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散文集《青春忆旧》赏析

2019-11-12 22:58李国庆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2019年10期
关键词:铜鼓徐渭屈原

李国庆

黄懿陆是我省蜚声海内外的壮族著名专家、学者,多年来主要从事云南史前史、中华文明史及易经研究,著述颇丰,硕果累累,学术著作有《滇国史》《〈山海经〉考古》《人类文明溯源》《商族源流史》《云南两万年》《史前易学》《中华布洛陀神史》《中华民族起源》《人类早期文明研究》《滇学》《骆越史》等50余部,计3000多万字,现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会长、《云南文史》主编。

最近,他馈赠我一本新作《青春忆旧》(散文集),接过书,我不禁心中犯疑,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是一码事;他如今重操旧业,重作冯妇……

转念一想,他原本就是作家,曾任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山梅》《含笑花》文学期刊主编、云南政协报社总编辑。短篇小说《晨》获1981年全省少数民族文学奖;《波荷的故事》获全省民族民间文学奖;散文集《古林幽思》1997年获全国壮族文学奖;《〈百鸟衣〉刍议》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少数民族评论奖;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龙山女》、长篇纪实文学《风雨征程》、杂论集《家乡新曲》和长篇叙事诗《螺丝姑娘》《壮锦红星》等。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及至一字一句读完全书,正应了那句俗话:“姜还是老的辣”:黄懿陆在向学术高峰攀登冲顶的同时,从未疏离心中的“缪斯女神”,“石蕴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一股崇敬景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在《青春忆旧》中,黄懿陆收入的文章可分为:乡土散文、亲情(友情)散文、历史文化散文、著书感言几种门类,其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可圈可点,脍炙人口。《青春忆旧》中,乡土散文占了很大比重。

黄懿陆虽然久居昆明,但他时时把目光投向他的父母之邦,关注她的一颦一笑,一呼一吸。他来自壮乡富宁,是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用甘甜的乳汁哺育、滋养了他;因此,我们看到,他以大海一般的深情,浓墨重彩,金声玉振,抒发对故土、亲友的挚爱和眷恋,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仿佛可以触摸到他那颗怦然跃动的赤子之心,感受到在血液中像火焰一般熊熊燃烧的忠实、报答之情。请看黄懿陆描述、赞美故乡富宁的文字:

富宁县,无疑是珠江流域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而且是滇桂结合部崇山峻岭、万绿丛中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无处不是欢歌笑语的佳境乐土。

……

今天的富宁,普厅河依旧欢快地流淌,错落有致的新区依然涌现。

魅力四射的《坡芽山歌》,几乎响遍了世界;红军时期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品牌,已经世人皆知;积淀深厚在建的生态旅游区,蓬勃兴起的壮剧、郎恒山歌、苗族芦笙舞、壮族陇端节、彝族跳宫节等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工程建设,剥隘镇坡芽民族文化生态示范村、归朝老街三寨、架街生态旅游区等乡村旅游度假区的生态开发,李爷山悠闲环山小道的规划,清华洞旅游项目的提升,老城改造项目的臻于完善或提升等等,无不令人心旷神怡,欢欣鼓舞。步入“一带一路”轨道新县城的崛起,毫无疑义的是深厚历史文化熏陶的结果。倘若你是学者,你一定会在富宁得到人类起源探索的新启迪;倘若你是艺术家,你一定会在顿悟无数的奇异灵感,酝酿出意想不到的醉心之作;倘若你是企业家,你完全可以在富宁寻找到合适的位置,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业新诗篇;倘若您仅仅是游人,抑或出差办事的陌路者,你一定会少数民族质朴宽大的情怀,体验到与众不同的边地文化,享受到天籁般的歌声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在伟大中国梦多姿多彩的云南篇章中,富宁正在拨开重重迷雾,略带羞涩地掀起神秘的盖头,展开英姿飒爽的身段,显露秀色可餐的笑靥,招徕、吸引、面对和接纳更多的受众,燃烧她的热情,观赏她的美丽,绽放她的丰富,昭告她的神奇……(《富宁畅想曲》)

