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志、传的叙载看刘向对汉代文化的贡献

何新文，柯 艾(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415)

刘向是汉代著名辞赋作家和政治文化名人。他素以“通达能属文辞”闻名于世，曾与王褒等并进对和献赋颂凡数十篇,所编辑的文学总集《楚辞》及所作《九叹》《请雨华山赋》《雅琴赋》《围棋赋》等辞赋作品，所编撰的《新序》《说苑》《列女传》等笔记杂传著作，都在古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同时，又是博学洽闻的文史学者和目录学家。刘向为刘汉皇族楚元王刘交的后裔，故本传及其子刘歆的传记，均附载于班固所撰《汉书·楚元王传》。

班固是汉代最为全面地记载和充分肯定刘向的人物。他不仅在《楚元王传》以近万言的主要篇幅为刘向立传，还在《艺文志》《五行志》等志、传中用大量文字叙论刘向的言行和成就,全面地总结了刘向对汉代文化、文学及学术的历史贡献。

一、“宗室忠直、同心辅政”：刘汉宗臣政治品德的典范

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后更名向，西汉沛郡丰邑(今属江苏)人。生于汉昭帝元凤末年，主要历经宣、元、成帝三世，卒于汉哀帝即位的建平元年，终年七十二岁。他出身于刘汉皇族宗室，是汉高祖同父异母少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

刘交字游，曾与高祖“共立楚怀王”，汉灭楚后受封为楚元王。汉景帝时，楚元王之子休侯刘富，因谏楚王刘戊淫暴而出奔京师；刘富之子辟彊，好读书属文辞而不乐仕进，晚年为光禄大夫。至武帝时，辟彊之子、刘向之父刘德，少时即因“数言事”而被召见甘泉宫，武帝称之为“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又“数责以公主起居无状”“与立宣帝”，宣帝地节年间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因此，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解释之所以为刘德祖孙立《传》时说：“劬劳王室，用侯阳成；子政博学，三世成名，述《楚元王传》。”[1]4247

刘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亲亲谨厚”、好谏“言事”名闻天下的“宗室”家族里，幼而诵读，明经有行，又屡屡进言，拾遗补缺，终生不忘“幸得同姓、蒙汉厚恩”的身份责任，自幼形成了忠诚于刘汉王朝的“宗室”人格。

汉宣帝时，十二岁的更生以“父任”为辇郎，二十岁时擢为谏大夫，还因为“通达能属文辞”而与王褒、张子侨等一起进对并献赋颂。其时，又因宣帝循武帝故事，复兴神仙方术之事，更生以父亲刘德治淮南狱时所得枕中《鸿宝苑秘书》献上，奉命典铸黄金。却因费用甚多、效果不验失败，更生被劾“铸伪黄金”下狱当死。因其兄阳城侯刘安民为他上书赎罪，才得免死。后来虽复拜为郎中等官职，但主要却是研读今文经《谷梁春秋》，在宫中藏书处石渠阁讲论《五经》等事，很少涉及朝政事务。

汉元帝即位之初，更生正当而立之年，因前将军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二人推荐，以其“宗室忠直、明经有行”而擢升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宗正多是由皇族中人充任的属于九卿之一的皇族事务机关长官，自此，可谓真正开始了刘向“同心辅政”的政治生涯，直至其晚年，三四十年间，刘向虽数经沉浮进退，却一有机会便上奏论事、谏议朝政，为捍卫刘汉王朝发声陈言。

汉元帝统治期间，外戚许伯、史高在位放纵，宦官弘恭、石显专权，刘汉王朝正处于由盛转衰之际。为此，更生与萧望之、周堪等忠直之士，抱着维护刘汉政权的耿耿忠心，无所畏惧地与之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斗争。先是上疏直陈罢免恭、显，遭报复下狱。出狱后又进奏《使外亲上变事》，劝诫元帝“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1]1913。书奏之后，又遭恭、显迫害，萧望之自杀、周堪瘖疾而卒。但是，更生仍然不顾安危，继续上《条灾异上封事》，斥责朝廷“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馋并进”的政治乱象，进一步表达“忠臣虽在甽亩犹不忘君”和“忠于为国”的“惓惓之义”[1]1932。在与外戚、宦官斗争的过程中，虽历经失败，但是更生一直没有放弃，免为庶人以后，仍然“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1]1949。

