致富做地主的道路，还是选择互相帮助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发生了尖锐矛盾，具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色彩。改编自云南作家李鉴尧剧本的电影《我们是一代人》，则从三代工人的师徒关系出发，讴歌了工人阶级的无私奉献与主人翁地位，呼应了“工农兵”思潮。即使是《五朵金花》这样的爱情喜剧电影，也有着“大炼钢铁”等大跃进年代的时代气息。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经典云南题材电影，能够跳脱当时电影普遍的僵硬模式，呈现出另一番久违的娱乐色彩。如《山间铃响马帮来》中，黛乌和蓝蒡的温暖约会，让无数观众怦然心动。而其上演的生死营救，也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观影心理；《芦笙恋歌》中的歌曲《婚誓》，悠扬动人，让“阿哥阿妹”成为几代人的爱情记忆；《五朵金花》对误会冲突的巧妙设置，以及众多的少数民族情歌对唱，令无数观众倾倒……正是因为云南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一时期的云南题材电影在遵循新中国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可以尽量凸显“爱情”这一激动人心的力量，因而获得了较好的反响。

但随着“左倾”思潮的日益激进，恰恰是这部分有一定娱乐色彩的电影受到各种严厉批判。在1966年的文艺座谈会和随后的全军创作会议上，批判这些电影是写少数民族青年“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情歌很有问题”。1965年4月，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和批判一些坏影片》的通知，将《阿诗玛》《两家人》等定性为坏影片，其主创人员受到严厉惩处。电影《两家人》被批判为把贫下中农描绘为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污蔑农民，攻击党的政策。其他如《两个巡逻兵》是丑化人民军队，《景颇姑娘》是丑化少数民族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批判。剧作家白桦在反右运动中就已经落马；彭荆风在反右中也已落马，在“文革”中更有了牢狱之灾；杨丽坤被逼迫至疯，李广田悲死……这成为云南电影事业最为悲壮的一页。

“文革”期间，很多优秀电影，包括一大批云南题材电影受到冲击被禁止放映，云南电影事业遭遇严重挫折。整个“文革”期间，放映的国产片大多是8个“革命样板戏”的舞台移植，其他电影如《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反复放映。更多的新闻纪录片则艺术性较低，无法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直到改革开放后，云南电影事业才又迎来了繁荣。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全面繁荣与市场化时期的艰辛探索（1977—2000年）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云南题材的电影解禁，《五朵金花》《阿诗玛》等电影重新上映，其他被“文革”禁锢的电影也陆续与观众见面，正好满足了人们当时的“伤痕”记忆与“娱乐”需求，使得许多影院场场爆满，一度出现电影票供不应求的局面。1979年，全省3179个电影放映单位，放映收入高达3331万元，发行收入高达1745万元，不仅效益可观，观众人次也创历史新高。可以说，“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初期，普通群众对电影故事片的需求量猛增，云南电影事业面临空前压力。

1979年，昆明电影制片厂与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黑面人》，1980年在全国上映后取得成功，大大鼓舞了昆明电影制片厂。1981年，昆明电影制片厂独立拍摄电影《叶赫娜》，并于1982年在全国上映，这成为云南省自制电影故事片的开始，具有重大意义。随后昆明电影制片厂再接再厉，拍摄完成了《南方的岸》《九月》等电影，并在科教片、纪录片拍摄上取得不俗成绩。1985年，昆明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五朵金花”扮演者之一的王苏娅出任厂长，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正式列入国家16家故事片生产厂之一，这在计划经济时代颇为重要。电影故事片《绿色的网》《洱海情波》《姑娘寨》《荒火》《奇情侠侣》《通天长老》等电影均是该电影厂拍摄。

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云南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剧作家。他们深入云南历史与现实，以自己包含感情的笔墨，挖掘云南人的精神风采，创作了一批质量高、影响大的影视剧本，并在很多电影中担任编剧，为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有彭荆风、甘昭沛、黄尧、李良振、刁成志、王公蒲、赵季康、张曼菱、洛水、杨跃虹、逆风、黄恩达、李必雨、刘跃辉、莲子、汤世杰等诸多人才，共同织就了云南电影事业绚丽的篇章。

