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于不朽
——文艺评论家杨荣昌往事钩沉

黄懿陆

君子之交，清淡如水。我和杨荣昌的交往，就是这样的君子情谊。

进入大学，我们就认识，他在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22班，我在23班，一墙之隔，可谓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读书期间，彼此知道喜欢文学，相见点头，或聊数语，没有过深谈，也没有约定深厚的友情。那些年，他在云南文艺评论圈中很是热闹，但为人倔强，从不为世俗低头，就是为了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大学毕业，他留校，我自愿要求回乡工作，偶有书信联系。但他在课堂中经常讲到我，没有坏的，总是好话。他的学生龙符因此到文山找我，也是交往了数十年。

在文山州文联工作时，州委组织部一位熟人告诉我，在《云南广播电视报》看到一则报道，将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我的介绍。我不知道内容，但想到应该就与杨荣昌有关。后来了解，广播电台编辑帕安福告诉说，文章是杨荣昌写的，题目是《壮家之子——壮族文学新秀黄懿陆》，电台广播后，文章发表于《山茶》1990年第6期58页。其后《云南民族报》创报，杨荣昌曾对总编辑李阳喜说，要多宣传云南民族学院的学生，以提高我们在社会各界的知名度。

我调到昆明工作以后，我们一直保留着良好的友谊。有一次研究壮族的美国学者白荷婷来访聚会，我拉上杨荣昌参与，他不忘向白荷婷女士推荐，说自己一直在研究我的作品，希望白荷婷女士研究壮族时，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我。他是一个真情与知心朋友相处的人，交友方面，可以说是心里无私天地宽，君子之交情谊长。

后来，杨荣昌还为我的文章写过一些评论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作《壮族作家黄懿陆的〈古林幽思〉及其创作》，发表于1995年4月3日第4版云南民族报。其中写到我们的认识相交，他是这样说的：

“黄懿陆这个名字，在经常弄些文字的人眼里，已不陌生。数年前，当他30刚出头就主持文山州文联工作、编刊编报又不懈地埋首于创作之时，我曾应邀为一家刊物写过他作品的评论文章。说来话长。16年前，当我们有幸作为‘文革’后的首批学生考入大学时，懿陆便以善写诗歌、小说、能编剧而被同学们敬重。他那双晶亮明耀的眼睛一直忽闪忽闪在我脑海中。毕业后，他无论在哪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惟有文学创作未曾间断。于是，1981年，他的小说《晨》荣获云南省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1991年，他的《散文二题》荣获云南省“十．一”征文奖；1993年，他又荣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秀奖；在他的诗歌、散文、小说、研究文章不断见诸报刊之后，散文《古林幽思》被《散文选刊》(1991年第7期选载)，后又被载入当年的《散文年鉴》，深受读者欢迎。由此，他的文名已载入《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被收进《壮族百科词典·现代作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辞典栏内。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作家，年纪轻轻就以对汉文创作的突出成绩而享殊誉，我是引以为自豪并对之尊敬有加的。于是，当我有幸作为首批读者读到广西民族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散文、短论集《古林幽思》，我的喜悦大概不亚于他的欢欣。”

杨荣昌经常对我说，“你写的书（历史），我已经看不懂了。你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说明你进步了。”是的，我已经离开文学，改行去研究民族、历史文化了。而为《古林幽思》写以上评论文章时，杨荣昌还在风华正茂，尚显年轻。对于我们的交往，他满怀深情地写到：

“我与懿陆相知相识业已16年有余了。无论彼此有何外在的变化，心皆能通，情总能融，我珍视这片友情!在我为他出书欣幸之时，也感到集子中的篇章在质量上仍存参差，有个别的仍有凑数之嫌。而有的题材，提之似有无病呻吟之憾，也有的则炼笔犹驰放不精辟。显然，随着岁月渐长，多面事务烦杂，负担加沉，更兼之用笔渐熟，出手不难，发表亦易，往往使为文者自我宽懈。对此，苛严以求己，往往是能否百尺更进的横竿。当懿陆的文集新出之际，我愿以此提醒表达我最诚挚的祈愿与友情。诚然，这也是我人到中年却少有长进的切身体验之感。悠悠此意，诚致我情。文末再赘：

古林新叶透幽思，置新穿古同新程。是望!”

