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旅游人类学反思

彭兆荣

(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重庆 400053)

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与现代移动性(mobility)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几乎是人们的共识，几个特征可以说明：一是疫情主要发生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二是疫情的传播借助快速移动的现代工具；三是疫情蔓延与社区空间的限制有关；四是人群的集体活动成为疫情播散的“媒体”；五是没有先期预兆性的迅速发生。从全球性常见的“硬性防范”方式来看，禁止“人的流动”(包括控制疫区、家居隔离、限制人群社交活动、封城封国、停航停运等)成了被迫性强制措施。限制人群移动，事实上消除了旅游。显而易见，从疫情爆发、延续到社会恢复稳定，旅游成为“重灾区”。因此，如何评估和分析当下旅游的形势，如何找到相应的对策和方式，如何预警、预防未来类似灾难，减轻后疫情时代旅游业的损失，调整大众旅游的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作为教训，新冠疫情让人们深刻地意识到，任何新的社会属性都不是单一性的,当人们欣然接受移动性带来的诸多好处时，显然并未做好应对移动性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准备。

一、受阻的移动

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的第一个特点，是传播的快速性。众所周知，世界进入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的同时，迎来了“全球化”的伴随属性——移动性。“大众旅游”(mass tourism)就是这一社会属性的产物。可以这么说，没有现代的移动性，就没有大众旅游。移动性不仅改变了人的思维，改变人的认知形态，改变了人的学习方式，也改变了生活形态。旅游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现代生活形式和形态。20世纪50到80年代，大众旅游从开始出现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时尚，这种快速移动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1]，史无前例地走进了民众的生活之中，并成为公认的“世界第一大产业”[2]。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知识-信息、传播-学习、交通-安全、商业-金融、资本-投资、科技-应用、医疗-康养、管理-服务等全方位地进入到现代社会。

根据阿帕杜莱的概括，现代移动性主要有五种形态：族群图景(ethnoscape)，指各种人群的快速移动； 技术图景(technoscape)，指科学技术在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财经图景(finanscape)，指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财经手段进行交易和交换，交易和交换活动空前广泛；观念图景(ideoscape)，政治理念和价值通过快速移动播散成为社会价值的重要“媒介”，并通过全球化流动进行传播；媒体图景(mediascape)，指借助各种媒体广泛传播信息[3]。

人群移动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是旅游。虽然人类作为动物——“会动的生物”，移动一直相生相伴，但在前移动时代，移动——包括族群迁徙、寻求食物、解决生计、躲避灾荒、戍边从戎、文人御政、行侠天涯、旅行游离等都属于“小众”“小型”“小范围”的，原因正是移动属性的限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即便是出现任何疫情，其传播速度也很缓慢，传播范围也很有限。然而，此次新冠疫情完全不一样，现代移动性助长了疫情的快速传播，连带性的、受伤最重的也是大众旅游。

如果说，现代大众旅游的出现是全球化的一个产物，那么，也就携带了全球化的基本问题、因子、元素等。换言之，现代社会秩序和生活“稳定”的重新建立离不开人类不间断的“移动”，这种“移动之悖”的表象构建了现代生活的真实性：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变化，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很难囿于一个稳定不变的场地，许多工作有赖于快速的移动行为，然而，人们的心理需求却表现为在移动中“安全、安稳、安静”。这对于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传统而言，更是一个需要进行全面评估的社会问题，即传统的农耕文明的移动节律依照的是“天时”的节律，那是规定的、规律的。现代社会完全打破了这种农耕节律，以空前的移动速度代替，也就可能出现空前快速传播疫情的灾难。

概而言之，“移动性”的最典型特征是人群的移动，最典型的形式是大众旅游。而人群的移动无形中成为此次疫情的最重要传播方式。旅游既是疫情传播的“推手”，又是疫情的“受害者”。因此，世界各国在此次战“疫”中首先采用的方式就是“禁止移动”，其实也就是“停止旅游”。据英国牛津经济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各国受新冠疫情重创，2020年全球民众出国旅游需求减少将高达57%(1)参见《报告预测全球出国旅行需求减少57%》,https://www.sohu.com/a/418120936_162758,2020-09-13。。

二、回归乡土“故里”

