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1-07-12 00:30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3期
关键词:农村居民普惠金融服务

吴 肇 霖

(1.韩山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2.澳门城市大学 金融学院,澳门 999078)

在2005年,联合国开始重视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这个概念,明确金融服务应注重其深度和广度,让社会各阶层都能享受到金融带来的便利性.我国在2006年正式引入普惠金融的理念,如何解决金融排斥,让农村居民更好享受金融服务,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是政府关注的重点.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等举措.2015年,“强化农村普惠金融”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2016年初,国务院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文件中,提出要加强发展普惠金融的力度,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覆盖率和满意度这三个方面设定为总体目标.总而言之,发展普惠金融,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

广东省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及加快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自2015年以来,省政府为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提高农民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获得性,将普惠金融“村村通”建设纳入十项民生实事重点落实①资料来源: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截至2017 年底,广东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对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0 840.2 亿元,扶贫贷款余额235.9亿元,惠及扶贫企业289家、相对扶贫人口90 370人②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网..从数据中可见,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的推广初见成效,但“三农”金融缺口依然存在,本研究将利用2006-2018年广东省相关金融数据,构建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并检验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为广东省政府继续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提出建议.

1 文献综述

我国普惠金融概念的正式引入是在2006 年亚太地区小额信贷年会上,由焦瑾璞提出.其观点认为,普惠金融的特点是为中小企业和农村低收入阶层提供全方位、多元化、深层次的金融服务[1].国内部分学者在研究普惠金融过程中,重点关注了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王曙光[2]通过定量分析农户贷款需求与可得性之间的关系,得出农户的收入与信贷可得性存在着显著关系,提出在实施构建普惠金融过程中,应从流量和存量两部分入手满足农户获得信贷服务.丁汝俊[3]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应从规范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功能、发展微型金融、颁布相关法律几方面着手.张欢欢[4]通过构建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测评指标体系,提出普惠金融的深度发展使农村居民面临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研究普惠金融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确定普惠金融系数的测度.国外学者Beck[5]首次提出测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可以从8 个指标进行测量.Sarma[6]参考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方法,对之前的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从地理的渗透性、使用的效果效用以及产品的接触性等三个方面展开测量,从而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由于Sarma 的测量方法没有考虑到金融服务的成本,Chakravarty[7]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赋予各个维度对指数的贡献程度,使方法更加成熟科学.Gupte[8]在测量维度的选取上,选择了可接触性、使用效用性和质量,并且根据指标的重要与否又将指标分为核心和次级两大类.我国学者通过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学者们多数采用上述Sarma的方法,从三个维度选取有针对性的指标,测量不同时间,不同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9-11].

关于金融排斥问题及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高沛星[12]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排斥主要影响因素有:收入、金融效率、就业、农业化水平.陈本凤[13]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测量出我国城镇与农村金融排斥主要受到就业、消费水平、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的影响.杜强[14]运用2006-2013年我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测量各省市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发展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王薇[15]选取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财政扶贫支出、农村贷款、乡村就业人员数等样本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普惠金融的实施有助于实现农村精准扶贫.

国内外对普惠金融已有大量研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将着重在构建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指数,考虑各维度各指标对指数的贡献程度,以及借助面板数据分析影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计

2.1.1 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指数(RIFI)

通过借鉴国内外研究方法,基于Mandira Sarma提出的构建普惠金融指数(IFI)基础,设计适合测量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RIFI).从角度上来说,主要涉及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从维度方面来看,涉及了产品接触便利性、产品接触可得性以及使用效用性,详情参见表1.

表1 各角度、维度以及相关指标解释

第一个维度:农村金融产品接触便利性.普惠金融的目标是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为此政府着重在建设金融机构服务点及配备金融从业人员上给予支持.金融机构数量及金融从业人数与金融服务接触的便利性均为正相关关系,本研究选取每万人拥有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每万人拥有农村金融从业人数这两个代表性的指标,作为对金融产品接触便利性的测量.

第二个维度:农村金融产品接触可得性.普惠金融的发展,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让各个阶层更易接触金融产品.因此,从农村居民人均存款余额、人均贷款余额、人均保费收入来着手研究,进而检验出农村居民对金融产品的接触难易程度,结果是这三个指标均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第三个维度:农村金融使用效率性.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可从金融服务的获得与农村经济发展做比较取得.本研究从存、贷款余额以及农业保险保费与农业增加值的比值这三个指标来测量农村金融使用效用性程度,均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2.2.2 原始数据的处理

参考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方法,借鉴Nathan[16]及李建军[17]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性处理,将其映射到[0,1]区间内,再进行测算.之所以采用此方法,是因为各个指标之间有着量纲差异而且绝对值有较大的差别.Rij代表第i个维度下第j个指标,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Xij、MAXij和minij分别表示第i个维度下第j个指标的实际值、最大值和最小值,确保Rij的测量值处于[0,1].因为各项指标都是正向,所以,测量值越大说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关于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是一个重难点,以前国内外的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变异系数法、层次分析法、等权重法等.变异系数法较为科学且容易操作,如果指标的变异系数较大,则会被赋予较大的权重,从而提升各个指标影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程度的测量精确度.

