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类教育最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基于民族地区1159农户的微观调查

亢 犁，刘芮伶(西南大学 国家治理学院，重庆 400715)

一、问题与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不断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优化体制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道路。但脱贫攻坚胜利、贫困地区摘帽脱贫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也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要想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小康，脱贫仅仅是基础，有效巩固脱贫成果，实现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防止农村返贫才是关键。有鉴于此，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有效减少相对贫困转变，实施以可持续脱贫为导向的贫困治理成为未来我国减贫工作的主要任务。

纵观各国贫困治理实践，相比于产业扶持、生活救济等扶贫方式，教育扶贫更有利于增强贫困人口的素质与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彻底消除贫困、阻隔代际传递的目的。教育扶贫涉及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升，兼具扶志与扶智的双重功能，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可持续减贫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涉及多种教育类型，王凌皓等将教育类型分为义务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师范教育；国务院2013年出台的《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中所说的教育扶贫工作，其涵盖的教育类型包括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而在本文中，民族地区农户所接受的教育则主要指学校教育和其他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综上，将教育类型界定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需要注意的是，脱贫成果巩固进程中的教育投入，通常受到资本数量和时间的双重制约，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在有限的资源约束和既定的时间范围内，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困群体而言，选择接受何种类型的教育才能有效巩固脱贫成果？因此，结合民族地区受教育群体的特殊性，深入探究不同教育类型的扶贫效果，寻找民族地区教育投入的最优选择，积极探索符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人口实际的可持续减贫路径，是教育精准减贫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对于实现民族地区稳定持续脱贫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笔者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集中研究上述哪种类型的教育最有利于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成果。

不同类型教育对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可持续生计均有作用，需要在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教育对各收入阶层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差异。基于此，以下拟采用分位数回归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辨析不同类型教育对巩固脱贫成果的作用大小，为民族地区调适教育政策、增强教育巩固脱贫成果针对性提供决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

1.教育对于巩固脱贫成果的收入效应。基于传统的收入贫困视角，教育巩固脱贫成果的最直观表现为持续提升贫困人口和家庭的生计收入，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得益于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基础教育迅猛发展，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教育年限和收益率。国内外学者对各种类型教育的收益率进行了定量研究，Jalan和Ravallion通过研究农民贫困治理影响因素，发现普通教育可以有效地防止长期贫困[1]。黄金来等认为，高等教育是贫困地区农户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实现社会流动的最重要渠道，但农户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倾向受制于教育成本和就业风险[2]。Stromsdorfer等通过比较美国三大城市的学历教育和高中职业教育收益，发现职业教育的收益率高于普通教育，估计内在收益率为56.8%[3]。Kane和Rouse也提到，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货币性收益高于接受普通教育的劳动力[4]。高等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能够获取到更多机遇和社会资源，认识更高层级的社会成员并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利用蕴含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搭建长期的投资、生产平台，提升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进而改善个体的家庭收入与社会地位。对于贫困民族地区而言，职业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并消除农村贫困。朱成晨认为,职业技术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培育壮大了新型农民队伍，为农村家庭脱贫致富提供智力支持[5]，但个体选择投资职业教育存在风险，因此职业教育的收入效应面临较大不确定性[6]。

2.教育对于巩固脱贫成果的抗风险效应。教育的抗风险效应主要体现为显著提高个体防范外部风险的能力，降低生计脆弱性。脆弱性表现为家庭消费、福利水平以及应对风险冲击能力的下降，是脱贫户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优质的基础教育对贫困家庭儿童步入成人阶段的收入起到提升作用，为培养综合素质优秀的人才夯实根基，并降低家庭福利支出。无论高中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其本质均为学习并将其转化为人力资本积累，而健康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农户健康水平每下降10%，贫困脆弱性大约会上升6%[7]。作为我国实现全面脱贫的攻坚区域以及后续发展乏力地区，民族地区发展以“扶智”为基点的职业技术教育与技能培训，能够显著降低贫困家庭因外部环境等原因所导致的脆弱性风险，实现充分稳定就业，减少贫困的自然增长和经济增长[8]。

