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实践
——以中央民族访问团为中心的考察

张福强

(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志着这一概念步入“有名有实”的阶段。在此之前，这一概念则处于“有实无名”的自在状态。从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历史谱系看，抗战时期通过对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确立起来[1]。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所处位置和面临形势为之一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也随之而变，虽未明确提出目标和任务，但在实践中有着充分的认识和自觉，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舆论引导，在事实上强化了各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认识[2]。在政策层面，《共同纲领》的颁布极大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及伟大祖国等的认同；在实践层面，《共同纲领》精神指引着各项民族工作的开展。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指示，要组织进行“走下去”和“请上来”的活动，其中“走下去”就是本文论述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项大规模的民族工作，影响巨大而深远，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它为中心进行考察，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初心与使命，同时可小中见大，彰显中国共产党在初掌政权后，如何在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形塑方面作出努力，从而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发展“前史”。

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是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3]。具体到20世纪50年代的实际，彼时政权初立，制度建设刚刚起步，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开展，中华文化等深层次的问题也未涉及。因此，中国共产党铸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个指向”，实际上只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一、广泛开展沟通联系，强化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应该是对“一国”或“同一国家”认同这一现实的客观反映。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具有标志性和转折意义的大事，它“使中华民族获得了基本的政治框架和稳定的想象空间，具有了国家形式”[4]。在这个政治母体中，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得以快速发展，抽象层面的共同体意识也随之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这个新生政权并不了解，部分民族上层甚至存在敌对情绪。基于此，当时中央民族访问团的首要任务便是通过沟通联系，增进相互了解，从而让少数民族真正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年多来，经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各少数民族代表来京开会及其他的工作，沟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族间的精神联系，促进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体认。”[5]

1.“新的中国，气象不同”。1949年之前，边疆少数民族长期遭受欺压勒索之苦，对当权者深恶痛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旧时代政权有着本质区别，这是访问团向少数民族首要昭示的内容，通过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扫他们过去的屈辱困境，带来了新气象，有力增强了少数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访问团每到一处，除政策宣传外，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往旧政权截然不同。从当地民众的反应来看，“世道变了”“气象不同”是表达最为集中的关键词。王连芳在访问中听到一些彝族老人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只有彝家下山给官家服役纳粮，哪有官家上山给彝家送礼的，世道真是变了。”[6]6宋伯胤抄录了若干少数民族村寨中的对联，其中诸如“今天气象不同，民主专政，大家感谢毛主席”[7]等内容表达了少数民族的心声。西南团在楚雄访问时听到当地苗族的歌曲：“苗族唱歌，苗家千年来盼天晓，一代过去一代，一载过去一载，天依然是黑的，地依旧是暗的。如今啊，阿卯(苗自称)看到了太阳，找到了生路。”[8]湖南茶坪瑶族也有类似的表述：“现在把我们全中国解放了，替我们弱小民族把石板掀开了，遍体麻索解脱了，地狱水牢中提取我们出来了。”[9]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到来，刷新了少数民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知，增强了他们对伟大祖国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此外，各访问团携带了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主席像、印章、旌旗等，在访问中赠予少数民族。在欢迎大会或民族团结大会中，当进行到赠予像章旌旗、放奏国歌等环节时，大会往往达到了高潮，“各族人民高举五星国旗，以不同的语言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10]。用高度象征性或符号化形式增强了他们对伟大祖国的体认。《新中国的诞生》等影片受到当地群众极度追捧，是一堂极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当各族同胞从银幕上看见了毛主席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伟大胜利时，更加增强了热爱祖国的热忱和保卫祖国的信心。”[11]

2.“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7月西南访问团率先开展活动，同年8月西北访问团赶赴西北，中南访问团和东北内蒙古访问团也分别于1951年7月和1952年7月到中东南和东北地区进行访问。此时正是抗美援朝如火如荼之际，在此背景下，抗美援朝宣传成为四路访问团的主要工作之一。访问团向少数民族说明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及抗美援朝的意义等。“我们必须加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运动，把它扩大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12]表达了中国各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通过广泛宣传，进一步激发了少数民族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彝族代表激动地说：“抗日战争，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今天美国又走日本的老路，出兵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我们各族人民万万不答应。”[13]

访问团还组织少数民族为抗美援朝捐钱捐物。例如东北内蒙古访问团，运用多种方式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及战争的动员工作，所到之处少数民族支援热情十分高涨，各地学校、工人、教师、农牧民都纷纷捐款，掀起了一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热潮。海拉尔的牧民表示：“为了报答毛主席的关怀，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幸福生活，内蒙古各族人民今后一定要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14]。

