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城市”小说的民族国家话语叙事模式

王 成(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2)

晚清小说一跃为“文学之最上乘也”，这从晚清以来小说创作的数量及小说刊物的繁盛等方面可以得到印证。面对“数千年之未有巨劫奇变”，晚清小说以话语的方式进行民族国家想象建构，将民族国家话语作为小说的基本要义与价值旨归，在民智的启蒙向度与小说文本的审美向度双向演进中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城市”叙事作为晚清小说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主要意象表征方式之一，则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和功用。“城市”叙事的感性直观范式，以及话语运用艺术，使民族国家话语得到了尽情彰显，民族国家话语与叙事艺术的结合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晚清城市景观想象与民族国家形象言说的多维画卷。

一、双线迭合式的平行叙事

平行叙事理论源于平行宇宙和平行时空理论，这一物理学理论进入到艺术领域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间与实践。平行叙事“交替地表现两个或更多的注意中心……用于清楚地表现两条故事线的冲突和联系，是从一个注意中心交替转换到另一个注意中心”[1]。文学叙事往往将故事(情节)设为两条或者多条线索，利用时空转换，以差别化故事发展路径来表达同一主题。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也有类似于平行叙事的“生旦俱全”“串珠式”“平行对称”“双线迭合”等，“生旦俱全、贯穿始终的双线结构特征，这是南曲戏文的情节结构与北曲杂剧最为显著的区别，成为戏文叙事结构的核心特征”[2]。而晚清小说文本较早体现出对平行叙事不自觉地运用，即以“城市”叙事为根基，打破传统线性叙事逻辑，以非线性叙事突破时空的限制，在“城市”景观的中西、古今、现在与将来的二元走向与平行类比中，凸显晚清文人知识分子基于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上的民族国家话语建构路径。

“西方乌托邦的批判锋芒是前瞻的，未来才是其旨归所在；而中国古代乌托邦则是反观的、向后看的。”[3]晚清诸多小说文本往往习惯以一种梦境的形式来进行“城市”的叙述，即以“梦”为特征(不自觉的虚拟意识)在“城市”的古今、中西类比平行叙事中进行民族国家形象与未来趋势的一种虚拟预设。“我们仍需体认清末文人的文学观，已渐脱离前此的中土本位架构。面对外来冲击，是舍是得，均使文学生产进入一国际的(未必平等的)对话的情境。”[4]7《新中国未来记》直接“话表孔子降生后2513年”(1962年)后“新中国”城市的繁华盛景：上海俨然是国际性政商中心，西方各国纷纷前来领略“新中国”城市的风采，学习汉语，瞻仰城市经济文化之繁盛。“中国在小说中被设计成一个世界超级强国，使人不禁怀疑这不过只是当时欧洲列强模式的翻版。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看来，1962年的新中国的这个‘未来’，将只不过实现了1902年欧洲‘曾发生过’的事情。”[4]112梁启超关于未来“新中国”城市的宏大叙事打破了现实历史时空场域，利用线性与非线性时间的交错和空间地域的转换，在一种差别化(戏谑或颠覆性)的情节安排中以想象(梦境)的逻辑建构起一种新的城市叙事话语模式。“《新中国未来记》的情节依梁启超预想中未来六十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而走，以‘未来完成式’的语态叙述‘少年中国’已经完成的建国历程，其叙述动机无疑是意欲将‘少年中国’从一个政治意象书写成为‘可信’的(未来)历史现实。”[5]小说这种将时间想象、政治意象、城市叙事相结合的模式，显然很好地实现了作者的深层创作动机与内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诉求。如《痴人说梦记》中冒险空想的贾希仙就是在一种梦境式的幻想中完成了其有关古今、中西“城市”的平行叙事：

我梦见坐了一只安平轮船，驶回中国，到上海登岸。只见上海那些外国字的洋房，都换了中国字……各处设了专门学堂，造就出无数的人材，轮船驾驶，铁路工程，都是中国人管理。[6]