图1 教育巩固脱贫成果的双重效应

二、数据描述、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实地调研。该调研采用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调查范围涵盖四川、云南、贵州、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和广西等10省区，每个县市(州)选取3～4个乡镇, 每个乡镇选取2～3个村进行入户访谈，涉及33个贫困县、88个贫困村、1216户农户家庭。为准确把握农户脱贫成效，在入户收集数据之前，课题组以座谈会的方式，采访了当地县领导及村干部，旨在了解精准扶贫、脱贫与贫困退出实施情况，以及脱贫户后续发展的相关举措。随后，对农户2018年家庭生活状况和发展条件进行了一对一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户主个人信息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家庭金融、物质、社会资本存量，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对当前贫困退出的公平度、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和对扶贫工作成效的评价等。剔除部分关键变量缺失的问卷，得到有效样本量1159户。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收入与抗风险能力。构建收入与抗风险两种模型。明瑟收入函数在衡量教育产生的经济回报时通常以工资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但实际中，教育不仅直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对劳动者个人能力同样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把家庭整体收入引入货币模型作为反映家庭脱贫成效的关键指标。另外，参照周迪等人的观点[9]，从卫生与医疗两个方面，选取卫生设施与商业保险作为抗风险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主要通过家庭选择现代化卫生设施的倾向性与风险防控意识，对教育的抗风险效应进行验证。

2.解释变量：教育类型。为了验证何种类型教育最有利于助力巩固脱贫成果，需对受教育类型进行定量分析，故将教育类型转化为受教育程度并相应赋值，小学(PRIM)、初中(JHS)、高中(SHS)、大学(TER)、职业教育(VET)、职业培训(VST)分别为1、2、3、4、5、6。

3.控制变量：根据现有相关文献的指标选取及数据可得性[10]，选择性别、年龄、儿童抚养比、汉语水平、健康情况、城市亲友数、未来生活预期、宗教信仰、政策了解程度，共计9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较好地把握家庭异质性特征。

表1为收入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均值为0.102，方差接近0.600，偏度为0.725，表明收入分布存在右偏现象；峰度为4.335，大于3，显示收入分布存在厚尾现象，进而通过Shapiro-Wilk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表明被解释变量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选择分位数回归模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表1 收入的描述性统计

表2 民族地区贫困家庭户主基本构成

表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收入模型

选择分位数回归模型来分析教育类型对于巩固脱贫成果的效应。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群所获得的教育回报各有差异，在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的基础上，本文构建货币模型时扩展了与个体家庭特征有关的其他因素。事实上，教育收益并不仅体现为劳动收入，也包括资本性收益，因此选取家庭整体收入反映教育收益状况，所采用的半对数货币模型为：

lnYi=f(Si,Xi,Zi)+μi

(1)

式中，lnY为家庭整体收入的对数，X是家庭劳动力的特征向量，S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μ为随机误差项，方程(1)可进一步扩展，分解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方程2)和不同教育类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职教、职业技能培训)回报率(方程3)，以此估算教育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为了克服贫困个体的异质性影响，设置家庭特征变量为[11]：

其中，InTHAI为家庭人均收入自然对数，Female、Age、School、Children、Chinese、Health、Relative、Faith、Religion、Policy分别代表户主为女性、户主年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16岁以下儿童抚养比、家庭汉语水平、家庭成员健康情况、家庭城市亲友数、未来生活预期、户主是否信仰宗教、户主政策了解程度。大多文献采用户主受教育水平验证教育收益率的高低，考虑到样本区为民族地区，近半数户主未曾接受基础教育，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的教育水平，故本文将研究样本限定为年龄在16～65岁，有劳动能力且身体健康的家庭劳动力，以其平均受教育程度估算教育对家庭收入的影响，PRIM代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为小学，JHS为初中，SHS为高中，TER为大学(大专以上)，VET为职教，VST为职业技能培训，u为随机误差项，i=1,2....N。