书中还收入一篇游记《登临“李爷”极顶》,篇幅虽然不长,但写得波澜起伏,曲折有致,情趣盎然,颇具兴味。

李爷山,因农民起义领袖李天保曾在此占山为王,与土司官兵浴血奋战而得名。

传说李爷山上有石洞,是起义军的大本营,易守难攻,号称天险。另据当地老乡说,山上潜伏着两条蟒蛇,食量大得惊人,人畜常受其害,进山十分危险。

“明知山有蛇,偏向蛇山行。”

黄懿陆和一帮“驴友”挑了一个天朗气清的好日子,前往李爷山探险。

一行人翻山崖,过峻岭,钻箐沟,斩荆棘,从没路的地方踏出路来,在荒草没膝、阴森可怖的山谷中寻找神秘的山洞。也许是他们的勇气和胆量吓跑了蟒蛇,几个小时以后,那个神秘的山洞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黄懿陆在文章的末尾兴奋地写道——

这次登山,饱览了壮丽、秀美的富宁全景。看吧:今天正值街期,人群拥挤,细小如蚁。房屋鳞次栉比,阡陌纵横,田园交错,水如彩练,树成绿荫。仿佛郭沫若说的“天上的街市,正在人间降临。”令人目凝眸滞,美不胜收。不禁从心底欢呼:呵,多么秀美的富宁,多么可爱的边疆!

黄懿陆不仅对生养他的富宁爱恋有加,情有独钟,而且对邻近的文山其他姊妹县也倾注了关注和热爱之情。

2017年10月下旬,黄懿陆在参加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一个有关铜鼓的国家课题讨论期间,与热心铜鼓研究的贵州师范学院蒋英教授相遇。为了能让蒋教授看到师宗县的黑耳铜鼓,黄懿陆热心作了安排,亲自陪同他前往师宗黑耳。

研究青铜文化,不可不研究铜鼓,特别是要研究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铜鼓,黑耳发现的铜鼓属于后者。

黑耳的这对阴阳铜鼓,是黑耳村村民李俸回的妻子在打柴时偶尔发现的。

阴阳铜鼓又称公鼓和母鼓,实际上是根据鼓壁的厚度和音响区分,公鼓壁厚,颈长,鼓面纹饰和鼓体较为轻巧,声音圆润而宏亮;母鼓又比公鼓贵重,壮族传世铜鼓的社会作用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是随着其民族的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关于师宗壮族地区铜鼓的功能作用,说法较多,但主要是作为娱乐及礼仪工具使用,最原始的功能如传讯与财富象征等已逐渐淡佚,但作为礼器的神圣性至今犹存。将师宗壮族地区传世铜鼓的传讯和使用演奏以及各具特色的纹饰进行分析,有助于对壮族先民政治、经济、文化及他们对铜鼓的神圣崇奉反映出来的心理素质及社会状况的了解。

在李俸回家,他们见到了那对神奇珍贵的铜鼓;这些喜欢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专家便提出要去看一看发现阴阳铜鼓的山洞。

黄懿陆在《黑耳古韵》中写道:

“路不长,来回就是5公里的路程;山不大,就是坡很陡。海拔1200米的山坡,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摔了两次,完全得益于与我同校的晚辈田杰果。她是本地人,自愿陪同我们看个究竟。有了晚辈呵护和拉扯,走路仿佛上了保险,安全多了。眼看就要接近目标,带路的李俸回不断回传着‘还有50米’,‘还有20米’‘最后5米’的鼓励声。可以,这‘最后5米’好难爬啊!几乎全是陡峭、笔直的崖石,没有可走的路,手扶可抓的崖石,都是带刺般的锋利,不小心就在手上划出血口,此时好希望有双手套,可是临时决定的事,根本没有办法去准备,而且除了带路者之外,我们都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它的艰险,难度,我们事先都不知道。为了看到这个神圣的藏鼓之处,为了希望能够再次听到铜鼓神奇的声韵,我们来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当然,最后的胜利者是黄懿陆他们。

这段文字,采用白描手法,着墨不多,朴实无华,单纯率真,可谓“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鲁迅语),但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场景,使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而且被当事人那种不避艰险、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从而产生“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强烈共鸣,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勇敢地挑战所面临的任何困难,去迎接黎明的曙光。