成帝即位后，宦官中书令石显等伏罪，被废置十余年的更生重新得到进用，并更名“向”，又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进入中年的刘向，更转入了与“王氏”集团的抗争。是时大将军王凤(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专权秉政，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刘向以为“外戚贵盛”于刘汉政权不利，于是乃效法殷代贤臣箕子为周武王陈述“五行阴阳休咎”之事，集合上古以来至春秋战国秦汉符瑞灾异之记，号曰《洪范五行传论》，推寻祸福，着其占验，奏献成帝。后来，成帝听信将作大匠解万年之言，在始建延陵之后，又大兴土木为自己营造第二座规模更大的陵寝“昌陵”。步入花甲之年的刘向，一如既往地上疏进谏。还序次《列女传》，著《新序》《说苑》等，陈言法戒。

晚年的刘向，正处于西汉王朝的晚期。面对“上无继嗣、政由王氏”的严酷政治现实，他看到刘汉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历史趋势，情绪无限悲伤，但仍旧在做最后的努力。直至成帝元延年中，已是接近古稀之年的垂垂老者了，刘向还在《复上奏灾异》中“极陈其愚”，仍盼成帝能“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1]1965。书奏之后，成帝召入刘向，却终不能用。

刘向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但终其一生不变的是对于刘汉王朝竭尽忠诚的政治道德情怀。其晚年，曾对“与相亲友”的陈汤说：

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1]1958

正是本着这种“幸得同姓、世蒙汉恩”的自觉认知，刘向坚持与危害刘氏的外戚、宦官抗争，无所畏惧，从不退却，即使“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终不升迁，也一往无前。在王莽专权、外戚日盛、刘氏危殆的时代背景下，他始终不忘“宗室遗老、先帝旧臣”的身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在《极谏用外戚封事》中，借“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的异象，明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还希望“为人子孙”的陛下能“守持宗庙”，不令“国祚移于外亲”[1]1961，可谓言真意切。

刘向一生的言行，为汉代群臣树立了做官为政的行为典范。故此，前辈故旧如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等荐其“宗室忠直、明经有行”；天子帝王如汉成帝“心知向忠精”；史家如班固在《楚元王传》刘向传中赞其“同心辅政”，有如孔子所推崇的“直谅多闻”的“古之益友”。后世如宋人真德秀谓：“终元帝世，敢言恭、显者，惟更生、京房二人。而更生忠恳惓惓，……精忠峻节，千载之下犹高仰之。”[2]204当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也称刘向为“最忠于汉朝”的人[3]121。

二、“吾而不言、孰当言者”：言多痛切、发于至诚的政治奏议

刘向对于刘汉王朝忠诚不二的政治品格，突出表现为对于时事政治的关切，他以刘汉王朝宗室遗老、先帝旧臣自居，有着“吾而不言、孰当言者”的自觉主体意识，一生之中每每针对朝政举措得失，不断上书进言，匡时救弊。因此，他留下了许多影响深广的奏疏文字。

刘向的政治奏疏，主要由《汉书》的载录而得以保存下来。如《楚元王传》本传载录了元帝年间的《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上封事》和成帝年间的《谏营昌陵疏》《极谏用外戚封事》《复上奏灾异》等五篇有代表性的奏疏；还有自《陈汤传》载录的《理甘延寿陈汤疏》(即《文选补遗》之《论甘延寿等疏》篇)、《李寻传》的《奏劾甘忠可》、《郊祀志》的《对成帝甘泉泰畴问》、《五行志》的《日食对》、《礼乐志》的《说成帝定礼乐》等，共达十篇之多。

刘向的政治奏议之文，撰写时间不一，篇幅或长或短，但却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生动的艺术特色。

从思想内容方面看，有些奏议，虽因事而发，却借题发挥，彰显贤臣忠于刘汉王朝、不负国家的“忠直、至诚”的政治情怀。如汉元帝时，外戚许氏、史氏在位放纵，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迫害萧望之等“忠正无私”之士，刘向撰写《使外亲上变事》,为之辩护曰：

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欲致大治，忤于贵戚尚书。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以为且复见毁谗，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是大不然。……有过之臣，无负国家，有益天下。[1]1930-1931

