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支付能力与中小企业创新产出
——基于浙江的调查

刘恩猛 吕文栋

1 引 言

最低工资（MW）制度的初衷是保护低收入者的权益、减少劳资纠纷、促进社会公平，但却因为可能增加失业（Neumark等，2004［1］；马双等，2012［2］）或提高企业劳动力成本负担（马双等，2012［2］；Aaronson等，2012［3］；邸俊鹏和韩清，2015［4］；赵瑞丽和何欢浪，2021［5］），导致其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2017年7月做的浙江企业创新障碍调查结果也显示，44%的中小企业表示最低工资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成本影响较大。而Acemoglu（2010）［6］、林炜（2013）［7］、赵西亮和李建强（2016）［8］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进企业创新，最低工资会倒逼企业采取相应措施来提高企业生产率（刘贯春等，2017［9］；蒋灵多和陆毅，2017［10］；刘恩猛和吕文栋，2020［11］；李建强等，2021［12］），这些措施可以归结为某种类型的（广义）创新（刘恩猛和吕文栋，2019［13］）。由此，以上研究成果可总结出最低工资、劳动力成本、企业创新和企业生产效率四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最低工资、企业劳动力成本、企业创新和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

较高的最低工资给企业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压力却能促进生产率提高，在这中间，促进创新是非常关键的一环。然而，对于中小企业（SMEs）来说，最低工资真的能促进其创新吗？一般来说，和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虽然承担了更多的就业，但其员工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成本受到最低工资提高带来的冲击较大。又因为部分中小企业在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的积累较少，创新能力较弱，其利用创新来应对最低工资冲击的措施选择较少，进而可能会影响其创新产出。但若将非研发创新①郑刚等（2014）［14］将非研发创新归类为四种：技术和知识采用、反求工程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和市场创新，这些非研发创新为中小企业带来了活力和发展机会。本文所关注的就是由研发创新和非研发创新一起构成的广义的创新。也纳入创新的范畴，则中小企业应对最低工资的措施会变得相对丰富。

限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已有研究成果将中小企业的（广义）创新产出作为研究对象的还较少，国内类似实证研究成果大都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或上市公司数据等，研究对象均为规模以上的企业，比较集中，忽略了部分中小企业。另外，已有研究成果所得MW对创新的影响非正即负，并未考虑MW影响的两面性，这可能与研究对象、样本分组标志选择及创新产出指标的选择有关。本文将以中小企业广义创新产出为研究对象，先分析MW对SMEs创新产出的两种影响途径，实证中利用浙江企业创新障碍问卷调查数据，结合Weibull潜变量模型方法的分组对比（Lu等，2016［15］）与次序logit模型，检验MW对SMEs专利申请数量和创新利润占比的影响，以及企业工资支付能力的调节作用，甄别MW对创新产出影响的两面性。

2 研究设计

李后建（2017）［16］，王小霞等（2018）［17］总结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各种可能路径，具体到中小企业，我们将其归纳为两条：一是通过劳动力成本影响创新，若企业短期内生产投入不变，最低工资提高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挤压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二是通过创新预期收益的改善来影响创新，这里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况：①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带动平均收入的提高和需求的增加或需求结构的升级（王小华和温涛，2015［18］），改善企业创新预期收益，促进其增加创新资源投入；②最低工资的提高倒逼企业利用创新来应对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负面影响，企业之所以会创新是因为创新比不创新带来的收益高或损失小。受到最低工资提高带来的冲击时，企业可以通过利用适合自身的广义的创新活动，抵消最低工资挤出创新资源的负面影响（刘恩猛和吕文栋，2019［13］），这里企业体现出的是积极应对。

