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舞理论在中国

邓佑玲 于 港

从20世纪80年代的迪斯科、霹雳舞的最初样式，到今天的街舞大潮，这一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迅速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新兴舞蹈艺术，正逐渐从上世纪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流行文化，走向今日中国的流行舞蹈样式。2018年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专业委员会与河南省舞蹈家协会以《黄河大合唱》的第七乐章《保卫黄河》音乐为基础，以街舞形式创作作品《黄河》，将西方流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展现出当代青年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作品获得荷花奖当代舞奖，尽管这在业界有不少争议，但对于街舞在中国的发展仍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后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晚会、《奋斗吧中华儿女》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等重要文艺活动中都不乏街舞元素，推动街舞从街头广场登入大雅之堂，标志着街舞在中国的剧场化发展走向。2018年12月4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街舞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表明街舞进入高等专业舞蹈艺术院校的研究视野。以上种种现象显示，街舞这一反映新时代、新文艺、新青年的舞蹈种类，正焕发出极大的生命与活力。这个曾经以“地下”“街头”为主要活动据点的舞蹈艺术，经历三十余年的曲折发展，在新时代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加强对街舞的全面研究，首先需要对近几十年来关于街舞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厘清研究的焦点、重点和方向，并力求使理论研究指导服务于实践。

一、街舞理论溯源

“街舞”一词的英文直译为Street dance，最早可见于2001年的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我非常喜欢‘街舞’，我们在公园、街心花园跳舞的时候，常常遭受到别人的白眼，有很多专业人士说，你们那不是真正的跳舞……”[1]梁戈逻：《读者信箱》，《舞蹈》2001年第5期，第62页。这段话反映了当时街舞人跳舞的场地和专业舞蹈从业者对街舞的认识。一年后，赵芳在文章中提到：“街舞的种类很多，disco、霹雳舞、劲舞、摇滚、popping、locking等都是。”[2]赵芳：《从Hip-Hop运动看青年文化》，《当代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第34-37页，第44页。从上述的表述看，国内语境所说的“街舞”更偏向于“街”的空间概念，在街头跳的一些西方流行舞蹈都属于街舞的范畴。汉语中“街舞”概念很难在国外找到一个准确的对应词，国外的streetbreaking强调的是“霹雳舞”这一舞种。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70年代兴起的这一街头文化，在其原始发生地有break dance/streetbreaking/disco等称呼，同属于嘻哈文化（hip hop culture），而在中国话语体系里跟这一文化现象相关的有迪斯科、嘻哈、霹雳舞、东方迪斯科、街舞等。若以“街舞”为关键词进行研究文献索引，恐不能够涵盖这一文化发展的全貌，因此，我们从“迪斯科”“霹雳舞”和“嘻哈文化”三个关键词入手进行文献检索和分析，以图发现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从迪斯科到街舞的发展轨迹及研究历程。

图1 “迪斯科”相关研究曲线图 （图片来源：中国知网）

图2 “迪斯科”相关研究主题分布饼状图 （图片来源：中国知网）

1. 以“迪斯科”为中心的研究

在中国知网上以“迪斯科”为关键词进行索引，从1981年到2019年共搜集中文文献332篇，如图1、图2所示。

围绕这一概念的文献主要集中关注“迪斯科”的外在表征，比如音乐、服饰、造型等研究。研究角度也比较多元，有音乐强度和控制对人的生理影响研究、服饰造型的认识研究、舞蹈动态视像的描述研究等。有的文献超出了艺术的范畴，涉及教育学、运动学等。