他劝诫元帝放远馋佞、进用贤能，“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故班固也评价说：

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1]1966

在班固看来，刘向的奏议既是因为针对时俗“奢淫”、外戚强势、事关汉室存亡而发，也具有切中要害、言辞痛切、发自“至诚”的真情实感。因此，这些奏议在当时就颇受关注，尤其引起涉事贪官污吏、擅权外戚宦官的嫉恨报复，最高统治者虽“不能尽用”，但也往往“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更多的奏议，则是针对朝廷事务、最高统治者或专权执政者不当举措而发，往往能切中时弊，据理力争，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较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比如刘向撰于成帝年间著名的《极谏用外戚封事》等。又如《谏起昌陵疏》中，揭露营建陵墓劳民伤财、危害国家，鼓励成帝改弦更张，以刘汉王朝的万世之安为重，“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而不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垄！”[1]1956

由于刘向奏议本身所具有文学思想价值，历代都颇受重视。如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价“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4]503。唐刘知几《史通·载文》谓“刘向、谷永之上疏”等，“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5]38。宋末，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四十卷，其中“奏疏”类收录有刘向《论甘延寿等疏》《论起昌陵疏》《上星孛等奏》(即《楚元王传》之《复上奏灾异》篇)，“封事”类收录有《条灾异封事》及《极谏外家封事》等共五篇。陈仁子评价刘向：“拳拳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谏”[2]114；在《极谏外家封事》篇题叙中又说：“汉宗室之忠，无如刘章、刘向二人……观此《封事》，千载尚为流涕。”[2]209明代著名散文家茅坤称赞其《谏起昌陵疏》为“西京第一书疏”[6]176。至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则收录《楚元王传》《陈汤传》《李寻传》《郊祀志》《五行志》和《礼乐志》等所载刘向的全部奏疏文字，共计十篇。

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或散文史著作，也多有对刘向奏议文章的关注和肯定性评价。如陈柱《中国散文史》，录载刘向《论起昌陵疏》全文并有肯定性评价。韩兆琦先生《汉代散文史稿》，详论《论起昌陵疏》等奏议，认为“刘向的散文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都是有成就的”[6]174。

除政治奏议外，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1]1958。这三种著作中的故事，多采自古代文献，或源于传说，或由自己编写，但都按内容分门别类，如《说苑》的“君道”“臣术”“立节”“贵德”，《新序》的“刺奢”“节士”“善谋”，《列女传》的“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等，皆表明了刘向借古讽今、彰善惩恶、兴国显家的政治讽喻意图。班固所谓“赵、卫之属逾礼制”云云，是指西汉后期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卫婕妤等失宠后淫乱无度的秽行。刘向耳闻目睹而忍无可忍，便引经据典，搜罗昔时贤妃贞妇及孽嬖乱亡者故事而作《列女传》以戒天子。“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1]1958这说明，刘向借《列女传》的故事讽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整理国家图书目录的创始之功

刘向父子在汉代整理国家图书及编制图书目录的开创性成就，得到历代学者的公认和盛赞。但由于当时标志性的成果《别录》和《七略》原书失传，《七略》的内容又因班固根据史书体例需要编辑成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而保存大概，因此历来对于汉代图书目录事业发展以及刘向父子各自贡献的叙述介绍多有笼统含混之处。但是，我们若以《汉书》所载史料为据，并参考《隋书·经籍志》等历代目录学成果，当可大致明确以下事实。

其一，刘向在主持校书十九年的过程中，组织撰写西汉藏书约“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的各书“叙录”并奏呈朝廷[1]1780。如《汉书·艺文志序》及阮孝绪《七录·序》分别记载道：

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志序》)[1]1701

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七录·序》)(1)阮孝绪《七录》今佚。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载《七录序》及《七录目录》，清严可均辑《全梁文》卷七十六辑入《七录序》及《七录目录》。另，《隋书·经籍志序》载有《七录》分部题目。

