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恋歌”到“史诗”
——彭荆风文学创作70年

·宋家宏

彭荆风生于1929年，2018年逝世。他从1946年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学作品，但在1949年以前，那只是他的“少作”时期。1949年6月，彭荆风投身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这年的7月，他在《江西日报》发表了从军后的第一篇散文《老乡们笑裂了嘴》，之后，他边行军打仗，边写作，扎根云南边疆，部队作家的身份伴随了他的一生。直至去世前半个月，还修改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可以说，彭荆风的文学创作与共和国同龄，跨越了70年的历史。

70余年的创作，大大小小百余部作品，文体形式多样，小说、散文、传记、纪实文学、电影剧本、文学评论，80多岁还不断推出史诗性的长篇巨著，作品越写越好，越写越厚重。他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二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三是90年代中期至去世。

一、边地“恋歌”

1949年6月，彭荆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进入二野军政大学学习。8月，年仅20岁的彭荆风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随军跨越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步行3000公里，于1950年3月进驻昆明。从此，云南成为他生活和战斗的地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生活源泉。他随部队从昆明步行2000公里赴滇南参加剿匪战斗，也曾参加解放西盟佤族地区的战斗，随同先遣连首先进入西盟，他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走进佤族寨子的作家。后来又在冯牧的麾下千里走边疆，走进了部队战士的心灵与少数民族的生活，他的足迹遍及滇西滇南的山山水水。这些丰富而艰苦卓绝的部队斗争生活，以及神奇美丽的云南边疆民族生活，给予彭荆风强烈的创作灵感，他的文学创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从1949年到1957年，这是彭荆风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他用笔写下了他在边地生活的感受。这期间，他发表并结集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说集《当芦笙吹响的时候》《边寨亲人》和《佧佤部落的火把》。还有一批散文、报告文学、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以及影评、书评。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边防哨所的军民鱼水情，保卫边疆的士兵，成为彭荆风50年代创作的主要内容。边疆生活艰苦卓绝，斗争形势严酷，但彭荆风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他听到了芦笙的悠扬，恋人的歌唱。我把这一时期称为彭荆风的“恋歌”时期，他在唱着给边疆少数民族和战士的恋歌。

歌颂守卫边疆地区的士兵，同时歌唱边地军人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军民鱼水情，是彭荆风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内容。

《第六个纪念章》歌颂了解放军和佤族人民的鱼水之情，英雄连长赵保才在一次追击敌人的战斗中负伤，得到了佤族父女的热心救治，连长把伤疤看成是自己的第六枚纪念章，它记下了军民之间的亲密友谊，也记下了佧佤人对人民军队的希望。《边塞学校》抒写了部队帮助拉祜山寨办学校的故事，《边塞亲人》则写出拉祜人像亲人一样照顾生病的解放军，不惜破除旧习俗的故事。这两篇小说可以看作“姊妹篇”，从一个侧面完整地展现了解放军进入云南边地，与边地少数民族建立起深厚的情谊，鱼水相依，共同完成保卫边疆、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历史重任。

彭荆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很重视“成长”主题，社会的成长进步离不开个人的成长，边地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同样离不开少数民族个人的成长。《拉祜小民兵》写一位拉祜少年小黎跟随联防队一起参加阻击敌人的战斗，在战斗中成长，危急关头英勇地爬上高高的大树吹响牛角号，搬来救兵，获得胜利的故事。工作队、解放军也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青年的培养，帮助他们更快地成长。《初到边防的战士》中的拉祜族青年石扎依，带着美好憧憬，以及渴望成为英雄的单纯来到部队。他不懂得部队的纪律，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在战友的帮助下，终于成长成熟。石扎依的成长，其实象征的是一个民族的觉醒与成长。

彭荆风这一时期的小说始终贯穿着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即人道主义的精神价值，对人性的丰富性，对人的平等与爱和美的追求。人的平等具体而言就是民族的平等，读这几部小说集，可以体会到他对云南的少数民族始终抱以平等的态度，投以关爱的目光，从不猎奇，没有高高在上的“大汉族中心主义”。尤其在5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生产、生活方式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他在所谓的“蛮荒之地”“化外之民”那里发现边疆少数民族心灵深处的美，也在他们的生活中体验到了艰辛，以兄弟般的感情去帮助他们走向新生活。彭荆风在小说中真实地写下了解放军以及各民族鱼水般的兄弟之情，他自己还从行动上帮助少数民族，他参加党和军队的民族工作，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做了很多事情，如大黑山上的第一所民族小学就是彭荆风办起来的。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是他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根本基础。