图3 “霹雳舞”相关研究曲线图 （图片来源：中国知网）

图4 “霹雳舞”相关研究主题分布饼状图 （图片来源：中国知网）

这一阶段的研究还对“迪斯科”舞蹈进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结合形成的“老年迪斯科”“气功迪斯科”“京剧迪斯科”“东方迪斯科”等进行了研究。“东方迪斯科”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1990年《民族艺术》杂志陈丽梅的文章中。陈丽梅的文章中提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文艺方队赴美参加四国艺术节归来。他们表演的苗族木鼓舞被称为‘东方迪斯科’。”[1]陈丽梅：《美哉，东方迪斯科》，《民族艺术》1990年第2期，第169-173页。1994年，傅开宇在文章中也引用了“东方迪斯科”的称谓，用以介绍土家族——撒尔嗬这一传统舞蹈。从文献的分析可知，“东方迪斯科”的称谓，并非当地舞人的自称，而是在去参加国际艺术节的时候国外观众对中国舞蹈文化的认知。研究者也只是引用了这一称谓，并没有从其形态、音乐、造型等舞蹈层面深入研究，没有对比这些传统民族舞和“迪斯科”之间的异同，“东方”也只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所指，并未对两种舞蹈进行本体比较。

从1995年开始到2019年，与“迪斯科”这一舞蹈概念相关的研究开始渐渐淡出学界的视野，在“迪斯科”这一概念下的研究逐渐转向了新的领域。

2. 关于“霹雳舞”和“街舞”的研究

在中国知网上以“霹雳舞”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1985年到2019年共搜集到中文文献30篇，其年度发展变化趋势图如图3、图4所示。

1985年只有一篇《越剧引进“霹雳舞”》，尹新红在文章中提到了“艺贵创新”的观点，提出传统的戏曲艺术需要创新，“‘霹雳舞’的节奏、动作与我们的剧情、人物、规定情景也能吻合”[2]尹新红：《越剧引进“霹雳舞”》，《上海戏剧》1985年第6期，第40页。，在这种尝试下，一台越剧和霹雳舞“融合”的新越剧便出现了，尽管这种尝试还不成熟，但从此我们便可看到往后数年的霹雳舞的发展态势，即中国化发展实践。1991年，希尔扎提发表文章《对“霹雳舞”一词维译的一点看法》，对“break dance”这一词组的翻译进行了论述：“‘霹雳舞’约在十年前起源于美国纽约‘布郎克斯’原文为黑人居住区，英文为‘Break dance’，原有‘快速、变化多端’的意思。……‘Break dance’在译成汉文时，采用的半音半意译法，即‘Break’用音译，并形象化地用‘霹雳’二字，‘dance’译为‘舞’。用这种手法翻译外来舞蹈名称，在我国翻译界，包括我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界早已采用。”[1]希尔扎提：《对“霹雳舞”一词维译的一点看法》，《语言与翻译》1991年第3期，第77页。2004年，金山发表文章《街舞，从美国到中国》，较为系统地呈现了街舞发展的总体概况，从美国东西海岸的不同状态，到进入中国后的地区发展态势以及为什么会被中国青年广泛接受，都做了较为详细且准确的描述。文中提到：“街舞（Street Dance或Streetdancing）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是美国黑人城市贫民的舞蹈，到了七十年代它被归纳为嘻哈文化（Hip-Hop Culture）的一部分，街舞在两个地方同时诞生，一个地点是美国东海岸城市纽约；另一个地点是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街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传入中国，这要归功于 1984年美国的一部街舞电影《霹雳舞》。”“八十年代末霹雳舞在中国迅速地消失了。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的影响。自 1986 年开始，过度的商业炒作使街舞很快成为大众口中嚼剩的口香糖。二是“霹雳舞”没有为社会所正确认识。三是“霹雳舞”在当时没有得以成长和发展的市场环境。“自九十年代中开始，街舞在中国大陆以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城市为中心，逐步传播开来。”[2]金山：《街舞，从美国到中国》，《艺术评论》2004年第11期，第20-24页。