2020年9月13日，中央电视台播报了我国8月份乡村旅游呈现快速上升的统计数据。这事实上是游客面对新冠疫情“对应性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非来自于旅游部门“决策性指导选择”，直接原因是此次疫情是以城市为重心，这也是疫情的第二个特点。从全球疫情的总体情况看，城市是最集中、最容易发生和播散之地，乡村则是相对安全的。于是，“城乡”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传统所赋予“城乡”差异的意义也成为重新反思的对象和内容，尤其在中国。众所周知，西方文明总体上属于城市文明，城乡关系是以城市为中心、乡村为边缘(country-countryside)的主从关系。而在这一二元对立关系中，城市属于“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乡村属于城市附属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4]。中国的情势完全迥异。以传统的观念而论，农耕文明才是“大传统”。

这对中国的旅游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如果旅游承载着文明的因子，那么，其特色之一就是相对稳定的移动。农耕文明决定了在乡土社会的伦理体系中，移动是限制性的，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表明除非有特殊的必要性，否则不主张游动。今天，虽然全球化推导出移动性这一社会属性，但这种社会属性仍然会受到传统文明因子的制约。也就是说，我国的大众旅游本身包含着背反的因子：一方面，旅游是全球化的一种产物，满足“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的推展需求；另一方面，旅游同样可以成为回归传统的一种方式。所以，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旅游无形之中上演了一出返归农耕文明的现代剧目。

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是乡土。费孝通以“乡土中国”命名，至为准确。稳定构成了传统乡土社会基本的社会特征。其实，今天所说的“和谐社会”“安定团结”“安居乐业”等都是从“乡土”中生长出来的稳定价值。相反，离开土地就意味着离开自己的家园，“背井离乡”是一种通常的表述，遭遇灾难是其重要原因。“灾荒”经常连用，“荒指农业生活停顿，灾指土地无法耕种的情形”[5]317-318。“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5]，其悲惨的情状即为“背井离乡”。

所以，旅游“返乡”不独为疫情之中的“救急”性策略，也可以是真正意义上的返回“原乡原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园林建筑师联合会关于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原则》是：

乡村景观是人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持续性文化景观最常见的类型之一。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乡村景观，它们代表了文化和文化传统。同时，生活在这些乡村地区的人们和社区还给这些地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乡村景观是动态的、活着的体系。由于景观会经历持续的、不可逆的以及在所难免的改造过程，为此，在制定乡村景观政策时，应将重点放在如何管理随时间推移所形成的那些能被人们接受的适度的改变，以及如何保护、尊重和提升遗产价值。当地社区、土著群体和移民群体等，他们与所生活的地方有紧密的联系和附属性，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与自然和环境状况相关的知识、历史和当下大事件、当地文化和传统、以及数世纪以来不断试验和实施的科学和技术方案。承认乡村居民高标准高质量的生活将有助于促进乡村活动的开展、维护乡村景观、将乡村实践和文化传递至下一代，源远流长(2)参见《世界乡村景观行动》，http://www.worldrurallandscapes.org/。

“乡村”原本作为现代旅游中的一种类型就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在西方的游客观念中，乡村属于那种“诗情画意般的、秩序井然的、安逸详和的形象”，是厌倦现代城市生活所建构的 “过去”[6]。于是，乡村旅游也成了西方游客怀旧和逃避现代都市喧嚣的一种选择。然而，事实上乡村并不总是人们想象中的一隅“净土”。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速，“乡村生活”也正在，甚至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型。当然，这种变化本身也可能成为吸引游客的一个因素[7]。无可争议的是，“乡村游”已经成为当代旅游中的一个“热点”,后疫情时代必将会有大幅发展，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乡村游还包含着另一种文化的认知，即我国乡村的原貌是“自然村”形态，自然村有一个重要的特质，即根据自然的形势，呈现出自然的空间布局和距离。传统的村落选择和建造都是建立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形制之上，这也是中式的“乡土智慧”。

如果城市化的快节奏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常态，那么，它带动游客随着快节奏的步伐涌入城市也是常态。然而，此次疫情却给了一反诘。客观上代表快速的、人群密集的、人工化强势的城市成了疫情的滥觞和扩散的“重灾区”，那么，旅游的“反走”也将成为趋势，即趋向于慢节奏的、人群疏散的、与自然相融的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将成为人们的首选。简单地说，乡村生活就是依据自然节律而从事生产和生活。从节律和节奏来看，这是最为符合自然规律，绝对不能人为地加速。这显然与当代的“快速发展的节律”不吻合、不配合，但是，自然的节律安全系数最高。