参与建构中华民族的民族记忆建构过程，增强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彭荆风“恋歌”时期小说创作的深层价值。

我们今天说到彭荆风以及他同时期其他云南小说家的作品，在总结这些非常年轻的军旅作家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里名满天下，以往默默无闻又地处边地的云南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突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回答往往是从云南的美丽、神奇着眼，以为他们为读者带来了边地风光、民族风情，奇风异俗、竹楼月色、风花雪月，曼妙的歌舞、神奇的美景是他们成功的根本原因。其实，这样的理解是非常表象的。尽管彭荆风的作品中也有许多边地风光、民族风情的诗意描写，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但如果仅有风光风情的诗意，是不足以触动最广泛的读者心灵的，没有深刻的内涵，风光风情描写就会缺乏支撑的力度。而支撑这个力度的正是彭荆风的小说参与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集体记忆的重构，增强了边地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在过去的历史记忆中，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加之历史状况、自然条件等原因，边疆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贫穷与落后的状态，有的甚至处于社会发展很原始的阶段，与汉族地区形成巨大的落差，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这就加剧了民族冲突。长期以来，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国家认同的观念比较淡薄，这是他们的历史记忆。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由行政权力整合而进入新生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国家首先要培养全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要寻求所有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这是新中国建国之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尤为迫切的任务。

彭荆风的小说遵循党的民族政策，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以小说的方式，参与重建中华民族民族记忆的过程，作为一个作家，他以小说为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感、向心力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文学从情感与观念上的建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内地读者通过小说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情感，小说所传达的多民族的兄弟情谊又积淀为少数民族的宝贵记忆。彭荆风的小说始终在表达一个理念：以汉族为主的解放军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以军人为代表，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是同胞兄弟，甘苦与共。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是彭荆风“恋歌”时期的代表作，之后又改编成电影《芦笙恋歌》，对小说作了重要的情节丰富与发展，但小说与电影的基本理念并未改变。拉祜族的好歌手英勇的猎人扎妥，在与国民党军残部的斗争中被迫逃进了大森林，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十年后，阿七带领解放军追捕空降特务，到了大森林的深处。长发披肩，身裹兽皮的扎妥见到带枪的汉人，怒火中烧，他的弩箭射向了带枪的汉人。他不知道，这是他从未听说过的解放军，他准备逃向森林更深处。阿七和拉祜人用歌声呼唤扎妥，芦笙吹响，解除了扎妥的误会，他重新回到了拉祜人中。小说最后让阿七抱着重回人间的扎妥说：“扎妥！扎妥！有了毛主席，我们拉祜人不再受苦了。”这几乎是一个云南边地民族版的“白毛女”故事，从中我们看到了在文学书写中边疆与内地的记忆共识。小说把国民党残部设置为当时最主要的敌人，它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同时也强化了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合法性。通过事实对比，让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明白，共产党和解放军是各民族人民翻身解放的领路人。扎妥把弩箭射向带枪的汉人，这是他过去的民族记忆驱使；扎妥在芦竹吹响的歌声中醒来，是他重建民族记忆的开始。小说把国民党军残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对比描写，他们是从属于不同阶级的武装力量，从而把汉人作了区分。在边疆民族地区，既有阶级矛盾，也有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矛盾，还存在着民族之间的不平等。让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以强化阶级矛盾，弱化民族矛盾来完成的。把民族之间的冲突归之于各民族中的统治者、压迫者，被压迫者、普通民众之间产生了共同性，从而进一步产生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进而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小说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而取得社会历史的进步解释边疆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强调边疆与内地具有的共同苦难与命运，突出翻身解放的记忆共识，唯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推翻反动阶级，打垮反动军队，才能走向幸福之路。

也许，更为复杂的矛盾冲突被作者简化了，也许，你可以读出这些作品内在结构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这与艺术的更高要求不甚吻合，但是，作品之所以在当年激动人心，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心灵深处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引发了对新生的共和国产生的向心力。

