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竞技体育改革及其启示

郭 振，张贝尔，刘 波

(清华大学 体育部，北京100084)

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提出了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在青少年体育领域的新理念和新方向，预示着青少年体育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体教融合推行实施是一个系统复杂工程，需要域外经验的借鉴。201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的《体育基本法》中提到，竞技体育(スポーツ)对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振兴地方社区、维护和促进身心健康、提高社会经济活力、提升体育国际地位具有重要作用[1]。东京2020年奥运会申办成功后，竞技体育被赋予更多价值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由于20 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日本长期处于“泡沫经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企业模式”崩塌[2]；另一方面，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社会活力不足等社会问题，对竞技体育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大学是日本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一环，如何振兴大学竞技体育，这一命题在日本各界进行了广泛讨论。201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把大学竞技体育振兴列入年度重要工作之一，并要求大学向所在社区开放体育设施，更新管理运营方式，从而提升社区活性化，促进国民体质健康发展。基于此，笔者以分析日本大学竞技体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入手，剖析日本大学竞技体育改革的着力点，为我国大学实施体教融合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进而丰富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体教融合理论。

1 日本大学竞技体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学竞技体育能够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构建健康生活、丰富校园文化，这在日本教育界成为共识。日本的大学依照办学性质可划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3 种类型，大学体育包括3 方面:体育课程，体育学科，课外体育活动(校际和校内竞赛、体育社团、志愿者活动等)，不同类型的大学对体育有所侧重。一般而言，国立和公立大学注重体育学科，如筑波大学在体育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建树丰硕，一桥大学擅长体育产业研究。私立大学在体育学科以及课外体育活动两方面较为突出，尤其在校际竞赛方面。私立大学对竞技体育价值有较为统一的认识，认为校际竞赛能够丰富校园生活、凝聚校友群体、培育竞技体育人才、提升学校影响力，从而有助于保持生源稳定。日本的一些私立大学，如早稻田大学、日本体育大学，已经成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及体育研究的中坚力量。尽管如此，日本大学竞技体育仍旧面临一些困境。

1.1 难以与社区融合

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日本政府于2004年出台了《学校教育法》，吹响了新一轮大学改革的号角。《学校教育法》中规定，要定期对大学开展认证评估。这其中，大学是否融入当地社区办学是评价体系的指标之一。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土地资源紧张，一些大学与所处社区几乎没有地理空间上的隔绝。为实现服务社区这一办学评价指标，各大学会把竞技体育作为融入社区的一种手段。此外，由于“企业体育”的衰落，把学校作为培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主阵地，在日本体育界达成共识。对大学而言，由于占有优厚的体育资源，向社区开放体育设施、开设体育课程，组织赛事等做法相对容易实现[3]。在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同时，能够实现大学的社会服务价值。

虽然历经10 余年的探索，大学竞技体育在融入社区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比如，虽然大学对当地社区开放体育设施和资源，由于场地维护、管理运营、人力等运行成本的增加，学校在开放体育设施时附加条件多，造成社区居民使用成本不断攀升。另一棘手的问题是，学生运动员很难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多方面因素造成了这一问题:从学校竞技体育管理部门而言，各体育俱乐部会优先考虑学生运动员比赛和训练安排；从学生运动员来看，参与社区活动并不是大学必修课程，加之学生运动员面临学业和训练双重压力，从而大大降低了他们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动力[4]。竞技体育融入社区仅在少数大学中得以实现。普遍而言，日本大学竞技体育没有走出校园，没能在当地社区形成影响力，没有实现21 世纪初期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既定目标。

1.2 存在“学训矛盾”