刘向在负责校书时，对所校各书都要校定新本，编定篇次，并撰写一篇撮述全书大意及版本流传等情况的叙录，这些叙录(或称“书录”)，就是今天所谓“提要”，当时皆“载在本书”，然后随竟奏上。刘向所撰各书叙录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树立了“叙录体”目录的典型。可惜这些图书叙录大都佚失，今只存《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晏子叙录》《荀卿书录》《韩非子书录》《列子书录》《邓析子书录》《关尹子书录》等八篇，均见载于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七(2)(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七，辑录刘向《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晏子叙录》《孙卿书录》《韩非子书录》《列子书录》《邓析子书录》《说苑叙录》等。。从现存叙录看，其篇幅均在数百字、千余字左右。

刘向叙录的内容丰富，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详论为“八项”，即著录书名与篇目；叙述雠校之原委；介绍著者之生平与思想；说明书名含义、著书原委及书之性质；辨别书之真伪；评论思想或史事之是非；叙述源流；判定书之价值。姚先生对其总结说：“经此八项工作，合其所得为一篇文章，是名‘叙录’，载在本书。书既有录，学者可一览而得其旨归。”[7]41-46且以其《孙卿书录》为例：

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着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向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呼，使斯人卒终于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霣涕。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谨第录。[8]382-384

这则《孙卿书录》全文一千余字，其内容大致如同上述姚明达先生所分析，开头一段是著录书名、篇目并简要叙述雠校工作的原委；中间一大段内容是叙录的正文，详叙著者生平思想、书的内容体例及其价值得失等；末尾是刘向为该书整理缮写工作时所写的简要说明或本书的标签。

其二，刘向在组织撰写图书“叙录”之时，又编辑各书叙录为《别录》。《别录》原书虽然亡于唐末五代之乱，宋初已无人见到，但严可均《全汉文》卷三十八辑有《别录》的部分佚文。《隋书·经籍志》及梁阮孝绪《七录·序》亦有所载曰：

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

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3)阮孝绪《七录》今佚。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载《七录序》及《七录目录》，清严可均辑《全梁文》卷七十六辑入《七录序》及《七录目录》。另，《隋书·经籍志序》载有《七录》分部题目。。

《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七略》七卷，刘歆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9]991-992

《隋志》著录“《七略别录》二十卷”中的“七略”二字，当是衍文。因为《七录序》及《隋志》簿录类序均称《七录》而无“七略别录”的书名。而从《七录序》分析，刘向校理图书时，对于每一部书均要“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谬误”，即撰写一篇叙录体提要“载在本书”，完成以后随即“奏上”。但同时又“别集众录”，即另外又集中编辑整理各书的“叙录”为一部提要目录书，即所谓“《别录》二十卷”，也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综合性国家图书提要目录，从而为其后刘歆编成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做了充分准备。

其三，刘歆在刘向所集《别录》的基础之上，完成中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原文虽早已亡佚，但《汉书·艺文志》依据《七略》编成，《楚元王传》也有相关《七略》的记载，另外还有部分《七略》佚文可以参阅(4)(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四十一辑录有《七略》佚文。。如《汉书·艺文志序》谓：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1]1701

又《汉书·楚元王传》记载：

歆字子骏……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复领《五经》，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1]1967

《隋书·经籍志》著录《别录》二十卷、《七略》七卷。《七略》的卷数比《别录》减少了近三分之二，可推知《七略》是在《别录》基础上删去原有各书叙录而重新编辑的。《七略》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分类，如上引《楚元王传》谓刘歆集“六艺群书”而“种别为《七略》”，姚明达先生以为“盖所谓种别者，即依书之种类而分别之”[7]48。我们据《汉书·艺文志》后叙“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之语，可知所谓“六略三十八种”正是《七略》的分类。《七略》将刘向等人校理的国家藏书即“六艺群书”分类为六略三十八种，这就是《楚元王传》所谓“种别为《七略》”。《七略》按所谓“种别”即按照图书的内容分类编目，是与《别录》的不同之处，也是它的重要特点。

班固是最早传播《七略》的人。他所撰的《汉书·艺文志》不仅是根据《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而且他还在《汉书·叙传》里说明《艺文志》的编写缘由是“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可见，班固是将《七略》看作是刘向及刘歆等人的共同成果。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对刘向的评价则很有代表性：

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3]162-163

自《隋书·经籍志》开始，《七略》的撰著者虽只署名“刘歆”，但实际上却是由刘向、刘歆等人经过二十余年的共同努力才完成的一项文化事业。其中，刘向的“创始”之功尤其不可淹没。