改革开放带来了人的灵魂的变化，勤劳致富的少数民族群众成为这一时期云南电影中的主流形象。电影《三七情缘》描写了三七种植专业户、漂亮的壮族青年寡妇韦金风的创业历程。电影《洱海情波》，描写了三面临海的小渔村望海庄，在党的改革政策推动下，家家户户都要添置家具，盖新房，于是就从剑川请来一个年轻的木工师傅赵木桃，从而掀起了一场复杂的感情纠葛。该电影富有改革开放年代的生活气息，其所反映的勤劳致富，以及爱情价值观念的变化，均成为那一时期的时代缩影。电影《姑娘寨》是一部展示20世纪80年代撒尼青年脱贫致富的少数民族题材故事片，又是一部充满幽默、妙趣横生的抒情喜剧影片。电影《荒火》描写的是景颇汉子雷英山较为复杂的感情纠葛，以及新旧思想的交锋，富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特色。电影《相约在凤尾竹下》描绘了改革初期民族地区青年人的致富梦想，以及少数民族年轻人 的探索与追求，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在对“文革”的沉痛反思中，这一时期云南题材的少数民族电影呈现了独特的文化意象。如1982年正式上映的电影《叶赫娜》，在塑造父子两代人献身边疆的同时，也展现了“文革”对民族地区的冲击，具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而民族少女叶赫娜的坚贞、忠烈、奔放的性格，具有独特的少数民族审美意蕴。1985年的电影《青春祭》，是根据张曼菱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借用女主人公李纯的视角，反映了动乱年代里傣乡的民俗风情和傣族人民的热情善良，透视了青春意识和美的觉醒等重要思想，并从全新的视角呈现了文革对人性的异化，反思颇有深度。1992年的电影《彩月和她的情人》，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透视了中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思想变化，对民族地区人民灵魂的嬗变有着精细的描绘。

以电影的形式重温革命历史，反映云南人民反抗暴政与侵略的艰苦历程，红色形象得到彰显。电影《从奴隶到将军》描写了一个云南娃罗霄成长为解放军将军的故事，其原型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罗炳辉同志。电影《金沙水拍》 《彝海结盟》讲述在1935年中共中央红军长征途径云南的历史情节这，在云南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电影《抗暴生死情》描写在20世纪初，云南怒族与傈僳族人民在青年英雄达格菜的号召与实际行动下，共同抗击洋人，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故事。电影《莽女追魂》描写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滇西边疆各少数民族利用手中最原始的武器，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搏杀的故事。该电影第一次正面描写了滇西抗战，并且以少数民族的视角回顾这段历史，在今天颇有启示意义。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云南与外界的交流日渐频繁，电影对此有着独特呈现。1988年公映的电影《台湾情侣的奇遇》，描写有着傣族血统的台湾情侣陈怀、马丽在西双版纳的种种遭遇，谱写了一首爱的颂歌，颇有喜剧色彩。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幸运的星》，描写摩梭姑娘宾玛和都玛是一对孪生姐妹，并因此在北京闹了许多误会。该电影将文化碰撞后的喜剧心理揭示的惟妙惟肖。1997年公映的《相爱在西双版纳》，描写美籍华裔歌手阿多回到了故乡——美丽的西双版纳。他怀着一份痴情和执着寻找儿时青梅竹马的伙伴月妹。通过一系列的寻找与回忆，两个相爱的人终于相互理解了。此类电影还有《幸福花园》《中国鸟人》等。

云南制片业曾一度大量制作娱乐故事片，部分取得了较好的收益。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奇情侠侣》《蓝衫女匪》《通天长老》《缉毒少女》《情人的血特别红》等娱乐色彩浓厚的电影，取得了不错的市场效应与经济效益。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被云南电影史忽略的，逆风的娱乐题材电影创作。逆风长期担任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编剧，在 1986年推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枪口下的红桃皇后》；1988年后创作出《天下第一剑》《天湖女侠》《奇情侠侣》三部古装武侠动作片。1990年他的剧本《莽女追魂》问世；1991年推出《风流乾隆》《江湖八面风》；1992年创作《警探红白黑》《仗义英雄》《抗暴生死情》；1994年自编自导影片《狂龙逞英豪》。逆风编剧的电影，迎合了市场的需求，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多还能取得不错的市场效益，部分还风靡一时，是云南电影走向市场化探索的先行者。

反映战争题材的电影如《新兵马强》《高山下的花环》《蛇谷奇兵》《闪电行动》等，都曾轰动一时。1986年，由彭荆风编剧，李文化导演，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推出的电影《绿色的网》，以及1996年的电影《征服死亡地带》，是云南此类题材的重要收获。电影《绿色的网》视角独特，避开了对越作战中大部队作战的镜头描写，而将故事环境放在茫茫森林中，选取了三个互有警惕之心的敌我特工之间的斗争，颇有新意，也使得故事情节较为曲折好看。电影《征服死亡地带》艺术再现了 “英雄扫雷队”为云南边境地区大面积扫雷的英雄事迹。在主旋律的视角下，这部电影仍然使得观众对当年的那场战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时期，云南儿童题材电影也成果丰硕，获奖颇多。如1982年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应声阿哥》全国公映，引起广泛好评，获得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儿童故事片奖。该电影通过儿童京京的视野，表现出各种云南自然现象和儿童对它的反映及思考。 京京在云南的成长历程，以及他融入云南大自然，接受云南儿童所体现的云南文化，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84年，昆明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由田壮壮导演、严婷婷、晓剑编剧的电影《九月》，引起较大反响。电影讲述少年宫的老教师顾小玉与曾经的学生——从监狱出来的刑事犯郑启天之间的温情故事。这部电影风格朴实无华，却又内蕴深厚，是一部优秀的儿童题材电影。其他电影还有《红象》《走近象群》等。