大学已经成为日本精英运动员培养的主阵地之一。截至2021年6月，仅早稻田大学、日本大学和日本体育大学3 校就培养出1 475 名知名运动员[5]。第一个获得奥运金牌的亚洲人织田干雄(早稻田大学)，男子体操奥运冠军内村航平、白井健三(日本体育大学)，足球运动员长友佑都(明治大学)等一批精英运动员都(曾经)是学生运动员。然而，近些年来，学生运动员为了追求竞技生涯发展而放弃学业的事件屡见不鲜，由于保障力度不够，运动员退役后谋求职业时普遍面临困难。即是说，日本大学也存在着“学训矛盾”以及退役再就业难的问题。2015年，日本大学体育联合会做了一项关于学生运动员学业支持的调查，结果发现约7 成的大学(包括专科大学)认为有必要对学生运动员进行学业方面的支持[6]。这反映了“学训矛盾”在学生运动员中普遍存在。造成“学训矛盾”的原因在于:一是学生运动员在没有足够学术能力的前提下，通过推荐入学制度(即特招生制度)进入大学[7]；二是学生运动员入学后，存在鄙视学业、只为赛事奋斗的现象[8]。对此，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17年发布《关于振兴大学竞技体育研讨会内容的最终汇编》，呼吁要切实做好学生运动员学业与赛事相互兼顾和平衡[9]。

可以说，日本学生运动员所面临的“学训矛盾”已不容忽视。有研究者不无担忧地指出，学生运动员“学训矛盾”是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10]。对学生运动员来说，为应对未来社会挑战，大学时代正值他们学习必需知识和掌握必备技能的重要时期，竞技体育和学业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如何缓解学生运动员培养中的“学训矛盾”是日本体育界重点讨论的课题之一。

1.3 经费活力不足

近些年来，日本高等教育界持续推进大学治理改革，试图发挥社会资源这一潜在优势来扩充办学经费来源。大学竞技体育在筹措社会办学经费、融入社区、服务社会方面具有明显的效用。即便如此，大学竞技体育仍旧面临经费活力不足的困境，学校体育俱乐部因资金短缺导致运行不畅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一些大学校际赛事收益颇丰，却在经费再分配方面出现了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校际竞赛是由学生体育联盟组织运营，经费收入和分配由各组织团体自行解决，往往会导致责任权益不清晰，使得校际赛事在收益分配时很难做到透明公开。比如，关东地区大学田径联盟的“箱根接力赛”是日本最具媒体影响力的赛事之一，也是日本新年传统习俗之一。2013年“箱根接力赛”冠军队伍日本体育大学，其广告收益约13 亿日元(约8 500 万元人民币)；2016年赞助商的广告效果预估价值已经达到60 亿日元(约3.4 亿元人民币)。“箱根接力赛”仅有两天赛程，其盈利能力可见一斑。然而，产生如此巨大经济影响力的赛事，其收入能否适当反哺参与赛事的学生运动员? 除了少部分精英运动员外，大多数学生运动员都需自行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毫无疑问，学生运动员4年大学的花费与他们运动表现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两者之间差距很大[11]。此外，一些校际竞赛也因经费拮据出现了运营不畅。以东京都大学足球甲、乙两级联赛为例，因经费短缺，赛事不得不缩减各项开支。2018年的乙级联赛由学生裁判执法，虽然有助于培养裁判员后备人才，但比赛误判增多，比赛质量降低，不利于大学足球运动的长期发展。2019年东京都大学足球甲级联赛的裁判工作也由学生担任，以此来降低成本[12]。由此看来，校际竞赛需挖掘自身经费活力，在培养学生运动员全面发展的同时，需要给予经济层面的支持。

1.4 缺乏统一组织

日本大学竞技体育组织结构主要体现在纵向维度，形成了以运动项目为中心、以地区性竞技组织为主导，其脉络为日本体育协会—竞技体育团体—学生体育联盟—各大学体育协会，是直线型的组织[13]。比如，“箱根接力赛”隶属于关东地区大学田径联盟，是地区性赛事。而作为全国性的大学生接力比赛，“全日本大学生接力赛”无论在赛事规模、影响力、历史文化、竞技水平等方面都无法与“箱根接力赛”相提并论。此外，像早稻田大学与庆应大学棒球比赛——“早庆战”，是“东京六大学”的一项校际竞赛，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已然不是一场校际比赛所能概括。