二，沉没与归来

正当彭荆风激情满怀投入创作，1957年的反右风暴，使这位正处于创作高峰的年轻作家遭遇了灭顶之灾。从1957年9月到1961年底，长达4年时间他被流放到滇西宾居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初在一位首长的关照下，彭荆风得以返回昆明军区任创作员，但零零星星发表的作品有的还只能以笔名出现。很多时间他在边防连队“当兵”，在苦聪山寨、侗族、苗族地区“生活”。1966年“文革”暴发，批判、斗争再次降临彭荆风的头顶，1968年他被投入监狱，长达7年之久。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彭荆风这位优秀的小说家长达20多年的时间，在自己创作的金色年华里，却在政治运动的波涛之中沉没、挣扎……但正如他所说：“灾难虽重，也难以毁灭我的文学追求和对亲人的怀念；22年的漫长时间，我就是紧紧护卫着这点火星熬过来了。”1962年刚从农场回到昆明军区，他就深入苦聪山寨，也就在这一年开始了长篇小说《鹿衔草》的创作，在监狱里他还用写交待材料的纸笔创作长篇小说《断肠草》。

20世纪80年代，与全国人民一道，年过半百的彭荆风重登文坛，70年代末80年代初，彭荆风曾两次深入前线，亲历了炮火的洗礼，他以此为题材，写下了一批作品，小说《爱与恨的边界》《云里雾里》《红指甲的女人》《红筒裙》，报告文学《壮士横戈》等等。

沿着20世纪50年代的创作路径，完成未完的梦，书写军民在时代变迁中的喜悦与艰辛，歌颂军民鱼水情深，歌颂社会主义中国建国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抒写社会巨变中各民族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是彭荆风这一阶段创作的重要内容。在他刚刚从劳动改造的农场回到部队的1962年，他就开始重拾这一梦想了。今天我们能见到的短篇《牛岔街》《橄榄》均写于这一年。

写得最为厚重的作品无疑是长篇小说《鹿衔草》。彭荆风1962年春深入苦聪人定居的山寨，结识了许多苦聪人朋友和其他民族干部，了解了苦聪人历经艰辛走出原始老林的事迹。1962年冬他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却到1979年才得以付印，小说的命运与作家的命运一样经历了艰难曲折。这是中国第一部描写苦聪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白老大一家为切入点，写生活在老林中的苦聪人在解放军的帮助、引导下，走出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告别了裹兽皮、吃兽肉，长期受疾病、冻饿折磨，遭野兽伤害，人丁一天天减少的悲苦生活，整个民族获得了新生。小说写得波澜壮阔，引人入胜。小说故事构建于边疆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军事冲突等多重矛盾之上，在多民族冲突之中，彭荆风写出了下层老百姓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各民族最终和谐的根本原因。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由于统治者的压迫而发生的，他们不仅对异民族的被压迫者残酷，对本民族的下层百姓也同样压迫。由于阶级的压迫，进一步推动了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又因为各民族生活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平等，更加剧了歧视与冲突。小说沿着五十年代建构民族国家的理念，强化阶级冲突，弱化民族冲突，强调是阶级的冲突导致了民族的隔阂。彭荆风以鲜明的民族平等观念，在千百年来饱受歧视的苦聪人身上发掘了他们人性中的美，坚韧、顽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看到了他们渴望得到尊重的内心世界，也看到了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同情与尊重的本质特征，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少数民族守信、自律的美好品德，他们在物物交换过程中也信守承诺。

新时期到来，彭荆风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他爆发出了惊人的创作力，反思“文革”，用笔批判那人妖颠倒的荒谬时代，书写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所经历的精神苦难，成为彭荆风这一时期创作的又一重要内容。

彭荆风经历了“文革”的苦难，身心都遭到创伤，留下深刻的“伤痕”，但他的小说与那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却有所不同，他始终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作品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多有对美好生活、美好事物和人物的赞美。经历“文革”的灾难之后彭荆风对人间真情倍加珍惜，归来之后最早发表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驿路梨花》，这是他经历“文革”灾难之后对美的情感、美的生活的呼唤。清新优美的文字，充满诗情画意的小说意境，美丽的瑶族少女，慈祥的狩猎老人，以及少数民族与人民军队的鱼水深情，与那时流行的“伤痕文学”那沉重、压抑的气氛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充满浪漫主义的小说风格也表达了作家在文艺春天到来时的心境。小说在《光明日报》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不过最早对这篇小说做出评论的却是香港的报刊，小说发表仅过了20天他们就全文转载并做出了非常及时的评价，这当然与当时大陆文坛流行的是“伤痕文学”有关。不过，之后这篇小说被不断地收入各种选本，并被纳入了中学语文教材，成为彭荆风影响最广泛的短篇小说。

