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艺术人类学实践:“云形态模式”的知识生产

2021-11-29 07:39■陈
江西社会科学 2021年12期
关键词:人类学家民族志人类学

■陈 韵

以往的人类学研究注重“科学性”而忽视了“艺术性”。人类学家跨入策展领域这一事实表明当代人类学研究正从以文字为载体的民族志转向“云形态模式”的民族志,即一种超越不同学科、文化、种族,以人类整体为关怀,兼具灵活性与实验性的知识生产模式。策展作为新型民族志具有三大特质:一是开放性、过程性的叙事空间;二是参与性、互动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模式;三是跨专业合作、多感官维度的人类学实验室。以策展为代表的“云形态模式”知识生产提供了对于文化中“不可言传”部分的探索维度,它不仅代表了当代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同时也揭示了这一新型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层诉求,即汇集不同文明、不同学科、不同个体的经验与智慧,以实现一个共生共荣的未来世界。

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提出,社会学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性格,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侧重于对“物质性”与“工具性”的强调,而忽略了其“精神性”与“人文性”的那一面。[1]事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天平之上,一直存在着“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艺术”这样两极的倾斜。

对于人类学研究来说,也是如此。人类学的田野范式,便是依据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制定的,它像实验室操作手册般,精准规定了田野的流程、时长、使用语言等。西方学界对艺术的研究,也一度以“科学”为目标,典型的例子是“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概念的提出。德国艺术史家、社会学家格罗塞(Ernst Grosse)在《艺术的起源》中提出了这一概念,他提倡用更为“科学”的人种学的方式来研究艺术。[2](P17)

然而,不管是文化形态还是社会事实,除了用眼睛可以观测到那一部分逻辑关系之外,还存在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部分,其往往是理解一个文化现象的关键。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艺术中,往往存在着一个“讲不出来”的部分,那是一种需要“意会”,需要用心体悟的知识。[1](P5-16)

本文认为,艺术人类学这门学科正好提供了对于文化中“不可言传”的那部分的一个探索维度。既然语言的描述难以触及文化中“意会”的那部分,那何不用艺术的手法来进行碰撞?1986年出版的《写文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志的书写是否可以更具有诗性?[3]延续着对诗性民族志的想象,当代人类学研究将其研究边界拓宽到最具诗性与想象力的艺术领域之中。

当代艺术的观念性、实验性、灵活性、开放性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人类学家迈入策展领域。从法国东京宫(Palais de Tokyo)三年展“迫近:关于远与近的选集”(Intense Proximity:An Anthology of the Near and the Far,2012),到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以“不息”为主题的中国馆(2017),再到中国的“艺术乡村建设展”(2019)、“绘画人类学展”(2019),人类学与艺术不断地相遇在展览空间之内。这表明了一系列有意思的新趋势:人类学家化身为策展人,策展成了人类学知识生产与呈现的新兴场域。

这其中有一系列问题值得被探讨:人类学知识介入策展,这种现象为何会产生?策展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向,具有什么特质?这其中是否暗含了当代人类知识生产的一种新的模式?

一、从科学走向艺术的人类学田野

策展是如何进入人类学知识生产领域的?首先,需要从历时性角度出发,观察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过程。人类学的知识有赖于对人类学的研究手段——田野工作的理解。对“田野”的理解与定义决定了人类学研究的路径,也影响了人类学知识的产生。过去的人类学田野,以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所描述的场景为代表,是一种相对封闭、静止的田野场所。长期以来,这种对田野的理解规范着人类学家的工作方式。首先,人类学家需要旅行至一个遥远的“他者”社会进行至少一年的田野工作,通过学习掌握当地语言,用参与观察的方式记录下所见所闻。带着这些田野笔记,人类学家回到书斋内,对当地文化进行翻译与解释。最终,田野中的所见所闻被转化为一本民族志书籍,以文本形式将人类学知识传递给读者。