3.“祖国边疆，不容侵犯”。我国国防线上居住着诸多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往往与国防问题交织，访问团在开展工作前对此已有深刻认识，“很多地区牵涉到国防问题，使得民族工作增加一层重要性”[15]。西南访问团抵达重庆时，邓小平特别指示：“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16]。当时的边疆形势极为错综复杂，既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煽动，也有一些国外分裂势力伺机而动，挑拨民族感情。访问团采取慎重稳进、耐心说服等工作策略，大力宣传“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一些原先“摇摆两头”的少数民族上层由此坚定了认识，面对挑拨时，坚决表示“祖国边疆，不容侵犯”，有力维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疆域基础。

西南访问团涉及此类问题最多，尤其在景颇族、佤族、傣族等边境附近民族的访问中，更加突出。《王连芳民族工作回忆录》中记载了诸多典型事例。如工作组派人亲赴边境宣传保卫边疆的重要性，一度“出走”的景颇族首领司拉山返回陇川，并表示“自己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景颇人做事”[6]120，消除了山官头人和部分群众的疑虑，有效地维护了祖国西南边陲的稳定。1951年，访问团抵达普洱专区时，在班老地区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爱国情绪高涨，此次访问影响深远。1960年中缅边界勘察时，班老头人纷纷表示：“班老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坚决归中国。”[6]125

二、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强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一个政党组织想要获得社会成员或共同体的认同，必须有一个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17]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平等团结有了全国范围内实践的客观条件。然而，边疆地区情势复杂，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保持观望态度，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反动势力的歪曲宣传下，对党的方针政策缺乏认识，更遑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费孝通曾说：“少数民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受压迫的；但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所以需要我们去做工作。”[18]中央民族访问团的访问活动，为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认同感的提升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西北访问团在工作总结中写道：“本团的访问工作使西北各族同胞对中央的信心更为加强”[19]。访问工作也有力推动了其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的实践。

1.政策宣传层面。《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访问团紧扣这一主题，采取多种方式把《共同纲领》精神传递到每一个民族中。西北访问团在公告中表示：“我们这次到西北来的任务是：宣扬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20]在宣传内容上，访问团每到一地,对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总政策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宣讲，向他们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内涵和意义等，回答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提问。在政策宣传方式上，形式十分多样，除召开大会集中宣传外，还采取个别访问、主要人物座谈等方式。尤值得一提的是,访问团用歌舞、相声、京剧等文艺活动宣传民族政策，普及面广，影响很大，效果良好。仅西南访问团二分团就演出戏剧共52次，观众达14万余人次[21]。

访问团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边疆少数民族用最纯真的歌声、朴实的话语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蒙古族牧民唱道：“毛主席派出亲人来，高不过蓝天，深不过大海，好不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鄂温克牧民也唱道：“党的民族政策照四方，鄂温克的幸福生活赛过天堂。”[22]西南团由于访问时间长、范围广，少数民族群众表达更为热烈真挚。访问中，可以听到毛主席是“活菩萨”，是“红太阳”，是“各民族人民的大救星”等[23]。一些少数民族把自己的感受编成歌谣到处传诵，如“山上的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心心向着北京城，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恩人”等[24]。类似的表述十分普遍，真实地表达了群众的心声。

从访问团成员回忆看，通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极大强化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费孝通曾领导中南访问团访问了广西、贵州等地，他曾说：“尽管几千年来受尽了敌人的挑拨离间，甚至曾经流血残杀，但只要把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明白交代清楚，千万群众只有一个呼声：‘毛主席万岁’。”[25]曾参加过西南团的刘树生在时隔六十年后评价：“在边疆民族群众中，确立了国家观念、党的观念，把党的民族政策的种子播撒在广大群众的心里。”[26]