另一方面，彭荆风也开始了对“文革”及极“左”思潮的反思。他的关注点不在控诉时代与社会给他以及别人造成的种种“伤痕”，更不在于诉说苦难，而在于关注荒谬时代与社会形成的种种人生世相，写活动于“文革”中的人。彭荆风曾在7年中被转移了五所监狱，他目睹了高墙中的种种人生，最熟悉他们。中篇小说《雾茫茫》就以监狱生活为题材。读完小说你会发现，狱中人和监管人员已经很难区分好坏，这两者已呈犬牙交错状态，最应该进入监狱的成了监管人员，无辜者却进了监狱。监狱，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绿月亮》以三个狱中人为主角，三人都并非“文革”后“大墙文学”通常所写的因政治原因入狱的“犯人”，而是货真价实的刑事犯：色狼、惯偷、杀人犯。彭荆风也在控诉疯狂动乱的时代与社会，却不像“大墙文学”那样歌颂那些因时代原因冤屈入狱者，作者把三个罪犯的犯罪以及越狱逃跑的过程放在“文革”这个大背景下，揭示“文革”中的社会混乱。

长篇小说《断肠草》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奇特的经历。这部作品的初稿完成于彭荆风被囚禁的劳改煤矿，他是用监狱里发来写交待的纸笔写成的，每天三五百字，边写边设法隐藏，历时一年多，约20多万字。彭荆风出狱后几经修改，都不能使自己满意。十来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也在社会变迁中对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对那一段生活有了更深度地理解，1985年重新修改，等于推倒重来，才得以最终完成。我们已经不知道这部小说初稿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但今天所见到的《断肠草》是一部反思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灾难，反思极“左”思潮给普通百姓造成悲剧的小说。

除长篇小说这样分量很重的作品外，彭荆风还写了近20篇以“文革”及“文革”结束后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描写那时的人生世相。“文革”中社会生活被不断折腾，变化莫测，许多人在这个漩涡中起伏升腾，彭荆风对那些随着社会变迁不断改变自己面目，始终处于压迫者位置的人深恶痛绝，对他们在“文革”结束后又将自己变幻为“受害者”，嗤之以鼻，他写下了《八面玲珑》《娄阿鼠告状》等小说揭露、讽刺这类丑角，这些小说从当时的文学背景看别具一格，这是他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的生动的人物形象。“文革”结束后的社会生活，彭荆风更关注“文革”对社会风气、对世道人心的破坏。《蚂蚱》写出人与人失去了真心相待的社会环境，只有因为利益而发生的钩心斗角。《紫米》写出部队里也并非清静之地，行贿送礼的不正之风盛行。《冠盖如云》则讽刺退下来还争名夺利的人自办“协会”，自封“主席”。《潮湿的坟堆》批判现实中的特权阶层，他们的行为让在坟墓中的儿子羞愧，他们愧对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

20个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中国南部发生了一场边境冲突，彭荆风曾多次亲临战场、边境，经历过炮弹就在身边不远处爆炸的险境，加之他有着丰富的边疆生活经历，还在冲突期间，他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这场战争仍然是他创作关注的一个热点，写出了一批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感情的作品。

彭荆风始终是一位军人，尽管已经具有相当丰富的战场描写经验，他还是亲临前线，深入地体验战场，体验官兵，因此他能把战场、把战争写得栩栩如生，使读者如身临其境。这方面的作品最鲜明地体现在15万余字的小长篇《师长在向士兵敬礼》。这部小说全境式地表现了战争中我军收复边境十几个山头的一场战斗，从战前准备、到战斗开始、战后总结，炮战、前沿侦察、步兵突进，还有后方医院、弹药输送等等，动人心魄地为读者呈现了完整的战场，把读者带进了官兵们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塑造了从将军到士兵众多人物的英雄群像，展现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突出塑造了A师师长丁贵的动人形象。这位丁师长身先士卒，亲临前线观察敌军布防，实事求是纠正作战方案，不惜得罪顶头上司，根据实情前移医院，他爱兵如子，又严格要求，狠抓战前训练，使得部队胜利而归。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这是丁师长在整个战争中贯穿始终的基本理念。小说也真实地反映了战争所暴露的我军和国防建设中的种种薄弱环节，以及和平时期形成的与战场绝不相容的“官场”作风，夫人干政，高级将领不深入前线，指挥失误的问题，体现出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中篇小说《一团浅黑色的雾》写战争中英雄被误解，连长陈涌据理力争，深入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小说写出了战争中的复杂性，以及战友之间的血肉深情。