首先,计算第i个维度下第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2)中CVij表示第i个维度下第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Sij表示第i个维度下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表示第i个维度下第j个指标的平均值,第i个维度下第j个指标的权重wij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次,计算出各维度权重之后,再对各维度的变异系数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4)中的CVi、Si、分别表示第i个维度农村普惠金融指数的变异系数、标准差和平均值.由此可计算出各维度权重wi,计算公式如下:

最后,根据计算出的权重来进一步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RIFI).通过测算各维度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值(Ri)与理想值之间的欧式距离,将它们进行标准化和反向,最后计算出农村普惠金融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IFIi表示第i个维度下的维度指数.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测量出多维度农村普惠金融指数(RIFI),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7)中RIFI的值介于0到1之间,数值越大代表普惠程度越高.需要注意的是,测量的指数代表的是不同时期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反映的是相对程度.测量的指数为1,并不意味着农村实现了完全普惠金融,测量的指数为0也并不就是说农村存在彻彻底底的金融排斥.

2.2 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指数

本文主要采用公式(7)对2006-2018 年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测量,同时采用前文提到的8项指标.统计整理结果详见表2.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广东省金融运行报告》及《广东省农信社年度报告》,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利用SPSS求得各指标的权重,在表3 中具体体现结果.利用公式(6)和(7),进一步测算出每一年的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指数(RIFI)及各维度对普惠金融的贡献程度,详细结果见表4.

表2 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指标实际值

表3 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及各项权重

表4 2006-2018年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各个指标指数

从表3的测量结果可知,三个测量维度中,金融产品可获得性在普惠金融指数中占比最大,达到37.22%,农村金融的使用效率次之为35.90%,地理渗透性最弱为26.88%.说明在广东农村地区,推广普惠金融的重点在于金融产品的可获得上,如何让农村居民更便捷的获得金融服务是推行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相比较而言,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及从业人员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较小,这一结果与近年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关,农村居民享受金融服务,机构网点的数量及人员的配备不再是限制因素,技术的发展让服务效率得到提高,所以导致地理渗透性影响稍弱.

3 影响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分析

3.1 变量选取

以上统计结果表明,广东省普惠金融指数呈逐年上涨趋势,但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故本研究将选取以下4个指标(如表5所示),测算具体哪些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数据来源主要从《广东省统计年鉴》《广东省金融运行报告》获取.

表5 影响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水平的因素

(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X1).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高低,直接影响到所享受金融服务的水平,如果收入水平过低,会受到金融排斥影响,存贷款比例同样会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所以在前提假设它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的情况下,选取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作为变量.

(2)农业发展程度(X2).第一产业经济规模与农村人口数量的比值,有效反映广东省农业发展程度.广东省农业生产在全国排名靠前,2018年排名仅次于江苏省,宏观农业生态环境趋势良好,对农村金融发展有一定刺激作用,本研究假设农业发展程度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起正向作用.

(3)政府财政支持程度(X3).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最直接的体现是在财政上的支持.财政拨款进一步影响到涉农贷款,从而反映在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享受上.本研究选取地方财政用于农林事务支出作为变量,并假设其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起到正向作用.

(4)城镇化率(X4).自2006-2018年,广东省城镇化率逐年递增,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有利于城镇资金反哺农业发展,进一步刺激农村经济发展.故本研究假设城镇化率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起到正向影响.

3.2 计量分析

借鉴Sarma和Pais(2011)[18]的方法,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通过表6 可知,回归结果与初始假设基本相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X1)和城镇化率(X4)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政府财政支持程度(X3)通过10%显著性检验,以上三个变量系数为正,表明各个指标都能促进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其中,城镇化率系数最大,说明在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过程中,该因素起到重要作用.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高效利用农田以获得更大效益;城镇化促使工业扶持农业发展,优化经济结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有利于金融服务走进农村.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系数样较高,也同样说明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应增加.来自需求层面的影响,有助于刺激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从金融产品可获得性、使用效用上优化,迎合农户的需求.政府财政支持程度同样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有一定影响,从供给方面提供资金支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金融服务更便利渗透到农村居民.例如网络覆盖、道路修缮,都有助金融服务在地理层面扩大服务范围.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另外,虽然农业发展程度(X2)在回归检验结果中显示系数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农业发展程度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较低,可以忽略不计.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指数的方式对2006-2018年广东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了直观的反映,从研究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广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欣欣向荣;并以此为基础,测量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城镇化率、政府财政支持程度均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四条建议.

第一,普及金融知识,提高金融意识,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接触金融知识的渠道有限,银行应结合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在铺设网点的同时,定点定时利用线下讲座、互联网课程等多样的形式为农村居民普及相关金融知识,教授农村居民使用网络银行、移动支付、投资理财,有效培养农村居民对自身金融服务需求的认识,同时达到传授知识和发展业务的目的.另一方面,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应设计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例如农户养老型基金产品、农村信贷、农业保险、产业园建设、乡村旅游等领域,满足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借助区块链和云计算,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冲破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阻碍.

第二,大力加强城镇化建设,从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化建设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都能促进普惠金融发展,这也就要求政府应继续加大力度发展城市化,出台政策扶持农业发展.首先,要继续推动“万企帮万村”的扶持政策,以政府为引导,龙头企业帮扶农村,开发特色产业,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强农村自身造血能力.其次,政府继续推进资产收益扶贫,实行“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加大产业扶贫工作力度,多措并举扶持贫困户发展特色种养业或从事农产品加工、服务业,激发农村居民的生产动力,增加收入水平.最后,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就业扶持,包括职业技能提升、继续教育以及助学贷款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就业难的问题.

第三,增加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地方财政支出是农村发展普惠金融的基础保障,用于农林事务的支出直接作用于农民的收入上,所以增加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出,有针对性地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将促进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减少农户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地方财政应依托优质项目,规范农村“PPP”项目和政府购买服务,将专项资金合理运用到乡村振兴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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