这段梦境结语在“城市”叙事层面具有多种指向：一是中国的城市在古今平行类比中显现出今之城的繁盛与古之城的残败；二是文字背后所流露的意蕴很明确——中西城市在“当今”的平行类比中物质文明层面似乎已无太大区别；三是城市叙事的话语逻辑是基于主人公浓厚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是以梦境的形式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新石头记》预设宝玉进入“未来世界”的“文明境界”，在中西城市文明的平行类比中，尽显中国传统城市较西方城市发达之处：

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我请你来，第一件是为这个。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第二件是看万国和平会。此刻和平会被各国公议到中国来办，举中国皇帝做会长。北京永定门外，已经盖了一所极大极大的会场。[7]

《新石头记》不仅打破了时空的线性与单一性，而且在城市的叙事过程中处处进行着古今中西的对比与类比，并且将“新中国”的“中心意识”与“主体性”表露无遗，进而将城市叙事神话历史化，构造出一幅幅未来新中国之城市发达与国家昌盛之景观，“强调亲身经历，以及由此建立的中国主体性，使宝玉所目睹的‘文明境界’比较梁启超的‘新中国’更具有可观可感的‘中国性’。此境界中种种好处，在老少年的解说之中，无一不彰显了中国的传统价值。不仅科技发明，而且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亦都以中国文明为佳”[5]。晚清诸多小说文本在进行城市叙事的过程中都会利用时空转换，采用梦境的形式植入强烈的介入意识与代入感，而平行叙事的方法选择则很好地适应了这一现代情绪的表达，并且在古今、中西城市双线叙事的往来穿梭中不断强化与践行民族国家形象的未来建构。“在乌托邦的幻想中不同的时间得以混合一起，互相比拼；在现实中不受欢迎的政教姿态，也因此得到实践，更重要的，乌托邦式的科学幻想，可把一个失败的国族空间投置在乌有乡中，重新建构其合法性与合理性。”[8]348

二、代言与象征式的叙事者

“读中国叙事作品是不能忽视以结构之道贯穿结构之技的思维方式，是不能忽视哲理性结构和技巧性结构相互呼应的双重构成的。”[9]叙事者身份是晚清小说文本结构之“道”与“技”结合的关键。晚清小说的叙事者身份不仅是其“城市”叙事得以展开的主体性维度，而且是把握其叙事基本特征与内在蕴含的有效途径，更是体现晚清小说家基于“城市”叙事基础上有关民族国家建构真实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尝试和努力。“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外部构成的再现。”[10]

晚清小说文本中的“城市”叙事者是以一种独特方式而存在的，它不仅亦真亦幻地游走在现实与未来之间，而且叙述着“城市”，又成为“城市”叙事的一部分，“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11]。“城市”叙事者在叙述与被叙述中显现出晚清小说突破和超越中国传统叙事技巧与规约的特点。晚清小说文本中的“城市”叙事者有不少是以第一人称“我”的维度亲身经历着“故事”，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机地统一到叙事者与被叙事者的双重身份体验中。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主人公“九死一生”为叙事视角，以底层叙事的方式游历与批判“城市”的每一个黑暗角落。《恨海》以“我”“要叙一段故事”开始，将男女爱情悲剧植入庚子事变中的衰败城市来审视。《乌托邦游记》中的“我”平生好游，由梦牵引游往乌托邦，“我”在“看”中叙述着“小世界”(城市的各种符码)，又在“被看”中呈现着“小世界”。《冷眼观》也用第一人称叙述王小雅的城市经历，通过其在南京、合肥、广州、北京等城市的见闻，将各种城市文化汇集到“旅行者”的叙事历程中，显现出一定的城市文化批判与诉求。“抛开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关注而学第一人称叙事，抛开现代人思维的跳跃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而学叙述时间的变形，一切都成了变换‘布局’之类的小把戏。”[12]当然，晚清小说家基于民族国家形象建构而对文本中“我”的真实性与实践性的预构，则是超越叙事与形式的，是创作小说原初动力所在。

