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知识分子的“返乡书写”

张 庆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课部，湖北 黄冈 438002)

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文学、乡村、知识分子这三者之间始终相互缠绕、密不可分。不同的时代际遇，知识分子在文学中所表现的乡村有着不同的风貌，不论是鲁迅笔下启蒙主义的乡村叙事，还是沈从文心中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牧歌，都映现着知识分子主体的精神禀性。时空转换到新世纪，随着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加剧，乡村越来越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焦点。2010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中国乡村的转型之痛，受到广泛关注和赞誉。接着，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学院知识分子也纷纷开始书写返乡的见闻和感受，其中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和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是两个代表性的文本，它们凭借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短时间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之后，王磊光和黄灯两人分别结集出版了《呼喊在风中》《大地上的亲人》两本关于回乡见闻的散文集。这些写作大都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从城市返回到家乡后，对乡村现状的观察记录和个人思考，带有非虚构的性质，这些以类似于田野调查的操作方式进行的返乡书写具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但创作主体即知识分子个人的情感因素，在写作中的呈现也是不可否认的，从中我们或可窥见到另一种被遮蔽的真实性，以及知识分子主体的精神困境。

一、“返乡书写”中的乡村现状

毫无疑问，梁鸿、王磊光、黄灯三人的“返乡书写”反映了当下大量的农村问题，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发展的矛盾。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笔下的梁庄日益失去生命力，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例如，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村庄逐渐变成废墟，留守老人无人养老，留守儿童教育缺失，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离乡青年外出打工，他们在心理上、精神上的困境和物质生存的艰难，还有乡村政治、新农村建设流于形式等等。面对这些农村困境，梁鸿不禁为故乡的未来感到担忧。王磊光的返乡笔记则是在城市生活的背景下，讲述了个人眼中所见的农村生活现状，虽然返乡的交通有所改善，但是故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早已被现实割裂，渐渐失落。青年外出打工，经常导致农村老人无人赡养送终的悲剧。同时，乡村社会也变得日益世俗化，这突出表现在婚姻市场化上，农村男青年讨媳妇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以致出现许多人迫于经济压力匆忙成婚又离婚的情况。房子和车子也成为炫耀和社交的资本。而那些通过读书走出农村的大学生并不能很好地改变家庭困窘的现状，常常感到知识的无力感。黄灯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身份，讲述了丈夫一家兄弟姐妹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单位拖欠工程款导致四姐和哥哥一家收入无着，妹妹出家给家庭带来的打击，计划生育政策对人造成的伤害等等。种种无声的悲剧使得这个农村家庭看不到生活好转的希望，代际的贫穷开始轮回、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传统的乡村结构失去活力，农村的土地也遭到资本的侵袭，面对这种困境与整个社会发展大势的断裂，作者进行自我反思，并且探讨拯救乡村的可能性，希望通过整个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来缓解城乡之间日益割裂的矛盾。

由此可知，这三位返乡知识分子在书写中都不自觉地展现了乡土中国凋敝破败荒凉的一面，它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贫困令人深感担忧。而乡村的未来又是在哪里，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三位作者在文中并没有给出答案，事实上也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返乡书写中涉及到的农村社会问题大体一致，“作为一种‘提出问题’的文本，返乡笔记已经完成了‘使命’”，[1]这也就说明了返乡书写的热潮，时过境迁后逐渐平息下来的原因。但热潮的背后也浮现出许多质疑的声音：返乡书写中呈现的乡村是真实的吗？作为书写主体的知识分子是否过于煽情？最早对返乡书写的文本和返乡作者即知识分子进行讨论的是孔德继于2017年1月发表的《泛滥的返乡体折射知识分子阶层失衡》[2]这篇文章，接着出现了《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3]等类似质疑的声音。这些质疑的文章似乎戳中了返乡书写的缺陷，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反思。