这就是杨荣昌，也是我们永久朋友之情的见证。他1951年1月生于云南省洱源县，2013年6月逝世，是云南有名的作家、评论家、教育家、演讲家。

杨荣昌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吃肥肉，日积月累，渐渐把身体吃胖了。这为他日后身体健康留下了隐患。有一次到昆明出差，我住在他的家里。那个时候，看到有合适的西装，身上所带的钱不够，还向他借过200元钱购买西装。我调到昆明工作，他经常在我担任总编辑的《云南政协报》写一些抨击时弊的文章。有一次，建水县文联要编一些文史资料，要求我推荐审稿人员，我推荐了他。他看稿子极其认真，意见极其中肯到位。交稿时向建水县政协一再说明，要进入什么编委会成员的话，不要写上他的名字，而要求把我的名字写上。

一位叫作邵筱萍的企业家，要组织班子写作《小河淌水》，杨荣昌提议我担任民族顾问，写作剧本的是著名作家白桦。我们一直善始善终，坚持到白桦的剧本定稿。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这部作品未能走上银幕。我的散文集《青春忆旧》中，介绍过这件事，诗人晓雪还关切地询问此事。无奈的是，路障太多，事与愿违。2007年，云南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记者邹引知先生要出版一部名人黑白人像摄影集，书名为《邹引知人物摄影100》，其中展现的是云南籍100位文化名人的风采。还未凑齐这100位名人的时候，来向杨荣昌请教。于是，杨荣昌推荐了我。那天，我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著名文艺评论家蔡毅应约，与邹引知在杨荣昌家里商量稿子，后来就补拍照片，补足100之数。2008年3月，这部书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蔡毅排在70位，我则排在第71位。在杨荣昌家里的时候，我发现他家里的书架上，已经没有一本书了。整个屋子，有文化气味的，是他在全国各地演讲的稿子，整理得非常整齐，有几十本之多。其屋子之书不见的原因，他解释介绍说，他经常到马曜先生家里，看到很多书架上摆满了书，但是，逝世之后，书架还在，书籍沉寂，没有人看，没有人管理。摆在家里，还占地方，有些什么用呢？还不如人在活着能够自理的时候，把这些书送给有用之人，以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起到更大的社会效益。就这样，他把自己的书，一本一摞地往外送，全都送给自己的学生了。那个时候，可能他已经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了。有一次，他在五华区医院住院，我去看他。医生告诉说，他主要就是要减肥，100多公斤，实在太重了，容易引起其他连锁性疾病。为了减肥，有几个月的时间他都在吃红薯。据他自己说：因为吃红薯一下子减肥18公斤。他患病辞世之前，我曾告知杨荣昌要去他家里看他，却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但是，我与云南经济日报《三迤瞭望》主编刘金富仍然坚持前往，到了门口，他就是闭门不见，非常固执地要求我们离开。不管怎么敲门，他就是闭门不见。离开之后，我也就没有给他再打电话。事后几个月，参加同学丁文兴女儿的婚礼，碰到曾任本院汉语文学系支部书记的校友王子华，听王子华说，杨荣昌已经逝世了。之前告诉过家人，即便辞世，也不能通知任何老同学前去看望。他素来身宽体胖，行动不便，是否有病之后身体变形，担心有损容颜，为了保持尊严，就不让人探望；或是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

杨荣昌1982年2月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在云南省高校系统授课21门。其中《文艺理论》《文艺创作心理学》《领导学》等讲授最多。课余在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大连、深圳及省内等25座城市作学术演讲5000多场，听众约50余万人次；讲题250多个，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范畴多个学科。参与主编、合著文集及专著29册，其中有关青年学生精神分析的专论《青年学生的内扰》及《大学生修养》《茈湖文心》《演讲与辩论的艺术》《交友论》《大学生成才思考》《科苑拔萃》等都有好评。以杨思等15个笔名在国内近百家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650多篇，200余万字；对文艺学、教育学、领导学、民族学、心理学、青年学、创造学、思维学均有不同程度涉猎，在上述学科领域均刊发过文章。所写文章及著述获各种奖项39项。先后受聘于《人民日报》新闻培训中心、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等国内10多家院校的客座教授、研究员、名誉教授、专家委员等职。简传载《世界名人录·中国卷》《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华人卷》《云南名人》等近20部典册中。他曾任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云南省演讲学会名誉副会长。

我在主编《云南名人》时，想到的主要也是他。给他电话告知这件事时，他说写好后自己送到编辑部，但他送来后我外出无缘相见。其后又去电话，埋怨他写得太少，他说，就这些吧，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杨荣昌就是一个平易而对自己极为简单的人。

斯人已逝，江河千秋。

2017年该书出版时，他却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小传了。

好在，我为他做了一件让他定格于不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