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历史学派”的毛泽东研究及其历史唯物主义评判

金星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迎接我们党百年华诞需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国内外学界对其及其思想的研究已逾半个世纪。大体来看，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出发架构历史必然性的叙事偏好并不意味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遮蔽和否定，重视人的心理的叙事方式日渐成为毛泽东研究界的新焦点。美国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心理历史学派”试图通过心理学与历史学的联姻，从人的心理活动、性格结构、脾气秉性等潜意识层面“重释”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曾经风行一时。对其进行批判性审视，有助于开拓新时代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资源，对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尺度的认识，也不乏启迪意义。

一、美国“心理历史学派”开展毛泽东研究的动因和主要内容

美国学术界在20世纪60-70年代间集中出版了一系列涵盖哲学、历史学、政治学乃至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论著。“心理历史学派”作为其中之一，通过对毛泽东“个性心理-革命实践-文化观念-所处环境”多向式互动关系的综合考察，解锁近现代中国实现现代转型的心理动能，由之转化为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参考。从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 Lifton)“革命不朽”的分析范畴，到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 Solomon)“文化心理”的考察范式，再到白鲁恂(Lucian W. Pye)“政治心理学”的人生史记，都辐射和改变着美国毛泽东研究界的学术走向。厘清美国“心理历史学派”毛泽东研究的外在样态和潜在实质，首先需要明确其诞生的问题境遇、内容承载和方法依托。

(一)政治与学术：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引起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莫大关注。此时，随着弗洛伊德开创的“自我”“本我”“超我”等心理学概念日渐渗入美国文学、戏剧、历史等领域，加之《青年路德》心理史学传记的成功编撰，借助精神分析理论书写历史人物传记便成为“美国历史学界的‘下一个任务’”(2)何兆武、陈啟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67页。。在上述背景下，出于对毛泽东的领袖特质、权力威望与其政治影响之间关系的考量，主张从个性维度开展研究的“心理历史学派”应运而生。白鲁恂和其学生所罗门通过对毛泽东政治生涯的全面考察，认为必须从人格特质才能解释毛泽东“矛盾”的一生：毛泽东在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在坚信人民群众伟力的同时又特别看重知识精英的作用等。他们认为，“矛盾”行为的产生不仅是毛泽东的人格特质在公共领域的投射，更是毛泽东个性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勾连。白鲁恂还依据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创造性地阐发了毛泽东“虎气”和“猴气”并存的领袖气质。可见，美国“心理历史学派”有感于毛泽东徘徊于私人情感与公共政治形象之间的二难境遇，开启了这一异于传统的学术尝试。

(二)历史与结构：对美国既有研究方法论的整合回应

大体回顾美国毛泽东研究史，可以发现以往学者创设了历时性和结构性两种研究方法。前者强调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应该划分不同时段分别探讨，后者则强调整体提炼毛泽东“变动”的一生中的“不变”核心。毛泽东一生波澜壮阔，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人们对其研究的问题单一化、方法一元化。鉴于此，美国“心理历史学派”采取心理(结构)与历史相结合的立体范式，通过对个体心理运行机制及其性格特征的考察撰写人生史记，揭示毛泽东整个政治生涯的重要记录，在“历时-共时”的综合视野中呈现伟人人格对历史演进的影响。白鲁恂以“毛泽东之所以伟大的秘密所在”为研究议题，既以“第二自恋”和“边际性人格综合征”为核心分析毛泽东私人形象，又吸收“世纪心理”理论来分析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共形象，同时探寻毛泽东儿童时期的受挫经历对晚年活动的影响，由此纵览个性心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潜移默化的影响。利夫顿以“建构心理历史的分析框架来考察心理动机和历史倾向”(3)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 1968, p.6.，分析毛泽东在处理“死亡象征”问题上形成的稳定人格，意图揭示“文革”发生的心理机制。要言之，美国“心理历史学派”对历史结构进行了双重分析，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隔膜和对历史条件的遮蔽，令他们难以真正走近毛泽东。

(三)史料与追问：对中国生产方式叙事的比较和反思

中国大陆学界大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叙事框架，从现实的人和特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通过思考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规律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联结，来考察社会总体进而编史治史。对此，美国“心理历史学派”质疑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还几乎没有人打算系统地对毛泽东的那些最引人注目的性格作出分析。”(4)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伴随斯诺所著《西行漫记》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的刊印，毛泽东自述的反抗私塾老师离家出走、与母亲和弟弟建立“统一战线”反对父亲等经历在世界上广为传播。这些富有张力的事件隐藏着毛泽东个性心理及其发展变化的深层密码，从而引起美国“心理历史学派”的追问，认为中国已有研究没有呈现“完整的”毛泽东。美国学者从重读毛泽东文本出发，断言人的一生中存在某种如心理学所说的贯穿始终的因素。例如，利夫顿提出“人类不朽的象征形式”的心理结构，认为毛泽东始终强调人的意志可以达到“革命不朽”与“存在不朽”；所罗门认为，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方式和风格，离不开其早年所受的儒家尊师重教、压抑欲望情感等文化传统的熏陶。这种用微观情感叙事补充宏观历史叙事的逻辑转换不容忽视。