黄璐、付小春在2006年发表的《美国街舞文化的全球化契合与中国式认同》中提到：“街舞在我国的发展脉络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Old School和NewSchool。Old School阶段的中国式街舞表现为:从始至终模仿美国霹雳舞动作，以Old School在大陆出版的两本霹雳舞书籍为考证，New School阶段的中国式街舞表现为两个时期特征，即欧美模仿期与多元文化模仿期。”作者强调，“所谓的‘中国式街舞’，只是更替了中国传统音乐，仍保留着美国街舞文化特色，本质并没有改变，可将其视为美国街舞文化风尚下的一种街舞个性。”[3]黄璐、付小春：《美国街舞文化的全球化契合与中国式认同》，《浙江体育科学》2006年第5期，第16-18页。刘颖、郭超、孙平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街舞文化全球化及中国的姿态》中提到，“霹雳舞文化真正的全球化之旅是70年代末在美国城市兴起。80年代初，霹雳舞开始从街头走向表演艺术舞台。在New School的日本和韩国，打破了美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西方与东方相鼎立的世界街舞文化新格局(欧美派代表着西方街舞文化，日韩派代表着东方街舞文化)。”[1]刘颖、郭超、孙平：《街舞文化全球化及中国的姿态》，《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年第21期，第241-242页。从2008年开始，霹雳舞主要作为街舞中的某种技术存在，鲜有对其本身的研究与阐释。

图5 街舞相关研究曲线图 （图片来源：中国知网）

图6 街舞相关研究主题分布饼状图 （图片来源：中国知网）

二、街舞的多学科研究现状分析

从图5可以看出，国内以“街舞”为中心概念的研究，是从2001年开始的，共有1326篇文章。在笔者查阅文献的过程中，2001年以前中国知网和全国报刊索引的文献库中，并没有以“街舞”为主题的相关研究。最早出现的街舞研究是在2001年，也仅有3篇介绍性的散文、新闻报道和读者来信。虽然简短地介绍了街舞的样貌和存在的合理性，但并非学术研究。自2001年到2019年，街舞相关性研究文献总体呈现出一种快速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几个峰顶期分别是在2004年（46篇）、2008年（88篇）、2010年（99篇）、2013年（109篇），2018年（126篇）出现近20年来的峰值。从一篇到百篇量的增长，充分说明街舞理论研究在学界逐步升温的历程。但相较于其他学科门类的研究成果，街舞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可以计数的街舞研究文献、研究者和难以计数的街舞人、街舞培训机构呈现出一种不相平衡的状态。当然，街舞实践的迅猛发展也可以促进街舞的理论研究，而且丰富的实践活动为其理论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已有的关于中国街舞发展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内容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既存在具有针对性的个案研究也存在整体性研究，有简单的新闻报道，也有学理性很强的硕博论文。笔者从关键词入手，以具体文献内容为依据将含有“街舞”关键词的上千篇文章进行分类后，将其分为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1. 教育学视角下的街舞课程研究

