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门故事之云南提督府

吴艳

2019年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全国新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62处，位于大理古城内的云南提督府旧址名列其中，成为中华文明的优秀代表和重要标识，也是此次大理市新增的两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云南提督府旧址位于大理古城南门正街复兴路111号，现为大理市博物馆馆址，这里也曾作为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清起义的指挥中心而更为民间所熟知，1985年、1993年，先后以“杜文秀元帅府”的名称公布为大理市和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较而言，云南提督府的历史却鲜为人知。明清时期，大理城作为大理府和太和县的治所，大理府、太和县各级衙署都设于城内。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种种原因，这些衙署都未能保留下来，只有清代云南提督府因其一直作为军事重地的特殊性质得以幸运地延续使用至今。1986年，鉴于其特殊的历史意义由部队移交地方，建设成为大理市博物馆，成为大理古城内展现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一扇窗口。经过20多年的发展，2009年大理市博物馆响应国家号召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此后，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的游客随着大理古城的人流纷至沓来。他们作为博物馆的观众，走进博物馆，在感受大理历史文化之余，也在好奇这座府衙建筑的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怎样的历史和多少故事。

与大理古城相隔千里之外的山东威海刘公岛，一座清代公署坐北朝南，依山临海，显得气势非凡。朱漆大门上李鸿章所题“海军公所”的四个大字横匾显得格外耀眼，这里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洋水师最高指挥机构——北洋水师提督衙门。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师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驻节于此。1891年和1894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分别两次到此校阅海防，并留下“万里天风永靖鲸鲵波浪，三山海日照来龙虎云雷”的楹联以壮军威。其时，北洋水师拥有主力舰船25艘，舰队实力排名世界第九、亚洲第一。然而仅仅7年之后，在1895年中日爆发的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却在惨烈的战斗中全军覆没。如今，刘公岛上的这座重要古迹作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一部分还在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悲怆的历史。对标北洋水师提督府，作为全国仅存的两座清代军事提督衙门，云南提督府也有更加悠远的历史和故事值得后人深入发掘和探寻，让这座走过400多年沧桑的历史建筑重新绽放应有的光彩，给予后人更多的启示。

提督府的历史演变

云南提督的故事，要从绿营兵的建立开始。清顺治元年（1644年），在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夺取政权建立清王朝之后，为弥补八旗兵力的不足，加强对全国的军事统治，清廷沿袭明代镇戍制度，采取招降明军和招募汉人组建军队的措施实现对全国各地区的军事管辖和武力控制。这支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建制，故称绿营兵，以镇戍天下要害之地为主要任务。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山川屏列，河谷纵横，边境线漫长，清政府通过绿营兵以存城防守与分设汛塘的驻扎形式，实现了从城镇至农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平坝到山区最切实有力的统治并构建了完善的边防体系，使清王朝对云南的统治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全面、深入，不但推动着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祖国西南边疆的稳固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绿营兵由兵部负责管理，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军机处决策、调遣。绿营基层官兵完全由汉人组成，以步兵为主，逐渐成为清军正规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直省，以总督为绿营的最高长官，不设总督之省以巡抚为最高长官。提督是直接管辖各省绿营的最高武官，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从一品，负责统辖一省陆路或水路官兵。

提督这一官职始设于明代，开始是不固定的职官名称，不设员额，亦不常置。至明万历时才设为固定官职，如明驻防京师的京营设有提督，南京置操江提督。各地则由巡抚兼提督军务衔，掌管军事。清代沿袭明制，设提督军务总兵官，简称提督，逐渐成为一省总揽军事的高级武官。清代提督分为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陆路提督12人，分别为直隶提督、福建提督、湖北提督、陕西提督、甘肃提督、新疆提督、四川提督、湖南提督、广东提督、广西提督、云南提督、贵州提督;水师提督3人，分别为福建水师提督、广东水师提督、长江水师提督。

云南提督全称云南提督总兵官，统属绿营兵三标（提标左、中、右三营，包含马战兵900名、步战兵2100名、守兵900名）、节制七镇总兵（临元、鹤丽、普洱、开化、昭通、腾越）从一品，为云南最高武官。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随着抗清名将李定国和南明王朝的败退，清朝基本控制了云南。清廷以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组建云南绿营兵。随着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建制的完善，清政府始设云南提督。云南提督始设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九月，以张勇为首任云南提督，驻地永昌府（保山）以控遏边陲。清康熙二年（1663年），鉴于逃到缅甸的永历帝已被引渡回滇处死，原驻防于边陲重地永昌以备攻缅的云南提督驻地移至滇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大理，将大理城南的明分守金沧道旧署改建为云南提督府，与驻镇云南省城昆明的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相呼应，形成控制云南的两大核心。此后，提督府便作为云南提督的驻地，成为云南省的最高军事指挥中心和大理城内重要的军事机关，肩负起了维护清政府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重要职责。清代250余年间，先后有54任提督驻守于此处理军务，为云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云南提督诺穆图带头捐资修葺提督府和大理城，不但按照规制确定了提督府的规模，还恢复了大理古城四座巍峨的门楼，规划完善南北东西纵横的大街小巷，以此奠定了清代大理古城的基本格局。可见云南提督作为省级的军政要员，在参与地方建设事务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后，云南汉回地主和商人间因为土地兼并、争夺矿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清咸丰六年（1856年），滇西爆发了以杜文秀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占大理府城后，占据了云南提督府，推举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加固了提督府墙垣，将提督府改建为起义军新政权的指挥中心。杜文秀在此居中驭外，运筹帷幄领导起义，直至1872年大理城被清军攻破。