四、著天人之应：推阴阳言灾异，成《洪范五行传论》

西汉是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一般认为，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上承殷周天命思想及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并加以发挥，以《春秋》灾异之变和阴阳五行观念，极力宣扬“天人感应”之说，认为人世间君主的政治行为，都会相应地得到“天”的反应。如其《举贤良对策》谓：“《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1]2498

在班固的记载中，刘向是这方面仅次于董仲舒的重要人物。如《汉志》“六艺略”著录有“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楚元王传》又记载刘向“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5)现当代学者如杨树达等认为，《楚元王传》载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当是《艺文志》著录“《五行传记》十一卷”，亦《五行志》所谓“传以《洪范》”。此说可从，《五行志》多采用刘向此书。奏之”[1]1950；还在《五行志》开头概叙道：“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将刘向与董仲舒相提并论，分别是“景、武之世”或“宣、元之后”推阴阳五行之说的重要代表。所以，《汉书》的这篇《五行志》，就主要是“揽仲舒，别向、歆”父子之论以及夏侯胜、京房、谷永之徒所陈行事而“著于篇”的[1]1317。唐刘知几《史通·书志》篇更以为《汉书·五行志》“出刘向《洪范》”[5]20。

篇幅长达五卷之巨的《汉书·五行志》，主要以“刘向以为”的句式，载录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文字大约一百五十条。其中，既有论《春秋左传》所载前代灾异的，也有论西汉当朝灾异现象的。如其中有曰：

隐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刘向以为时公观渔于棠，贪利之应也。[1]1445

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桓弑兄隐公，民臣痛隐而贱桓。[1]1343

定公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僣过度者也。[1]1329

以上三条，征引《春秋左传》经文所记春秋时期的灾异：一是隐公五年，鲁国发生“螟”虫蛀食稻苗的虫灾；二是桓公元年秋天的“大水”；三是定公二年，鲁国宫门及两旁的两观发生火灾。刘向和董仲舒的解释均为上天因为不满鲁国国君“贪利”“弑兄”或“奢僣过度”的不良行为所发出的警示。

对于西汉帝王的失道举措，刘向也常以“天谴”灾异来解释和讽谏。如《五行志》载曰：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庙灾。甲辰，孝文庙灾。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刘向以为，先是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辅政，为佞臣石显、许章等所谮，望之自杀，堪废黜。明年，白鹤馆灾。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不当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贵近逸游不正之臣，将害忠良。

(元帝)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刘向以为，先是上复征用周堪为光禄勋，及堪弟子张猛为太中大夫，石显等复谮毁之，皆出外迁。是岁，上复征堪领尚书，猛给事中，石显等终欲害之。园陵小于朝廷，阙在司马门中，内臣石显之象也。孝宣，亲而贵；阙，法令所从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内臣亲而贵者必为国害。[1]1335-1336

上引两例，是刘向以汉宣帝末年至汉元帝初期，太上皇庙、孝文帝庙、孝武帝园白鹤馆、孝宣帝杜陵园东阙等多次发生火灾为例，提醒统治者，这是上天对天子不遵法令、重用外戚宦官佞臣石显、许章等，打击陷害忠良之臣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的警告。又如：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1]1412

西汉元、成之际，“政由王氏出”。刘向深感情势严峻，故借王莽姑母、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高祖父王伯陵墓“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的奇异现象，说明这是王氏“将代汉家之象”，告诫汉天子宜为刘汉王朝的存亡安危谋虑。

像刘向这样将自然或社会灾异的发生，解释为上天对于人间政治事务尤其是天子政治行为的警示禁戒，当然是非科学的，是对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思想观念的继承和发扬。但在客观上却对当时统治阶级的专制、奢暴有一定警戒或约束作用，也可以看做是刘向参与、干预现实朝政的一种方式和策略，对于汉代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汉书》中，其《五行志》是错讹较多的篇章之一。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史通》一书，即撰有《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驳杂》两篇专文，批评“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5]153，指摘其“引书失宜”“叙事乖理”“释灾多滥”“古学不精”以及“杂驳”等五个方面的数十条错误，其中也包括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一些错讹之处。

