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舒昭叙墓志》考略

□刘梦娜 张海燕

《舒昭叙墓志》[1]1283，1930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陈庄村，现藏于千唐志斋博物馆。志石方形，高61.3厘米，宽62厘米。志文楷书，凡35行，满行37字。墓志文字书写工整，笔致爽利，笔画丰满，结体谨严，颇得颜真卿风范。（封三）据墓志文记载，墓主舒昭叙仙逝于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享年五十八岁，据此可推测他生于天禧五年（1021年）。墓志拓片见于《千唐志斋藏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2]等书，录文见于《全宋文》[3]《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4]《洛阳古代官吏事约》[5]等书。下文结合史籍略加阐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现将志文移录标点整理如下①文中无法辨认的字用“□”表示，“/”表示另行，各种异体字、俗体字、繁体字均已改成通行字体。：

宋故内殿崇班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骑都尉南和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舒府君墓志铭/

侄登州防御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前知宁州定安县事之翰纪实书丹/

吾宗之先，有封国于舒者，因以命氏。族系浸远，其裔多散于江湖间。居庐江者最为望姓，后徙颍/州，又十许世，秘监而上，皆葬沈丘。自太师改下邙山，尚书迁家以就扫洒，遂居西京河清县，盖亦/三世矣。秘监讳仁裕，实公之曾祖；太师讳元，公之大父；尚书讳知崇，公之烈考也。继承世禄凡数/百年，祖考之葬，皆有名臣志述，足以传信永久。此不复载录。始，仁宗御极，尚书方领使护边，/遣公部方物贡贺，朝廷推恩，补太庙斋郎。公性夷坦，不以小节自拘，且喜驰射，父兄以谓宜在武/□。尚书薨，用遗恩，改三班借职。序迁奉职，历左右班殿直、左右侍禁、东西头供奉官。凡八迁，至内/殿崇班。初仕，监相州税，又监达州税。偶光化军兵叛，远驱将寇达州。捕盗官逆战被害，外台檄公/平贼，贼暴露寝久，力屈易御，忻然将行。时先人官眉州，忽走书，道孀亲之言曰：“吾老矣，惟尔二子/之托。闻贼锋及彼，慎毋以捕击，求功远贻，吾忧用是求免。”使者力遣，竞不行，因得怒被纠奏，甘以/罢去。乃监永宁军酒税，迁西京登封等四县巡检，继为南剑州管界巡检。剑当闽冲，不逞辈多以/茶盐私贩。官吏喜捕以幸赏，彼既失，所贩必为盗，以偿所失，用是民不得安。公既至，乃曰：“鹾荈，人/所嗜也。贩者之心，不过规小利尔，何必深嫉？”遂宽其逻禁，一境得无盗民，皆奠枕受赐。秩满，有司/以捕禁物多少校赏罚。既无所获，乃降监磁州台村镇酒税。或曰：“为巡检得无盗，理可论赏，岂甘/谪耶？”公了不自直。代还，充建州兵马都监。属朝廷更新治术，虽军政亦多改革。乃自叹曰：“吾拙，不/能奉时事，当自退缩。”遂求监临莅江宁府盐税。既代，会先人再守文登，往省之。手足之爱，留连将/半年。人以谓替官赴觐，法有期限，稽留非所宜也。殊不顾。忽一日，乘醉疾暴作，遂不起，享年五十/有八。