叙事者高度类型化则体现出晚清小说“城市”叙事的单一性、目的性与集体性特征。晚清小说“城市”叙事者往往以一种亲身经历或参与的姿态进入故事，并且在叙述的过程中大多怀抱着难以隐匿的“中国梦”，其虽然往往外在地表现为个体叙事的“我”，却在整体层面上又指向集体叙事的“我”，将“我”抽象类型化为“城市”意象意义的赋予者和见证者，“中国的说话人与其说是具体化的个人，倒不如说他代表着一种集体的社会意识”[4]85。《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我”对帝都城楼里外的所见所闻，《痴人说梦记》中“我”对于“未来城市”的设想与漫游，均体现出“城市”叙事者所秉承的价值立场的两种向度，而这恰恰也是“城市”叙事者类型化的必然归宿：

老远的看见城楼高耸，气象雄壮，便顺脚走近去望望。……这一门，是只有皇帝出来才开的，那一种严肃气象，想来总是很利害的了。……里面挤了一大群叫化子，也有坐的，也有睡的，也有捧着烧饼在那里吃的，也有支着几块砖当炉子，生着火煮东西的。[13]

在这里，“我”一方面对中国的、旧有的、传统的“城市”光环无比的眷恋；另一方面，又对“城市”的衰败残破表现出极度的痛心，进而形成了基于民族国家现状的焦虑意识与苦难意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者“我”在晚清诸多小说文本中呈现出“一体两翼”的生发范式——以民族国家意识为体，对城市现状的焦虑与苦痛和对城市未来的期望与憧憬为两翼。这一注重“过去”与“未来”的叙事范式显然符合晚清社会文化场域中文人知识分子的心态，使晚清小说在与意识形态的结合中仍能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与号召力。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叙事者在类型化中又体现出一定的“个人”维度，展现出对中产阶级形象和意识的某种呈现与传达。“然而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14]不仅“个人”的愤世情感与现代情绪在对“城市”的叙事中淋漓尽致地流露，而且那种专注民族国家形象、怀抱启蒙大志的中产阶级形象也在“城市”叙事中得以彰显，“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15]。

在关于“城市”叙事的晚清小说文本中，除第三人称叙事的批判维度与力度外，诸多第一人称叙事文本将“我”根植于看/被看的叙事逻辑中，既赋予“我”较强的评论叙述的主观“权利”，又在这种限制视角中将“我”的真实情感自然倾泻，“个体”维度的“我”形成对另一层面类型化、集体化“我”的补充与张力，从而让读者从本不成熟的叙事手法中看到许多模式化却又极具个性的“城市”叙事者形象。“晚清政治叙事小说中，作者与人物的现代个体观念，往往通过非个人话语表达，且具有相互支持、相互揭示的特点。换言之，在现代个人意识和非个人意识间，往往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16]晚清小说“城市”叙事者“个人”维度的开启，还可以集中体现为对中产阶级形象的偏爱与持守。无论是《新中国未来记》中所隐含的政通中西的“我”，还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历经沧桑的“九死一生”，还是《恨海》中见证人间悲情的“我”，抑或《痴人说梦记》中能够最终梦回荣耀的“我”，都不是单纯的情节串联者，而是小说家极力塑造并借以启蒙民众的中产阶级形象。“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人物。”[17]显然，晚清“城市”叙事小说对其阅读者是有一定的预设和要求的，“非常注重小说的叙事功能，试图以小说中的故事展现其雄才大略。所以说故事的人都是大政治家，而不是贩夫走卒所能为”[18]。因此，具有一定传统身份地位与经济基础，能够接受和传播新思想以启蒙民众，心怀民族国家形象建构理想以兼济苍生，兼具这些表征的中产阶级形象才是作者所认可和极力去表现的，也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受众才能真正读懂他们的小说，才是真正能够进入未来“城市”的民众。当然，这种精英写作与叙事方式，再配以对古今中西“城市”平行叙事的感官刺激，能够很好地突显出晚清小说家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逻辑。