大学校际竞赛依托地区性竞技体育组织或是运动项目组织来实施，各学生体育联盟有着极大的话语权。如此，如何统一组织和管理各学生体育联盟，在横向维度上形成能够联合各学生体育联盟的大学竞技体育组织，是日本大学竞技体育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从校际竞赛的发展历程来看，各项赛事先是由学校竞技体育组织进行，随着大学间的赛事活动增多，进而产生了地区性的竞技体育组织机构。在此基础上，各大学以运动项目和地区为中心，以赛季或是联赛的形式进行校际竞赛[14]。“箱根接力赛”“东京六大学”校际竞赛等日本大学的经典赛事都是这样形成的。学生体育联盟拥有赛事管辖权，由学生体育联盟独立运行。虽然日本早在20 世纪70年代就成立了全国性大学体育组织，并于2012年改组为日本大学体育联合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不过，该协会主要关注大学体育领域事务，包括体质测试、教材审定、学术研究等，很少涉及大学竞技体育。为此，有学者对日本是否存在大学竞技体育的管理组织提出质疑[15]。另外，学生体育联盟虽然历史底蕴深厚，却有尾大不掉之嫌。一是学生体育联盟仅关注所属赛事本身，与全国性体育组织以及其他竞技团体间的合作不充分；二是多数学生体育联盟不具备法人资格，很多工作难以展开。对此，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大学竞技体育组织，来统领日本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16]。

2 日本大学竞技体育改革的着力点

日本大学竞技体育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学生体育联盟“守成”思维密不可分，加之学生体育联盟拥有份量颇重的话语权力，日本大学竞技体育改革很难从其内部突破。为此，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15年成立了体育厅，旨在从政府层面来推进实施大学竞技体育的改革。

2.1 组建全国性的大学竞技体育组织

由于日本大学竞技体育依托于各运动项目的学生体育联盟来发展，这些组织机构具有独立性和自治性，大学无法对学生体育联盟进行过多干预。从校方而言，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大学的体育资源来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挥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从整个社会而言，振兴大学竞技体育不仅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各利益相关者(政府、社会、企业等)的需求，尤其是在东京2020年奥运会申办成功后，迫切需要大学竞技体育改革来全方位保障东京奥运会的筹办，包括志愿者、竞技人才培养、场地设施、奥运遗产等方面。借由奥运契机，在体育厅主导下，打破学生体育联盟各自为政的状况，将组建全国性大学竞技体育组织机构提上日程。

2016年3月，日本大学体育联合会发布了“大学竞技体育推进宣言”[17]，指出日本大学竞技体育在设施、经费、危机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鉴于此，有必要通过顶层设计来实现大学领导层面对竞技体育的统一认识。截至目前，共有179 所大学校长在“大学竞技体育推进宣言”上署名[18]。除此之外，各大学体育健康系学科负责人组成的运动健康系理事会，日本全国体育系大学校长、院长会等机构也在积极推进全国性竞技体育组织的成立，促使大学竞技体育迸发出更多活力。

东京2020年奥运会申办成功后，日本各界进一步认识到大学竞技体育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认为有必要效仿美国大学竞技体育联盟(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下文简称NCAA)，组建“日本版NCAA”，发挥大学竞技体育在商业方面的潜力。为此，2017年3月，在体育厅主导下，大学、学生体育联盟以及产业界提出“创设学、产、官联合的‘日本版NCAA’”的设想。经过若干次会议研讨，于2018年7月设立了筹备委员会。2019年3月，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大学竞技体育协会(Japan Association for University Athletics and Sport，下文简称“UNIVAS”)宣告成立，随之开展了全国性的各项校际竞赛，这一赛事称之为“UNIVAS CUP”，包括棒球、篮球、排球、游泳、网球等比赛，每项比赛设置不同积分。截至目前，共有220 所大学、35 个竞技协会参加了大学竞技体育协会的比赛[19]。