公讳昭叙，字次公。少孤有立，介僻寡合。及为武吏，迹不混流俗，自任真率，无所修饰；不以生/事介意，虽晨炊不继，浩然亦不为念。及捐馆，敛外无余衣；生平嗜酒，以醉为得；处乡曲，居仕任，厌/避人事，杜门惟觥斝为伴；或接人，礼甚简，不以权贵贫素分高下。至于趋翔顾揖，重轻一概。方朝/廷锐意核群吏之治，以体量、察访、安抚等使旁午于天下，仕于此时者，必缘饰沽激，务以诡合于/进。公泰然如不知，虽使指往来，旌旟相望，未尝询其官称名氏也。一娶吕氏，库部郎中惟简之女，/克以妇顺助壸内，先其夫百日而卒。吕氏奕世台衮，门户炎炎，炙手可热，子孙承家、驰要路为能/臣者辈出。公不少附之，相见，如平居交友而已。武臣每以五年进一官，公自升朝凡八年不求迁/改，亦无意于取异自高，直不以进退为□尔。八年间凡三遇郊礼，吕氏例当封邑，尝白之，乃笑曰：/“仕者以禄食代耕，妇人受封取虚名，何益哉？”此实天资纯笃，虽醉，放性不乱；其处己恬约，皆人之/所难行者。概书其一二，庶几身没而名存矣。生三男：曰之绍、之才，皆先卒；惟幼子之奇，以先人之/荫补一命，俾继公世禄。四女：长则早夭，次适进士王汝立，澧州安乡县主簿李经，三班借职王永。/勇之翰永念恩义，不敢懈诸父后事。问于龟筮，得元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吉，奉公之丧于河/南府河南县贤相乡北张里，窆从先茔，以吕夫人祔焉。抆泪濡毫，谨铭窀穸。铭曰：/

承休世禄，服宠朝行。恬以安分，泰然守常。贫富一致，/升沉两忘。醉放之乐，其谁可量。贪夫营营，徇利而死。/巧宦扰扰，奔名以亡。钟漏同归于有尽，在理孰否而孰臧。/

一、墓主世系考证

墓主舒昭叙为北宋时期的一名官吏，其先“有封国于舒者，因以命氏。族系浸远，其裔多散于江湖间。居庐江者最为望姓，后徙颍州，又十许世，秘监而上，皆葬沈丘”。舒姓，得姓于始祖皋陶。据《左传》所载，西周初年，周武王大封诸侯，皋陶的后代被封于舒国（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建立舒国，为子爵，世称舒子。舒子平时，被徐国所灭，复国后又被楚国灭亡。为纪念故国，舒国子孙遂以国名为氏，称舒姓。此后，舒姓子孙薪火相传，迁徙流布，从江淮一隅发展到大江南北，创造了富有特色的舒姓文化[6]。此处追忆舒姓源流，时间久远难以印证，略有攀附之嫌。

墓志文简要记载了墓主舒昭叙的世系，“秘监讳仁裕，实公之曾祖；太师讳元，公之大父；尚书讳知崇，公之烈考也”。舒元、舒知崇2人在《宋史·世家一·舒元传》中均有记载，舒元子知白、知雄、知崇，知白官至作坊使，知雄曾任供奉官、鄜延路驻泊都监，知崇官至供备库使；知白子昭远官至太常博士[7]13875。据墓志文载，舒昭叙乃知崇之子，曾祖为舒仁裕，可补史料之遗缺。

据史籍所载，舒元祖籍颍州沈丘（今安徽省临泉县），官终于白波兵马都监。白波镇（即白坡镇），为河清县治所。自此次任职后，舒元的后代子孙迁至河清县生活。墓志记载，舒昭叙一族自曾祖往上皆葬于沈丘，后因祖父舒元“改下邙山，尚书迁家以就扫洒”，遂居西京河清县，与史籍相互对应，起到证史的作用。舒昭叙逝世后葬于河南府河南县贤相乡北张里之祖茔，结合《舒之翰墓志》[8]及其夫人李夫人墓志[1]1284、继室仁和县君王氏墓志[1]1309，3人皆葬于此地，相互对应。

另墓志还记载了舒昭叙之妻吕氏乃太子中舍吕惟简（北宋初年宰相吕蒙正之子）之女。吕氏生3男4女，3男中，之绍、之才早夭，幼子之奇因荫补承袭公之爵禄；4女中，长女早夭，另3女分别嫁于进士王汝立、澧州安乡县主簿李经、三班借职王永。《舒昭叙墓志》书丹者为其侄舒之翰，登州防御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前知宁州定安县事。这些情况均不见于史籍，可补史料之遗录，对研究舒氏家族的世系有所裨益。