亲情、爱情、友情也是人生间最值得珍惜和储存的精神财富。

《青春忆旧》收入了《母亲》《爱情宣言》《我和女儿》《我与吴传玖将军》,堪称亲情散文的佳作,意味隽永,余音绕梁。

在这几篇散文中,作者确定的主题便是“爱”;窃以为,这几篇散文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吝笔墨,自始至终围绕一个“爱”字大做文章,感情真挚,文风朴实,描述生动,事例感人,从而深深打动了读者,收获了理想的效果。

诚然,“文章的立意和主题思想不是作者强加上去的,它是从材料的宝库中闪露出来的,是经过‘聚焦’燃烧出来的。不能否认的是,作品有它的主观性,作者好比一口钟,他接受着时代的撞击,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代撞击了他,他也将用自己的声波去震动时代。”(李延国:《礼赞这英雄的国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在这片国土上》第146页)

通过黄懿陆的描述,我们了解到,黄母是一位平凡的人民教师,后来,因为受丈夫牵连被处理回家务农。黄母勤劳善良,含辛茹苦,对自己的独生子倾注了全身心的爱。黄懿陆上学以后,所有费用都由母亲承担。一个妇道人家,又是单亲母亲,其生活负担可想而知。家中柴米油盐酱醋茶,黄的吃穿住拉撒行学,都由黄母一个人包揽。黄母从小就谆谆教诲儿子,有人朝你身上吐痰,你把它抹干净之后,走开,不要吵闹。很显然,她是怕儿子吃亏,采用这种忍让的办法避祸。她还严格规定儿子:不要与人打架,不要抽烟喝酒,不要赌博干坏事,不要与品行不端的人交朋友。黄母从来舍不得动儿子一根指头。可是有一次,黄逞能在发大水的日子跳到河里去游泳。回家后不仅遭到母亲的斥责,还挨了一顿棍子。黄上大学期间,每隔半个月,都会收到母亲寄来的5元钱。那个时候,黄母尚未恢复工作。赚这5元钱,她至少要卖三个早上的豆腐和一个星期的汤圆。

黄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从小到大学,他一直都是班上的“尖子生”。工作以后,就把母亲接来同住,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她老人家。20世纪80年代初,黄收入不高,但为了替母亲排忧解闷,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买了黑白电视机,后来又换成彩色电视机。几十年来,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甘苦与共,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母子情》。

作者的这些诉说,不露声色,娓娓道来,看似平淡,实则厚重,正所谓“于细微处见精神”,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其“俘虏”,情动于衷,憬然有悟。

再看黄懿陆的妻子张柳丹对他是怎么付出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贞不贰,她就提出不考了。让我完全相信她。等到我今年考上大学,她再考虑自己的事。说到做到,她真的不考了,一心一意给我寻找复习资料。

一位女性,为了他的恋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家,为了表示她的坦诚,为了她真诚的爱恋,放弃了自己的前程,放弃了一个原本就非常重要的选择,不得不做出了前途上的牺牲。我在这个时候就发誓,以后不管她有没有工作,即便她在农村,我都要一生一世,与其不离不弃!

……

外婆后事办完之后,我就请了假……张柳丹以未婚妻的身份默默陪伴着我,挑水、挑废土、平地、洗衣服,一应杂活,都少不了她。令人感动的是,征得自己母亲同意之后,一连数天,她都在陪伴我那悲痛的母亲,与母亲睡在一张床上,以自己的善解人意温暖着我们,为的是尽快解除我们失去亲人的痛苦。一位尚未订立婚约的女性,一位深深爱着我的女神,以这样的实际行动,表示着她忠贞不渝的坚定爱情。

读了这样的文字,读者无不为之动容,赞叹不置。

自古及今,留下散文名篇无数,而以写人记事者为其大宗。写人记事之作,文章的精华却往往在于抒情。人间情感万千,最深刻动人者莫过于亲情。亲情可以通过各种日常生活细节加以表现,其中离别常常是一个很好的表现角度。“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生离死别中,蕴含人类永恒朴素而深沉的情感。

女儿黄暖是黄懿陆的掌上明珠,可是,黄懿陆从不溺爱自己的女儿,而是鼓励、支持她出国留学,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他给女儿写道——