云南电影的繁荣趋势，在上世纪末开始陷入困境。1992年底，国家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1993年，国家广电部出台《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将国产影片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改为自主发行，使得制片厂拥有了向国内外发行自己影片的自主权，同时电影票价放开。1994年开始，中国内地每年引进10部海外分账大片，加入WTO之后增加到20部。在此背景下，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生产的电影需要自己进入市场展开残酷竞争，因各种原因利润逐步下降，产量逐步减少。云南电影界虽然做出了种种努力，有的影片也取得较高效益，但还是日益陷入困境。

据统计，1997年与1991年相比，实际活动放映单位由5000多个下降为1231个，放映场次由百万场次下降为18.4万场次，观众人数由2.9亿人次下降为3000万人次，电影发行和放映单位都出现亏损，有些县级公司面临破产，职工工资难以筹措。由此可以看出，云南电影事业在市场化征程中面临困境。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电影产品和大众娱乐审美水平提高之间形成落差，电影产品难以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再加上电视娱乐的普及，市场化征程中的准备不足等，云南电影事业需要新的突破口。与此同时，面对市场经济的诱惑，云南民营影视制作机构开始涌现，给新世纪的云南电影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三、新世纪初云南电影事业的重新崛起以及面临的更多挑战（2001—2018）

新世纪以来，云南始终把影视产业发展作为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诞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电影作品：如以电影形式呈现云南农村众生百态的有《好大一对羊》《杨善洲》《马背上的法庭》《光荣的愤怒》《索道医生》《走路上学》《包裹》《静静的阳光》《遥远的约定》《消失的村庄》《春雷绽放》《遥远的诺邓》等大批质量较高的作品；反映云南毒品类题材的电影有《玉观音》《李米的猜想》《缉毒警》《边防站》《黑白记忆》《致命的“红豆”》等。表现云南与外界交流的电影有《河内，河内》《千里走单骑》《边城之恋》《布依姑娘》等。还有部分娱乐性较强，努力突破市场化困境的电影如《怒江魂》《绝代——末代女土司》《箱子》《谎言大爆炸》等。这一时期的云南题材电影，不仅数量多，获奖多，影响也较为广泛，表明了云南题材电影的重新崛起。

在电影体制改革上，近百家民营影视企业的崛起，成为这一时期引人瞩目的现象；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的艰难转型与云南电影集团的组建，成为新世纪初云南电影界的重要事件；天然摄影棚概念的提出、影视基地的加速建设、译制片事业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云南影视产业实验区被国家批准等，都曾是云南电影快速发展的重要表现；《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七彩院线”项目建设，影视创作指导小组的成立，以及多个影视政策文件的出台，都是云南省委、省政府积极推进电影产业发展的主要见证。“澜湄国际电影周”、临沧亚洲微电影节、金孔雀昆明电影节等影响力也日趋提升，仕芙柳、胡静、王研辉、李松霖、彭涌等一大批电影人迅速成长。

2010年后，微电影与短视频在网络迅速兴起，云南也随之诞生了一批佳作。《幸福微笑》获得了美国第九届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 “最佳外语短篇故事奖及最佳短片导演奖”和“儿童电影外交大使及最佳短片小演员奖”两大重量级的奖项。《女神的眼泪》继入围第22届意大利都灵国际同志电影节、第四届希腊Naoussa国际短片电影节后，又受到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瑞士等海外国际电影节的追捧，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戛洒往事》获得首届中国大学生微电影节最佳微电影大奖，随后又入选第28届德国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中国特别奖。在短视频创作上，由云南人导演和主演的《陈翔六点半》，已经成为中国网络短视频的代表之作，点击率以百亿计，影响极其广泛。该团队后来制作的电影《陈翔六点半之废话少说》《陈翔六点半之铁头无敌》《陈翔六点半之重楼别》，均在网络播放平台上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效益，成为网络电影的代表作。

这一时期，以《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红河》这三部电影为系列的“红河三部曲”，不仅获奖众多，而且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中有一系列的开拓创新，成为研究云南题材电影无法绕开的重要现象。这三部电影均是以云南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的民族女性为主角，反映了新世纪云南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深刻呈现了新世纪少数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新的社会特质。而且有趣的是，这三部电影的导演与编剧，都是章家瑞与孟家宗，他们的黄金组合，成为云南电影发展的一段佳话。其中孟家宗是云南泸西人。