二、“返乡书写”中的精神困境

“返乡书写”为什么会跟风式地出现？梁鸿在著作《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从梁庄出发》中这样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4]由于主体精神的空虚和羞耻，梁鸿将目光投向了身后的故乡，渴望通过调查分析来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位置，重新建立起一种真实。同样，黄灯也企图通过返乡书写来“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5]。可见知识分子主体的精神焦虑，他们在远离乡村的城市里生活，内心仍不忘曾经哺育过他们的乡村，唯恐与那块土地失去了血脉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返乡’文学是知识分子返乡、试图反哺乡村的衍生品，既是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也是百年知识分子书写故土乡村传统的延续，在由文化和文学所塑造的城乡关系世界中，‘返乡’即是知识者的实践行动，又是非常重要的写作动力。”[6]

但当这些知识分子真正回到家乡时，眼见的现实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差甚远，他们难免会感到一种失落、失望，这种情感落差在书写中也有所体现，于是他们开始回忆起往日故乡的模样，正如王德威所说：“或缅怀故里风物的纯朴固陋、或感叹现代文明的功利世俗、或追忆童年往事的灿烂多姿、或凸显村俚人事的奇情异趣。绵亘于其下的，则是时移事往的感伤、有家难归或惧归的尴尬，甚或一种盛年不再的隐忧——所谓的‘乡愁’，亦于焉而起”[7]。因此，作为城市异乡者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重返家乡时对于故乡的乡愁记忆和情感，也会不自觉地渗透在返乡书写中。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的很多地方都谈到自己对往日故乡生活的记忆，如童年少年时代坐车进城，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借自行车回家的经历，那时候所感受到的，是红墙绿瓦的村庄零零点点掩映在路边的树林里，所呈现出来的一派安静朴素。然而回归到现实，却是千疮百孔，眼见的只是一片蓬勃的废墟村庄，河流也遭到污染。王磊光对乡村现状的书写也是基于此前记忆的对照，从十多年前回家时绿皮火车的拥挤，对比当下交通的改善。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不像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过年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样热闹，拜年这些礼俗也只是流于表面，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住上一晚，从中可见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薄。同样，黄灯也通过儿时故乡的美好来比照现实中的故乡：“在我记忆中，故乡虽然说不上富裕，但绝对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情味极浓，而且有着良好风气的地方”[8]，然而对比当下，她“却深刻地体会到故乡变了，故乡烂了，烂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无序、污浊和浮躁！[8]”可以看出，这些关于过去的记忆，大都呈现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因为时间的洗礼，被作者不自觉地加以情感的过滤，显得无比美好，成为返乡书写的背景和隐形的参照点。

在这种乡愁记忆的遮蔽下，返乡书写主体的情感价值发生倾斜，现实中的乡村在他们笔下就成了破败、充满恶的所在，令人难以产生认同感。诚如黄灯所言，“乡愁概念，正隐含了乡村昨日的温馨丧失后给人的情感冲击”，[9]这种情感导向下的返乡书写虽然有其真实引人警醒的一面，却也难逃夸大的嫌疑，容易将乡村问题化。中国的乡村果真都是这样衰败、荒凉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根据国家对乡村的各种政策来看，今天的社会已经开始对农村采取了各种拯救措施，如农村合作医疗、留守儿童保护、农村基层政治的改善、各种惠农政策等。因此，我们应该厘清主体的叙述与现实之间的复杂性，理性看待这些返乡书写所呈现的乡村与现实的乡村的差异。

此外，梁鸿、王磊光、黄灯这三人在返乡书写中的角色，既是作为一个亲人的身份，又是一个具有他者眼光的知识分子，这种双重视角的运用，固然可以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达到良好的情感浸淫状态，进行兼具感性与理性的思考。但是仔细考量我们会发现，书写主体的经验讲述与现实真实性之间还是存在着裂缝，以至于讲述者面临着精神困境。