三、断裂与延宕的叙事时空

晚清小说文本对于“城市”叙事与民族国家形象建构主要基于一种想象的思维逻辑，即以想象的方式进行“城市”形象的“怀旧”或“憧憬”，在想象的情绪氛围中实现民族国家形象的预设与意义开启。当然，“城市”叙事过程中的想象法则必然会撕裂传统的线性时间，而晚清小说文本对传统叙事立场的持守又使晚清小说难以彻底摆脱线性时间的规约，由此形成了晚清小说“城市”叙事时间的断裂与延宕。“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19]晚清小说文本的“城市”叙事打破了“故事时间”而注重运用“文本时间”，线性时间与非线性时间的交错构成了晚清小说“城市”叙事的一大特征。

首先,晚清小说“城市”叙事时间的断裂与延宕表现为倒装叙事技巧的运用，即打破线性叙事的传统故事时间模式，在“直线”叙事的维度中适当地加入“过去”或“未来”的视角，增加故事可读性与完整性的同时，以时间的断裂来凸显叙事的张力与新型价值理念的表征——“现代人”的处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20]15。“在不断的崩解和重生、麻烦和痛苦、模棱两可和矛盾之中找到自己的世界和自我。”[20]16如《新中国未来记》开篇“话表孔子降生后2513年”，作者站在“未来”的制高点不仅欣赏着这举世瞩目的盛会，而且附身“过去”进行维新六十年的历史展演，这种在未来时间中追溯“已然发生”的事情来进行故事叙述的“将来过去时”，将“开局突兀”的倒装叙述以别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新纪元》将小说时间设定为1999年，摒弃“过去”与“现在”时间维度后专注于“将来”时间，以这种“正在进行的”未来时间影射出“现在”与“过去”线条上“城市”记忆与故事的某种叙事表征，在“黄白冲突”的种族话语中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进行了极力彰显。《老残游记》更是在叙事时间上呈现出大量的倒装(15回至20回)，将“齐河县”的故事杂糅在时间的过往与现在之中，并穿插“历城县”“齐东镇”“齐东村”“济南府”等城镇及其形象叙事，使叙事者“老残”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在“城市”的游历中破获了命案。还有《九命奇冤》采用倒装的叙事模式叙述这一“命案”，在一种暴露与批判的视域中显现广东诸多城市形象的衰败与腐化。“空间地理的转移同时也意味着文化环境的转变，这也为文化的‘越界’提供了可能性。”[21]

其次，晚清小说“城市”叙事时间的断裂与延宕还表现为多种“城市”叙事维度下的特定时间设定与空间变换，即将“城市”放置于某一特设时间视域下，打破线性的、单一的传统时间模式，甚至以一种时间的终止、撕裂、跳跃、延绵等来凸显“城市”的景观叙事。其中，历史城市怀旧再造模式、中国城市归乡体验模式、境外城市旅行介入模式、未来城市漫游假想模式等构成了晚清小说基于“城市”与时间之关联的叙事想象。