彭荆风更重视冲突双方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被破坏，两国边疆人民在爱与恨的交织中的纠结、内心的矛盾。冲突双方的人民在冲突发生前友好相处，亲密无间，有的就是亲戚、恋人，战争却无情地撕裂了亲情，战争把两国人民推向对立，他们在爱与恨的边界纠结。这是彭荆风在写这场战争的小说与其他许多作家的不同之处，他长期生活在云南边疆，非常理解冲突发生前两国边疆人民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友谊，这不仅写出了云南特色，还体现出彭荆风深藏于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样的描写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有风险的，这样的书写立场在今天也是超越很多战争题材作品的。

写得比较早的中篇小说《爱与恨的边界》塑造了章冲、乔大山等官兵的英雄形象，还有傣族少女小藤、归侨徐小雁等动人的人物。作家特别设置了我国傣族少女小藤与对方军人阿高的爱情关系，它象征着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友好感情，这种深厚的感情被对方背信弃义的政府所破坏，小藤与阿高也不得不刀兵相见，他们在战场上经历了痛苦的内心矛盾。经历了战争的考验，阿高最终在妹妹阿衫惨烈的牺牲面前，向正义投降，并在战争中做出了贡献。这一结局的处理，表达了作家良好的愿望，对和平的期盼。

彭荆风不仅关注战场，更关注云南边疆人民对战争的支援，为这场战争做出的贡献，这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云南边疆的军人的情感所在，也是他作品的独特性所在。作品不仅写出了战士的英勇，将军的智慧，还写出了边疆军民的鱼水亲情，写出了云南的特色，这是许多外省作家到云南采风写作而写不出的内涵。比如，名篇《红筒裙》写傣族姑娘为抢救伤员，克服羞涩，脱下筒裙做担架，极具云南风味，傣族少女与青年军人感情的萌动，边地风光的描写，如诗如画，让人感到和平的美好，战争的残酷。获奖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没有正面写战场，却刻画了一位经历战争的一位美丽女性的心灵，颇有沈从文、孙犁小说的风味。一位美丽的道班工人的妻子，来到丈夫所在的道班，这里虽然不是最前方，却在我军炮兵阵地之侧，是敌方炮火可以攻击到的地方。小说写了她从上山要丈夫回家，到投身炮火连天的战场的变化，她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关心自己的丈夫，关心丈夫的工友，关心过路的军人，为他们烹茶做饭，帮助他们，点点滴滴，全是生活小事，却写出了一位中国女性在战争中的美好心灵。

冯牧在为《爱与恨的边界》所写的“序”说：“这是一幅真实动人地描绘了边防部队英勇献身、保卫疆土的绚丽的战斗画卷。”这些作品也是歌颂云南边疆人民保家卫国、英勇牺牲精神的形象记录。

三、“史诗”的追寻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彭荆风就在新闻特写方面卓有成效，可以说这种类型的创作贯穿了彭荆风文学创作的整个过程。尤其是90年代后，尽管他还有长篇小说《孤城日落》，以及《阴阳两隔》等优秀中短篇小说问世，但他以极大的热情更多的精力投入了长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写作。长篇传记文学《秦基伟将军》、长篇纪实文学《滇缅铁路祭》《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解放大西南》《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每部都是数10万字的宏篇巨制，一部作品他往往要花一二十年的功夫来构思、写作、修改，经常是几部作品交替进行。这些作品具有“史诗”的品质，因此，我把这一时期称为彭荆风的“史诗”时期。

报告文学，后称纪实文学，近些年来又以“非虚构文学”指称，它们在文体特征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个概念是兼容而不能重合的关系。后两者“文学性”增强了，而“新闻性”则几近消失，篇幅也大为增加。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根本属性并未发生变化，既都以真实性为原则，以写实性为特征，在人物、事件方面容不得虚构。彭荆风在创作这类作品的同时，不断探索这类作品的写作艺术特征，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这类作品积累了有价值的理论思考。

这一时期的这类作品大致有以下特征。

首先，这些作品皆具有“史诗”性质的全境式描写。

叙事文学的“史诗”品质，不仅在于篇幅的长短，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它的全境式描写方面。