在以上传导机制中，工资支付能力是关键的调节变量，我们按照工资支付能力的强弱将中小企业分为两类。工资支付能力弱的企业表现为员工工资增长缓慢，这类企业受最低工资影响较大，可选的创新措施有限，最低工资的提高，更多的表现出的是对创新资源的挤出效应，对企业创新产出有负面影响。而支付能力强的企业，表现为员工工资增长较快，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其劳动力成本影响较小，但若能由此改善企业的创新收益预期，企业就会增加创新投入（产出），因此最低工资对这类企业的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或有正面影响，这取决于企业对于最低工资的提高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收益预期。

由此，我们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1）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支付能力弱的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出有负面影响；

2）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支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正面影响或没有影响。

本文实证部分先按企业工资支付能力将中小企业分组，对比不同组间企业创新产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本文的产出均使用的次序变量，传统的方差分析不再适用，因此我们将利用Weibull潜变量模型方法的进行分组对比，检验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出的差异。然后设计次序logit模型，控制更多的影响企业产出的因素，检验最低工资（MW）对不同工资支付能力的中小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3 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是浙江省企业创新障碍调查数据。浙江省是全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中小企业众多，最低工资水平较高，是研究最低工资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的理想对象。本次调查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向浙江省各类企业（覆盖所有规模、产业、所有制等）发放问卷，调查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20日。问卷中问题的设计参考了众多与最低工资、企业创新相关的研究成果。问卷数量按各地区企业数量占全省企业数量的比例进行分配。问卷发放采取多阶段抽样，实际发放问卷1072份，回收有效问卷893份，有效率为83.3%，其中被调查对象为SMEs的有效问卷744份。

3.2 创新产出的分组对比

创新，如今已被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保障。作为主要创新主体的企业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创新能力不足”一直是我国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硬伤。我们的调查发现，有研发创新的中小企业占比仅为40%；有发明专利的中小企业占比仅为17.50%；47.34%的中小企业表示因为创新不足而失去了一些发展的机会。

本文的创新产出指标设置了两个：企业近一年申请专利数量（pat）和企业（广义）创新利润占比（rex），变量含义与赋值见表3。两个指标都能描述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利润占比更是进一步的描述了企业创新转化成利润的能力。为较高程度上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两个变量均被设置为数量区间或百分比区间转换而来的次序变量，但这么处理后的数据在做组间对比时不能使用传统的方差分析。本文利用Lu等（2016）［15］提出的基于Weibull潜变量模型方法，该方法对比的不是总体均值，而是总体的中位数Mi，它比均值更稳健，不易受分布尾部取值的影响。总体分布的中位数可利用与模型参数的关系得到，而模型参数可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估计值。给定显著性水平α，多个处理两两比较的假设检验的步骤如下：

表3 变量信息说明

（3）临界值计算与比较

这种方法检验功效较高，对于小样本、组间异方差等情况也同样稳健，非常适用于社会调查中的次序型变量间的分组对比。

由于劳动力成本是主要影响途径之一，工资支付能力可能是关键的调节变量，因此我们以企业员工工资增长率（gwage，和2015年相比①距离我们调查最近的一次浙江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发生在2015年，所以本文中的一些增长率变量均是以2015年为基期。）为分组变量，工资增长率≤10%为一组（子样本1），>10%的为一组（子样本2）。子样本1中的企业可以认为是工资支付能力较弱，不足以支付工资的快速增长，在创新资源投入方面容易受到最低工资上升的挤压；子样本2中的企业可以认为工资支付能力较强，能应对工资的较快增长，创新资源投入方面受最低工资增长带来的压力较小。

两类创新产出的分组数据见表1，对比结果见表2。从对比结果上看，两类创新产出在两个组间都存在着显著差异，工资支付能力较强的企业创新产出较多。

表1 工资增长速度gwage和专利数量pat、创新利润占比rex的列联表

至此，我们得到初步结论：中小企业创新产出在工资支付能力不同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分组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次序logit模型，进一步检验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并确认工资支付能力的调节作用。