起义被镇压后，云南巡抚岑毓英拆除了杜文秀在提督府建造的内城，恢复为云南提督府。光绪年间，云南提督杨玉科、胡中和、黄武贤先后请款维修，按规制恢复了提督府原有的建筑，保持了其基本格局，作为清末云南提督的驻地继续使用下来。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云南提督府作为军事机关驻地，继续由腾大、楚大及滇西师管司令部管辖使用。1942年，楚大师管区司令赵诚伯在此接待国画大师徐悲鸿小住半月。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所藏《松鼠图》即为徐悲鸿在此地的即兴创作。画上有题跋为证“大理军署为杜文秀帅府，岁壬午，诚伯长兄驻节于此。庭后此物甚多，生擒其一，充我画材，玩竟放之，亦快事也。悲鸿记。”

1949年12月20日，滇桂黔边纵七支队进驻大理古城，指挥部就驻扎于提督府旧址。滇桂黔边纵七支队是由1949年中共滇西工委领导的剑川“四二”暴动后成立的人民自卫军整编的一支部队，是革命的武装力量，对促进云南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大理地区和云南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七支队指挥部在此开展指挥下属部队进驻滇西各地，肃清匪患，支援接管，建党建政的一系列工作，保卫地方，实现了大理的和平解放。1950年4月，第七支队司令部、政治部人员转业到地方工作，各团就地划归十四军各师指挥。指挥部交由解放军第十四军管辖，直至1986年移交地方政府，建为大理市博物馆。

提督府的建筑面貌

清初至今，这一历经岁月沧桑、刀光剑影的军事府署原貌已有不少改变，但作为军事重地和军产，云南提督府旧址的核心建筑得以较好的留存下来，成为国内保存较为完善的提督府历史建筑遗存。1985年9月，作为“杜文秀元帥府”被大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11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作为“云南提督府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追溯历史，可以看到，这一建筑群落的历史悠久，历史脉络清晰，作为云南提督府旧址的时间悠久，历史信息十分丰富，建筑格局保存完整，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现存云南提督府旧址位于大理古城南门以北500米西侧，东接复兴路，南临苍坪街西段，西至博爱路，北毗红龙井。整个建筑布局呈长方形，坐西向东，偏居古城西南角，占地面积16133平方米，建筑面积2119平方米。大门面阔三间，为单檐悬山顶，立于二层大理石台阶之上。一层为九级，二层为六级，两旁立有蹲狮一对。大门两侧各有一道影壁，凸显出府衙居高临下的威严气势。作为大理市博物馆所在地，免费开放以来，每年都有数百万的观众、游客从这里走进博物馆参观，通过展厅陈列的文物了解大理的历史文化，感知一个城市的过往烟云。瞻仰这座古香古色的建筑，人们不禁好奇，数百年前，曾经的杜文秀帅府，清代的云南提督府又有着怎样的风姿。

据20世纪80年代王胞生老师的《杜文秀帅府调查札记》记载，清咸丰同治时期，帅府正门为平顶土木结构，大门左右各有木棚一，称为“辕门”。帅府两侧又各建有石牌坊各一座，上书“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帅府正门前，有小花园一个，花园东有一座长25米、高6米的照壁，照壁前有花台和半月形水池，以大理石栏杆围边。花台两侧各有一旗台，曾悬挂“革命满清”的四方形白旗和“总统兵马大元帅杜”的三角形绿旗。如今，提督府大门之下是熙熙攘攘的复兴路，对面为部队广场。从云南提督府大门和部队驻地的关系可窥见两地的历史渊源。曾经提督府对面即为练兵之所的演武场，士兵驻守的营房，沿袭至今成为部队营地。

进入帅府大门后，有大理石铺砌的走道，十步开外原建有三孔石券洞式仪门，现改建为单孔石券洞式仪门。原仪门前左右砌有石屋各一间，为戍守兵勇所住。仪门后为大堂，是帅府的主要建筑，提督府时又称“五凤楼”，杜文秀时期改为议事厅，据王胞生老师查证，议事厅前原有一座玲珑巧致的天子台，高约60厘米，有三级石阶，东南北三个方向均有大理石围栏，自东而西可达议事厅大堂。议事厅大堂占地5间，属殿堂式土木结构，檐高二丈有余，大出角花脊当中有葫芦顶，檐飞鳌卧，颇为古雅。厦柱前有大铜花瓶四个，奇矫可观，整个殿堂形体巍峨。咸同时期，楹柱上曾悬一联“提三尺剑以开基，伐暴救民，重现汉高事业;着一戎衣而戡乱，行仁讲义，俨然周武功勋。”又有联云“本圣贤学道爱人，功不成利不谋，日霭风清允矣群黎遍德;大经济随时救世，思其艰图其易，云油雨沛勃然万象更新。”杜文秀政权时期，凡军机政务大小之事，都在此由元帅传集商量，或可或否，最后由杜元帅本人“钧裁实施”。大理政权议事厅的设立，应该是义军民主制度的雏形，可惜建筑在民国期间完全损坏只剩台基。1988年，大理市博物馆在此新建两层仿古建筑，作为博物馆历史文物展厅使用。现大堂两侧原有建筑已不存，南北区域为花厅，现北花厅为博物馆停车场，南花厅改建为博物馆碑林。