电影《婼玛的十七岁》于2003年8月31日在加拿大上映后，引起广泛关注，随后又在日本、美国等地放映，引起一定反响。后获得法国卡普巡回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奖；2003年中国金鸡奖表演新人奖；中国第十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2004年美国圣约瑟电影节全球视觉大奖等诸多奖项。电影借助一个民族少女婼玛在初恋中的深刻生命体验，细腻表现了少数民族对城市现代化生活的渴望与迷茫，表现了以哈尼少女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文化转型中的呐喊，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花腰新娘》聚焦新世纪少数民族女性的乡野天性，并将民俗文化融入其中，得到较多的好评。后获得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多项奖项。电影《红河》于2009上映后，引起广泛关注。该电影描绘了一段中越边境的悲剧爱情，情感刻画极为细腻。后获得第3届首尔国际电影节全场最佳影片奖等多项大奖。

另外，云南作家存文学编剧的三部电影，也是云南电影的重要收获。2010年，根据存文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碧罗雪山》在上海第13届国际电影节、台湾第47届金马奖等多个表彰大会上获得20多个大奖。该电影以近乎直白的镜头，呈现了一个少数民族村庄的生存困境与人性之殇。由存文学编剧的电影《阿佤山》，艺术的表现了市场经济冲击下佤族文化的嬗变与升华。这部电影既有对市场文化中陈腐观念的批判，也有对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大潮变化下的反省。电影《戎肯》是2013年由云南艺光流影影视文化公司出品，藏族导演戈巴海培执导，蔡晓宁、存文学编剧的少数民族题材故事片。这是第一部普米族题材电影，也是一部普米族的“母语电影”，展现了“戎肯”这一普米族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风貌。

这里还要提到云南的纪录片创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云南人谭碧波执笔编写《边疆民族纪实》电影脚本，拉开了云南民族志电影拍摄的序幕。最终成片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得云南民族志电影拍摄走在了世界前列。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以及云南大学先后成立了专门的影视人类学研究机构，独立制作了大量的人类学纪录片。直到今天，云南的影视人类学拍摄与研究，仍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云南独立纪录片制作就已经起步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这其中，云南昆明人吴文光，曾被赞誉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一赞誉。他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四海为家》《1966，革命现场》等，成为那个年代独特的影像记忆。随后刘晓津的《寻找眼镜蛇》《田丰和传习馆》，郝跃骏的《山洞里的村庄》，以及周岳军、唐乐水等人拍摄的作品，成为波及全国的“新纪录片运动”的杰出代表。

但需要强调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云南电视台成为云南省制作和播放纪录片的主阵地；新世纪初，大量的民营影视企业涌入纪录片制作领域，带来了纪录片的繁荣。甚至可以说，云南纪录片领域佳作迭出，精品甚多，已经成为云南影视领域发展中最显著的门类。但这时的纪录片拍摄与放映，逐渐脱离了电影的轨道，而被纳入了电视纪录片的范畴，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2013年后，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云南电影制作观念滞后、制作水平落后，电影人才匮乏，精品力作不多，有市场效益的电影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很多政策在实践中也有待改进。针对于此，2016年，云南省委宣传部领衔多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云南影视发展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云南省每年扶持2-3部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历史文化题材、重大现实题材的重点电影电视剧；该文件对相关的奖励政策予以细化和明确；对云南财政支持影视的专项资金扶持也做出了较为清晰的规定，并对电影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影视产业实行金融支持政策，实行支持影院建设的差别化用地政策，还对促进影视基地建设，加强影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较为清晰的规定。当然，该文件的后续效应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反思新世纪初云南电影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暴露了很多深层次性问题。如电影人才匮乏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领军人物没有出现；影视基地建设逐步陷入困境，基本依靠旅游开发度日，部分已经成为房地产项目；打造云南题材的本土电影，很难进入电影院线，市场效益没有取得较大突破；部分民营影视企业处境艰难，大多依靠拍摄广告度日；云南电影的小成本制作，以及集中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制作观念落后等问题仍然存在，还需要云南影视界进一步努力。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云南省电影事业的发展可谓翻天覆地。一代代云南电影人的薪火相传，极大地拓展了云南题材电影的表现力，推动了云南电影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并迅速向世界呈现了云南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而内蕴其中的时代精神与云南风味，已经成为中国银幕较为亮丽的风景线，值得我们为之自豪。站在新时代的今天，云南电影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并努力推动云南电影事业更好更快发展，进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也正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注释】

[1] 具体详见拙文《从小说到影视剧的艺术转换与审美拓展——重评经典〈山间铃响马帮来〉》，发表于2019年8月的《电影文学》。

[2] 数据来源于《云南省志七十三卷·文化艺术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30页。

[3] 数据来源于《云南省志七十三卷·文化艺术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