3.3 次序logit模型分析

（1）模型设定

由于因变量专利申请数量（pat）和创新利润占比（rex）是创新产出的两类不同的体现，且都是次序型变量，所以本文的计量模型以此两变量为因变量建立两个次序logit模型。由于调查数据为截面数据，且因变量创新产出为流量（比），所以最低工资（mw）选用企业所在地区最高档次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率，以此来体现短期影响。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2003年之后细化为四个档次，各地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规定了各自实施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档次，大部分地级市执行的标准同时存在多个。我们假设劳动力在同一地区可以自由流动，企业所用最低工资标准按所在地区最高的标准计算。

表3 变量信息说明

企业的创新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发展需求引致的内部动力（或约束）和政府、市场等因素带来的外部动力（或约束）。因此，我们将控制变量分为两类，一类为影响企业创新的某些企业特征，包括企业的规模、企业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企业盈利能力、所有制、所属产业、创新人才缺失情况、自有核心技术的竞争力、创新投入意愿等；另一类为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外部因素，包括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程度、企业所在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我们此处还试着用企业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但这些虚拟变量与mw的共线性较严重，所以我们选择了共线性较弱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级（ord）。三个产业中我们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放入模型，第一产业为对比基础。由于丽水市的样本数据较少且数据质量不高，不进入研究样本，因此我们总共利用了浙江省十个地区的调查样本数据。各个变量的说明、赋值与简单描述统计见3。可以看出民营中小企业占比较大，盈利能力较差，中小企业创新人才缺失比较严重，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比较激烈，企业员工工资增长较快，融资成本较高，企业鼓励员工创新力度较大。

（2）次序logit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及mw的边际效应计算

由于模型自变量较多，通过观察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矩阵我们发现多个自变量相关性显著。为避免共线性问题，我们利用逐步回归法，始终保留最低工资变量，其它控制变量进入模型的标准是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1。

表4 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次序logit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

经过初步回归发现，在全样本下，两类模型中的mw变量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的是，将受不同方向影响的个体混在了一起，导致了影响方向的不明确和统计上的不显著。和前文分组对比一致，我们将总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工资成本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4，最低工资mw的边际效应计算结果见表5，其它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的解释均为，控制变量每增加1单位，因变量=1的概率变动方向和次序logit模型中的系数符号相反，因变量>1的概率的变动方向和次序logit模型中的系数符号相同，每个变量边际效应的和为0。结合表4和表5，给出实证结果的解释：

表5 mw的边际效应计算

模型1，mw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边际效应也显著，即对于工资支付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mw增速每提高1%，此类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落入最低档次的概率增加0.42，落入第二档的概率减小0.25，落入最高档次的概率减小较少0.17，即最低工资增长越快越不利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最低工资限制了企业的创新，更多体现出的是挤出效应，这印证了假设1）。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及变量的边际效应符合预期：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鼓励创新力度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增加发明专利数量；和其它所有制相比，民营企业的发明专利产出较少；企业转型升级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从各变量的边际效应的变化规律来看，都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即中小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升高变得越来越困难。

模型2，mw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边际效应也显著，即对于工资支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其它条件不变，若mw增速每提高1%，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落入最低档次的概率会减小0.196，落入第二档次的概率会增加0.12，落入最高档次的概率增加0.076，但边际效应有递减现象，即最低工资增长越快会促进企业创新专利申请数量增加，说明最低工资促进了企业的创新，这印证了假设2）。可能的原因是最低工资倒逼了企业创新，或改善了其创新收益预期，其正面影响大于挤出效应。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及变量的边际效应符合预期：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核心技术竞争力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增加发明专利数量；和其它所有制相比，民营企业的发明专利产出较少；企业转型升级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增加；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越不利于企业增加发明专利数量；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增加发明专利数量。从边际效应的变化规律来看，都是边际效应递减的。

模型3，mw系数显著为负，边际效应也显著，即对于工资支付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mw增速每提高1%，企业创新利润占比落入最低档次的概率会提高0.33，落入第二档次的概率会下降0.17，落入第三档的概率下降0.09，落入最高档的概率会下降0.07，即最低工资增长越快企业创新利润占比增高的可能性越小，最低工资限制了此类企业的创新，这印证了假设1）。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与变量的边际效应符合预期：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行业竞争带来的影响依然是负面的；企业盈利能力对企业创新利润占比有正影响；企业鼓励创新力度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创新利润占比的提高。