2.制度实施层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通过制度安排解决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等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内部整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中央民族访问团除宣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容及优势外，还指导和帮助部分民族地区设立自治机关，有力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为民族平等团结的落实迈出了坚实一步。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西北和内蒙古东北访问团主要集中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宣传，而西南和中南访问团一方面进行政策宣讲，另一方面积极推动部分地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或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建立。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分重视，参政议政热情高涨，对组织条例、人员比例等等都进行了反复讨论。经协商后成立的自治地方政府，代表性很强。一些少数民族代表说：“联合政府好像一只船，共产党好像舵，各民族人民就是桨，大家来推动，前进就更快了。”一些汉族代表也很高兴，表示：“联合政府把各族都合拢了，少数民族办事就热心了。”[27]23可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边疆民族强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部分少数民族认识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对民族团结有积极作用。“成立联合政府或区域自治，只会加强民族团结，不会造成民族分裂，只会推动民族的更进步……，并能促进各族更加依靠我党的领导。”[27]23-24这一制度在促进各族群众对党的认同方面效果显著，“通过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决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认识到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自觉地紧密集合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28]。

3.工作态度层面。宣传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顶层规划方面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亲身接触中让少数民族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从而在情感上真正地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许多少数民族正是当面听到访问团怎么说的，亲眼看到他们怎么做的，才感觉共产党和国民党确实不一样，才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的。”[29]

西南访问团出发前，周恩来召集访问团主要领导人在勤政殿开会，对如何开展工作做了原则性要求，主旨是要求访问团态度诚恳、以心换心。西南访问团到达重庆后，受到邓小平、刘伯承等人接见，邓小平强调：“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16]在这样要求下，访问团扎实推进工作，以“以心换心”方式与少数民族交往，平等对待每一个民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把少数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与少数民族打成一片，双方关系十分融洽。访问团诚恳的工作态度与优良的工作作风深入人心，少数民族亲切地称访问团成员为“新汉人”。费孝通作为亲历者谈道：“这是我们按照周总理‘以心换心’的教诲去做了以后，取得的良好效果。”[18]

从被访民族反应看，访问团受到极大欢迎、信任和认可。访问团到达半个月前，贵阳市郊孟关乡苗族、彝族群众就组织了欢迎队步行前往贵阳欢迎。部分老人忆及访问团的活动时，满怀留恋地谈道：“现在，中央访问团虽然已经走了，然而，他们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30]可见，通过真诚的情感交流，少数民族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最终强化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

三、树立各民族大家庭意识，巩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1.从心理学角度看，访问团对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体对中华民族这一客体在思想意识层面的认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号召各民族共同抵御日寇侵略，强化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和国成立初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直接表述相对较少，但强调共同体认同的思想依然居于核心地位，此时“大家庭”作为民族团结的主流表述话语，其本质依然在阐释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只不过更多偏重的是各民族团结友爱，共同组成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庭[2][31]，重点在于引导大家庭与成员、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种思路不仅是《共同纲领》等文件的核心要义之一，而且成为了当时民族工作的中心之一。中央民族访问团自然也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1949年前，由于国民党腐败统治等原因，边疆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王连芳谈及云南民族地区的情况时说：“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倒宝塔型(即大民族欺负小民族)，正宝塔型(即小欺大，如凉山彝族欺压附近汉族)和工字型(如西双版纳傣族统治布朗族，而布朗族又租地给哈尼族，接受上贡)等。”[6]208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央民族访问团根据各地实际，在调节民族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对消除民族隔阂，建立民族友谊，加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起着现实和长远的影响”[32]462。

2.从内容上看，重点在于疏通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的关系。具体工作中，访问团始终秉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先深入了解影响地区民族关系的症结所在，其后采取措施对症下药。散杂居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相对较少，访问团主要以政策宣传和说服为主。部分多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完全消除，有的还牵涉历史积怨。针对这样的复杂情况，访问团坚持和平协商的总原则，通过劝解来解决民族的纠纷，仅西南访问团一分团在西康省西昌专区就调解了纠纷达580多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疏通民族关系工作中，少数民族上层起到了重要作用。访问团每到一地都拜访了当地土司、头人、寨主等，传达中央政策，劝说他们搞好民族团结。许多少数民族上层表示：“以后我们各民族兄弟要恋爱，要团结。”[6]101诸如打冤家、民族仇杀、不公平交易等严重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和谐，访问团对此类活动持坚决取缔态度。凉山地区成立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委员会的劝说下，许多家支的头人主动请“冤家”喝酒，以示和解，并表示：“过去我们是买子弹、买枪枝、打冤家竞赛；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要用团结竞赛，生产竞赛，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惠。”[33]胡鸿章回忆了西南团第二分团在丽江召开的一次民族代表座谈会。“一些多年结下的冤家对头，在会上言归于好，中甸藏区上层阿坚感慨而兴奋地说‘以前不团结，现在团结了，以后，睡着、坐着、站着、走着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因仇杀而提心吊胆了’。”[34]