南花厅东端坐落着一栋带有浓郁的上世纪50年代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小楼，坐东向西，面阔7间，为十四军1950年所建，糅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建筑理念和大理地区民族地方建筑特色。北花厅现为博物馆停车场，有通道连接博爱路。通道南侧石台上有直径为3.3米的大理石碾槽，疑为杜文秀帅府时期起义军制作火药的遗物。

大堂后的四合院现为重要保护的历史遗存建筑，杜文秀帅府时期称为“白虎堂”，是内院的军机要地。过厅大门为直立平放的规整石砌建筑，门楹、门堂均用结实坚固的麻条石施以细灰，上部采用清一色的苍山大理石料，总高6米，檐角外伸，舒展自然。以大理石三跳偷心造斗拱挑檐，镶嵌的大理石匾额上刻有“居中驭外”四个大字，画龙点睛，颇有王者气势。檐口三层大理石斗拱簇拥民国九年（1920年）大理名士周忠庵所书“嘉禾门”直匾，雕刻工艺精细，具有较高的石作技艺，体现了明清时期大理成熟的建筑工艺。石门下部为砖石构成，中有半圆形门，大门顶部有一雕凿的长方形匾额，依稀可见阿拉伯文，应为杜文秀时期的遗迹。院内西正房为重檐悬山顶，面阔5间，进深5间，双层底瓦，共32柱落地，梁架粗硕大气。南北两侧厢房为单檐悬山顶，面阔3间，进深4间，双层底瓦，各有18柱落地。东厢房为悬山式建筑，面阔7间，进深4间，共34柱落地。明间作过厅，为单孔石砌券洞式门道。屋前回廊，顶有藻井，前檐穿插枋下花板做工细腻。廊道地面铺设有方形大理石板，廊柱下也采用了雕刻大理石柱础。

白虎堂院落是典型的滇西“四合五天井”型建筑，作为杜文秀义军大司、将军等武职人员商讨军略的机要之地。白虎堂曾悬一联“虎贲三千，扫除幽燕之地;龙居九五，重开尧舜天地。”此联原书于南京天王府龙凤殿，杜文秀在此悬挂此联，也是对遥奉太平天国革命的壮志的一种表达。

白虎堂后是帅府花园，曾是亭台水榭、草木葱茏的景象，应是沿袭了提督府时期前朝后寝的布局。后堂西南角漏角小院落原有三开间二层土木建构小楼一栋，传为杜文秀书房。楼前花台，榴树横卧，根枝溢出，生机盎然，尤见精神。如今，杜文秀书房原址已新建为博物馆库房，唯有门前的石榴树还枝叶繁茂、花开不息。院落南侧有半圆形石拱门与南花厅后区相连。据调查，此处是杜文秀帅府后花园，原有屋舍是侍卫居所，后来房屋倒塌后瓦砾遍地，荒草过膝。1986年移交博物馆后于1997年建成坐西向东的五开间和坐北朝南的三开间悬山顶古建，作为博物馆办公用房使用。

结合调查资料和现存遗迹可以看出，以后堂为核心建筑的历史遗存整体布局完整，梁架粗硕大气，气势雄伟，布局精巧，各单体建筑按照当地传统建筑形式建设，造型古朴大方，整个建筑群色彩庄重典雅，且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提督府作为大理城内的重要官署，按规制与四邻围墙相隔，界限清晰。杜文秀帅府时期，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围墙被改建为石砌城墙，壁垒森严，内部宫室华丽。可惜，现城墙仅南段184米和北段局部，其余全部被拆除。现存城墙主要位于苍坪街，墙顶宽2.6米，以片麻石砌筑。外墙用石体型巨大、规整，并未使用粘合剂。内墙石材更为讲究，以规整的麻条石砌筑，勾以纸筋灰缝。为保证墙体的稳固性，每间隔一米就用一块“丁头石”贯穿墙体，是大理石砌古城墙建筑技术的实物范例，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历经岁月沧桑，战火兵燹留存至今的这段古城墙，无声地浸润着岁月的痕迹，大量植物甚至树木的根系深入墙体，给城墙覆盖上了浓密的酸浆草绿衣，掩盖了墙体岌岌可危的隐患，也营造出浓厚的岁月悠长的历史氛围。也许只有这些古老的城墙才能穿越漫长的时光，阅尽沧海桑田的世事变迁，见证一座衙署几经兴废的曲折历程。

提督府的建筑风格

衙署是中国古代官吏办理公务的场所，每个朝代称呼略有不同。战国时称“官属”，汉代称为“府”“寺”。汉唐时期以军队扎营的牙旗指代官府，“牙门”成为官署的代称，后逐渐演变为“衙”，直到宋代“衙门”成为官府的统称。明清时期，官府又称“公署”“衙署”“公廨”，根据不同的行政建制和机构类型，又有县衙、府衙、军门等称谓。

在中国古代主要建筑类型中，衙署建筑作为官式建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衙署不但是中国古代官吏办公、审案的场所，也是官员及其家眷生活的居所。其建筑规模、布局方式、建筑形制、装修等级、庭院规置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衙署，均按照当时的最高集权所在地——北京紫禁城为依据形成等级森严的建制，严格遵循封建社会的法典律令。作为统治权利的象征，衙署建筑反映出的是渗透着浓厚的阶级等级观念和文化底蕴。