概而言之，乡村旅游除了作为一种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吸引游客外，今天还多出了一种与城市的快节奏、人口密集、人工因素等相反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特定时期的“避难”性因素。当我们看到面对新冠疫情的诸国纷纷“封城”时，我们突然发现，“城市”也可以是一种“病毒”，而乡村旅游的“慢游”“慢生活”则成为“防病毒”的一种方式。

三、实践“两山理念”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旅游，在返回原乡的过程中，还契合着“两山理念”。绿水青山—金山银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时多次提到的词汇和理念。绿水青山既指人类持久永续发展所必须依靠的优质生态环境，也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天地人和”的自然原理。自然资源、生态价值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最大、最丰厚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前提是人类既要敬畏、尊重自然规律，又要承认、保护自然价值，才能通过自身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有意识地利用自然资源，造福人类。

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播散，“社区感染”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其第三个特点是人为性空间狭窄。如果城市的快节奏、人口密集、人工因素等是疫情泛滥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皆涉及到“人为的、狭窄的、非自然的空间关系”。因此，转换空间不仅是后疫情时代人们的身心需求，也契合着旅游行为。当人们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环境较长时间地工作、生活，会由于过度的熟悉感、程序化空间而需要有一个空间转换，才能使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和休息，旅游正是实现这样的身心需求的转换方式。一般而言，城市的人居环境、工作环境空间狭窄，人工和人为的因素充斥周遭，一俟假期，人们像囚犯一样逃离牢笼。以往的逃离，只是选择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地方。但此次疫情在城市发难，“到乡村去”“到自然中去”将是未来一个时期的游客首选。这并是不说乡村不发生疫情，而是强调乡村的自然状态、广阔的空间对疫情具有很好的规避作用。

这次疫情是对过快的城市化发展亮出的“红灯”。这也促使我们对传统的“城市-乡村”对峙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因为在传统的价值观念里，城乡关系是一种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话语”的产物——虽然中西方在这方面表现出不同的面向：西方公然将城市视为“权力话语”的主轴，将乡村置于从属和边缘。中国的情势却不尽然，中国封建社会的“社稷”国家历来有重农的“农本”传统，可同时乡村又一直是“落后”“贫困”的，有时甚至将其作为推行城镇化的一种“理由”。党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人为城镇化”的刹车。因此，返回乡村的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我国当前城镇化运动的一个刹车，也是对乡村振兴的“行动支持”。或许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能够体会到自然的旷野原来是那么的美丽可爱、那么的舒适安全，特别是对从城里“逃”出来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如上所述，乡村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物种”而存在。“全球化”以一种趋同的方式推导着它的价值，这在“科技”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因为这种趋势，凸显着乡村文化多样性的特色。同时，又是区隔城乡的重要差异的一种“范式”，即城市作为“人工”化的产物已经越来越明显，而“自然村”的乡土本色传递着一种与自然保持协同的价值，也成为“地方性”的一种说明。换言之，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背景下，乡土社会是“地方”文化展演的中心，也是对“地方性”的特殊说明，“乡村”的这种形象特别适合游客进行怀旧旅游，或为逃避现代都市的喧嚣而进行的选择，因此，对旅游人类学研究也有着特殊的意义。随着此次疫情的出现，传统的“城乡”可能因此出现新的价值语义。在西方，广袤的乡村是城市的边缘，也是“中心-权力”边缘化的地方。乡村中人与自然相适应所形成的景观和生产生活节奏[8]，却是城里永远不可能有的。所以，“到乡村去”已经从简单的“逃避”，转换成了重新认识遵循自然节律为本的农耕文明的现代意义。可以断言，在后疫情时代，大众旅游将出现一种重大的转向：回归乡土，走向自然。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传统的“人-土-居-业”关系格局表明，乡土社会的村落形制，包括栖居与业态相配合的形貌，即以土地为背景的人居环境的关系形态，表现出了非常有特点的空间关系。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曾提出“地理巨区”(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的体系和模型。“地理巨区”其实是指中国传统的村落与“市场”所形成的空间格局，“对农民自身以及农民与其他群体间关系所产生的社会意义”[9]。尽管有不少学者对模式提出了质疑，特别是中国村落形态的多样性，或难以用一种结构模型进行解释，但都认可这一原创性理论模式的开拓性价值。施坚雅通过对中国乡村市场结构的分析，表明中国不是毫无差别地、随机连接在一起的“一些地方”，而是一个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10]。具体而言，村与村的群落关系形成了六边形(即“蜂房”型)市场区域理论。关于施氏理论，学界讨论已经很充分，此不赘述[11]。然而，对于此次疫情，“地理巨区”显然具有新语境中的特殊价值，即乡村的空间格局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概而言之，在旅游环境中，乡土回归、自然回归、生态回归已经成为一种新旅游趋动。如果全球化的移动属性在前疫情时代表现在旅游上属于快速的聚合型的话，那么，后疫情时代的旅游则可能呈现疏散型样态,表现在游客对“青山绿水”的特别需求，从而对空间需求的扩大化，进而起到对疫情的有效防控。