孩子,在加拿大留学的日子,你当过义务护工,到餐馆打过工,到银行做过调研;孩子,自己做饭、洗衣服,经常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酷寒,踩着高过膝盖的冰雪在渺无人烟的车站等车上学。有四五年的时间,你与来自北京的女孩小猫几乎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你们和睦相处,两小无猜同住一个别墅,同学一个专业,碰到了许多困难,你都巨人般的坚强地挺过来了。身在国外,你感到了国家强大赋予他乡学子的尊严,让我们感受到了你们年青一代根深蒂固的爱国情缘;身在他乡,作为我们的女儿,时时刻刻都牵挂着我们对你情深意切的思念。病中的奶奶想念你的时候,爸爸与你网上聊天,让她在视频中看到了你,从而感到了幸福。为了不影响你的学习,爸爸妈妈一直没有把奶奶辞世的消息告诉你。或许是心灵感应,你打电话竟然问起奶奶的情况,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在加拿大的异国他乡大哭,表达着你真挚的爱心和孝心。这就是亲情,这就是血浓于水的联系。你的妈妈把这件事讲出来的时候,爸爸的眼睛潮湿了,感到了一种浓浓的亲情和血脉,已经把我们的深厚感情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作者运用典型细节,不事雕琢,让事实说话,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这是最懂“爱”的一家,多么让人羡慕和崇敬啊!

黄懿陆与吴传玖将军相识相交近40年,两人心心相印,情投意合,互敬互重,并驾齐驱,分别在云南文坛和学术界崭露头角,大放异彩。

在《我和吴传玖将军》一文中,作者以冲淡平和的笔触,紧紧抓住“通过《金瓶梅》结缘”“文山派车接送”“帮助侄儿解决工作问题”“给《当代文学》起名”“题赠书法作品”“协助出版《云南名人》”等中心事件,凸显了两人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共赢的成果,这种“以事系人”的写作手法完全得益于司马迁《史记》的真传,可见作者的写作功力和涵养之深,不得不令人佩服。

历史文化散文是指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写作,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又称“学者散文”或“散文创作上的‘理性干预’”,从文化视觉来关照表现对象;他们的散文创作将科学研究的“理”与文学创作的“情”结合起来,既充满思考的智性,又不乏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

据笔者调查了解,黄懿陆是最早从事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的云南作家之一,他的一些代表作品,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屈原与云南》,一看标题就别开生面,引人注目。

可是,屈原生活的地方与云南万里迢迢,风马牛不相及,硬把屈原与云南扯到一起,这靠谱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把这篇奇文反复研读了好几遍。屈原与云南有关系,作者在文中提出这样的论据: 昆明市作家协会郑祖荣有《石林溯源》一文,把昆明石林县与屈原紧密地联系起来。屈原为什么在《天问》中发出这样的疑问:“焉有石林?”,那是屈原看到楚国皇宫的祭祀墙上,画有一堆奇形怪状的石头,引起好奇之心,因而提出疑问。其后,楚国首都郢沦入敌手,屈原万念俱灰,写下绝诗《怀沙》之后,怀抱石头悲愤跳入汨罗江殉国。作者感慨说道:“我们不知道,屈原《天问》里的石头是不是现在的石林;但是,我们知道,‘石林’这两个字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却是屈原写的。

屈原虽然没有来过云南,但他的好友楚国大将庄蹻却是古滇国的开创者,屈原是知道云南的,他曾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庄蹻身上,最终事与愿违,抱恨终天。

黄懿陆在文中还列举了以下论据:石林县文联副主席徐燕晴对石林名字的推测,诗人于坚对屈原诗歌的探索,抑或赵逵夫先生的新论,抑或他本人关于庄蹻入滇之前的形势判断,都可看出屈原与云南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系。

历史文化散文的书写内容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回望,从文化古迹或古代文化名人的故事里寻找灵魂的安慰。因为现代化的到来而产生的困惑迫切需要廓清,转身与传统文化拥抱,使历史文化散文彰显着浓烈的传统文化情结。人类通过历史之镜照见现在与将来。“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灵魂的“褶子”需要有历史的镜像及语言的呈现。维特根斯坦说:“在我们的语言暗示有一个身体而却并没有身体的地方,我们就会说,那儿有一个精神。”