《钦定大清会典·工部》中明确规定了各级行政单位如省、州、县都应设置衙署，其规模与功能布置也要遵照相应的范式。根据具体职能，不同机构还有一些不同的设置，如粮道、盐道衙署旁可设仓库;按察使司以及各级府、厅、州、县衙署可设仓库与监狱;教官衙署都紧靠明伦堂设置;各州（包括直隶州）均设考棚;武官衙署可另设校场、演武厅等。如云南提督府对面就设有校场、演武厅和军库等设施。

同时，《钦定大清律例》里也对府衙规制有详细的规定，如大门规模、厅堂大小、建筑色彩和彩绘形式等，同样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中尊卑与秩序的体现，也集中反映了礼制制度和建筑规范。作为皇权统治在地方的机构，衙署建筑代表着统治阶级和官吏的地位和形象，是宣德教民的庄严场所。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影响下，衙署建筑格局和体制大同小异，具有建构严谨、层次分明、布局井然的风格特点，具有高度的标准化、制度化和定式化的特点。

云南提督府是清代對整个云南省实施有效军事管理的权利代表机构，按其品级等次，建筑规制远远高于大理府衙和太和县衙，同时也必须严格遵照清代衙署的等级建制。其规划布局、整体空间都有一定规律可循，但又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云南提督府的坐向根据苍山洱海的大环境和大理城的布局，整个衙署与城内建筑一致，顺应城内西高东低的地势坐西朝东，占据了古城西南部高地的核心位置。衙署内各院落由东向西地坪采取逐步递增。尤其是大门雄踞于15级台阶之上，显示出衙署建筑的庄严气势。提督府现存建筑居于中轴线上，呈一进三院格局明显，南北对称轴线原建筑不存，但主轴置中，两侧辅助，三条纵轴线并列递进的格局仍在。按其规制，整个衙署布局必然是紧紧围绕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的礼制思想进行规划。同时满足衙署作为礼仪宣教之地、吏攒办事之所、治事之所、宴息之所的各种功能，较之普通民宅凸显出其规模庞大、布局井然，不但是封建统治在地方的集中体现，也是皇权政治的地域微缩版。因此在杜文秀起义期间，农民起义军攻占大理府城后，占据云南提督府作为军事指挥中心，必定也有政治和军事意义方面的考量。

历史建筑、历史遗存是一个城市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形成城市特色的基础条件，也是城市的传统文化艺术和地方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云南提督府旧址作为云南绿营兵最高军事长官云南提督的府衙，是大理古城内现存规模较大，具有代表性的明清建筑群落，也是清代边疆制度、清代衙署规制和衙署建筑等级制度的综合产物。云南提督府在严格遵循衙署建筑范式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地理位置，吸收和借鉴白族民居建筑的装修艺术和技艺，大量使用青瓦白墙和墨画，构建出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建筑精巧的衙署院落，整体装饰风格朴实典雅又庄重肃穆。这一独具时代风格的建筑群落较好地保持了传统官式建筑的平面布局和建筑架构，与山东威海北洋水师提督府一样，是我国留存不多，较为完整的清代武官衙署建筑。这些建筑遗产不但是当地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内涵，也是古代人民杰出智慧和艺术能力的重要反映，在文化、建筑、艺术、历史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旅游内容同质化问题严重的今天，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尤其重要，如何深入地挖掘独特的历史文化成为发展旅游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历史建筑带来的观感，营造的场域空间就是开发文化旅游的突破点，回顾历史追本溯源，才能讲好建筑的故事，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

提督府见证的人和事

如果建筑是历史的舞台，那么人就是历史的演员。清代250年间，载于史册的54任云南提督在此办公，或驰骋疆场，或纵横捭阖，以维护清政府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为己任。云南提督作为边疆一省的高级将领，多出身行伍，历经战争的考验，在战火的洗礼中建立武业军功，成为一省最高军事指挥官。无论是建功立业，还是光宗耀祖，他们作为身居高位的政府武官，在特定的历史格局中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行使着维护边疆统一的职责。无论是忠心耿耿、恪尽职责，还是人浮于事、玩忽职守，作为清王朝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在云南提督这一一品武官的职位上，他们都承担了戡乱平叛、维护统一的重要责任。虽然他们的身影已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但他们的历史功过却值得后人细细品味。就让我们钩沉史料，浪里淘沙，想象和描摹他们模糊的形象，在云南提督府这座古老的建筑中回忆他们曾经铁血峥嵘的军旅岁月。

先来说说顺治、康熙年间的几位云南提督，第一位便是云南首任提督张勇，他可谓声名显赫，被誉为清初四大汉将之首。

张勇（1616-1684年），字非熊，陕西咸宁（今陕西西安）人。原为明朝副将，降清后担任游击（从三品），随陕西总督孟乔芳转战陕甘地区。顺治六年（1649年），因镇压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声名大振，升任甘肃总兵（正二品）。顺治十二年（1655年），张勇主动请求离开甘肃，随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先后担任经略右标提督，统领云南、临元、广西等处总兵官。在征兵备马、拔城招降、绥服土司、占领粮仓中屡建功勋，成为顺治十六年（1659年）洪承畴所属绿旗中唯一一个军政考核为“卓异”的将领。顺治十八年（1661年），得以升任云南提督。坐镇云南期间，张勇受到平西王吴三桂的积极结交笼络却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其人品可见一斑。康熙二年（1663年），张勇改任甘肃提督，镇守甘肃10余年，保持了清初西北边疆的安定大局。虽然张勇坐镇云南仅仅两年，但对于清初云南的政治军事斗争局面已了然于胸。