四、预警与防范

新冠疫情的世界性爆发，仿佛一夜之间从天而降，因此，其第四个特点是无征兆预警性。此次新冠疫情和17年前的非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无预兆。其实，“无预兆”就是一种“预兆”。何出此言？事物发展原本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我们把此次疫情视为自然对人类的“惩罚”的话，那么，人类违背自然的规律，人为加速和扩大移动性，灾难到来也在加速。这就是预兆，这种道理原本昭然，勿需特别强调。当人类的欲望膨胀到挑战自然规律的地步，这种毫无理性的饕餮掠取，表现出一种对自然节律的违背，最终会受到惩罚，这一过错不啻为“预兆”。

人类文明的“进化”原理告诉我们，人类是沿着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相处才获得了人类自身“万物的灵长”的高度。所谓“适者生存”虽然已经陈说老旧，却表明人类必须遵循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关系演化、演进，如果人类违背这一原则，就可能出现“逆化”的情形。然而有些时候，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人类”也就越脱离“人与自然”这一平衡机制。迄今为止，一方面，自然仍然兼为检察官和审判官，当人类违背人与自然平衡和友好机制，必将受到惩罚。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也在诸如历史的饮食经验中确立了食与禁食的基本伦常，如果伦常受到破坏，也将受到惩罚，这是社会规约。自然-社会规约机制成了一种历史铁律，任何社会、任何群体、任何时段都一样，没有例外。人类社会是否沿着“可持续性发展”的路线成为自检的重要依据。

于是，“可持续性”又将重新加以讨论。“可持续性发展”在近几十年中成了世界论坛上少数重要的政治话题之一。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举行了以“环境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会议(UNCED，——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也称“里约地球高峰会”(Rio Earth Summit)。会议签署了一个题为“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的跨民族协议”。大众旅游也在同一个原则之下被作为重要的追求目标。学者主张旅游发展应该追求的具体目标是：(1)保护自然生态与生物的多样性以作为人类自身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因素。(2)维护人类文化遗产和族群的多元性，促进多元化文化和谐并存的社会发展。(3)维护旅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在政府和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可持续性[12]。

旅游要做到“可持续性”，就必须对移动性做好“适应-利用/预防-治理”结构功能的平衡。任何新的社会属性都是一柄双刃剑，“移动性”亦然。当人们享受到快速移动带来的诸多便利时，却忽略了它可能同时带来的反作用，危险、危害甚至是灾难。面对此次疫情，人类除了团结起来，战胜疫情外，也要意识到，“可持续”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口号，它是对饕餮式欲望和过快发展的一种警示和警告。显然，面对这样的发展，我们还未做好准备。它也促使每一位游客对旅游过程中的需求表现和行为进行反思和调整：生物需求→安全需求→发展需求→利益与自我需求→完成或自我实现需求。

不言而喻，游客可以通过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的实践进入到一个不断递进的“梯级体系”中，从开始的“体验心理类型的快乐过程”到富有经验的游客“利用旅游去发展各种关系”，最后达到“自我尊重和动机自我实现的目的”[13]。特别是经过此次疫情，游客在旅游活动中会更加珍惜那些人类与生态的和谐关系、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和平共处关系、人类与故土祥和的亲缘关系等。

此次新冠疫情提醒我们，以移动性为基本特征的旅游，应该提升预警和应对疫情灾难“级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疫情出现了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宿主(host)”。“宿主”即寄主，原指为寄生生物包括寄生虫、病毒等提供生存环境的生物。笔者借用这一医学概念以“移动性”借喻之。旅游人类学将host -guest置于旅游范畴就是“主-客”关系。试想，如果不是现代移动属性，任何类型、形式上的“疫情”都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以如此快的速度传播，现代移动属性也就成了“无形宿主”。而如何保证大众旅游正常可持续性地进行，“主-客”关系也被提升到了具有另一个价值意义的层面。