由是观之，美国“心理历史学派”立足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学术”互动，不仅呈现了一个极富个性魅力和特殊人格的领袖肖像，而且推动毛泽东研究由以生产方式叙事向以主观心理为内核的范式转变。当然，他们的研究本身溢出了学术领域，这“主要是为了弄清毛泽东的中国及毛泽东之后中国的走向问题”(5)尚庆飞：《略论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心理历史学派”》，《学术界》2008年第3期。。所以，美国学者基于理论界对毛泽东的固有认知与其实际形象之间的矛盾、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通过开掘毛泽东青年、中年与晚年的历史资料，在从更完整的角度理解毛泽东在世界舞台上展露的政治形象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国蓬勃发展的政治密码。我们姑且不论其历史研究真实与否，这种以新的眼光重新发掘旧有研究领域的做法，在理论议题上赋予了从心理学角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加之该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思潮相互诠释，由此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存在主观尺度的学术追问。

二、美国“心理历史学派”的毛泽东研究之学理审思

美国“心理历史学派”毛泽东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另一视角。但他们脱离中国历史境况主观建构毛泽东形象的方式，不免使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僵局。所以，对其加以辩证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评判实有必要。

第一，其从心理学角度解读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创新了研究视角，但由于夸大心理分析的释义作用而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美国“心理历史学派”将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转化为历史分析方法，在注重考察影响毛泽东个人成长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基础上，意图实现毛泽东的个性人格与他所处特定时代历史环境的嵌合勾连。于此，历史主体与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互动便转化为基于心理因素的主客体间的互动，拓展了历史分析的内在向度。例如，白鲁恂通过设置毛泽东“私人角色与公共角色”“孩童时代与成年时代”“个人性格与巨大成就”之间的对照关系，认为毛泽东不平凡的个人经历、鲜明的个性人格、善于情感唤醒等主观因素，“为他在中国政治的大环境中扮演公共人物的角色并施展其政治创造性，准备了潜在的条件”(6)[美]白鲁恂：《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刘宪阁译，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225页。。所罗门更是将从历史人物的性格研读中国历史视为一种“积极的行动主义”。这种把与人类精神状态有关的事物作为史学研究对象的做法，令史学研究越出旧有界限，使以往被史学家弃之不用的资料转化为历史学领域的思想资源，进而在故纸堆中勘探新的内容。问题在于，美国“心理历史学派”混淆了历史的主线和辅线，不承认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条件对历史更迭的第一性的影响，采取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解构代替发展的路径，因而曲解了历史事实和人物性格，并由事实虚无、政治虚无走向价值虚无。

第二，注重史料爬梳夯实了毛泽东个性心理解读的历史意涵，但以纯粹理论框定历史真实的解释模式令其陷入观念论。美国“心理历史学派”在论及毛泽东个性心理时，尤为注重对历史材料的搜集和归纳，通过爬梳毛泽东的自述、文章、报告、诗词，甚至相关者的口述史料等，呈现毛泽东的心理摹状(认知、情绪、性格、气质等)，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心理科学过于强调心理的独立性以至忽视历史材料支撑的研究局限。例如，白鲁恂把一些看似零散、毫不相关的史料，如毛泽东的肤色相貌、举止习惯、语言特征等，统一到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和心理趋向这一标签之下。利夫顿重读毛泽东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后，认为毛泽东试图以精神延续替代躯体存在，以实现生命的永久延续。所罗门尤为重视解读毛泽东早年反孝行为的历史资料，由此佐证毛泽东“打破个人依附性束缚的单独努力，却在旨在摆脱政治依附地位的民族斗争中，展现了长久的意义”(7)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2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64页。。可见，美国学者通过重读涉及毛泽东的个性史料、文献史料、早年生平史料，克服了单纯用政治、阶级眼光研究历史人物的局限，但他们在史料引用上多数没有标明出处，在史料选取上多为片段式、剪裁式等二手文献，在史料诠释上或基于自身研究需要对史料过度解读，或单纯用抽象的理论硬套生动的历史，或是完全出自个人预设开展逻辑推演，以致历史文献与其所处的原初语境相行渐远。这种以论带史的书写方式是预设先验图式的唯心主义虚构，不免使结论陷入观念论之中。

第三，从人的心理出发剖析历史凸显了历史分析的主体向度，但由于所持“他者”研究视野和偏好而陷入英雄史观的僵局。美国学者从心理学角度，贯通式探析毛泽东走出韶山、逐步成长为新中国领袖，并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背后的个性因素。这种历史回溯性思维有助于从横向丰富毛泽东的政治形象、理论形象和社会形象，展现马克思言说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然而，白鲁恂等人提出诸如父权欲望心理、避免被伤害心理、俄狄浦斯情结等，企图对毛泽东一生政治实践进行完全心理归因，这种将毛泽东视为孤傲拔群的英雄的外在性历史叙事显然不合时宜。因为时间(历史与现在)和空间(中国与外国)的区隔，美国学者的心理分析忽略了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升华。所以，作为一种具体研究方法的心理史学，在揭示历史性质和描摹肖像上只能起辅助作用。只有重视领袖个人心理与群体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阐释“研究主体-主体情感-研究客体(个人与群众心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要言之，研究者携有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是解码真实毛泽东形象的精神力量，脱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固守“他者”视野来研究毛泽东，则始终隔了一层，无法看到毛泽东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人民英雄和民族英雄，因而容易陷入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僵局。