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联合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和海内外反清势力起兵反叛。吴三桂为招揽西北军事力量，派已投靠他的陕西提督王辅臣招降张勇，这一倒行逆施的举措遭到张勇的断然拒绝，他毅然站到了维护清政府统一的立场上，并以在西北地区所积累的丰富的战斗经验，坐镇甘肃，大败由四川北上的吴三桂叛军，光复了陕西、甘肃、宁夏大部分地区，切断了叛军与吴三桂大部队的联系，西北局势转危为安，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赫赫战功。康熙十四年（1675年），张勇被授靖逆将军、靖逆侯。康熙十五年（1676年），加封张勇为一等侯、少傅兼太子太师，一生军功达到顶峰。“三藩之乱”结束后张勇继续驻守甘肃，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病逝于到丹山防御青海蒙古的行军途中，追赠少师，谥号襄壮。

张勇一生戎马，功勋卓著，《清史稿》赞其为河西四将之首，在甘肃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云南首任提督，他虽然任期较短，但依旧在追击南明，稳定西南边疆局势中有所建树，功成名就得以善终。相较于张勇，第二任云南提督张国柱（？-1682年），就没有那么好的政治觉悟和运气了。张国柱与张勇同为明降清副将，后跟随尚可喜驻扎广东，累迁至云南提督。三藩之乱中，张国柱作为尚可喜亲信参与了叛军，被授大将军，后封国公。在攻陷衡州，围长沙，战岳州时期与清军缠斗，表现突出。三藩之乱后期，清兵围困昆明，吴三桂叛军败局已定。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国柱从大理出降，第二年被诛，财产妻女入官。

第二位是生于福建泉州的万正色。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康熙帝调湖广提督桑峨（桑格）为云南提督。随着云南总督、巡抚、提督的重新任命，也相应地配备了所统辖的绿营官兵。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最终形成了完善的军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此后，云南提督府也迎来了一任又一任的提督镇守边陲一隅，叱咤风云。

福建泉州市区东街有一條名为万厝埕的古巷。闽南语称房屋为厝，这些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是闽南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万厝埕最著名的古厝就是提督万正色的府邸，五开间三进深，有双护厝、东厅，布局严谨合理，装饰精美，为清代宅第建筑珍品。

万正色（1637-1691年），字惟高，号中庵，福建泉州晋江县浔美乡人。早年从军郑成功部，后投清。在平定“三藩之乱”中立下大功而深得康熙信任，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出任首任福建水师提督。在福建水师提督任上，万正色励精图治，训练出一支精锐善战的水师劲旅，为后任水师提督施琅收复台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平定叛乱、保卫海防、维护国家统一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万正色在安定福建沿海之后，却因是否乘胜追击进军台湾的军事战略与康熙皇帝产生分歧。他认为，“三藩之乱”尚未完全平定，天下久经战乱，人民渴望和平，此时征台不合民意。作为福建水师最高指挥官，万正色成为攻台反战派的代表人物令康熙皇帝感到万分失望，只有换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万正色改任福建陆路提督，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调任云南提督。

第三位是诺穆图。遥远的西南边疆，对于一位久经海战的水师提督显得陌生而遥远。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满洲人诺穆图轰轰烈烈地出任云南提督。

史载，诺穆图为满洲人，还是娶了贵族之女的和硕额驸。三藩之乱后，边疆日益稳定，康熙也将军权收归八旗子弟，由满族人出任绿营兵的军事统帅。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云南提督诺穆图主持了大理城规模较大的一次修缮。诺穆图命大理地方官员尽快修复在“三藩之乱”中毁圮的学校和城池，尤其是四座门楼的重建。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诺穆图带头捐出自己的薪俸，许多官员和衙署也积极捐资，终于使得大理城四座巍峨的门楼在“民无所扰”的情况下恢复了。

据地图资料显示，清代大理古城内衙门密布，府治、县治、道守、书院布局规整完善，城南一座府衙题为“军门”， 对面画有旗杆高耸的演武场，也称“校场”，可见此地为云南提督衙门无疑。校场空间开阔，除了平时军士操练，也用作会场集会、发布公告、举办节庆等重大活动的场地。1950年，大理和平解放时欢迎解放军的入城仪式就在这里举行，现仍为部队营地，保留了使用功能上的延续。营区内还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暨滇桂黔纵队第七支队烈士纪念碑”，至今依旧矗立。

此外，地图上大理古城四门俱全，除东门外的北门、南门和西门均有内城。大理古城西门，明代称“苍山门”。修复后的苍山门面对苍山，巍峨耸峙，改称“永镇门”。砖表石裹的城墙高2丈4尺，建有敌楼15座，垛口1480个，城外护城壕宽4丈，深8尺。城内南北纵向大街5条和东西横向大街7条呈“井”字型相交，奠定了和北方城市相差无几的城市格局，云南提督诺穆图功不可没。

第四位是偏图。如今，苍山门城门上高悬着康熙御笔亲题“滇云拱极”四个大字的由来与另一位云南提督偏图密切相关。偏图（？-1716年）汉军正白旗人，清朝将领。康熙十三年（1674年），于陕西从军，为督标游击。康熙十六年（1677年），以军功升督标副将。康熙二十年（1681年），出任云南随征总兵。一年后，任永顺总兵，论功加封左都督。康熙三十年（1691年），偏图入京面圣，擢升为云南提督。