概而言之，移动性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活图景包含两面性：一方面，以“移动”的方式加速着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扩散和扩张，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可能由此携带着巨大的危险、危机和危情。旅游业面对类似的灾难，属受伤最重之列。对此，旅游业显然没有准备好，没有做好相应的旅游预警、预防工作，特别是“无预兆”预警工作。

五、后疫情旅游

新冠疫情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作为与移动属性最为贴近的旅游，无疑是此次疫情最大的受害者和受伤者。虽然我国的旅游已经逐步开始“复工复产”，有些类型的旅游，比如乡村旅游显示出了后疫情时代的勃勃生机，但痛定思痛，纵观天下，展望未来，新冠疫情仍在肆虐，不少专家预测，秋冬季节，疫情或将反扑。而如何提前做好准备、做好整体布局和设计，及时做到“防范于未然”，才是更加负责任的做法。

专此，笔者尝试设计出后疫情时代旅游的“4321齐步走方略”。

(一)所谓4，指针对此次疫情的四个特点，即快速传播、城市重灾、空间局促和无预兆性，做好以下应对工作

1.针对疫情的快速传播特征。反思“移动性”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新社会属性。它同时包含着两面性：它是“天使”，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利益和便捷，使人们在工作、学习中产生出巨大的效益；让人们为之着迷，就像“移动手机”(mobile phone)，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它一样。它是“恶魔”，此次新冠病疫的全球扩散，如此迅速，如此激烈，如此惨无人道，“移动性”可以说是罪魁祸首。回顾历史，有什么病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够如此快速地波及全世界，制造全球如此大的震荡？没有。面对如此可爱又可怕的新社会属性，特别是对大众旅游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旅游主管部门应该迅速建立两套应对和治理机制，即快速移动与暂时静止的管理机制。笔者以为可以借鉴我国此次在面对疫情时所积累的成功经验，比如“疫情级别”的划分和区隔对待，设计出后疫情时代的分区、分级、分制管理体系,以利于疫情常态化管理中对旅游的开展进行及时有效地引导。

2.针对城市重灾特征。此次疫情的发生和传播主要集中在人群密集的大城市，除了“封城”等暂时的、强制性手段外，重新制定和调整“城乡关系”的旅游发展规划已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或许更应该调整当下社会价值话语的“城镇化”导向。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城市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是借国力于农业，即所谓的“社稷”背景，自然形成的“城-郊-野”格局。这样的情形早在我国第一部地理著述《禹贡》中就已经奠定了基调，即围绕着农耕进行“五服”划分进而提供“贡献”。这与欧洲国家，特别是拉丁系的海洋文明的肇始和城市属性完全不同。所以，我国的任何行动都必须首先考虑“乡土”。鉴于此，后疫情时代也需要把传统的乡土性带入、融入中国的城市建设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主要说的是亲属关系、地缘关系，他以“街坊”作比喻[14],而“街坊”正是以“田”(邻里)为样式的中式城邑格局,“邻里街坊”“四合-进式”的城市和住宅建制包含着“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智慧和安全性。

3.针对空间局促特征。相对于城市的人为性、人造的空间压迫感，乡村有着更为广大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的时空制度包含着对宇宙观的特殊感悟，中国宇宙观的根本就是时空观，“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是谓也。而乡土社会中的“自然村”范式，就是根据传统的宇宙观、风水观在特定的自然形势之中建立的村落模型，即便在灾难时仍能保持相对独立，人民的生活、生产和生计不受根本影响，因此，也是后疫情时代游客体验的理想场所。“自然村”形制不独体现了中国的宇宙观理念，同时也具有对疫情的防控功能。施坚雅的“地理巨区”在此或可重提，因为这一概念完全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村落的自然形制之上，有着如“蜂房”一般的空间美学。以往学术界只将这一概念形制置于“市场关系”来考量，殊不知，新冠疫情让人们重新看到了我国乡村的空间结构所具有的防疫功能。