《滇缅铁路祭》篇幅并不长，仅有13万多，却是一部很特别的作品，它为一项伟大的未完成的工程写了一本书，描写了一部从未有人采写过的悲壮历史。作品回顾了滇缅铁路经数十年酝酿，凝结了云南边地数十万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的心血、汗水和生命，在几近完工时却胎死腹中，战局的变化使“筑路人”成为“破路人”，何其痛心，何其悲壮！从作品中仍然能看到对这项伟大工程全景式的描写，既有高层的决策，也有底层民工的艰辛，大量生动的细节，如工程人员的月薪、架设桥梁的过程等，使半个世纪前的历史鲜活地跃入了读者的面前。而这些描写都纳入了抗战的大背景之中，这条铁路的设计、修筑与破毁皆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息息相关。彭荆风亲临崇山峻岭采访，查阅上千卷资料，他要用笔把被淹没的后方人民为抗战胜利付出的沉重代价展示出来，重新叙述这一段悲壮的历史，写出前、后方人民共赴国难，众志成城，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让今天的人们从中吸取精神的力量。

《解放大西南》是一部长达55万字的鸿篇巨制，它以详实的史料，精彩的描写再现了60多年前那场宣告了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彻底崩溃的大战役。作家是以全境式的方式来描写的，不仅是从决战双方的高层写起，而且是从苏美两大阵营的斗争开篇，让读者清楚地看到，6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场内战，既是中国不同政治力量的搏杀，也有着外部力量的左右。解放大西南的战争既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尾声，作家宏阔的眼光又已经引领读者看到这一场战争拉开了苏美两家“冷战”的序幕。在这样的视点上，作家层层深入，展示了战争中各个阶层、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的不同心态和行为。作品在宏大的背景上全境式地描写了整个战役的全过程，从大的战略设计到具体的战术实施，直至一些小的精彩的战斗场景，都有精彩的描写，在读者的眼前展开了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对于战争中的整体与局部的处理，作家更多地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大量的篇幅展现的是人心的向背，战略的设计与调度，官兵士气的高低，一场战斗还未打响，胜负已经显现，因此，所涉及的战场状态描写较少，这样就节省了篇幅，把笔墨更多地放在全境观照。

长篇纪实文学《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在2016年出版，这是彭荆风先生历经十年创作，前后经过大的7次修改而完成的宏篇巨著，这部长达54万字的作品依照战争的进程，全景式地展现了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从组建、出征、进攻、败退、再进攻直到最后夺取胜利的完整过程，它与2005年出版的另一部长篇纪实作品《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构成姊妹篇，《挥戈落日》侧重于远征军在国内的战斗，《旌旗万里》则专注于国外，两部作品构成了连续性，共同形成了中国远征军英雄事迹的完整书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远征军的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征战历程，这是彭荆风纪实文学创作追求史诗品质的表现。

其次，作家具有宏阔视野的历史观。

彭荆风这类具有“史诗”品质的作品都是写战争、写历史的作品，是否具有“史诗”的品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宏阔的视野和卓越的历史观。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仅要掌握丰富而生动的史料，更重要的是要有卓越的史识，能否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审视历史，从丰富的史料中发现历史的精神，从战争双方的史料中看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从而引导读者看到决定战争胜负的真正因素，这，都取决于作家的历史观。彭荆风在大量的史料面前，显示了他具有卓越的史识，具备宏阔视野的历史观。《解放大西南》写出了两大政治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根本不同，所争取的目标全然不同，从而决定了民心的向背。而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民心的向背，极有说服力地表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作家把握住了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因此一方尽管武器精良，将军们也曾经能征善战，却兵败如山倒；一方装备简陋，却斗志昂扬，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如卷席。蒋介石集团上上下下都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们认为，如果战争一起，苏联那一方没有原子弹，一定会被消灭，中国共产党失去苏联支持还能久存？不仅固守西南有望，还可趁机大反攻。彭荆风对此评议道：“至于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将给各国人民带来多大灾难，他们是不考虑的。这就是这些军人政客在穷途末路时的凶狠思路！”所言不多，却深刻地揭示了蒋介石集团只有党派的立场、党派的利益，没有民族和人类文明的意识，这也是他们必然崩溃的根本原因。共产党军队从上至下始终都在为减少战争的损失作出努力，争取敌方的起义、维护城市、工厂免遭破坏。作家的描写显示了超越党派立场，具备民族、国家立场以至于人类以及文明发展的眼光。