在任期间，偏图深感大理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荟萃，奏请朝廷颁发“文献名邦”的称誉并亲书四字悬于文献楼。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冬，云南提督偏图再次入京述职，被赐孔雀翎，还得到康熙皇帝御笔亲书“滇云拱极”四字，偏图将其刻碑于中和寺上帝宫照壁上。对此次皇帝接见的这份殊荣，偏图在《御笔钦赐中和山匾额记碑》中详细记录了这份浩荡的隆恩。尤其是康熙皇帝面对一省的军事统帅时“温纶叠沛，顾问频频”的态度充分彰显了一国之君对云南边疆军政局势的重视。对康熙御书的“滇云拱极”四字，偏图形容为“炳耀宛如凤舞龙翔，睿藻端严，洵是银勾铁画，千古罕睹，旷代难逢。”于是，偏图回大理后“刊石敬悬以昭圣天子荣宠之盛典。”额记处赫然题有其大名“提督云南等处地方军务总兵官左都督偏图题”。可见，作为边疆军事要员的云南提督，比大理府、太和县的父母官更能代表地方形象而受到皇帝的格外重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偏图卒。赐祭葬，谥襄敏，被授予拖沙喇哈番的世袭爵位，即外所千总，汉名为“云骑尉”。

雍正年间首任云南提督是郝玉麟（？-1745年），字敬亭，祖籍辽宁，汉军镶白旗人。康熙时，青年时代的郝玉麟便投身行伍。初为骁骑校，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授门千总（从六品），累迁至云南援剿协副将（从二品）。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擢鹤丽镇总兵（正二品），雍正元年（1723年）授云南提督（从一品）一路升迁顺利。出任云南提督不久，罗布藏丹津在西藏有所图谋，为了防止进入云南，侵扰川滇地区，云南提督郝玉麟奉命进驻中甸地区弹压西藏。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云南提督郝玉麟星夜兼程，翻越雪山，出兵察木多。郝玉麟在云南提督任上5年，加强滇藏交界地区的防务，表现出色，于雍正六年（1728年）升任广东总督，成为正一品的封疆大吏。

此后，经过漫长军旅生涯历练的郝玉麟历任福建总督、闽浙总督，政绩斐然。在福建总督及闽浙总督任上，他設法平息了台湾土著谋乱、有效控制社会治安、着力赈济受灾民众，多次受到朝廷嘉许，深得雍正、乾隆的赏识。乾隆四年（1739年）七月，郝玉麟被擢升为吏部尚书，由外臣升为京官，走到了仕途的最高点。然而，宦海险恶，正在仕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时，郝玉麟却因举荐不力，用人失察，事败后袒护开脱而受到降级的处罚。此后他一改往日胆识和豪情，变得小心谨慎，委顿不振。尽管如此，乾隆六年（1741年），其家人背着他结交外官导致其被革职，两朝重臣终因保举不力、治下不严而坐官失身。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历经宦海沉浮的郝玉麟因病郁郁卒于家中。

雍正、乾隆时期，出身回族的两任云南提督十分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雍正即位后，随着中央政权的稳固，地方治理也在不断深入。为加强云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直接统治，雍正皇帝启用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开始在滇东北和滇南大规模推进“改土归流”，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滇西北的控制。绿营兵既是推进改流的有力武器，也是改流后流官统治的重要保障，统领云南绿营兵的提督也首当其冲成为改土归流的主力。雍正朝的云南提督们因此活跃在“改土归流”军事战争的前线，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位回族提督也由此开创了“一门三将”的家族荣耀。

哈元生，字天章，回族，直隶河间（今属河北）人。康熙年间入伍，发迹戎行。康熙末年（1722年）授把总（正七品），后随军贵州。其时正逢清廷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开始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少数民族土司纷纷反抗，清军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推进这一政策的执行，哈元生作为一员虎将，在协助云贵总督鄂尔泰先后平定少数民族叛乱推进“改土归流”中立下赫赫战功，得到飞速升迁。雍正三年（1725年）升为贵州威宁镇中军游击（从三品）。

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奏请雍正皇帝，将东川、乌蒙和镇雄三地从四川划归云南，清除祸乱根源，平定新平土司，不断完善改土归流事宜，设置官吏管理地方，逐渐安定云南。雍正八年（1730年），历经第一次改土归流后的乌蒙反叛，鄂尔泰派重兵弹压，哈元生在之前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历经大小无数次战役，先后平定东川、镇雄，连剿乌蒙80余寨，最终平定乌蒙，战功赫赫，受到雍正嘉奖，雍正九年（1731年）擢升哈元生为云南提督。

成也萧何败萧何，雍正十年（1732年），贵州台拱九股苗为乱，改土归流遇到艰难阻碍，清廷出动大军，调集滇、湖、粤诸省军兵合力围剿。云南提督哈元生也奉命前往贵州指挥作战。战事胶着，经久不克，哈元生等多位高级军事将领甚至被逮捕下狱，直至乾隆元年（1736年）形势才逐渐好转，哈元生此后改任贵州提督，继续为苗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提供军事保障。

哈元生的孙子哈国兴出生于哈元生出任云南提督的第二年（1732年），作为将门虎子，哈国兴自幼习武，熟读兵书，在祖父辈的荫蔽下，哈国兴20岁时也开始了军旅生涯。虽然贵为将门之后，哈国兴的从军之路依旧历经和文科举一般的童试、乡试、会试层层选拔，过关斩将，终于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考中武举人，正式开始营伍生涯，历任云南督标右营游击，东川营参将，从小的耳濡目染令他深谙行军打仗和带兵之法，成为后起之秀，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中崭露头角，建功立业。

