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学知识图谱对我国1999—2019年竞技体操科研合作网络的分析

宋丽霞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淄博 255022)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该文以我国1999—2019年竞技体操研究成果中作者和发文机构为研究对象，以CNKI文献数据库为载体，对全部期刊文献进行检索，检索主题词设定为“竞技体操”进行检索，时间检索选择为1999—2019年，共查阅到2242篇相关文献，并以这2242篇文献数据作为该文的可视化分析对象。

1.2 主要研究方法

1.2.1 科学知识图谱法

科学知识图谱从其名称上可以看出它是“图”和“谱”的结合，同时又具有较高的科学化水平。因此它既是直观形象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元素或知识群体之间的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复杂的关系[1]。

1.2.2 共词分析法

共词分析法属于内容分析法的一种，它通过对能够表达某一学科领域主题或研究方向的专业术语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献或论文中次数的统计来判断学科领域中主题间的关系，进而展现该学科的研究结构，以探索学科的发展，发现学科的研究热点[2]。

2 研究结果

该图谱分别对应于学科研究中科研工作者、相关科研机构及国家或地区[3]，及其共同进行学科领域研究活动为链接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该文从学科研究合作论文的角度出发[4]，建立我国竞技体操研究领域的合作网络，并从微观层次上分析[5]竞技体操研究作者的合作状态，从中观层次上来探究竞技体操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态势。

2.1 我国竞技体操研究成果高产作者合作网络可视化分析

由图1可知，图中有290个节点，208条连线，密度较低为0.0043。图中关键节点较少，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孤立的点较多、较分散，反映出了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联系密切程度较低，进一步得出我国竞技体操研究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不是很密切。通过图谱可以看出，姚侠文、王健、韩华等节点处在连线的中心位置，说明其在该领域研究合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链接作用。将其数据量化，对关键节点的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性英文为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用来测度行为者对资源调控程度的指标，可以用来衡量个体在团体中的社会地位。一般情况下具有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位于连接两个社群的中间位置，在连接不同社群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6]）进行统计，并结合关联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灰度与系数来分析作者之间的科研合作关系，如表1。

图1 1999—2019年我国竞技体操研究作者合作共现网络可视化

表1 1999—2019年我国竞技体操研究作者合作中介中心性分布表

由表1可清晰得到，姚侠文在竞技体操研究的合作中其中介中心性最高。结合图1来分析，其节点中有18条连线，其中与徐元玉（0.58）、竭晓安（0.58）和李伟（0.50）等作者合作比较密切。王健在竞技体操合作研究中也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其与靳庆伟（1.0）、王冠寅（0.82）和高国军（0.58）等人有密切的合作。韩华中介中心性排第三位，其与刘勇（0.71）、翟兆峰（0.58）等作者的合作比较密切。肖光来的合作研究成果在2000—2007年间，并且与丁冬云（0.41）、谢建中（0.41）的合作比较密切。骆意与叶煜（0.61）、余晓勇（0.50）和解文杰（0.35）的合作比较密切，李思民与王健（0.28）、张玉珠（0.22）和彭庆文（0.22）的合作比较密切。从总体来看，我国竞技体操的研究中作者的合作关系不密切，由高中介中心性的作者来看其中只有4为是高产作者，也显示出高产作者之间的合作意识不足。

2.2 我国竞技体操研究成果高产机构合作网络可视化分析

运行Cite Space可视化软件，导入相关数据，并进行参数设置[7-8]，时区切割设为1999—2019年，单个时区的长度设置为3年，阈值选择Top50，即分析前50个高频的节点，节点的类型选择机构，通过对网络图谱进行裁剪和布局设置，并筛选出节点频次大于等于5的研究机构进行显示，构建1999—2019年我国竞技体操研究机构合作共现网络可视化图谱（见图2）。由图2可知，图中有127个节点，图中有54条连线，密度为0.0067；图中连线较少，连线的程度较细，进一步得出我国竞技体操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不是很密切。通过图谱可以看出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家体操队等节点的字体相对比较大，表明节点所代表的机构处于中介中心性较高的位置，说明这几个研究机构在竞技体操的科研合作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图2 1999—2019年我国竞技体操研究机构合作共现网络可视化图

在科研合作的研究中通常用合作度和合作率两个指标来评价，该文将通过Cite Space可视化软件自带的中介中心性和合作强度两个指标来分析，通过对数据进行整理，得出1999—2019年我国前10位的高中介中心性竞技体操科研机构，分别是北京体育大学（0.04）、上海体育学院（0.03）、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0.03）、国家体操队（0.02）、武汉体育学院（0.01）、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0.01）、扬州大学体育学院（0.01）、河北体育学院（0.01）、山东体育学院（0.01）及天津体育学院（0.01）。

通过对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度进行分析，得出中介中心性最高的机构是北京体育大学，其与广州医学院体育教研室（0.65）、吉林体育学院（0.58）等科研机构合作比较密切。上海体育学院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中介中心性排在第二。其中上海体育学院与河北师范大学（0.67）和山东体育学院（0.50）等科研机构的合作较为密切。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的科研机构有5个，包括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1.0）、北京联合大学（0.82）等，通过连线的密度系数（合作度）可以看出，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合作最为密切。国家体科所与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这两大权威机构在竞技体操研究方面的合作比较密切，权威科研机构的合作将会提高竞技体操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提升其研究的价值。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权威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还是比较缺乏的。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从可视化图谱中观察可知，网络的节点较少，说明我国对竞技体操的关注度并不高；并且大多数的节点是孤立存在散落分布，节点之间的连线比较少，连线强度较低，作者科研合作的密度和强度较差。

从以上分析结果中得出，机构之间合作比较分散，合作强度不够，尤其是具有高影响力的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加缺乏，并且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受到地区的影响较大，大部分科研机构都是就近原则选择合作，跨地区之间的合作密度不够。

3.2 建议

应加强核心作者及高影响力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同时利用核心作者和高影响力科研机构的特殊地位加强竞技体操研究的力度和研究成果产出，以提高竞技体操在各个科研机构中的科研地位，促进研究者及科研机构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以期能持续推动我国竞技体操科学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