梁鸿也曾试图摆脱这种先验的意识形态，但在调查对话的过程中仍不自觉地按照已有的观念进行引导，塑造着个人的、文学的梁庄。在《中国在梁庄》的《芝婶》这一节中，当谈到留守儿童的话题时，作者这个还乡知识分子一直试图让芝婶理解明白父子分离、家庭破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痛苦和悲剧感，但芝婶却一脸平静并不这样认为，而是固执着坚持自己的观点，别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过来的，事情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可见，身为返乡者的作者在对话中是一种启蒙者的心态，即知识分子所认为的一种不幸，在乡村里那些悲剧生活的承受者本人看来却是微不足道、不以为然的，或者说早已学会接受和忍耐现实。作者作为知识分子先验的意识观念与农村日常生活的生存哲学相差甚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黄灯的书写中，当作者提醒侄女给不到一岁的孩子准备一点棉纱尿布时，侄女却一脸茫然，在她看来带孩子是奶奶的事情。作者对此感到吃惊，认为侄女没有认识到做母亲的责任以及将会给年幼孩子带来的伤害。在这里，返乡书写中的知识分子再一次遭到现实的尴尬和无奈，其理性和情感在农村日常生存面前是无力进行反驳和抵抗的，知识分子没有资格对那些苦难生活的承受者进行理性的引导，因为他不是受难者。这不得不说是返乡书写中知识分子的另一层精神困境。

三、“返乡书写”的意义与出路

“返乡书写”的意义何在？首先，作为一种非虚构的写作，它在一定真实性的基础上反映了当前社会发展中乡村的个案问题。作品中大量生活细节的呈现、写作主体和故事人物之间的对话、议论等等结合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能够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进而重视和反思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建设问题，引导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其次，返乡书写“从其内在精神来看，却与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中关注农村、悲悯农民的传统一脉相承”[10]。它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感和反省精神。但近两年，返乡书写销声匿迹的事实也说明了书写本身面临的尴尬境地：当千篇一律的返乡书写被炮制出来时，它已经开始走向了末路。

其中不得不涉及到知识分子在这些返乡书写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悖论，一方面他们怀着用文字重新建立起与故乡的精神联系的救赎冲动，企图通过写作来舒缓内心的焦虑。但另一方面，随着对故乡亲人命运的深入了解，他们不但没有缓解这种焦虑，反而变得更加不安和担忧。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开始反思起自己的叙事姿态：当作者以一个出梁庄者的身份回到梁庄时，他是没有资格做任何道德审判和判断的，因为终将要离梁庄而去，这是一个已经中产化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艰难人生时的软弱和逃离，最终将无家可归。在黄灯的书写中，我们也看到她在“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无能为力的同时，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11]，又不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王磊光也同样在返乡笔记中感叹到知识的无力，对乡村的未来感到迷茫。在这些担忧感叹中，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作为返乡者在情感体验和理性立场之间的冲突，在悲天悯人的情绪宣泄之后他们无力提出解决的方案，只有再度离开。

那么，“返乡书写”的出路在哪里呢？我想最首要的是通过返乡书写，为现实的实践提供思想启示，来推动真正的返乡，促进乡村建设。梁鸿在《艰难的“重返”》中提到曾经参与乡村建设团体活动的经历，他们是通过真正的实践，在乡村和城市的边缘奔走呼喊，来探索解决困难的方案，即使可能面临失败。这种真正投身乡村的实践行动才是返乡书写所需要关注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突破以往的书写空间，不仅让乡村现状更让乡村建设进入人民大众的视野。从知识分子这个角度来说，则应该更加深入乡村的内部，将乡村放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去冷静的审视。知识分子如果仅仅局限于学院派狭小的专业领域，是没有办法真正摆脱无力感的，对乡村的观察思考和批判也将被感叹式的抒情所遮蔽。“对于知识分子说来，只有增添文化性格之中宽厚与坚韧的元素，他们才能进入乃至投身乡村的多元空间，发现自己的恰当位置。”[12]

“返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知识分子的“返乡书写”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有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梁鸿、王磊光、黄灯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了他们对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思考，展现了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乡村的弊病，对于当下的乡村建设有着发人深省的启示作用。同时，这些书写也是知识分子自身城市生存焦虑下的产物，隐现着现代人的怀旧、乡愁记忆以及对整个时代、社会发展担忧的复杂情绪。因此，返乡书写不免因其自身的思想困境而走向末路，但文艺是时时更新的，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新的返乡书写必将产生，文学与乡村、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必将进一步地重构，呈现出不一样的乡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