如今，我们可以通过一幅现存的《原参赞大臣西安提督哈国兴像》管窥哈国兴的武将风采。这幅画作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纪念平定两金川紫光阁50功臣的功勋，乾隆皇帝特别命宫廷画师为50位功臣制作画像，并将其悬挂于中南海紫光阁以昭告天下，可谓是清代武将的最高荣誉。哈国兴画幅诗堂上的题赞文字为：“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将种，向略趱拉，屡举险要，中道病殂，成功未告。乾隆丙申春御题。”大致描述和概括了哈国兴的历史功绩和简要生平。

发生于乾隆朝1747年至1749年的平定大小金川之战是清廷为维护西南边疆稳定而进行的两次大规模战役。这幅画像可谓是哈国兴在金川之战中居功至伟的物证。此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缅军侵入我国滇西腾越、永昌等地。经过大小金川战役的历练，哈国兴一马当先，随云贵总督朱仑出征铁壁关（今瑞丽西北）并屡建奇功，升任为腾越营副将、楚姚镇总兵。在对缅甸作战中，哈国兴先后代表清廷与缅军谈判，罢兵言和，维护了边境的和平与安宁。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哈国兴奉诏进京，受到乾隆帝接见和嘉奖，调任云南提督。30多年后，哈国兴和祖父出任同一官职，登上武将高位，成为清代乾隆时期著名戍边将领。可见，以哈元生为代表的哈氏宗族将领，在雍乾时期的“改土归流”中崛起，三世拥旄，彪炳史册，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这块土地，为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西南地区的长治久安，贡献了族群自己的力量。乾隆因此也在紫光阁功臣画像中，高度评价哈氏一门“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多将种。”极大地肯定了这些为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安宁牺牲奉献的军人武将。

相比哈氏一族，同为少数民族，另一位云南提督的功勋之路则更为艰难和漫长，也更为完整地反映了清代一名普通士兵奋斗成长为将军的曲折历程。

冶大雄，四川成都人，康熙末年从军。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侵扰西藏，西藏分裂势力乘机起兵，与准噶尔里应外合，发动叛乱。冶大雄以士卒身份入藏平叛。在战斗中，他冲锋陷阵，骁勇善战，屡屡擒获敌酋。雍正元年（1723年），冶大雄被提拔为提标左营把总，成为正七品军官并受到四川提督岳钟琪的赏识，至其麾下效力。

雍正三年（1725年）出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进京面圣时极力向雍正皇帝举荐冶大雄，赞其忠勇可用。当时，雍正对西南改土归流频频用兵，急需将才，冶大雄因为总督的推荐获得重用，被授蓝翎侍卫，出任贵州抚标右营游击（从三品），成为总兵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得以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各大战役中一展身手。雍正六年（1728年），冶大雄不负众望，在平定米贴土司禄氏的叛乱中建立功勋，升任陕西庄浪营参将（正三品），不久又加副将衔（从二品），赐孔雀翎，驻守新疆哈密地区的巴里坤军营，后又代理川陕督标中军副将，成为清朝绿营的高级军事将领。

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准噶尔部乘严冬清军防务松弛之机，进犯边关，沿路劫掠牲畜，骚扰民众。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冶大雄临危不乱、沉着冷静，坚守阵地以待援军。待援兵赶到后，冶大雄里应外合，主动出击，大败准噶尔兵，一举击溃敌军侵扰。雍正对此次边疆战事非常重视，获捷后重赏诸位将士。冶大雄获赏银五千两，被赐骑都尉的世职，获得了绿营将领中人人称羡的殊荣，一时风光无限。雍正九年（1731年）三月，冶大雄改授直隶山永协副将，驻直隶永平府。然而，随着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战事频仍，雍正十年（1732年），冶大雄被调任湖北彝陵镇，出任总兵（正二品）。

彝陵，地处湖北宜昌，属于湖广土家族容美的势力范围。容美土司田氏是鄂西最大的土司，从元朝至大三年（1310年）建立黄沙寨千户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后设容美宣慰司，历经425年，可谓树大根深，势力雄厚。早在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皇帝就着意加强军事，准备开展这一地区的“改土归流”。雍正八年（1730年），实施“改土归流”期间，为招抚湖广、四川地区的土司首领归顺实现和平改流，负责推行“改土归流”的鄂尔泰恩威并施，剿抚并用，先后招抚永顺、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改设郡县。在这一过程中，唯对实力强大又桀骜不驯的容美土司采取铁腕措施。雍正将冶大雄调到彝陵镇，显然就有强化军事力量、重兵弹压、武力威吓的寓意。

出任彝陵镇总兵后的冶大雄深明皇帝用意，时刻保持警惕，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密切关注着容美土司在“改土归流”中的态势。一年后，冶大雄上陈《奏陈容美土司田旻如狂悖不法折》，历数容美土司的罪状，揭露了容美土司举动可疑，似有谋反之举。然而，雍正十二年（1734年），冶大雄被调任署山西大同镇总兵，深陷与原大同总兵宋如柏互相弹劾倾轧的乱局中，结果两人俱实获罪，均被夺职。冶大雄从入伍至今十余年，经历九死一生，终于步入总兵这一高级将领的层级，然而却被官场争斗纠缠不休，落入事业的第一个低谷。