晚清小说文本中有不少对传统城市怀旧的情绪体验，叙事者往往站在“现在”去感怀“过去”，流露出伤感、惋惜与愤恨的复杂情绪。如《负曝闲谈》《曹二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廿载繁华梦》，就是在一种情绪变迁中深刻表露出对过往京都繁盛、城市欣荣的一种乐观、自负，进而惋惜与痛心的情感历程；正因为有了对置于中西、古今类比中的“城市”印记，晚清小说文本中也出现了中国城市归乡体验模式，即在跳跃的时间逻辑中不断地切入到“归乡”的城市景观设计中，以一种补偿性、替代性的话语呈现满足叙事者的精神返乡与内在民族国家的形象想象。《新年梦》以梦境的形式将“中国一民”游历欧美后回归故乡进行了想象性的预设，在时间对比体验中显现出故乡情结的某种无奈感与焦虑感，“‘新中国’之美妙诱人的‘未来’的展望体的路数，而在以梦的形式展望未来的同时，又时时环顾黑暗的现实，因而带有更为沉郁凝重的意味”[22]。《文明小史》中的旅行者饶鸿生先后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在一种强烈的异质文化碰撞与情绪对抗中显现出现代物质的强盛与自我内在精神属性的不匹配，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性危机与诉求。还有《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繁华纽约叙事，《新纪元》中的热闹伦敦叙事，《昕夕闲谈》中的巴黎魅影叙事，不仅将这些城市作为“异域”他者凸显出较为新奇的生活反向需求与新型审美认知，而且现实地改造了晚清文人自我认知图式与价值维度，进而形成了与自身所建构的民族国家形象相关联的一种异国群像，在进行现代性启蒙路径的同时实现某种现代性补偿的努力，“在想象文学的版图中夸耀帝国的荣光”[23]。晚清小说文本还多以“未来”的宽度与广度去揉捏、延展与变形线性时间，突破“城市”叙事时空的局限，在一种神话与狂想思维下进行未来城市的漫游假想。如《新纪元》揉捏古今中外时间维度，将X光称作“追魂砂”，将类似声呐设备称为“洞九渊宝镜”，把中国传统神话思维与城市形象叙事相结合，将城市的叙事落实到对形下器物层面的未来想象。还有《新中国》将梦的狂想运用到极致，将梦中上海作了一番全景式的勾勒，整个城市形象在横向的未来时间轴上多维铺开，并在这一未来时间的延展中走向未来城市的想象与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

晚清小说关于城市叙事的四种模式利用了文本的时间张力，在叙事的效用上不再追求时间的单一性、完整性与线性的传统时间理念，而是将时间维度与叙事话语整体纳入到政治视域中，在推动小说叙事特征转换的同时，使“事学话语”(注重叙事与娱乐)与思想启蒙的双重表征得以有机整合，“作者可透过修辞自圆其说，回避任何解释，亦可颠倒时代，把‘过去’挽救回来，并以‘未来完成’的修辞抢先预见未来”[8]295-296。

四、怪诞与隐喻的叙事手法

晚清小说的“城市”叙事兼具多重话语叙述：既要保有受到解构传统的、乃至唯我中心的本位主义立场，又要克制业已显露的献媚情绪；既要在天朝迷梦的循环时间轴中畅想未来，又要在进化论与超越时空的现代意识中反思沉重的过往；既要兼顾小说的“事学话语”的娱乐传达，又要指向民族国家形象建构话语的内在潜逻辑。这就使得其在叙事手法上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有所指。

晚清小说文本在“城市”叙事过程中善于利用极致的狂想来虚构城市的未来幻象。以伦理意识为核心，以虚幻的想象和夸张手法建构中国传统神话思维，以及自尊自大、自负自闭为主要表征的“国民性”特性，使晚清小说文本在“城市”叙事手法上“收放自如”，而且在价值维度上“自得其所”，将怪诞的叙事形式整合到民族国家形象建构的宏大叙事体系中，“神话和狂想起着极大的作用，建构了行游者的文化视域，这种视域把真实和虚幻搅成一团，构成了一种文化想象”[24]。如《新纪元》中的“追魂砂”“洞九渊宝镜”，《新石头记》中的“文明飞车”“海底猎艇船”等，就是在传统神话思维与“国民性”特征影响下催生出的中西古今化合之城市器物，并且呈现出晚清小说家们自尊自大背后的本位诉求与想象极限。还有《痴人说梦记》中的贾希仙等人关于仙人岛的建设，显然也是在极致的想象中促成的，镜花水月般的城市景观与“满大人”遗老式羡恨情感跃然文本之中。这种极致的狂想体现了中国最后一批传统知识分子主体艺术思维的极限努力，是其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时的心理、生理反映，以及与“过去”和“未来”民族国家形象伟大工程的想象视域融合，也是其“城市梦”到“中国梦”的转换与升级。