超越党派立场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些年来在新的历史观引导下，文学和历史界都出了不少好作品，得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彭荆风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有关国军滇西大战的文学作品的采访、构思与创作，这场悲壮、惨烈而又英勇无比的大战，曾被从史书中抹去，但云南人民不会忘记，彭荆风作为一个军人，也不会忘记，他超越了党派立场，歌颂了我们民族的抗战英雄。长篇小说《孤城日落》出版于1999年，是作家历经10余年，六易其稿的作品；长篇纪实文学《挥戈落日》出版于2005年，构思写作与小说《孤城日落》差不多同时，可以说是两部双子星座。我们把这部作品放回中国文艺创作的背景上去看，就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彭荆风创作的价值。滇西抗战题材成为文艺界的热点，是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胡连会”之后才逐渐热起来的，比彭荆风构思晚了近20年。抒写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的远征军在传媒与影视上热起来，是近几年的事。2016年，彭荆风又推出《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苦战缅印》，这是抒写中国远征军在缅印英勇顽强战斗的作品，与《挥戈落日》写远征军侧重于国内构成了连续性，两部作品又共同形成了中国远征军英雄事迹的完整书写。这是彭荆风献给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一份厚礼，也是向远征军先烈致敬的一个庄严的军礼。

客观而公正地书写历史，是进步历史观的基本要求，彭荆风是在半个多世纪后，以共产党军人作家的身份来抒写远征军的历史，他不仅能客观地评价英、美两国军人及其政府在印缅战场上的得失，也能客观而公正地评价当年的国军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的得失。近年来在写到国军抗战的作品中，由于前些年避而不谈以至完全抹杀的状况，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即对国军抗战“隐恶扬善”，甚至美化的倾向，完全无视抗战中国军节节败退的史实，这其实也是不客观公正的。彭荆风先生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直面历史的立场尤其值得认真研究。同为中国军人，他被国军将士为国家和民族的牺牲精神而感动，为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顽强而致以崇高的敬意，但同时，也为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中的腐败而愤怒，为他们因军队中派系不同使得战场上不能协调一致，指挥系统错乱导致失败，以及赏罚不公而叹息，因高层决策或者前线指挥失当致使损失惨重而悲愤。作品中不时穿插的议论，使读者体会到一位老军人深邃的思想和深厚的情感，隔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超越了党派立场，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引领读者遥望那血色阴红的战场，客观公正地评说、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再次，立体的人物形象。

纪实文学，或称为非虚构文学作品，它的文学魅力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它之所以称为文学作品的根本所在，只不过非虚构文学塑造人物有其特殊性，与小说塑造人物有不同的方法和技巧，必须在占有大量真实素材的基础上，选取最能突出人物性格的事件与细节，合理安排，在叙述与描写上准确把握分寸，在真实人物的关系与比较中突出其人物个性。彭荆风先生在非虚构文学如何塑造人物方面有深入的思考研究，吸取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塑造人物的营养，研究了中外非虚构文学塑造人物的方法，20多年来，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总结、探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的《解放大西南》《挥戈落日》都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旌旗万里》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塑造出了一批性格复杂而鲜明的人物形象，孙立人将军的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常能以少胜多，创造战绩。史迪威将军有着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顽强坚韧的精神品质，正派、爽直，对国民党的腐败现象极为反感，他有着卓越的指挥才能，作为一个高级将领却常常深入前线，身先士卒，撤退时有飞机不坐，而与官兵一同行军；同时史迪威将军急躁、固执，个性过于倔强，内心蔑视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将领。他的个性鲜明地表现在他与蒋介石的冲突之中，蒋史冲突从一开始就存在，其中有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更多的是政治家与军事家之间的冲突，两个人个性的冲突，作品很好地把握了这两位个性都很鲜明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完成了人物塑造。最为精彩的是蒋史之间最后一次直接的冲突，史迪威将军拿到罗斯福总统带有明显威胁意味的信，兴奋地急匆匆地去面见蒋介石，他以为他就此可以获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了，没想到，同样桀骜不驯的蒋介石并不会屈从于美国总统的威胁，但他并没有如别人想象的那样当场暴跳如雷，而是冷静地看完信，面无表情地说了两个字：“散会！”之后迅即以极为强硬的方式赶走了史迪威。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个性在这一冲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这描写有着史实的依据。