这一部分的研究占据了较大比重，多数的文章都是街舞进高校的可行性初探为题的试验报告。这一趋势表明，街舞有着从民间往学府进驻的诉求，并且这一诉求也受到学界关注。越来越多的试验报告表明，街舞进入高等院校成为一门专业的课程，对学生体育课程和艺术课程教材的多元延伸以及学生的身心发育都能发挥较大作用。街舞进入校园的最初定位便是体育课程。郑施晓曾提到街舞与现代体育教学相适应的观点：“健康街舞与时代同步，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容易让人忘情地投入，能达‘以乐促情，以情带动，以动表心’的情感需求”[1]郑施晓：《把健康街舞引入学校体育教学的可行性研究》，《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00-101页。。笔者目力所及最早关于街舞进校园的研究是刘宁在2003年发表的《大学体育课开设街舞课程的可行性初探》，作者“通过实验测试法和比较法对一百多名学生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街舞可以提高肺的功能，促进身体的各项素质提高，身体形态改善”[2]王莹：《关于开设哈尔滨体育学院街舞健身操课程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体育大学，2004年，第5页。，黄璐、吴印波曾就高校《街舞》教材的框架进行了研究，走出了我国高校《街舞》教材建设的第一步。黄璐提到：“《街舞》教材的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街舞基础知识、街舞教学、街舞团体的相关问题、街舞实践环节内容。”[3]黄璐、吴印波：《普通高校〈街舞〉教材编写的重点与难点探析》，《平原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25-126页。“街舞运动在我国是舶来品，街舞风格的选择尤为重要……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应侧重体现中国式街舞内容，以符合我国高校学生的身体、文化特点，促进街舞运动在高校中纵深发展。实践环节的构建必须提到一个重要的高度来加以对待”[4]黄璐、吴印波：《普通高校〈街舞〉教材编写的重点与难点探析》，《平原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25-126页。。除此之外，黄璐在2005年发表了七篇街舞的相关论文，涉及街舞美学、运动损伤、教材初探、课程建设、街舞分类以及街舞探源等多个方面，对街舞走进高校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对街舞这一既有着体育的竞技精神又有着舞蹈的艺术之美的舞种形成了初步的认识，为街舞更顺利地走向专业化教育做好了铺垫。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教学手段开始进入高校，以一种崭新、高效的样貌被接受和使用。在高校街舞选修课的课堂上，以“互联网+”为背景的多媒体教学技术也开始渐渐走进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比如，2012年姚湘提到了一种多媒体教学方式：“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Multi Media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简称MMCAI）课件是以计算机为主要媒体进行教学的软件。”[5]姚湘：《普通高校街舞教学CAI课件的设计制作与应用研究》，《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13-114页、129页。在街舞选修课上，“此街舞多媒体CAI课件的研究和应用，为街舞教学提供了先进直观的教学手段，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加深了学生对街舞技术动作的理解与掌握。”[1]姚湘：《普通高校街舞教学CAI课件的设计制作与应用研究》，《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13-114页、129页。2017年，洪静静研究了“互联网+移动信息背景微课教学设计及其平台建设在街舞啦啦操翻转课堂中的重要作用”[2]洪静静：《“互联网+”背景下街舞啦啦操微课教学设计及其数字平台建设》，《长春大学学报》2019年第8期，第106-110页。。尽管“互联网+”背景下的相关街舞教学研究较少，但是无论是从教学的角度还是从编创、排练的角度，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应用着实提高了教学的效率，从教、学、评、研、编等多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这种教学手段不仅体现了当下舞蹈艺术教育的多种可能性，也体现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教育教学现代化的转型。可以说，街舞走进校园已是大势所趋，不管是从街舞走向教育，还是从教育走向街舞，两者之间的互通都在逐渐成为可能。

2. 街舞与青年亚文化研究

亚文化是一种区别于主流文化的附属性文化形态，多是以一种风格化的样貌对主流文化发起挑战或对立，由于其发起主体人群多是青年，因此也叫做青年亚文化。嘻哈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当中的一环，一方面在不断地向主流文化靠拢，另一方面也在不断牺牲其本身的精神特质。就亚文化的表达形式来讲，希伯狄格认为，“第一种途径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整合过程中，由统治集团——警察、媒介、法院系统——对异常行为进行命名并加以重新界定。第二种是通过‘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众生产对象’的商品形式来实现这种整合”[3][英]鲍尔德曼等著：《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8页。。李蕾在文章《从Hip-hop文化看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矛盾发展》中首先对嘻哈文化进行了概述，“广义的Hip-Hop文化包括涂鸦(Graffiti或Writing)、街舞(Street Dance或Street dancing)、打 碟 (DJing)、说唱(MCing)四大元素，以及后来融入的Hip-Hop服饰(attire)、刺青、街头篮球、滑板和各种极限运动，狭义的Hip- Hop文化指的是街舞和说唱”[4]李蕾：《从Hip-Hop文化看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矛盾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09第12期，第56-59页。。她提到，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代表，“嘻哈文化”在当今的中国教育体系中面临着“收编与规避”的问题，“学校只吸收了街舞的舞蹈技术形式而将其文化载体功能抛弃，这就体现为布迪厄所说的教育活动对亚文化的一种‘误识’、收编，但反过来，亚文化也在官方教育体系中被‘合法化’，使其得到了文化‘话语权’，当然这是以牺牲街舞亚文化的原始精神为代价的”[5]同上。。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亚文化呈现出一种自在或整合的状态。赵芳在对Hip-hop文化的分析中提到“其文化定性于体育竞技文化、青年流行文化、全球边缘文化、小众休闲文化；其文化归因为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网络化的生活空间、青年文化的归属功能、青春期的生命历程和体育竞技文化的吸引力五个方面；认为这种运动的文化功用是青年社会化方式的自我选择、青年生命价值观的表意性符号，它客观上对社会消费强力促动并有利于社会整合”[1]赵芳：《从Hip-Hop运动看青年文化》，《当代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第34-37页，44页。。