2.2 发挥各大学竞技体育组织的作用

日本一些大学因地制宜，根据自身发展需求，积极寻求学校竞技体育改革。由于大学体育俱乐部多以学生为中心自主组织运营，校方难以形成学校体育工作的总体布局。对此，一些大学通过组织机构的革新，把竞技体育的管理权限回收，以此来实现大学竞技体育的多元价值。一是通过设立学校机构统筹管理体育工作。近十几年来，日本一些大学设置相关部门来管理竞技体育事务，以实现学生运动员全面培养为宗旨，通过提升竞技表现塑造大学品牌价值。比如，早稻田大学于2003年设立了“竞技中心”(Athletic Center)，负责管理44 个俱乐部2 600名左右的学生运动员。自2004年起，校方制定了“早稻田运动员计划”(Waseda Athlete Program)，该计划关注学生运动员全面成长，包括人格培养以及学习支持两大方面[20]。自2008年起，早稻田大学与一些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如与日本知名体育用品生产商ASICS 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体育俱乐部。早稻田大学竞技体育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加之竞技体育管理组织完善，使其一直能保持极高的竞技水准，培养出大批精英运动员。二是通过学校体育组织机构实现与企业/社区融合。日本土地资源紧张，对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提出了高要求。大学在体育场地设施、人力资源方面优势明显，在满足自身教学和训练需求前提下，反哺当地社区，提升地区活力，使大学体育积极参与到当地社区发展以及社会贡献活动中来，从而实现大学的社会价值。比如，日本女子体育大学建立了“综合地域型”体育俱乐部，旨在利用大学体育资源优势来改善附近居民的健康状况，使更多的居民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21]。通过这一做法，大学体育俱乐部成为社区活力发展的中心之一。

2.3 推动学生运动员的“体教融合”

大学在培养学生运动员时，会面临运动员学业与训练/比赛在时间以及空间上的冲突，我国体育界称之为“学训矛盾”。事实上，世界各国在学生运动员培养过程中都存在“学训矛盾”，一些地区或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试图缓解运动员培养过程中的“学训矛盾”。欧盟于2012年颁行了《运动员“体教融合”(dual career)指导纲要》[22]，从运动员全面成长出发，提出运动员学业、训练和就业的融合理念。日本体育界先是关注到运动员训练与就业之间的矛盾。2002年，日本足球联赛(J 联赛)设立职业支援中心，提出运动员“第二职业”概念(セカンドキャリア，即英文second career)，其逐渐成为日本体育界的专属词汇。近些年来，学生运动员“学训矛盾”引起日本各界的重视。日本大学体育联合会于2015年对42 个学生体育联盟进行的调查发现，约有70%的学生体育联盟认为有必要对学生运动员提供学业支持[23]。体育学者们从问题认识、路径解决等方面强调“学训矛盾”不容忽视。海老岛均指出，平衡运动员学业与竞技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24]。荒井弘和等认为，“体教融合”(デュアルキャリア)是解决学生运动员“学训矛盾”的必要途径[25]。文部科学省在2017年制定的《体育基本计划》中提出促进学生运动员“体教融合”发展策略[26]。对学生运动员来说，大学时期是竞技能力水平提升的重要阶段，也是学习未来在社会立足技能的相关知识以及形成健全人格的关键时期。因此，解决“学训矛盾”实际上是对学生运动员全面成长提出了要求，注重运动员竞技水平提升的同时，更要提升运动员学业能力和职业规划能力，实现竞技训练与学业/就业的融合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在表述欧盟和日本的“体教融合”时使用双引号。“体教融合”的日语表达是“デュアルキャリア”，即英文“dual career”日语翻译。《意见》出台后，我国学术界关于体教融合研究，对其英文翻译基本统一为“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我国的体教融合涵义宽泛，包括学校体育、青少年赛事体系、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等。若聚焦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以及大学竞技体育领域，“デュアルキャリア”的内涵基本等同于“体教融合”。因此，本研究把“デュアルキャリア”翻译成“体教融合”，并没有直译为“双重职业”或“双重生涯”，因为这样无法表达出其关注运动员全面发展的理念内涵。