20世纪90年代以后，彭荆风把主要精力投入了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小说创作不多。但是，写于这一时期的两部长篇小说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却别具特色，这就是以滇西抗战为背景的《孤城日落》和描写佤族一段特殊历史的《太阳升起》。从这两部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彭荆风文学创作不断探索与前进的脚印。他对战争文学有了新的关注点，新的表现方式，对边地少数民族中的人物也有了新的理解。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彭荆风文学观念的某些拓展与变化，而这两部作品都写成于他年过七旬以后，《太阳升起》最后修改完成时他已年近九旬，这是他最后的作品。

《孤城日落》构思于80年代中后期，几经修改完成于90年代中期，与80年代彭荆风创作的那一批作品相比较，你会发现，彭荆风的战争文学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80年代那一批作品刻画的是我军的英雄群体，奋不顾身英勇献身的士兵，身先士卒锐不可当的基层指挥员，多谋善断运筹帷幄的将军。《孤城日落》写的却是敌方阵营，是一部主要以日军随军妓女花莲视角的战争，是发生在一个慰安妇身边的故事。从英雄到普通人，从我方阵营到敌方阵营，从正面描写战场的烽烟与厮杀，到把战争推到背景上去，这不仅是创作内容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战争文学观的变迁。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从政治立场出发的为战争服务的战争文学，转变为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写出战争中的人的战争文学。

2018年4月，彭荆风修改完成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小说在同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作家已经于7月去世了，这部小说成为彭荆风最后修改完成的作品。可以说，彭荆风为文学奋斗了一生，长达7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部长篇小说，正如作家在“后记”中所说：“这是一本用文学方式描述特殊的边地、特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书”，它让我们重返佤族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回望那艰难曲折的前进道路，倾听佤族人民历史进步中的交响乐章。小说描写1953年1月人民解放军以侦察参谋金文才为首的民族工作小组，率先进入佤族地区，经过艰难曲折，团结教育了蛮丙部落头人窝朗牛，最终争取西盟佤族人民融入祖国大家庭的经过。工作组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蛮丙部落在不长的时间里，从原始部落末期跨入社会主义新社会，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显示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巨大威力，深刻见证了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伟大历史。

结语

彭荆风从1950年3月随军进入云南，从此云南就成为他生活和战斗的地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生活源泉。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历程，边防军人的保家卫国，云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是他文学创作始终注目的集中点，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他走了一条从“恋歌”到“史诗”清晰的道路。

彭荆风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尽管在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上他并不拒绝其他创作方法，但是在创作方法的核心理念上，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他一贯的主张，从未改变，更不会追风逐浪。他强调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强调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彭荆风是最早的实践者。在真实反映生活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忘记对生活中的“假、丑、恶”进行揭露和批判。

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潜在的精神力量，即人道主义的精神价值，对人性的丰富性，对人的平等与爱和美的追求，在他的作品中是始终存在的。人的平等具体而言就是民族的平等。他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对云南的少数民族始终抱以平等的态度，投以关爱的目光，从不猎奇，没有高高在上的大汉族中心主义。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生产、生活方式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他在所谓的“蛮荒之地”“化外之民”那里发现边疆少数民族心灵深处的美，以兄弟般的感情去帮助他们走向新生活。他的小说参与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集体记忆的重构，增强了边地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及国家认同，这种从情感与观念上的建构，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彭荆风作为一个汉族作家来写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并且以平等的眼光，真实地呈现了少数民族生活及其发展变迁，这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有重要意义。仅从文学发展这个角度来说，也有重要意义。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是新中国建国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过去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作家文学，只有口传的民间文学。现在云南各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文学，一些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放射出异彩。这些少数民族作家是在阅读包括彭荆风在内的，云南当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的作品中成长起来的，彭荆风他们对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们点燃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火种。在这个方面，彭荆风无疑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艺术上彭荆风始终在探索，他的小说创作讲究故事性，在情节构成上引人入胜，尤其在短篇小说方面，他不仅有创作实践，更有理论思考。近年来集中于非虚构文学的创作，他又对这类文学作了深入思考。纪实文学或者称为非虚构文学如何塑造人物？这是一个有待探索和总结的问题，因为纪实文学或称为非虚构文学从报告文学中脱离出来时间并不长，理论总结还相当不足。彭荆风先生对非虚构文学如何塑造人物有过深入的理论思考，这体现在本书的“后记”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也有丰富的创作经验，理论批评正应当从他的思考与创作中去总结，去发现，并提炼出非虚构文学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有效方法，以丰富我们的理论资源，而不应当以固有的原则去否定新出现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