近两年来，网络综艺、真人秀等节目的大火，更让街舞、说唱等嘻哈文化的元素再一次被推上文化消解与转型的风口浪尖。青年亚文化研究学者赫伯迪格讲到：“任何亚文化的宿命终将是被收编直至消亡，这是青年亚文化的必然命运”[2][美]迪克·莫克罗比著：《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街舞作为一种亚文化进入了大众视野，主流群体对其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最终将其收编进传统主流文化之中”[3]常振、韩玟婷：《区隔与融合：青年亚文化的媒介呈现与收编——以网综〈这!就是街舞〉为例》，《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1-3页。；“青少年消费者对于嘻哈文化的接受与认同就是这一亚文化群体自主形成的根源。所以，‘嘻哈文化’源于外界或者市场，形成于自身，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嘻哈文化’这一青少年亚文化在进入大众领域的过程中，会有抛弃、保留以及抵抗性的消解。”[4]李旭、喻瑶琴：《基于青少年亚文化理论的〈中国有嘻哈〉节目走红现象探析》，《西部学刊》2019年第1期，第45-49页。由此来看，“新时代的街舞问题即是搬上台面的‘去文化’与留在地下的‘亚文化’之间的矛盾”[5]王珊珊、孙拥军：《埃利亚斯过程社会学视角下街舞运动的文明进程探究》，《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85-91页。。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的有國明弘曾经在2018年发表过题为《街舞在日本的发展——关注围绕舞蹈需求的国内流行趋势》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到：“嘻哈文化是由rap（MC）、DJ（音乐节目主持人）、break dance和涂鸦四部分组成的，其中rap的音乐和舞蹈，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方法，涂鸦当中的绘画和文字也是一种艺术表现的方式。”[6]有國明弘，“ストリートダンスの日本における展開——ダンス必修化をめぐる国内の動向に着目して”， OCU Journal of Sociology，Vol.015.（3.31.2018），pp43-44.

从上述研究来看，学术界对于嘻哈文化的解读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其产生的原因及背景；在另一方面也引导我们客观地看待每一种文化。在街舞这一嘻哈文化的产物进入到中国之后，之所以能够酝酿三十余年而一举爆发，除了文化传播的多样性和当今社会开放共融的文化大背景外，其中还有文化内部精神契合的原因。

3. 街舞与文化传播研究

2017年至2018年，网络平台上分别推出了《中国有嘻哈》《这！就是街舞》《热血街舞团》三档嘻哈文化综艺节目，这些综艺节目的出现，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基于网络平台的嘻哈文化推广，使得这种亚文化形态被越来越多的受众所看见。从网络用户的构成来看，对于街舞、说唱、流行音乐等嘻哈元素认知度较高的舞者、音乐人等，本来就是这类节目的目标人群，而以舞者大咖、说唱大佬等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粉丝团体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除此之外，爱奇艺、优酷等各大媒体平台推出了一系列诸如“年轻化”“年轻，就是要酷”“有趣才是唯一出路”等引导性极强的口号和标语，极大地吸引了青少年的注意。这些节目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的基数越来越大，传达出来的理念与精神的影响力也就越广。这种影响力所带来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帮助我们明晰了街舞体系内部的分类，另一方面则具体化了街舞、嘻哈文化的本土化、中国化进程。

