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工作”辨析

2021-12-28 03:43
兰台世界 2021年12期
关键词:戴笠铃木蒋介石

曲 艺

一、“桐工作”概述

1.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成立。1939年9月4日,日本陆军省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希望尽速解决中日战争长期对峙消耗的困境。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39年10月1日成立,由陆军大将西尾寿造出任总司令官,陆军中将板垣征四郎担任总参谋长。

1939年,今井武夫由参谋本部第七课课长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高级参谋。11月2日,参谋本部第七课的铃木卓尔也调派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属于今井武夫,受命到香港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2.“桐工作”的过程。“桐工作”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张治平在香港五次会见。双方同意在香港举行两国代表各有三人出席的圆桌预备会谈,以继续讨论“和平条件”。

第二阶段,三月香港会谈与六月澳门会谈。1940年3月7日—10日,中日双方应约在香港进行了四次会谈。会谈中,关于中国正式承认的“满洲国”、日本驻兵华北以及蒋汪合并三点的争论,双方都不让步,会谈无实质性成果。

6月4日—6日,中日双方又在澳门举行了三次会谈。此次会谈,关于“满洲国”、华北驻兵问题,并无实质性进展,但关于汪兆铭问题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日方顺势提议进行蒋、板垣会谈。

第三阶段:1940年6月澳门会谈后到1940年10月1日为谈判逐步破裂阶段。澳门会谈后,日方为促进板垣、蒋、汪三人会谈的实现,煞费苦心,但中方对此会谈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1940年10月1日,日本陆相东条英机严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即停止“桐工作”。11月30日,日本政府与汪精卫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汪的政权。至此,“桐工作”对于中方来说也失去了意义。

二、张季鸾对“宋子良”事件的揭发

1.张季鸾的香港使命。张季鸾,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蒋介石尊其为诤友。1940年8月31日,蒋介石派张季鸾携带由蒋亲订的对日议和条件赴香港,寻求与日本和谈的可能。在张季鸾赴港的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倭情与和战问题研究透彻,手拟最低限度之条件与原则,自信不至有误。”[1]54

若“宋子良”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是蒋介石,蒋为何又要再派张季鸾赴港另谋和谈?蒋此次亲订的和谈条件立场鲜明、准备完善,这样完备的和谈条件又为何不在三月香港会谈时就确定下来?如此反常的举动,绝不是蒋身为领袖在事关国家根本的中日和谈中所该有的表现,因此,张治平、曾政忠的背后必另有其人。

2.来自张季鸾的揭发。张季鸾赴港后,很快与日本人和知鹰二取得了联系。9月1日,张季鸾从和知处得知日人今井、铃木与中方所谓“宋子良”、张治平进行秘密和谈的事情,极为震惊。张季鸾随即于9月2日致函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汇报“宋子良”事件,并分析日本人相信此事的原因:“一是最初之交涉人携有‘委员长之委任状’——‘研究对日问题咨议’;二是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三是华方交涉人张某、陈某中间曾要求板垣来一信,向华方示阅,而数星期后华方交涉人得到委员长之回信,亦交日方阅看,日方将此信照片带回,此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并称应严厉查处此事:“惟有一点不容忽视者,即有人敢伪造委员长之信件,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以彻查。”[2]62

3.蒋介石对“宋子良”事件的态度。蒋介石在得悉张季鸾向陈布雷所报情况后,极为震怒,于9月6日严令戴笠审查。在当天的日记中,蒋写道:“汪兆铭探子乃捏造凭证诬我,是使我又多一意料不及之经验也。应牢记,以自鉴戒。”[3]62当日,戴笠紧急召张治平来渝谈话。7日上午,戴笠将张治平软禁,并派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徐业道审查张治平。

如果张治平是受蒋介石之命向日本人出示蒋的委任状与亲笔信,那蒋又为何不将此事透露给张季鸾,而任其肆意揭发?又为何令戴笠公开追查,几欲置张治平于死地?唯一的理由就是所谓蒋的委任状与亲笔信并不是蒋指使张治平示与日人的,张治平涉嫌伪造文件不说,竟然还把宋子良牵扯了进来,真是要置蒋于万劫不复之地!因此,蒋对张治平痛恨至极,必欲杀之以自清。

三、张治平审查报告辨析

1.张治平对戴笠的隐瞒。9月7日,徐业道奉令审查张治平。张治平坚决否认伪造蒋介石亲笔信与军委会委任令两件事;又称所谓宋子良参与其中纯属子虚乌有,自始至终只有他与曾政忠二人同日本谈判代表周旋。

9月9日,张治平再次向戴笠申辩:“过去八个月与敌周旋期内,敌人因对职信念极坚,一切会谈,从未向职索阅或索取委座文件。职亦从未有任何伪造委座文件授诸敌方以博得其信用也。在事实上,职对伪造文件无此需要,又自量绝不可为,深望明鉴之。”[4]62张治平一口咬定宋子良没有牵涉其中,更是反复申辩自己没有伪造蒋的委任状与亲笔函,说明他深知这是蒋介石的底线,一旦松口谁也救不了他。