晚清小说文本“城市”叙事手法的怪诞并不单纯指向新奇与猎奇的审美趣味与世俗追求，其在背负民族国家形象建构工程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隐喻内涵，即对城市公民发现、现代城市生命主体人格生成、城市现代性批判。“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以及一种较过去更严格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审美需求的雄心。”[25]首先，晚清小说的“城市”叙事充斥着对传统叙事与城市形象的偏移和超越，其关于“城市”的叙事者与被叙事者是有一定的规约的。无论是《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孔觉明、黄克强、李去病，《新年梦》中的“中国一民”，《痴人说梦记》中的宁孙谋、魏淡然、贾希仙，《新中国》中的陆云翔，《电世界》中的黄震球，还是《恨海》《乌托邦游记》《痴人说梦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我”，大多体现出走出传统小说叙事群像的努力。“晚清小说叙事以反抗传统为突破点，凸显被礼法所长期遮蔽的个体维度，进而在一种新的语境下展开对个体命运的焦虑与想象。”[26]其次，叙事视域中的城市公民还具有一种生命主体人格，这种基于“个体”维度的生命意识，不仅早于“五四”文学“个体”的现代性尝试，亦显现出晚清小说之于形上意义层面所彰显的现代个体诉求。晚清小说“城市”叙事者或被叙事者往往具有无限的幻想力与臆想性，这一内在心理向度不是简单的无厘头闹剧，深层次上应该指向城市公民个体生命、主体人格的生成策略与路径，即以一种“狂欢化”的方式介入到“城市”叙事，将怀旧、暴露、羡恨、批判、憧憬等个体生命维度的极限表征聚焦于“城市”叙事，彰显现代城市中个体生命与人格魅力。再次，从传统群像到现代城市公民形象，叙事者或被叙事者必然会经历对城市现代性的批判，即使这一批判还不够自觉和深刻，却是其无法超越的历史进程。面对新型城市形象的视觉冲击，以及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侵蚀，晚清小说也显现出对城市文明病的表达，以及其对人性、人的异化的控诉。《海天鸿雪记》中的上海“酒肉薰天，笙歌匝地”“标新炫异，醉纸迷金”；《黑狱》中的广东诸城“昼夜营营”，以赌为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苏扬之地烟花尽显，“高张艳帜，炫异争奇”；《负曝闲谈》中的帝都迷恋与“满大人”情怀；等等。这些小说无不显露出对现代城市形象、文明病及其精神内核的忧虑与批判。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晚清小说“城市”叙事还指向某种革命隐喻，《新中国未来记》《新年梦》《新中国》《新纪元》等文本中所含射的“中西之争”“黄白之争”“纪年之争”“公私之争”“新旧之争”等，往往在激烈的矛盾下面隐喻着革命的意图。当然，这一意图最终仍旧融入到民族国家形象工程的宏大价值体系中去了。

总的来说，晚清小说的“城市”叙事特征为我们理解民族国家话语中的叙事艺术提供了一个显性的视角，“城市”的书写与故事的讲述成为民族国家形象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成为我们观测晚清至五四以来文学现代性与民族国家建构话语的一个连续性事件，“晚清的文学观念转变，叙事技巧革新，以及它在国族和个体内外两方面的拓展在五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现代温煦大厦的基础奠定于晚清，二者应该被视作一个连续性的事业”[27]。面对历史巨变的晚清文学场域，虽然借用中西内外视角的审视所建构的价值立场都会遭到一定的质疑和批判，但是，我们以“城市”叙事维度摆出历史事实，在一种感性的城市体验中借此进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或许是较为恰切的晚清小说研究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