“在《这!就是街舞》、《热血街舞团》两档街舞综艺节目中，街舞人和媒体制作人对街舞种类的划分基本已经达成了共识。根据街舞的发展史，节目制作人从时间维度将街舞分为传统街舞（Old School）和都市街舞（Urban Dance）。传统街舞主要包括，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国家兴起的放克舞蹈（Funk Dance）——机 械 舞（Popping)、锁舞（Locking)、霹 雳 舞（Breaking)、甩 手 舞（Wacking)等，以及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嘻哈舞（Hip-Hop)、浩室舞（House)。2015年我国官方也对现阶段的街舞种类进行了划分。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CHUC）编写了国内首套街舞考级教材，主要分为Hip-Hop、Locking、House、Breaking、Jazz、Popping共 六个主流舞种。那么这种分类方式是在传统街舞里进行了舞种的细分。”[1]刘文卓：《从大众媒介看国内街舞的发展与演变——以〈这!就是街舞〉等网络综艺节目为例》，《当代体育科技》2019年第9期，第236-237页，239页。这种相对清晰且统一的分类，有利于使街舞的相关研究更加体系化、规范化，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达到共识。

“本土化”“中国化”的相关研究，自从街舞进入到中国以来便一直存在，而在这种街舞中国化的道路上，最突出的成果便是街舞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街舞从业人员保守估计在 300 万人上，街舞相关产业年产值在 500亿元以上……优酷冠名的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舞力觉醒》等，街舞类综艺节目的播出是街舞文化传播的发展趋势之一，街舞题材的电影电视也是街舞文化产业的支柱。”[2]赵威、刘岩、赵琦：《青奥会新设项目视野下我国街舞文化产业发展趋势》，《武术研究》2018年第8期，第131-135页。

目前街舞的传播研究主要还是以网络综艺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的范围相对较小，网络综艺的个案也仅仅在2017、2018两年出现的较为频繁，真正的针对街舞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研究仍显不足。关于“本土化”进程的研究则主要聚焦在中国题材、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上，对于中外文化的内部契合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4. 街舞对女性影响研究

街舞对于女性维护身心健康具有独特作用。这类研究主要聚焦在女性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况的改变上。通常运用实验测试法、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来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比较研究，其结论大多都是讨论街舞训练的积极功能。如街舞训练既提升了青年女性的身体素质和协调能力，有利于青年女性的心理健康，有助于她们形成积极的心态、开朗的性格，有效地舒缓压力。比如，沈小燕提到：“实验组在 16 周的流行舞锻炼后，进一步提高了女大学生在力量、柔韧、速度、协调和耐力等方面的身体素质，更好的促进女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通过参加流行舞社团的锻炼，能够有效缓解负面心理状态，尤其是在抑郁、焦虑和偏执这三个因子上”[1]沈小燕：《流行舞对女大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7年，第15-20页。。梁美华从心理学角度提到“人们脑海中所形成的对自己身体的影像，即‘身体意象’，是感觉神经系统、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动态的过程”[2]梁美华：《街舞运动对女大学生身体意象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8年，第4页。。国外学者Slade则认为“之所以对女性进行身体意象的研究，是因为女性的身体意象水平较男性普遍偏低”。[3]同上。还有学者认为：“在校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一定强度的韵律节奏型运动有助于提高女大学生的身体自尊水平，尤其在身体自我价值感、运动能力和身体吸引力三个方面效果非常显著。”[4]李荣、张凯：《不同锻炼方式对女大学生身体自尊及身体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中国心理学会体育运动心理专业委员会、第九届全国运动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中国心理学会体育运动心理专业委员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上海，2010年，第706-711页。

这一类女性研究更多的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强调健身街舞对于女大学生身体形态及身体能力塑造的重要作用，但在女性与街舞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独特的具有本质性的联系则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5. 医学、运动学视角下的街舞与运动及康复研究

上文提到，街舞自从进入中国便与体育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校园体育课程、啦啦操、花样滑冰等体育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街舞的影子。运动损伤与修复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街舞训练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关注点。街舞舞者有的时候不单单是一名舞者，更是一名运动员，而无论哪一种身份都对训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也促进了损伤与康复类研究的深入。黄璐提到，“在损伤上，经过对2973名健身街舞参与者的调查后发现，其膝、腰部、踝关节比较容易发生损伤，因准备活动不充分、动作要领不清晰、动作过猛过大等原因造成，但是在结果显示，造成损伤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场地欠佳”[5]黄璐、马虎、钟亮：《街舞运动损伤》，《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151-154页。。欧阳那伦在对北京市海淀区高校街舞社团成员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之后得出“1、Breaking 是最容易产生运动损伤的舞种。2、易发生损伤且易重复损伤部位从高到低依次是膝关节、踝关节、腰部”等七条结论[6]参见欧阳那伦：《街舞项目中的运动损伤探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体育学院，2016年，第1-10页。。曹湘则较为详细地对街舞损伤的类型进行了划分。[1]参见曹湘：《街舞常见运动损伤及防护》，《科技信息》2012年第35期，第704页。