2.对张治平的处理结果。戴笠则在9月15日向蒋介石呈交调查报告,结论是:“张治平接受铃木、今井之求和,原属探取情报性质,以撤销汪伪组织为一试题,以觇敌人求和之诚意与其求和之缓急也。惟张自本年二月经港区运用以来,在工作上尚未见其有不忠实处,但张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经多方侦查与研询,尚不能证明其确有其事。张治平与铃木等屡次洽谈和平,据曾政忠谓,张对于铃木所提者,确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问题,但张对吾人是否忠实可靠,亦未敢肯定。”[5]62戴笠15日报告中对蒋介石所作的交代,语气犹疑,态度模棱两可,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就此作罢”的意思。以戴笠对蒋介石的敬服及身为军统局局长的职责,他为什么会选择去敷衍蒋介石呢?就不怕失去蒋对他的信任吗?所以,“宋子良”事件绝不可能是戴笠主使,更不可能是张、曾等人擅自妄为,戴笠如此做法,只能说明他此时已经知道张治平背后的大人物是谁了,并选择向这位大人物低头,对“宋子良”事件的追查到此为止,并且他断定蒋介石在这位大人物面前也一定会选择让步。

而对张治平的处理结果足以说明一切。张治平最终被以担任“训练班政治教官”的名义扣留于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香港[6]101,后来还于1953年到日本访问过今井武夫[7]181。

3.曾政忠就是冒牌宋子良。据今井武夫回忆:“1945年6月上旬,在被上海的宪兵队逮捕的中国人中,有个自称为蓝衣社社员曾广的人。有一天,囚犯在室外运动时,六年前因“桐工作”曾在香港日华第一次会谈中担任翻译并曾侦查中国方面代表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派员坂田诚盛一看到他们,就对其中一个人唤起了似曾相识的记忆。正是他,毫无差错,往年自称宋子良的,实际上就是那个冒名顶替的人。”[8]143这是“桐工作”中有人冒充宋子良最有力的证据,那么这个曾广又是当年的谁呢?

前文所引张治平被审查期间曾交代,八个月来始终只有他与化名“章友三”的曾政忠同今井武夫等谈判,因此曾政忠有冒充宋子良的重大嫌疑。1940年9月18日,已回到香港的曾政忠按戴笠指示通知铃木卓尔:“长沙会议暂行搁置。”[9]629月22日晨,曾政忠再次与铃木卓尔会晤[10]62。而日方对这两次会晤则是这样记载的:9月19日,铃木报告“根据宋从重庆回到香港的报告……关于满洲问题和日本军部分驻兵问题,如果日华双方意见不能取得一致,那就决定暂时将长沙会谈搁置起来,因此这项谈判没有迅速进展的希望”[11]178。9月21日,宋再次访问铃木,问有无从日本政府来的关于妥协的训令,并催促日本方面再加考虑:“两件悬案是实现日华和平的癌症,除由日本方面让步外,没有实现和平的希望。”对比以上中日双方记载,可以确定曾政忠就是1945年被关在上海日本人监狱的“曾广”,也就是当年的冒牌宋子良。

四、宋美龄是“宋子良”事件的主使者

扑朔迷离的“宋子良”事件,由于1945年曾政忠被日本人抓住后认出他就是当年的冒牌宋子良,给后来的研究者打开了一扇探究此事真相的窗口。从上文论述中,蒋介石大动肝火,下令戴笠追查“宋子良”事件可知,张治平等人的和谈行动早已脱离了蒋介石、戴笠的掌控,更不可能是张、曾等人自作主张的行动。又因为此事从头到尾都打着宋子良的名义,而与日本密谈和平又是一件极端敏感的政治事件,所以此事当是宋氏家族核心成员所为,否则就等于同时触碰到了蒋、宋两家的底线,甚至孔家也不会放过这个胆大包天的人。而揆诸孔祥熙、宋子文与蒋介石历史之关系,再参以日人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述及“桐工作”时,屡次提到宋美龄对此工作的支持,例如前文所引,今井武夫等人之所以相信“宋子良”,就是因为宋美龄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宋子良”事件是一场由宋美龄策划的谍报战。张治平、曾政忠等人对戴笠、蒋介石存在重大隐瞒,实际上是接受宋美龄的调度,以“和谈”的名义从事“倒汪”活动。所以事发之后,曾政忠、刘方雄很快就返回香港继续工作;张治平则被留在重庆,细思之,这恐怕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五、结语

宋美龄策划“宋子良”事件虽主要是出于“倒汪”的目的,但也确实带有试探日方和平诚意的意思。但是感受到日本在伪满洲国、华北驻兵以及蒋汪合流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后,宋美龄自知中日和平难以实现,在6月6日澳门会谈后,彻底转为对日谍战,再没有派代表与日方进行正式会谈。这场谍报战延缓了汪伪政权的成立,也阻挠了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的正式承认,在政治上给予汪伪政权沉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日汪之间的关系,是一场中国方面取得完全胜利的谍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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