4.针对疫情的“无预兆”“无预警”特征，笔者认为,这与全球化“高速发展”有关。无征兆伤害是对“疯狂发展”的一种警告。所谓“发展”，重要的元素是“速度”，主要指的是节律。迄今为止，联合国只提出“可持续发展”，其实，这一概念在生态人类学中早已提出，并将人类的进化与生态之间的“适应关系”提到了历史的高度[15]。然而，全球化似乎并不在意、不注意节律问题，受惩罚也在逻辑之中。相反，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中的“天地人和”实为生产、生计、生业与自然生态节律保持良好关系的榜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时地利”、24节气等仍保持着稳定状态。某种意义上说，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其中有一个无形的原因，这就是对自然节律的违背。旅游的回归乡土，首先需要遵循传统的农时节律，体验自然节律带给生命的律动感。因此，乡村游也是未来一个时段着力推动的类型，尤其在疫情过后的旅游恢复阶段。保持与自然的良好关系是对“无预兆”疫情的一种防范与规避。

(二)所谓3，指在后疫情时代的一个历史阶段，我国的旅游应着重配合政府的三项计划，即两山理念、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1.配合两山理念。后疫情时代的旅游，要以与大自然保持友好关系为重要原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是，我们曾经在生态方面有过惨痛教训。随着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山理念”，将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我国在未来一个阶段，旅游将表现为生态游、乡村游的两大主题，也契合以旅游的方式践行“两山理念”。中国传统的乡村，比如自然村,就是依据自然生态的理念所形成的，后疫情时代旅游需要提倡旅游、乡土、自然三位一体的策略。这也为旅游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反过来又是对疫情的制约与防范。

2.配合乡村振兴。后疫情旅游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向，即将流动资产用于反哺乡土。我国在当下并行着两种行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二者事实上是一种“对走关系”，也是城乡发展、并行发展的理念与实践。然而，在社会价值的主导方面，城市在前，乡村在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往城里跑的一个原因。疫情对城市的重创，反而是对“城市的话语性主导”的一个质疑，这也有助于对“城市话语”的校正。如上所述，中国是一个“社稷”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旅游的乡村反走，有助于重新确立“农正”的方向。乡土是故乡，是家园，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初心”，乡村振兴于是成了我们的“使命”。

3.配合脱贫攻坚。2020年是党中央制定的脱贫攻坚计划的“收官”之年，中国整体上进入到了小康社会。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农国家，也是一个农业贫困人口大国。历史上“重农”与“农贫”的矛盾一直未能解决，现在终于得以解决。当然，脱贫是一个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旅游返回乡土，无疑对“三农”起到襄助作用，也可以助力国家的脱贫攻坚行动。一举而三得：旅游的乡村计划，通过旅游形式让资本流向乡村，让三农受益；让游客返回故土，重温故乡的温情，让孩子们以研学的方式，体验传统文明中的深厚积淀；同时，又能够得到相对安全的保障。

(三)所谓2，主要指旅游行业的国际间合作的可能性和产、学、研协作的必要性

1.加强旅游业的国际间合作。旅游行为原本是通过移动的方式所进行的到“他处”的体验活动，大众旅游原本又是全球化的产物，“生活在他处”成了旅游的一种表述。移动性没有国界，疫情也没有国界，因此，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协作尤显必要和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后疫情时代也因此包含共同防范疫情危险和风险的内容。

2.做好针对旅游的预警、防范的产、学、研配合，开展旅游预警的应用-协同研究。这涉及到两个侧重方向：其一，此次疫情让人们认识到，人群的移动不单是以往人们所认识的“个人行为”，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个人行为的失当可能对群体造成重大伤害；其二，传统的产、学、研分类、分学科、分领域各自为阵的边界将被突破。

(四)所谓1，主要指后疫情时代对旅游多维一体的指导性意见

减少游客“扎堆式”的旅游乱象，减少加速移动式“到此一游”的初级旅游方式，鼓励参与性旅游方式，编列“红黄绿”运行时段，推行错峰旅游，提升大众旅游的参与式、体验式、健身性、康养式于一体新型旅游形制。

结语

何处是去处，何以归去来？后疫情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的旅游将何去何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既然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务，而旅游业又是一个相对脆弱的行业，任何风吹草动——自然灾害、战争、疫病、政治阻隔、种族仇视等都可能对旅游造成伤害。17年前的非典和此次新冠疫情对旅游的伤害就是证明。所以，做好后疫情时代的旅游整体布局也就成了当前的紧迫工作。它既包含着对疫情的应对，疫情的抑制，疫情的防范，也包含着疫情中的旅游复兴、推展。中国的抗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旅游能够砥砺前行，在逆风中保持稳健的步伐，在逆境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