(四)抗风险模型

教育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生产的过程，挖掘和利用“人”的内生动力和潜在能力，提升个体生产力水平，对贫困家庭生计情况的影响不局限于收入领域，某种程度上还促进了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对住房、医疗、饮水等公共服务的需求[12]。受教育程度提高对家庭生计策略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巩固提升脱贫成效，降低脱贫户返贫风险。本文将构建两种非货币模型，分析哪类教育对贫困家庭增收作用最为显著。其一验证户主接受哪种类型教育，最有可能为家庭提供现代化卫生条件(是否拥有冲水式厕所)；其二验证教育对人们风险决策是否有正向影响。

Pij=f(Ei,yi,Xi),i=1,…,N

(4)

其中P为家庭i满足基本需求j的概率，E是家庭i的教育变量的向量，y代表家庭i的整体收入，X同(1)，为特征向量。

受教育水平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这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方程(5)至(7)包含卫生设施和风险预防(Risk-PREV)的因变量。

(5)中Risk-PREV代表家庭是否有新农合之外的疾病预防活动，即家庭成员是否购买商业保险，(6)和(7)中Sanitation代表家庭是否选择现代化卫生设施。K1i、K2i、K3i代表随机误差项，i代表第i个户主，i=1,2,3,..N。

卫生设施与疾病预防的函数表达式如下：

=MSanitation

(8)

(9)

上述2个公式中，ESanitation代表家庭拥有现代化卫生设施的概率,ERisk-PREV是家庭成员风险防范(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ln[P/(1-P)]是P/(1-P)的自然对数，P/(1-P)为比值比；P的取值范围0～1，0～1,M∈(-∞,+∞),LogitF∈(-∞,+∞)

三、实证检验

(一)教育对于家庭脱贫的收入效应

首先，检验平均受教育水平对贫困家庭收入的影响，主要选取家庭收入10%、25%、50%、75%、90%作为分位点，分别对应贫困家庭的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估计的分位数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了贫困农户收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如表4所示。

表4 教育水平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首先，解释变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School)与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农户通过教育累积人力资本存量，可以明显增加家庭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而健康(Health)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可在一定程度抵消外部风险带来的生计脆弱，进而增强其生计可持续性。最低收入组的教育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可以促使其收入增加2.4%，而最高收入组的教育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其收入增幅可达到4.8%，是最低收入组的两倍，这也意味着提升受教育水平有助于实现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有效缩小收入差距，降低收入不平等度。此外，教育水平与汉语能力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说明汉语掌握情况(Chinese)对于民族地区贫困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在高收入组家庭更为显著。

其次，个体特征方面，年龄(Age)的增长对于贫困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影响较为显著，有助于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计的改善。女性户主(Female)对于家庭收入在所有收入分位点均体现为消极影响，即女性户主收入普遍低于男性，且所有收入阶层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距，可能是由于民族地区女性先天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于男性，较易卷入劳动力市场排斥的图景中。

再次，家庭情况方面，家庭16岁以下儿童占比(Children)的回归系数在各收入阶层都较为显著，儿童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拉低家庭人均收入，且相较于低收入组，儿童数量增加对高收入组家庭的收入影响更小，说明生计资本存量较低的家庭更易受到儿童数量增长所导致的负面作用。城市亲友数(Relative)作为原始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均为正，但相较于其他变量而言，其影响系数偏小，证明尽管社会资本能够减少农村贫困，改善收入分布，但由于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能力弱，尚未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对教育、医疗以及借贷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以改善家庭福利水平。

最后，其他控制变量，未来生活预期(Faith)与政策了解度(Policy)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受益于我国当前政策的普及，贫困户的思想顾虑和政策盲区得以消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拉动贫困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且收入越高，其激励作用越大。宗教信仰(Religion)对除最低收入组之外所有收入组均体现为消极影响，可以理解为民族地区的贫困群体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宗教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接受新思想、新知识。