散文是一种通过写人叙事描绘景物陈述感受抒发情感作为“暗示”的“身体”,却实际上不在于“身体”的意义本身的文体。散文的意义在于“那儿有一个精神”,而这个“精神”,小则作为个体心灵、人格追求的展示,大则是民族、国家千百年来赖以生存而积淀下来的精神衍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懿陆关于屈原与云南的探索标新立异,独辟蹊径,值得肯定。

如果说,黄懿陆对屈原与云南的研究存在史料缺乏、论据不足的问题,那么他研究徐渭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由此而催生的《徐渭悲歌》可谓闳中肆外,衔华佩实,丝丝入扣,穷形尽相,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是一个身强体壮、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汉”。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农等别号。民间普遍流传他的故事传说,关于他年轻时如何聪明,后来如何作弄官宦等坊间传说,均不胫而走。他的传奇一生,为他挂上诗人、画家、书法家、军事家、戏曲家、民间文学家等诸多桂冠。在他的诸多成就面前,清代著名“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自称是“青藤门下走狗”,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竟然“恨不能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但是,这样一个绝代才华的大师级文化名人,最后却穷困而死,成为千古难解之事。有人用10个数字总结徐渭一生: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结婚,四处帮闲,五车学富,六亲皆散,七年冤狱,八试不售,九番自杀,十(实)堪嗟叹。

黄懿陆对徐渭产生浓厚兴趣,一个重要原因是徐渭和云南有着水乳交融的血缘关系。徐渭父亲徐锪曾在云南江川为官,其母为江川人,后来随夫回到浙江绍兴。无疑,黄懿陆对徐渭是崇敬、仰慕的。他曾不顾路途遥远前往浙江绍兴探访徐渭故居,切身想象体验500年前徐渭的跌宕人生和悲惨遭遇,为写作《徐渭悲歌》做了充分准备。

在《徐渭悲歌》一文中,作者对徐渭的描述是准确而真实的。嘉靖、万历两朝是明朝最黑暗的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无以复加,登峰造极。徐渭生逢乱世,空有满腹才学报国无门,甚至连生存也成问题,在贫困交加中度过一生。作者的眼光是尖锐的、犀利的,笔锋直指封建专制制度的命门:是那个吃人的社会吞没了徐渭,这不仅是徐渭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和悲哀。更加让人痛心的是,徐渭的悲剧还在延续。他留下的遗作如今稀罕珍贵,价值连城,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一些利欲熏心之徒转手倒卖,大发横财。对此,作者在文中义愤填膺,严厉谴责——

徐渭在世,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悲惨结局,但绝对不会想到自己遗作会有如此高额的回报,我在为其愤懑不平的同时,更感到利用徐渭遗作牟取暴利的人们,你们倒是发财了,牟利了,以为自己就是收藏家、艺术家、有钱人,跻身于上流社会、进入上等人的行列。但是,你们是否想到当年穷苦潦倒一生,最后只能与狗为伴、死无床被覆身的徐渭了呢?在拍卖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可不可以从中分出一杯羹,以礼仪的崇敬和虔诚地为创造诗书画巨额价值的主人,去修葺一下坟茔,去美饰一下祖屋呢?

可是,通过徐渭遗作获得暴利的人们,他们会有这样的良心、这样的感悟吗?我这样说,这样写,无非是读书人无济于事的一种义愤,并且只能是善良者与虎谋皮的一种感慨。天生徐渭有用,但徐渭的才华却为无情者所用。这是一个天才的悲哀,亦是一切孤傲离群、愤世嫉俗的天才不可能被时代认识、倚重和拥戴的悲剧。

有专家认为:历史文化散文有上、中、下品之分;上品者:疼痛,能写出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对灵魂的拷问,透出某种现实性的疼痛感,文字优雅大气,才华横溢。以此标准来衡量,《徐渭悲歌》当列入上品之作。

一贯以来,黄懿陆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甚至到了苛求自己的地步。他说:“我是用心在写作。我可以保证,在我的作品中,说的全是真话,没有一句假话。虽然它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它却是最真的。”

还能说什么呢?去读他的作品吧,但愿你能和他得出一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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