受到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一股反思人类学的浪潮,传统的学术规范逐渐受到了质疑和挑战。[4]传统民族志作品中体现的人类学家“霸权式”的观察视角、人类学家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民族志的书写形式等方面都遭到了重新审视。至20世纪80年代,反思人类学的浪潮达到了顶峰,以1986年出版的《写文化》为分水岭。《写文化》的出版推动了民族志书写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传统的书写方式被打开了,民族志知识生产变得更具实验性与开放性。

与人类学反思浪潮同时发生的,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伴随着通讯、交通技术的进步,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被大大缩短,地球上每一种文明形态都被压缩进了同一个“地球村”中。这导致了人类学对“田野”的理解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过去的人类学知识建立在对“差异”的假设之上。人类学家在一处遥远的、相对封闭的场域,观察一段与他们所处时代隔离的、不连续的“他者”历史。这种对差异性的强调源于一种对纯粹的在地根源(local roots)的假设,突出他者的根源性(roots),而弱化了随着旅行接触产生的文化交流路径(routes)。[5](P3)随着全球化的发生,那种相对封闭的、植根当地(local roots)的田野场域已经不复存在,当代的田野场所变成了一种流动中的、充满各种纵横交错的路径(routes)的场所。[5](P4)德国人类学家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在《时间与他者》中对时间性与人类学“他者”的关系进行了思辨,他认为过去的人类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共时性的否认”[6],即认为被观察对象身处一个割裂的、“原始的”时空中,而用这种思维方式书写的民族志则采用了“异时性”的视角。这种对“共时性的否认”直接导致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的预设与想象,比如“我们”与“他们”、“这里”和“那里”、“我文化”与“他文化”等。而“他者”的概念则在这种想象与预设中变成了一种“本质性”的存在,不具备发展与创造性,是一种被封闭于静止、远古时空中的存在。因此,从植根当地(roots)到交错路径(routes)、从异时到共时的转变,是一个摆脱了过去对田野僵硬想象的过程。

如果说反思人类学留下的时代遗产是一种具有批判性、反思性的民族志精神,那么,当代民族志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马库斯(George E.Marcus)认为,当代人类学的关键是对田野工作进行重建,对田野工作的美学方法进行重新阐释。[7](P32)他提倡从特定地点(site specific)转向多点(multi-sited)田野,采用实验性和跨界合作的田野工作方式。[8](P29-44)拉比诺(Paul Rabinow)则对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等术语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受到了特定场景本身的束缚,建议用“集合工作”(assemblage-work)来取代传统的“田野工作”(field-work),即一种由不同种类的人、地点、对象、概念和机构构成的当代集合(assemblage)。[8]

事实上,“集合工作”概念的产生是时代的必然。电子信息革命引发了物质生产与文化传播形式的革新,这进一步打破了时间、空间的距离,也打破了有赖于这种距离的对于“他者”的想象空间。如今的田野工作方式更为灵活与多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类学家本身处于不断的旅行中,他无须扎根于田野和观察对象同吃同住,可以借助便捷的交通工具反复来回;第二,田野中的被观察对象也不是静止待在一个区域里固定生活劳作的,他们也会穿梭于世界各地;第三,人类学家观察的田野从实体空间延伸到了虚拟空间,网络聊天群、短视频可能成为采集信息的来源;第四,人类学广泛展开跨学科合作,在其他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之中进行新型民族志的探索。

二、策展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向

与人类学关系逐渐亲密的学科之一是当代艺术。20世纪90年代“关系美学”[9]理论的提出反映了当代艺术实践的新趋势:艺术不再是纯粹的审美,艺术家们在其作品中探讨文化现象中存在的种种关系,诸如文化全球化、族群认同、物质交换等,艺术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的一些经典主题渐渐发生了重合。而当代艺术与人类学的紧密连接,为人类学家步入策展领域奠定了基础。那么,人类学策展具有什么样的特质?而人类学家又是如何在策展实践中延续对民族志方式的不断探索的?