在处理民族内部矛盾中，访问团特别谨慎，并没有大力宣扬阶级斗争，而是采取调解方式，达到上层得到教育，下层得到适当扶持的效果[27]47。

3.从方法上看，在和平协商总原则之下，运用了个别访问、召开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等多种方式来增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疏通民族关系。个别访问多是与各民族或民族地区的各界领袖人物建立密切联系，在处理纠纷时由他们出面协调往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和民族团结大会是访问团最常用的方式。座谈会范围有限、人数较少，代表中有头人、土司、阿訇等上层人物，同时也有农牧民等下层人士。多由访问团先进行民族政策宣讲，再倾听代表意见，重点在于讨论《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在有条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区域，如何建立自治政府往往成为最核心的探讨内容。

民族团结大会仪式性更强，参加人数众多，主要面向少数民族群众，各民族共处一地，欢声笑语，增进了双方的感情。访问团通过政策宣讲、文艺表演、电影放映等，向少数民族阐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大家庭的道理。何庆文记述了访问团到元阳地区组织召开民族团结大会的盛况：“此时此刻，在人们的心里千百年来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屈辱历史所造成的阴影被欢乐的喜悦所替代。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民族大团结的盛况和气氛真是令人终生难忘。”[35]

民族团结公约的制定是访问团最为突出的工作成绩之一，中南访问团组织拟定的《大瑶山团结公约》最具代表性。1951年8月，费孝通带领中南访问团一分团到达金秀瑶族地区，在召开大瑶山各民族代表大会期间组织了公约起草委员会，经全体代表商议通过了《大瑶山团结公约》，按照传统石牌制形式举行，对之前纠纷不断的林场、土地、水源等做了新规定，对民族的内部关系也提出新要求。“长毛瑶放弃了各种特权，盘瑶和山子瑶表示不再计较过去的恩怨是非，要像亲兄弟一样和茶山瑶、花篮瑶、坳瑶搞好团结。”[36]公约的制定有力促进了瑶族内部支系、瑶汉之间关系的改善，是大瑶山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里程碑。

四、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是一个连贯的过程

1.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活动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主要方向、内涵、特征。访问活动持续两年半，基本遍及全国各个民族地区。“访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地区之广，民族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32]463此次活动集中体现了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主要方向、内涵、特征等。从前述分析看，诸多实践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对整体性的强调并没有改变，此时更加偏重中华民族内部各成员的关系，在话语上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表述成为主流，访问团通过多种方式疏通民族关系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自主，实现“站起来”的核心，“大家庭”中团结互助关系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在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中，政党认同至关重要。访问团在政策宣传、制度实施方面作了诸多努力，“以心换心”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持。中华民族需要一个有固定疆域、一定人口、独立主权的政治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承载，构建中华民族认同背后同样也要强化国家认同，其中要特别凸显新成立的国家与以往旧政权有着本质差异，加之抗美援朝的爆发及“祖国边疆，不容侵犯”思想的传布，促进了各民族对国家的体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十分丰富，方式多种多样，取得良好效果。

2.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的纵向演变来看，并非跳跃式或断裂式的，而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观念相伴而生、同步形成，各种力量持续推进、互动融合，“中华民族”=“全体国民”逐渐成为共识。在此种思潮促动下，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中，中国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密切关联，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实现了合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体系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其内涵主要指涉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以往经验基础上，对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了进一步的调整与丰富。中华民族认同由抗战时期侧重一致对外的命运共同体构建，转而强调内部民族关系和谐稳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国家认同由之前的日寇铁蹄下的“残破山河”变成了焕然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为重要的是,不管是中华民族抑或中国的独立复兴，中国共产党都是根本的、核心的力量。因此，政党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中得到了凸显。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经济要素进一步提升，共同体意识中的经济属性成为主要内容。随着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得到进一步显现，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被纳入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中来，并在十八大以后逐步得到完善和确认。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95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37]。在此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及实践，在继承前一阶段经验中，不断得到丰富，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而非跳跃式或断裂式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兼具重要政治含义和巨大学术价值的议题，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里有着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批判地继承了传统中国的天下观、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思想不断丰富和民族工作实践不断积累的结果。目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要重新审视以往的民族工作，进行再次解读或阐释，把以往较为陈旧的话语表述、碎片化的事件整合进这个体系中，进一步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为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本文就是在这个方面进行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