表5采用教育类型的分位数回归，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别教育对不同生计水平下贫困家庭收入的作用。从教育层级看，小学对低收入组具有促进作用，原因可能是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对于处在中低收入状态(q10，q25，q50)且生计资本存量较少的贫困家庭而言，初中能够有效提升其就业竞争力，从而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并改善其生计状况。高中对高收入组之外其他各组均有积极影响，表明其对中低分位的贫困家庭收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大学仅对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可以理解为由于高等教育的进入门槛较高，贫困地区限于其自身教育资源的短缺和教育质量的低下，加之教育收益的滞后性，无法迅速有效地推动贫困家庭致富奔康。

表5 不同教育层次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职业教育的影响系数在q10、q25、q50分位点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它对中等收入及以下的家庭增收作用明显。职业技能培训对所有家庭的收入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VST的增收效应低收入组明显高于高收入组，原因可能为职业技能培训更注重短期内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对于贫困群体而言，掌握实践技能意味着自身竞争力的提高，进而获得就业机会，实现即可摆脱贫困；而高收入组家庭拥有多样化的增收渠道，制定家庭生计策略时选择面更加广阔，因此职业技能培训对其增收效应相对较低。

(二)教育巩固脱贫成效的降风险效应

家庭卫生设施间接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亦是家庭脱贫成效的直接体现。从表6可以看出，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家庭选择更现代卫生设施的可能性最高，分别为2.467、2.549，其原因在于，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技能，短期内提升贫困个体的技术能力与综合素质，增加个体经济资本收益，促使家庭生活质量改善。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高的家庭成员更加关注健康风险因素，因此高等教育对家庭选择现代卫生设施的影响是积极的，系数为1.449。高中与基础教育对于家庭选择现代卫生设施贡献率均处于递减状态，分别为高中47.9%、初中50.9%、小学49.0%。总体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促使贫困家庭选择更好卫生设施，表明教育已成为促进农户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抓手。

人均收入较高的家庭选择现代卫生设施的可能性是整体收入较低家庭的1.548倍，表明家庭生计资产存量显著增加脱贫户选择卫生设施的可能性。23.6%的影响系数表明，女性户主对良好卫生设施的偏向程度较高，她们倾向于打造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降低家庭潜在的生计风险，这从表6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具有时效性，其存量大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因此与青年和老年户主相比，中年户主更倾向于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以规避潜在的疾病风险，其选择健康卫生设施的概率为44.1%，反映年龄对于贫困家庭卫生设施影响系数呈倒“U”形。良好的健康状况促使家庭选择现代化的生活用品，31.2%的贡献率表明，整体健康水平较高的家庭对现代卫生设施的偏好高于健康水平较低的家庭，未来生活预期对于选择更好卫生设施的影响同样是积极的，其贡献率为48.3%。

表6 教育层次与卫生设施的回归结果

巩固脱贫成果既依赖于农户生计资产的持续增长，也体现在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及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上[13]。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通过购买商业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风险管理，能够有效降低生计脆弱性，增强恢复和发展能力，实现贫困人口永久脱贫致富。笔者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SPSS 23.0软件，估计教育水平对家庭风险预防——购买商业保险(Risk-PREV)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首先，相较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贫困家庭，较高教育水平者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提升9.8%，反映受教育程度对于购买商业保险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次，疾病对个体和家庭因病致贫、返贫造成直接影响，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影响系数显示，高收入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比低收入家庭高10.8%，表明生计资产的增加，使得家庭进行风险预防的倾向性显著上升。再次，由于女性户主较为重视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且保持良好卫生和健康习惯，因此女性对实施预防家庭健康计划更积极。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健康和保险愈发关注，故年龄对于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其贡献率为0.7%。一般而言，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依靠保险或者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有效化解健康风险；分析表明，拥有积极未来生活预期的家庭选择健康保障的概率比对未来生活信心不足的家庭高35%。最后，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对于疾病预防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疾病预防的可能性提高48.7%。