(一)开放性、过程性的叙事空间

当代策展是一个开放性、过程性的叙事空间,它不是说教式地将知识灌输给观众,而是邀请观众进入到这个空间内,引导观众自己构建解释的意义。在这样的空间内,强调的不是对主题事实的结果式呈现,而是围绕着问题的讨论,突出探索的过程,同时将对意义解释的权力交给观众。

从闭合式到开放式、从结果性到过程性的叙事转变,延续了人类学家自20世纪60年代起对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反思。这一时期的民族志代表有1977年出版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作者为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拉比诺在这本书中采用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的民族志书写方式,他注重于描述田野事件的过程性,被观察对象与人类学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我文化”的不断反思,以及对开放式结局的呈现。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在评价《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时认为,拉比诺的民族志书写打破了传统的西方神话叙事结构。[10](P20)在传统的西方神话故事中,主人公(英雄)肩负使命,历经艰险,荣归故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主人公(离开家乡的人类学家,此处指拉比诺本人)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第二天离开了芝加哥,怀着对家乡政治的厌倦,他前往摩洛哥进行田野考察。在经历了田野中的诸多坚信与挣扎之后,主人公回到了纽约,却陷入了比出发前更深的自我怀疑与迷失之中。拉比诺没有在结尾处自信地阐释着一个关于“他文化”的结论,他的民族志故事结尾不是一种闭合式的圆满结局(happy ending),而是一个全新反思的开始。笔者认为,人类学家策展正是延续了这种叙事特质,呈现出一种开放性、过程性的叙事空间。

与人类学叙事结构转变对应的,是当代艺术叙事手法的转变。当代艺术作品不再仅仅注重审美意义上的形式与风格,而把关注点转移到作品呈现的观念性与反思性上。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打破了从创作者到观众的线性结构,而呈现出一种开放性、过程性的叙事结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斯特劳·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作品《书》(Le Livre,1969)以一种开放式结构写作而成,读者可以选择以任何顺序进行阅读。德国作曲家卡尔海因兹·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的《钢琴作品XI》(Klavierstück XI,1956),表演者可以自由选择从哪里开始,以什么顺序进行演奏。在打破艺术品叙事结构的案例中,最为出名的恐怕是德国艺术家古斯塔夫·梅茨格(Gustav Metzger)的装置作品《自毁艺术的首次公众展示》(First Public Demonstration of Auto-Destructive Art,1960)。这件作品于2004年在泰特美术馆(Tate)再次展出时遭到了一场意外,美术馆的清洁工不慎将装置的一部分——一个垃圾袋扔进了垃圾箱。清洁工的无意之举使得这件装置艺术一度闭合的创作时间线在40年后又被重新开启了,被重新制作后的艺术品改名为《自毁艺术的首次公众展示的重建》(Recreation of First Public Demonstration of Auto-Destructive Art,2004)。在梅茨格的这件作品中,作为旁观者的清洁工参与并改变了创作的过程。

当代艺术的过程性与开放性,吻合了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叙事的转变方向,吸引着人类学家进入策展领域,将策展当成一种新型的民族志研究方式。“礼物交换”一直以来是人类学探讨的经典主题之一,代表性作品有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11]。2006年,人类学家尼古拉·索林-柴可夫(Nikolai Ssorin-Chaikov)和奥尔加·索斯尼娜(Olga Sosnina)在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策划了展览“给苏联领导人的礼物”(Dary vozhdiam)。展览通过展出苏联公民、国际领导人等给苏联领导人的礼物,表达了对礼物经济的认可、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对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以及“冷战”外交等主题。这场由人类学家策划的展览通过对后苏联时期艺术品的展示,探讨了“礼物”这一经典的人类学主题。索林-柴可夫在展览的同时提出了“民族志观念主义”(ethnographic conceptualism)的概念,他认为观念艺术与民族志是彼此对称的。[12](P5-6)“给苏联领导人的礼物”成了人类学家研究后苏联时代的民族志工具。同时,以展览呈现的民族志研究方式不只是人类学家个人观点的输出,拥有不同背景的观众会在展览中留下他们的评论,而这些评论也会成为策展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这就涉及策展作为新型民族志的第二个特点。