大学在兼顾学生运动员学业和训练上，首先需要全面了解学生运动员的实际状况，如学业安排、训练和比赛时间、毕业后是否继续其竞技生涯、就业取向等。比如，在学业方面，要根据学生运动员训练、比赛时间来编排学业课程表，通过专门班级编制、个性化学业支持、在线课程等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训练和比赛与学业的冲突。一些大学在校内制度上有较为充分的灵活度，以帮助学生运动员完成大学阶段的学习。比如，日本滑冰运动员羽生结弦进入早稻田大学后，通过在线课程来完成自我学业[27]。此外，日本约有50%的大学会选择与竞技组织进行合作来推动学生运动员的“体教融合”。

3 对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发展的启示

此次日本大学竞技体育改革借助东京2020年奥运会筹办契机，试图打造大学校际赛事的商业运作模式，确定学生运动员培养的“体教融合”路径。鉴于《意见》对加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提出新的发展策略，如何推动实施“教育、体育部门联合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日本大学竞技体育改革对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发展有着诸多启示。

3.1 以顶层设计来推动大学竞技体育改革

为实现大学竞技体育改革目标，日本文部科学省专门成立了体育厅来统筹协调各方利益，自上而下推进实施。由于学生体育联盟的独立性以及校际竞赛的地区性，通过体育厅来推动大学竞技体育改革，能够打破当前各利益相关者不同诉求下所产生的认知和实践壁垒，进而落实改革的各项举措。

从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发展历程来看，离不开政策的顶层设计。1987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开始在大学试办高水平运动队，探索体教结合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1997年，原国家教委批准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成立[28]。历经20余年的运营，CUBA 规模不断壮大，赛事影响力不断提升，近些年输送了一些学生运动员进入职业篮球联赛。2005年，教育部开始单独组队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取代了先前专业体制的运动员代表学生运动员参加该项赛事[29]，此举意义重大。在北京2008年奥运赛场上，出现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培养的学生运动员身影，体教结合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我国在制度建设以及政策执行力方面的优势，能够实现大学竞技体育的短期成功。不过应清醒地看到，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于青少年体育发展上的价值诉求不同，致使大学竞技体育的相关政策在实施中阻力重重。对此，《意见》中提出成立“青少年体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制度的职能是强化各级政府落实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主体责任，协调解决青少年体育工作面临的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30]。然而截至目前，联席会议尚未召开，体教融合仍旧停留在学界讨论的层面。另外，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资源优势集中在体育部门，大学在场地设施、教练员水平、运动员选拔、经费保障、后勤管理等方面，都处于低质量阶段，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体教结合的探索成功经验少，失败案例多。《意见》虽为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发展提出了指向，然而，如何实现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可以说是任重道远。大学竞技体育发展的推动和实施不仅需要政策方面的顶层设计，更要有组织实施的顶层设计，以此来推进我国大学竞技体育走向高质量发展。

3.2 以校际竞赛带动大学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日本文部科学省体育厅联合经济产业省于2016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大学竞技体育是体育产业的发展方向之一[31]。借以改革手段来振兴日本大学竞技体育，实际上是实现经济层面的需求，大学竞技体育改革的最大突破是成立了UNIVAS，以此进一步挖掘校际竞赛的商业价值，即围绕校际竞赛建立“日本版NCAA”。

我国大学校际竞赛已经有百余年的历程。早在20 世纪初期，南洋公学与圣约翰大学两校开展了校际足球对抗赛，两校的“麦根路之战”荡气回肠。华东六大学、华东八大学、北平五大学这些大学校际竞技联盟中都有不少经典比赛。不过，百余年来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在制度、价值以及思想等方面深受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影响，致使校际竞技组织中断或是取消，没能形成文化延续的“经典赛事”或是“品牌赛事”。当前，我国各项体育运动的校际竞赛是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下文简称大体协)下设的32 个单项分会来运行。2019年，本研究课题组对大体协单项分会调查发现，在经费方面有8 成的单项分会依靠学校财政拨款来确保其日常运行以及办赛的基本需求。绝大多数单项分会的赛事中几乎不存在门票、电视转播、赞助商、校友捐助、周边商品等商业开发行为，校际竞赛的商业能力严重不足。作为我国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际竞赛，CUBA 虽然在电视转播、赞助商、周边商品等方面有一定收益[32]，但是，由于赛事历史底蕴不足，竞技水平不高，CUBA市场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