表7 教育水平与风险预防的回归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摆脱贫困不仅要消除物质的贫困，也要摆脱精神的贫困。随着中国贫困治理重心的转移，教育在可持续减贫中的先导性作用愈发凸显，成为稳定巩固脱贫成果、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以上从拓展生计来源和降低生计风险两方面探讨了不同教育类型对保障贫困农户可持续生计、巩固脱贫成果的不同效应，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而言，教育对所有收入群体增收均具有积极作用，我国实行教育扶贫政策意义重大，促进了贫困地区整体面貌的改善，达成持久脱贫进而致富的终极目标。教育类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家庭生计资产累积的促进作用最大，且中低收入分位点明显高于高收入分位点。对于民族地区刚刚脱贫的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接受职业类教育更有利于持续稳定脱贫，提升家庭生计资本以降低返贫风险。而高收入家庭，高等教育能够带来相对丰厚的回报，但在民族地区，其受众群体有限，可获得性小，进入门槛较高，相较于职业技能培训而言，其成效并不明显。

第二，教育是人力资本累积的根本途径，而人力资本不仅是家庭生计决策的基础，更是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家庭进行风险预防的倾向性显著上升。在拓展生计来源和降低生计风险方面，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均能有效增加民族地区已脱贫家庭的生计资本累积，巩固脱贫成果，降低返贫风险。换言之，在新时期减缓相对贫困的进程中，职业类教育作为激活脱贫群体内生动力的关键手段，更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增强就业能力。

第三，城市亲友、健康状况以及政策了解度均对家庭整体生计水平有显著作用，女性户主、家庭16岁以下儿童抚养比、宗教信仰均不同程度对家庭整体生计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在造成农户收入增长差异的各因素中，未来生活预期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可驱使脱贫户努力实现需求的更新与优化，由此产生内生性动力和更高层次追求，激励其生计资本的积累和增值，以此促进收入增长。

(二)政策建议

为促进民族地区可持续减贫，有效阻断脱贫家庭的返贫路径，稳定巩固民族地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健全持续稳定的教育扶贫长效机制，更好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基于教育增收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统筹教育资源配置，提升职教发展水平。减贫的重点之一是发展教育，提供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经济的知识技能培训，立足现阶段民族地区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应确保教育资源的持续投入，以提升职教发展水平。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民族地区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借鉴前期的成功经验，深化产教融合，健全企业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制度，支持校企合作，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协调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总体比例，探索构建中职、高职、本科衔接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重点培养本土亟需专业人才。二是培育优秀教师团队。支持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在民族地区创办职教师资培训基地，破解教师流失严重、师资不足的难题；加强校企合作，共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强化技能型教师团队建设，引导职教教师到企业实践，鼓励企业技术技能人才到职校兼职。

第二，坚持服务宗旨，强化职教就业导向。相较于其他教育类型，职教教学周期短，见效快，着重对劳动技能的传授；对脱贫群体而言，一旦掌握了实践技能，即能实现增收，这也是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一是准确把握就业市场发展动向，保证中职高职的专业设置适应产业发展新趋势，改变贫困人口对职教的认知偏差，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渗透到初中阶段，强化职业教育对民族地区的辐射能力，真正发挥职教减贫效应。二是重点强化农村职业技能培训。鉴于职业教育对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的收益率更高，对该群体进行技能教育和培训更有利于增加经济效益和促进就业。应基于农户家庭自身特征与资源禀赋差异，开展多种类型的职业技能培训，拓宽职业教育发展路径，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满足就业市场对于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就业紧密衔接，实现职业教育助力农户可持续生计。

第三，重视消除精神贫困，激发增强内生动力。民族地区刚脱离原发性贫困，仍面临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客观存在返贫风险。职业教育作为消除文化贫困的关键抓手，应推动职教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持续发力。一是帮助脱贫群体树立积极心态。深入探究造成农户精神贫困背后的文化因素，激发脱贫群体致富奔康的主动发展能力，重视解决因思想观念陈旧落后而陷入迷茫消沉问题，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二是搭建文化服务平台。立足民族地区本土特色，结合实际需求，建设能够满足脱贫群体精神需要的文化服务平台，帮助民族地区群众坚定致富信心。依托文化服务平台大力开展各类线上技术技能培训活动，挖掘致富奔康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