(二)参与性、互动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模式

传统的人类学知识生产与传递方式是以民族志书本为载体的,是一种从田野到书斋再到读者的线性模式。在这个线性模式中,人类学家的话语是权威式的,观众与田野中的被观察对象距离很远,必须通过人类学家的笔来建构对其他文化的理解与想象。反思人类学批判了人类学家霸权式的叙事视角,提倡将“他者”的声音纳入民族志,越来越多的民族志书写以人类学家与报告人/资讯人(informant)之间“对话”的形式展开。笔者认为,策展在“对话”的基础上更迈进了一步,因为它打破了这种以书写为载体的从田野到书本、自上而下、从精英到大众的模式。人类学家、观众甚至于田野中的“他者”都可以加入这个空间,在互动与反思的过程中,拓宽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可以说,策展以其参与性、互动性改变了人类学家、被观察者、观众(读者)这三者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人类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模式。

当代策展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品陈列空间,它邀请观众进入其中与展品进行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观众会主动构建起对所见之物的不同理解。而在以策展构建的民族志空间中,观众得以亲历“田野场景”,与田野中的对象相遇。2019年3月,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名为“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的展览,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家方李莉担任策展人,其呈现了中国四个村落不同的艺术乡建模式。在石节子村的展示区域,策展人直接将一户村民的房屋“挪用”到了现场,以屋主的名字“女女”命名为“女女馆”。“女女馆”还原了屋子的原貌,从屋外的生活用具、农具,到屋内的炕、墙上的照片、毛主席的海报,种种零碎物品拼凑出一幅甘肃农民的日常生活样貌。最为特别的是,屋主的侄子也来到了现场。当笔者迈入“女女馆”时,他正在讲述已经去世了的原屋主的故事,透过他关于原屋主细碎的生活细节的讲述,一位普通甘肃农民的形象顿时变得生动鲜明了起来,他不再是面目模糊的符号化对象,而是有着独特生命轨迹的个体。

“女女馆”让笔者联想起加拿大维多利亚市皇家卑诗博物馆(Royal British Columbia Museum)内的酋长房屋,屋内充满了部族图腾、面具等仪式用品。[5](P139-140)在笔者看来,“女女馆”比酋长房屋更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是通过静态的陈列物让观众构建对当地文化的想象,而且,当地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展示空间内,展览空间变成了一个互动的交流空间。其中,“他者”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被讲述的形象,他可以发出声音,主动讲述关于自我生命以及家乡文化的故事;观众也不再被动地跟随人类学家的描述构建起对田野的想象,可以“亲历田野”。在这种意义上,人类学家变成了一个中介者、组织者,通过策展构建起一个交流的空间,引导着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在此相遇。

(三)跨专业合作、多感官维度的人类学实验室

人类学策展打破了传统以文字为载体的线性人类学研究路径,在人类学家、被观察对象、观众之间构建起了一个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关系模式。在这个关系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不同背景的人对同一个主题进行了意义阐释,更多隐性的知识随之被展露出来。可以说,以策展的方式呈现的人类学研究是一种跨专业的合作模式。