模型4，mw系数和边际效应都不显著，即对于工资支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没有体现出挤出效应，也没有体现倒逼企业创新或改善创新预期的正面效应，这也印证了假设2）。这和模型2的结果不同，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企业从发明专利的产出到利用其盈利还需时间，在截面数据模型中还未体现出；二是企业增加的部分专利并不能为企业带来利润的显著上升，比如集成创新中的外观设计专利等。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与变量的边际效应符合预期：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核心技术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创新利润占比的提高；行业竞争带来的影响依然是负面的；企业盈利能力对企业创新利润占比有正影响；创新人才的缺失对创新利润占比有负面影响；企业融资成本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占比的提高，原因是高资金成本会推高企业的预期收益，而创新虽然有风险但却是提高收益的有效途径；企业鼓励创新力度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创新利润占比的提高；企业创新投入意愿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创新利润占比提高；对比模型3和4发现，如果工资增加较慢，和其它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创新利润占比更高；相反，如果工资增加较快，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创新利润占比则更低，可能的原因是工资增长过快会挤出三产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

（3）稳健性与内生性讨论

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方面，我们改用次序probit模型结合逐步回归，所得结果中mw回归系数符号、显著性及边际效应的显著性依然不变，边际效应的大小相差不大，说明模型比较稳健。

MW内生性讨论方面，最低工资增长率都是市场公开数据，不存在测量误差；模型中控制变量考虑比较全面，用于分组的工资增长率也较好的控制了劳动力成本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可以认为不存在遗漏和mw相关的重要控制变量。至于双向因果，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同一地区（可以是县、区或市的级别）的企业都是相同的，和具体企业的异质性可以认为没有相关性，所以对于企业创新产出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是外生的。另外，2004年关于最低工资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第八条：“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从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过程看，单个中小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并无太多的话语权，基本上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接受者，最低工资标准的外生性很强。因此，本文不考虑最低工资内生性问题。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两类可能的影响途径——劳动力成本与创新预期收益，然后利用浙江企业调查数据，基于Weibull潜变量模型方法进行分组对比，结果显示工资支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创新产出高；从分样本的次序logit模型回归结果看，最低工资对工资支付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出有较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出的是挤出效应；而对工资支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正面影响，对创新利润占比没有显著影响。工资支付能力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较清晰的分辨出了最低工资对创新影响的两面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得到以下启示：

在浙江省创新强省战略的大背景下，从中小企业创新的角度看，最低工资制度成为了一把双刃剑：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了浙江工资支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的创新，对产业升级或结构调整可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经过多年的上调，已经对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产生了较大影响，阻碍了工资支付能力较弱的企业的创新。

又由于最低工资对创新产出有边际效应递减现象，所以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不宜增长过快或过于频繁的调整，在保证低收入劳动者及其家庭生活保障的同时，还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尤其是工资支付能力较弱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过高或许会使企业冒险不执行，或导致较多的失业等副作用。

但从调查数据看，中小企业创新类型仍以非研发创新为主，政府除了关注研发创新外，也要鼓励与扶持中小企业，尤其是研发能力暂时较弱的企业，可以先走非研发创新的路径。

中小企业在面临最低工资标准等外部约束时，要根据自身特点，积极选择相应的广义创新措施，抵消这些外部约束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强自身活力。中小企业在创新的同时还需注重创新的市场化，缩短创新周期，挖掘创新产品的市场潜力，尽快实现收益，让创新真正服务于企业的发展。

由于我们调查对象是仍然存活的企业，那些因最低工资不断上涨而倒闭、退出市场的企业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观测样本中，所以最低工资制度在创新产出方面的负面影响可能并没有被完全反映出来，或许比我们调查分析得到的冲击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