五、其言有补于世：《汉书》“赞曰”征引刘向言语论史评人

刘向还是《汉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西汉人物之一。班固不仅在《楚元王传》《艺文志》及《五行志》等志、传中专门叙论刘向的言论行事，还常常在《汉书》其他篇章直接评价刘向的功业才华。如《叙传》篇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1]4244；《律历志》说“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1]979；《礼乐志》说“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1]1075；等等。

最值得注意的，还有《汉书》“赞曰”借用刘向的言论发表史家自己对于历史人事的看法。在百卷本《汉书》中，有82篇“赞曰”。其行文方式，除《汉书》作者直接发表评论，贯穿其崇刘尊汉，以及阴阳灾异与天人感应的天命观、崇儒宗经的学术思想外，还常常援引或化用儒家经典、圣贤语录、名人言论等来发表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而所征引的前贤言论中，就有很多是刘向之语。

《汉书》“赞曰”涉及“刘向”有关内容的，有十余篇。如卷五十八《公孙弘传》“赞曰”称赞汉宣帝时有功人才谓：“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皆有功迹见述于世。”[1]2634还有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曰”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1]3195

再如全书第一篇《高帝纪》“赞曰”即有谓：

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1]81-82

《汉书》先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太史蔡墨关于“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以及晋“范氏其后也”的记载，呼应汉高祖刘邦祖先出于“刘累”之说；再引《左传》文公十三年，晋范士会在鲁文公之世出奔秦国，后又回归晋国，其亲族中留在秦国的人 “为刘氏”(“其处者为刘氏”)和刘向关于战国“刘氏”自秦而魏，迁居沛县丰邑的记载，以证明“刘氏”发展的历史和汉高祖上“承尧运，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得天统”的合法性。

此外，班固还在《贾谊传》《董仲舒传》《公孙弘传》《司马迁传》《东方朔传》《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赵广汉传》等人物传记中“赞曰”，常以刘向之语为据论事评人。如《贾谊传》赞曰：

(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1]2265

《董仲舒传》赞曰：

(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1]2526

《司马迁传》赞曰：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2738

《东方朔传》赞曰：

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1]2873

《赵尹韩张两王传》赞曰：

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扬雄亦如之。[1]3239

在上引贾谊、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赵广汉等西汉著名历史人物传记的“赞曰”里，班固都征引了刘向的评语。可见，刘向的言论在班固眼里很重要，甚至具有权威性的地位[10]。如在《贾谊传》“赞曰”里，刘向高度称扬贾谊“言治乱”之论“甚美”，却又叹息贾谊若“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班固并不完全同意刘向的看法，而认为贾谊向文帝所陈策略多已采用施行，有些建议是原本就有不周之处，所以贾谊“不至公卿”，是因为其“天年早终”，而“未为不遇也”[1]2265。对于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有不同的评价，班固也一并征引，以供读者对照比较，择善而从。在《司马迁传》“赞曰”里，班固先以“是非颇缪于圣人”等语批评司马迁之“蔽”，再引刘向、扬雄之语肯定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并称赞《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史学成就[1]2738。《赵尹韩张两王传》是汉武帝时著名文士武臣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张敞、王尊、王章等六人的合传，其“赞曰”以刘向作《新序》“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而不叙其他三人，冯商《续史记》与扬雄《法言》只叙论王尊而不叙及其他人[1]3239。班固的目的主要不是批评刘向、冯商及扬雄等学者史家，而是说明自己为六人合传更为全面合理。班固在其《楚元王传》“赞曰”云：

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着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1]1973

这段近两百字的论赞，从多方面赞评了刘向对汉代文化的成绩和贡献：刘向是孔子以后与孟子、荀子、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齐名并称的文化名人，是“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的“命世”之材；从人格人品方面说，他是孔子所称“直、谅、多闻”的“古之益友”；所撰《洪范五行传论》，发明伏生《尚书大传》，推言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学说；主持校理群书，总结诸子百家学术，与其子刘歆等完成《别录》和《七略》两部国家图书目录；其《谏起昌陵》等奏议文章言山陵邱垄之奢与王氏先祖坟墓“梓柱生枝叶”以推国家“废兴”之势，可谓刘汉“直谅”之臣。

班固及其《汉书》对于刘向的叙载评论，为刘向研究奠定了文献与学术基础，同时也为后来学者正确评价刘向对于汉代文化学术的贡献指明了方向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