拉比诺认为,人类学不能被简化为田野作业、民族志、哲学的人类学中的任何一种,人类学应该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实践方式。[10](P11)他用“知识工作研究”(Wissenarbeitsforschung)一词来形容当代人类学家的工作性质,并提出了“新型人类学实验室”的概念[8](P102),即“在大学之外建立多学科协调、课题分工、资料分享和聚会研讨的新型人类学实验室,从明确现实社会问题入手,以求得答案为目标”[13]。在笔者看来,策展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工作研究”,人类学家策展拥有跨专业学科的视野,就某一个现实问题展开多角度探索,这高度吻合了“新型人类学实验室”的工作性质与方式。首先,策展是一种发生在传统大学或者研究所之外的社会实践行为;其次,展览具有明确的主题性,展出的作品都是围绕着某个特定主题展开的;最后,策展实践区别于传统的人类学工作方式,它是一种多学科协调合作的模式。围绕着不同的主题,策展汇集了来自人类学家、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媒体、企业等多方力量,进行知识的协作与整合。

用艺术策展的方式来呈现人类学知识还有什么别的优势?一个文化场景中传递出的信息必然是立体而丰富的,除了视觉以外,还有味觉、听觉、触觉等多维度感官可以捕捉到的信息。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化维度,语言文字是有其局限性的。以文字记录的民族志可以描绘出社会信息中的绝大部分,但是文化场景中那些“无法言说”的“直觉性”信息又要如何展现?2019年11月,由中国人类学家庄孔韶策划的“绘画人类学的多学科实验:国际研讨会和人类学绘画展”在云南开幕。展览期间,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迈克尔·费彻尔(Michael J.Fischer)与庄孔韶一起围绕着“文化直觉、艺术实验与合作人类学”的主题展开了对话。马库斯认为,“直觉对于阐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14]。因此对文化的解释,不仅需要文字的逻辑性,还需要艺术家的直觉。[14]庄孔韶也认为,只靠文字书写来表达一个田野中发生的文化场景,很难传递其中的种种细节。他尝试用视频加文字的方式来呈现文化场景中的直觉性要素,比如在视频中通过对人物眼神的捕捉,揭示出群体之间或敌对或友好的社会关系。[14]

以艺术手段呈现出人类学知识是多感官维度的,它可以与文字语言进行互补,呈现出文化中不同层次的信息。因此,一个“新型人类学实验室”中不仅要有人类学家,还要汇集艺术家、设计师、新媒体人等跨学科的人才,以当代艺术、戏剧、诗歌、电影等不同形式进行实验民族志的描述。这些作品呈现在同一个展示空间内,观众可以多感观维度、多视角地去对文化场景进行理解。

三、人类学知识的“云形态模式”

开放性、过程性、参与性、互动性、跨学科合作、多感官维度的研究特质和呈现形式,都是在用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来碰撞人类学知识,这是为了一个目的——对同一个知识进行更为多面、充分与深入的理解与研究。这种实践方式不仅代表了一种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方向——知识的“云形态模式”。

(一)“云形态”

“云形态模式”指的是超越不同学科、文化、种族,以人类整体为关怀,面向具体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兼具灵活性与实验性的研究模式。用“云形态”一词来形容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有三点原因。首先,云漂浮于空中,它以一个更高的维度俯瞰人类栖居的大地。知识的“云形态”便是以这样的方式观照人类生活状态,以一个整体的视角对当下的人类问题进行探讨。其次,云的形态随气候千变万化,具有开放性与灵活性。知识的“云形态模式”是一个灵活的研究模式,它汇集了跨学科知识视角的空间,欢迎不同知识背景、生活经验的个体进来参与对话,在互动过程中进行知识的碰撞。最后,“云形态模式”使得知识的生产更为日常与开放,就像云随着天气呈现出不同样貌一样,“云形态模式”的知识生产场所也随着研究目的的不同而灵活变化。它可以是实体的物理空间,比如大学、研究所,也可以是博物馆、画廊、沙龙,甚至可以是虚拟的网络空间。