乾隆五年（1740年），湖南、貴州的苗族和瑶族反清起义，冶大雄被再度启用，发往湖广以副将衔待用。随后被授湖南衡州协副将职务镇压起义。冶大雄领兵与起义军多次作战，攻城拔寨，势不可挡，表现突出，很快平息了起义。再次立功后的冶大雄被授云南楚姚镇总兵，不久调任昭通镇总兵。

乾隆十二年（1747年），吏部再议冶大雄征剿苗族、瑶族起义之功，加以都督佥事衔。在同年开始的金川之役中，冶大雄奉命率滇黔之兵奔赴川西，更为他提供了施展军事才华的舞台，屡建战功。然而，金川之役，战斗艰苦卓绝，清廷以狮博兔，久攻不克。清军劳师糜饷、损兵折将却仍未平服敌叛。乾隆皇帝盛怒之下，处死川陕总督张广泗，赐死大学士讷亲，再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部队继续进剿。乾隆十三年（1748年），傅恒认为冶大雄久经沙场，老成持重，任命冶大雄为“总理营盘”，赏戴孔雀花翎，重用一批久在戎马的将领，重新布局，全力进剿。连续攻克叛军各处的碉卡，莎罗奔溃败乞降，金川之役总算以取胜结束。师还论功，冶大雄凭借在金川之役中的出色表现得以升任云南提督。

随后，冶大雄奉命入京觐见乾隆。虽然已经年逾花甲，仍然宝刀未老，向乾隆展示了其高超的骑射武艺。乾隆念其劳苦功高，嘉赏其子冶继钧为蓝翎侍卫，并护送战功卓著的冶大雄回任。

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发生叛乱，云南提督冶大雄受命随大军入藏平叛。同年六月，云南剑川至浪穹（今洱源）一代发生地震，冶大雄作为云南提督动用府库银两并开放受灾地区的常平粮仓，赈济灾民，还给受灾的兵丁增加了一个月饷银和粮食。同时，奏请剑川、鹤庆、洱源、丽江等四州县受灾较重民户缓交赋税，以缓解灾民困难。

乾隆十六年（1751年）冬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春，冶大雄先后动员十余万人修建坝堤，疏通河道，减弱了剑川东北田地被淹的困局。冶大雄在军务之外的政绩也是可圈可点，从一个方面也充分说明，作为一省军事主官，云南提督在地方治理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留存至今的《题奏营田文》和《云南提标营田碑记》两块碑刻就是云南提督处理军务和地方事务的实物见证。《云南提标营田碑记》立于乾隆二年（1737年），碑额刻二龙戏珠，碑阴刻双凤，纹饰华丽，凸显碑文内容的严肃意义。碑文内容为云南提督蔡成贵为解决军中带病身故将士孤苦无依家属的生活问题，上奏请求将喜洲马厂牧马之区开垦成田，招募农民耕种，免去赋税，将收入用于营中孤寡的生活开支的具体事宜和经过。

乾隆四年（1739年）四月二十九日，得到皇帝恩准后，云南提督蔡成贵立《题奏营田文》，将这一情况再次详细记述，并遵照执行。文中提到“臣标为通省策应之师，从前滇疆节次用兵，及臣莅位以来，普思元新，又经调遣，复因贵州逆苗不法，远赴协剿，其间阵亡伤亡，□故并深入瘴乡，回营带病身故各兵所遗家口，或父母年老，或妻女伶仃，或子孙幼小，孤苦无依”，作为云南提督，蔡成贵说“臣数年中，竭力救济，勉措口粮，查清家口，分别众寡，每月供给米叁斗、二斗、壹斗、伍升不等，幸免所失。”由此可见提督还身负军士抚恤之责。通过积极与地方官员沟通协商，将提督牧马之区引流灌溉，同时筹措银钱，买备牛只农器雇人开垦成田后招募农民耕种，将所得租米尽数资给营中孤寡。由此可见，云南提督除了军事管理之外，肩负的职责还有很多。然而，云南提督蔡成贵，除了通过两块碑刻记录了其政绩之外，没有其他的史迹可循。

冶大雄一生久经沙场，身经百战，凭着九死一生的军功，从把总、游击、参将、副将，擢至总兵、提督而身居一方封疆要任，期间艰辛备至，实为不易。他心系国家江山、民生社稷，关心士卒疾苦，诚意难得。然而，他也因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于云南提督任上，被总兵张凌霞上奏指责不能正己率属，致使云南驻军营伍废弛。随后，又因治下不严，受其子冶继钧参与民间借贷牟利的牵连，冶大雄被革去提督要职，降为哈密总兵。不久后虽重新任命为安西提督，但却要以高龄在苦寒贫瘠之地服役，最后殁于赴罪的途中，结束了一代武将辉煌又蒼凉的一生！

编辑手记：

提督，清朝时为掌管一省绿营兵将的封疆大吏。本文所讲之云南提督，在清朝时水陆共有15位，而现今留存下来的提督府仅有两处，位于大理古城内的云南提督府便是其中之一。云南提督府因掌管的地区位于边疆，防范外敌入侵的任务艰巨。另一方面，由于所辖地区民族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云南提督府在保境安民的同时，必须要做的是安抚各方势力和关系，对追求统一的文化观念和维护统一的国家主权贡献巨大。本文作者试图通过讲述云南提督府的建立、发展和历任主政者，来展现它的历史贡献和沧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