学校竞技体育是我国未来体育产业发展的活力所在。当前我国大学校际竞赛苦于没有“经典赛事”，竞技水平低、赛事文化匮乏、球迷吸引力弱，导致校际竞赛商业价值尚未形成。对此，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发展首先要明确以赛事为中心，形成一些经典比赛，从而激活校际竞赛的商业能力。王登峰在论述校园足球发展理念与实现方式时指出，“教会、勤练、常赛”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核心理念，特别是在常赛基础上搭建全国的学校体育竞赛体系，就一定能够在国民教育体系里培养出优秀的足、篮、排运动员，而且这些优秀的竞技人才还具备扎实的文化根基，其职业运动员生涯可以走得更远[33]。对大学而言，校际竞赛是大学竞技体育的“龙头”，是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形成高水平校际竞赛，才能带动大学竞技体育走向高质量发展，为体育产业发展助力的同时，实现大学竞技体育的育人价值。

3.3 以体教融合来实现学生运动员的全面发展

日本竞技体育振兴中心在2014年发布的《关于“体教融合”调查研究报告书》中，阐述了“体教融合”的概念内涵、理念、政策，介绍了世界各体育强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中“体教融合”的具体举措，指出精英运动员“体教融合”的必要性及其价值[34]。自此，日本各界对“体教融合”达成统一认识，“体教融合”的说法也取代了“第二职业”。推进实施“体教融合”，实现学生运动员的全面发展是此次日本大学竞技体育改革的一大任务。

我国在2020年颁布《意见》后，体教结合被体教融合取代，体现了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整体性治理思维的转变[35]。对大学而言，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进入体教融合时期，如何形成适合我国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需求的大学竞技体育体教融合理论，是我国体育界应当考虑的议题。要认清体教结合与体教融合两者的异同，若仍旧停留在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之间的融合上，体教结合与体教融合便没有本质区别。首先，我国体育学术界应明确体教融合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对世界各体育强国“体教融合”实践、表述、研究等进行深入解读，找到对等的概念表达，如此才能正确借鉴域外经验。比如，日本“体教融合”源于欧盟“dual career”，在此之前，欧盟用“combining sport and education”来表达运动员培养中的“体教结合”。若把“dual career”直译为“双重职业”，则很难体现其内涵。我国体育界对体教融合英文表达多翻译成“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这种“中国式”的翻译方式在英文文献中查阅不到，使得国内学术界认为国外没有“体教融合”。事实上，由于运动员“学训矛盾”的普遍存在，各国都在寻求运动员培养过程中“体教融合”路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其次，在大学竞技体育领域中，体教融合的根本内涵是实现学生运动员的全面发展。随着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将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体教融合的适时提出，正是缓解学生运动员“学训矛盾”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我国大学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在学业和就业上普遍没有压力，却在训练和竞技表现上处于低水平。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取得的成绩不理想[36]，“高水平运动队”竞技水平不高，没有走向更高级别的竞技舞台。“低竞技”当然不是学生运动员全面发展的目标追求。因此，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体教融合应是在广泛吸收国外成功经验的同时形成中国特色。对大学竞技体育而言，学生运动员是核心，校际竞赛的高质量发展、大学校园体育文化的活跃都需要学生运动员来引领。为此，通过体教融合来实现学生运动员竞技水平、学业能力、就业保障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发展的追求方向。

4 结语

在东京2020年奥运会背景之下，日本文部科学省提出振兴大学竞技体育，实施多方面的改革举措，应对日本社会对竞技体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日本大学竞技体育的改革聚焦于构建全国性大学竞技体育组织以及实现学生运动员全面发展。从日本大学竞技体育改革的逻辑进路来看，通过政府主导，多方联合，历经数次理论研讨，得出改革思路，统一各界认识，并成立相应机构来推进实施。日本此次大学竞技体育改革在大学赛事的商业开发上诉求明显，与此同时关注学生运动员培养中的“体教融合”。对我国大学而言，实施《意见》中关于高校高水平运动建设的指向路径，需要充分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形成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大学模式”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