三、研究重点之展望

从最早的迪斯科概念到街舞的多学科研究，在时间跨度上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相关研究成果与发展的街舞现象及其社会影响而言，还是不平衡的。对街舞流行与影响的描述、阐释与研究远远滞后于实践。根据我们的观察，舞蹈学界关注街舞的研究者及研究成果甚少。街舞从业者更普遍关注街舞的培训产业价值、技能技巧培训教学和比赛，不太关注技能技巧和街舞文化的学理研究，开设街舞社团的高校也止于社团活动。从事街舞、热爱街舞的广大青少年则缺乏深入研究的内在需求和动力。诸多因素都影响了街舞研究的展开。

街舞是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文化现象，现有的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现象描述多，深层原因剖析不够。在已有的上千篇文章中，部分存在一些街舞类小游戏、街舞录音机、录音带以及其他衍生周边产品介绍，也有相当部分文章呈现出趋同化的介绍和转述，深层研究学术成果屈指可数。目前的大量研究停留在其进入专业院校的可行性研究上，旨在为街舞的发展寻找出路，对于街舞为什么要走进专业院校，如何走向专业教育的讨论研究不足。二是散论较多，系统研究不足。目前的研究停留在以体育学科为主导的技术理论研究上，大部分的研究建立在实用主义的视角上，只有极少数学者对其教材建设、教学规划、教学大纲及目标进行了关注和论证，但缺乏数据和理论支撑，以及可行性的研究，同时也存在着大量重合与交叉内容，相关文化类研究有待进一步系统化地展开。三是宏观与微观研究不平衡，交叉学科融合不足。综合来看，街舞相关的微观研究占其研究成果的大部分，其中大量的应用型研究，仅仅对某一点研究对象负责，如某一社团、某一学校、某一课程等，缺乏宏观的研究来串联，应该在宏观基础之上再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以整体提高整个街舞圈子的文化研究水平。有一些研究借鉴了心理学、教育学、舞蹈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是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科际之间的融合。

深化我国街舞理论研究，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要厘清概念，目前与街舞相关的概念所指存在上下位概念交叉使用或所指不清现象（如图7所示）。嘻哈文化包含四大文化元素，即RAP、DJ、Graffiti以及break dance，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融进了滑板、服装造型、刺青以及极限运动。Break dance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汉语中的“街舞”则是在break dance基础上发展的概念。如前所述，在英语中并没有与“街舞”一词对应的概念。即使是英语中的breakdancing，也有其特殊的所指。1985年，Nelson George说，breaking是一种严肃的游戏，是一种城市本土风格（urban vernacular dance）[1]Sara LaBoskey,“Getting off: Portrayals of Masculinity in Hip Hop Dance in Film”,Dance Research Journal，Social and Popular Dance ,Vol. 33, No. 2,（Winter 2001）, pp. 112-120.的舞蹈。文章提到，breaking是一种为了赢得邻里、社区的尊重和权威以驱散那种渺小与绝望的严肃游戏，Street breaking（街头霹雳舞）在娱乐市场引入和普及之前，是一种自发的、未经编排的、由每个舞者自我驱动的动作。从上述表达中我们可以窥见，最早的街头霹雳舞的状态，是一种舞者自发、自由、自主进行的舞动，这种行为本身便带着一种反抗精神，并且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竞技性。文章中所提到的streetbreaking应是与汉语“街舞”一词有直接关联的概念了。“街舞”一词在中国的广泛使用是20世纪90年代日韩文化影响的结果。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广东，发展到上海、北京等城市，而“街舞”一词的最早使用，也是出现在广东地区。[2]参见金山：《街舞，从美国到中国》，《艺术评论》2004年第11期，第20-24页。在汉语语境中“街舞”概念下包含old school和 new school两大类，在old school中包含popping、locking、breaking、wacking、hip hop、house、jazz等几种样式，new school之下有urban dance。2018年，北京舞蹈学院的吕艺生教授在中国街舞文化研究中心启动仪式上的发言中称街舞为“城市民间舞”，这一认识既趋近“城市风格舞蹈”的意义，也是中国舞蹈学者的新认识。可以说“街舞”概念完全是中国的创造。