同时,当人类学家进行“云形态模式”的知识生产的时候,传统的人类学家的角色有了一定的转变。当代人类学家不仅要像传统学者那样对知识进行整理、加工和表述,还要在此基础上去建立一个知识生产与再加工的“云形态模式”,将更为广泛的知识体系引入其中进行交流与碰撞。在此过程中,人类学家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他超越了单一的人类学家或者民族志写作者的身份,变成了文化场景的缔造者。比如,在策展过程中,人类学家“扮演作家、口译员、沟通者、管理者、外交官等多重角色”[15](P7),通过协调艺术家、博物馆、媒体等多方关系,来完成策展这一文化场景的建构。[15](P13-33)

(二)“云形态”中的意会知识

策展作为“云形态模式”的一种,其知识生产是多维度的,除了包含以文字、语言传递显性知识外,还能传递出隐性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译为默识知识)。意会知识概念是匈牙利裔哲学家、物理化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意会知识表现为一种隐性知识(Implicit Knowledge),它是与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相对的一种知识,与内化的经验、体悟、身体性相关,难以用显性的书写、词汇、符号加以表达和传播。[16]显性知识与意会知识的关系就如同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一般,浮在海面上的是冰山一角的意识和显性知识,而海底深处还隐藏了巨大的未被发觉的潜意识和意会知识。中国人常说“言外之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形容的就是无法通过显性的语言、文字传达的意会知识,这种意会知识通常与文化习性的养成相关,“不可言说之意”往往传递的是某种文化约定俗成的规则。人类的日常实践中充斥着意会知识,比如我们很难复制一位大师级音乐家的演奏方式,因为除去教科书中所揭示的技法之外,演奏的过程中还包含了艺术家本人通过经验内化而成的隐性知识。

同理,人类学家在对一个复杂的文化事实进行研究和表述的时候,如果只局限于单一的人类学知识体系,以及文字的民族志表达方式,那么其对于文化的解释和陈述将是不全面的。“人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致力于从尽可能广泛的方法中学习。”[17]把策展作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方式与手段,目的是为了就同一个知识做更为全面、透彻的研究。首先,不同生活经验、知识背景的人可以就同一个问题做更多维度的解释。其次,策展是一种多维度感官的呈现形式,既融合了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显性知识,又包含了与身体、经验、情感等相关的隐性知识。它通过艺术手段,挖掘出田野知识中隐性的那一面,即文化中的“不可言说”那一面。

四、结语

研究的本质是对真理的持续探索,其结论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永恒的找寻之中。因为世界不是一个现成品,而是处于不断流变之中,因此人们对它的了解总是局部而片面的。研究就像生活一样,总是在不断地前进中,它不以某一个解决方案而终结,而是不断打开新的视野与思考。

人类就是在对真理的不断探索中,不断改变认知世界的方式,伴随着这种认知方式转变的,是对研究方式的不断修正与完善。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认为:对真理的理解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研究者需要把真理探索的过程当作一趟旅程,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中随真理前行。[17]人类学家的策展实践表明了当代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知识的“云形态模式”。“云形态模式”是超越了单一知识体系与感官表达的研究模式,它汇集了不同知识背景与生活经验的人群,对同一个知识进行多维度的探索,不仅用文字探索知识显性的一面,同时也用艺术等手段探索知识意会的一面。人类学家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他不仅是单一知识生产者,还是知识生产场域的架构者和协调者。

从传统以文字民族志为载体的人类学研究模式,到当代跨学科、多维度感官的“云形态”研究模式,是一个知识“去中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学科的霸权式话语权不复存在,多学科的知识体系得以发挥作用。这种求知方式的转变是伴随着人类对真理的探索而发生的。人类需要从不同的学科体系、经验知识出发,从事实的不同面进行讨论研究,更为全面地探索真理。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人类面临的问题前所未有的复杂,全球化使得每个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问题都息息相关。在此背景下,单一文明的价值体系已经无法应对随着时间、空间变化而产生的所有人类问题。不同的历史环境累积了多样的文明智慧与经验,因此,人类需要一种“云形态模式”的知识生产,从而让每一种文明都在其中贡献出不同的经验与智慧,以应对人类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危机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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