总体而言，美国“心理历史学派”将心理与历史相互勾连，呈现了近代中国的心理图谱。但美国学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建立、“文革”的发动等重要历史事件，诉诸于毛泽东童年的遇挫经历和“渴望不朽”“超凡魅力”“自恋人格”等主体特质，这种思维显然将历史中的得失成败简单归因为领袖个人并进一步归因为领袖的主观意志，把领袖人物视为裁定历史走向的根本，进而演变为杰出人物决定历史发展的精英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过深刻论述：“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9)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7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昭示我们，“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10)同上，第5页。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所以，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汲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历史地客观地考量毛泽东的活动和思想。

三、在毛泽东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人物评价理论

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具有内在连续性，新时代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离不开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重要人物的全面研究和科学评价。从学术谱系看，美国“心理历史学派”承继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心理学史的思维传统和论证逻辑，并将其运用于对毛泽东的研究中，开创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精神分析范式。值得注意的是，该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尤其是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遥相呼应，对后来学者从事毛泽东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这其中既有如台湾学者韦政通的承继发展式研究，经由提炼“对现实的否定心理决定破坏行为”的内在逻辑，运用“心理抽象分析-历史资料佐证”的方法，将“文革”爆发归结为毛泽东个性心理中存续的破坏因子；也有如李志绥、张戎等打着“心理分析解读历史”的旗号，篡改历史事实和刻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讲，这是“心理历史学派”深陷“心理决定历史论”唯心主义泥潭的表现。为此，在当下的毛泽东研究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人物评价理论。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在考察视角上强调客观尺度但并不漠视主观尺度，这启示我们要在历史分析主导与心理分析辅助的学术综合中开展研究。出于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对当时独霸学界的唯心史观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将关注的中心放置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7页。，但不能由此认为马恩忽视乃至否定人的主体性要素，实际上他们从未忽视人的心性、情感、欲望等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重视研究人的行为与心理，以及应用现代心理学来从事这种研究，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矛盾，而且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题中应有之义”(12)罗凤礼：《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美国“心理历史学派”尽管富有见解地提出毛泽东研究的心理分析范式，但其夸大心理的“中介”作用，随意剪裁和拼凑史料，使其研究结论缺乏事实依据。这启示我们，在毛泽东研究中既要全面地、历史地分析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内在缘由和历史影响，在反复勘正史料的基础上实现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也要关注毛泽东在不同境遇下的心理摹状，从人物的性格特征、道德品质、精神气节等角度加以把握，从而全方位地呈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主体上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但并不否认领袖的重要作用，这启示我们要在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的比较互动中开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注重在整体历史中考察历史创造者及其活动，又特意从类与历史、群体与历史、个体与历史分别探讨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如此就在理论层面上区分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和非决定力量，解决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总的来说，研究历史需要深入社会历史条件并聚焦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有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之分；研究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行为有必要研究人的心理，人类的心理有个人心理与社会集体心理之分，故对个人心理与群体心理的综合分析，更能实现由个别出发窥见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图景和风貌，避免历史研究中的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的解释图式。具体到毛泽东研究上，就要求我们将毛泽东个人心理分析与社会群体心理分析相连接，因为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特定的民族、阶级或其他社会共同体中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13)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毛泽东研究中，要辩证地认识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和领袖的个人心理，分清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和领袖的领导作用，同时注重各主体心理的稳定性和可变性。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在价值导向上强调评价无产阶级领袖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同质性，这启示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构架中开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不仅要站在学术高度，讲清楚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历史规律和历史方向，更要站在政治高度，讲清楚无产阶级及其领袖如何引领历史进步。美国“心理历史学派”缺失了对中国近代史和政党史考察的重要一环，仅仅通过“理论创新”“范式转换”等方式，致力于通过史实考证和细节挖掘颠覆毛泽东的公共政治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对历史的虚无。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带有虚无主义倾向的历史观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通过纯粹心理分析解构中国历史真实，实质上否弃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合法性，质疑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所以，新时代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开辟新领域和援引新方法时，也要恪守立足于客观史实基础之上的政治性原则，更要将毛泽东研究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党的理论发展史主线中加以衡量。当前国内学界如陈晋、胡为雄等学者，尝试从毛泽东诗词出发，通过解读毛泽东心路历程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宏伟蓝图，不失为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分析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综上所述，美国“心理历史学派”开展的毛泽东研究，为反思中国既有书写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方式提供了参照，对纾解新时代毛泽东研究之困予以方法论启示。引介美国“心理历史学派”的研究，决不能以心理分析替代历史分析，而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人物评价理论基础之上权衡历史与心理的双重范式。这不仅关乎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关乎史德、史才、史学、史识，乃至关乎如何客观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光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