图7 街舞相关概念关系图 （作者自制）

其次，依托高等学府将街舞研究纳入中国舞蹈学学科理论体系中。“理论体系不仅仅是一整套的话语体系，更是一整套的分析和解释框架”。[3]邓佑玲：《中国专业舞蹈高等教育研究综述》，《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6页。街舞作为新兴流行舞蹈，如何在专业教育中找到定位？如何把体育教育和艺术教育的规律应用到这一新兴舞种上？如何摆脱“旧瓶装新酒”的窠臼？重新找到街舞走向专业教育的路径和策略，离不开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街舞研究。正如笔者曾提出的，“北京舞蹈学院作为教学研究型舞蹈教育高等学府，对街舞这一流行舞蹈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是题中应有之意；街舞研究是舞蹈学研究和流行舞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舞蹈学研究，不只是对剧场化的学院派的舞蹈研究，也要涵盖非剧场化的舞蹈研究，包括民族民间舞、街舞等，二者共同构成舞蹈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舞蹈文化层面、舞蹈学科知识谱系、当代舞蹈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街舞研究需要补短板”。[1]武玮：《北京舞蹈学院官网我校非实体研究中心——中国街舞文化研究中心举办启动仪式》，2018年12月7日，http://www.bda.edu.cn/xxyw/130807.htm?fro 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019年8月26日。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来看，可以借助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平台和研究力量，将街舞研究纳入到中国舞蹈学学科理论体系中，从训练、教材、教法、教师、赛事到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再次，注重街舞现象的规律性研究。街舞从产生到发展以至大众化卷入，不仅仅是现象，也不仅仅是区域性现象，而是有其发展的深厚的时代、社会、精神土壤。艺术发展历史表明，自发的往往是有生命力的，街舞的大众化卷入是大众舞蹈的当代显现，跳出舞蹈看舞蹈，从人类艺术历史长河来看，街舞也许是一组泡沫，但这些泡沫的底部奔涌的是舞蹈文化的内生性力量。何况街舞绝非泡沫，大众卷入说明其生命力，找到这一生命力真谛，我们就离它的精神不远了。

最后，开展街舞产业化与中国街舞生态大环境的研究。街舞在中国的发展已有三十多年，实践派的舞者更多的活跃在街舞圈内的权威赛事活动，尤其是近年来综艺活动的出现如《这，就是街舞！》《起舞吧，齐舞！》等，明星光环的效应使他们在传播街舞的动觉体验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鲜有对街舞的文化内核的探讨。然而，面对街舞走进高等教育学府，走进专业教育的迫切诉求，纯粹的经验教学、个体化的教学并不足以支撑现代大学所要求的规范化、体系化的教育。高等教育教学追求的是揭示规律和传播系统化、科学化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街舞如何走进专业舞蹈院系，还需要以研究为先导，在教、演、研上寻找其规律性，建构系统的文化知识体系。

此外，从街头的俗文化、追求个性和自由的文化到院校追求共性、讲究规律、规训与规矩制度的雅文化，如何融通、是否可以融通、一旦合流是否意味着街舞本质属性的异化等问题，都有待于研究。当下以培训、赛事以及周边产品为主的街舞产业化如火如荼，街舞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进入中国，又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文化的强大包容性和创造性语境下，融合各民族元素创作、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行业协会与联盟化的组织形态、从街头走进学校、剧场内的舞台表演形式，是否形成了“中国街舞”或可以明确提出“中国街舞”的概念，这些都需要我们结合生动活跃的中国街舞实践做出学理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