二、仕宦经历

舒昭叙出生于官宦世家，其一生所任官职大多与税收、军事相关，为大众展示了北宋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特殊一面。现就其历任官职详细论述。

“始，仁宗御极，尚书方领使护边，遣公部方物贡贺，朝廷推恩，补太庙斋郎。”太庙斋郎，属太常寺，主管祭祀行事，与郊社斋郎同为宋代普通官员荫补子孙的一般性职位。恩荫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特许部分权贵的后代不通过科举考试直接出仕的一种方式。恩荫制度发展到宋代，名目众多、数额泛滥、范围广泛，官吏的子孙、亲戚甚至门人皆可通过恩荫获取官位。从名目上看，荫补大致可分为定例、特恩2类6项，定例主要分“大礼”或明堂礼奏补、“圣节”奏补、致仕奏补、遗表奏补几类，特恩主要分地方官子弟入贺恩补、褒奖抚恤性荫补几类。其中，地方子弟入贺恩补是北宋朝廷普遍实行的一种特恩荫补方式。此制始于唐末五代，凡是镇将、州府官员子弟入朝敬献贡物祝贺新君即位者，皆授予官职。宋太宗即位后，承袭了此项制度，只要“诸道州府各遣子弟奉方物来贡”者，皆 “授以试衔及三班”[9]400。乾兴元年（1022年），宋仁宗即位，“令学士院试诸州进奉贺登位人：曾举进士，试大理评事；曾举诸科，试秘书省正字；余试校书郎；不愿试人，太庙斋郎，凡四等”[10]。据墓志记载，宋仁宗登位之时，舒昭叙之父主管护卫边地，派遣舒昭叙进呈边地贡物，舒昭叙得以补任太庙斋郎一职，这与史籍所载相互对应，起到证史的作用。

“尚书薨，用遗恩，改三班借职。”三班借职，武阶官名。宋初承袭旧制，有借职承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无职掌，为低级武臣阶官。可见，父亲去世后，舒昭叙二度恩荫得三班借职一职。

“序迁奉职，历左右班殿直、左右侍禁、东西头供奉官。凡八迁，至内殿崇班。”《宋史·职官九》记载武官升迁的次序大致从“三班借职转三班奉职，三班奉职转右班殿直，右班殿直转左班殿直，左班殿直转右侍禁，右侍禁转左侍禁，左侍禁转西头供奉官，西头供奉官转东头供奉官，东头供奉官转内殿崇班”。内殿崇班，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置，七品武阶官；元丰改制，改为正八品；政和二年（1112年），改为敦武郎。舒昭叙所历官职与史籍所载相互对应，可见其出仕后一步步晋升至正七品内殿崇班一职，初期政治生涯较为顺利。

“初仕，监相州税，又监达州税。”舒昭叙任达州（今四川省东部达州市）监税时，恰遇光化军兵变，将攻至达州境内，当时的捕盗官被逆贼所害，监司遂推荐舒昭叙出兵御敌，其“忻然将行”。然而，寡母担心儿子遭遇不测，特遣舒昭叙兄长传话阻止其前往，心存孝心的舒昭叙自愿请辞，反而遭到弹劾，被罢免达州监税一职，这成为其后续仕途晋升的一大诟病。史籍记载，庆历三年（1043年），陕西大旱，百姓食不果腹，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农民1000余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的带领下起义，“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11]，官员纷纷逃窜。光化驻军宣毅卒500余人，因不堪统治者的虐待，在员僚邵兴的带领下发动兵变，响应农民起义。宋廷大怒，派重兵镇压起义军。同年年底，邵兴、张海等领头人相继牺牲，起义以失败而告终。结合墓志，光化军此次兵变辐射至遥远的达州地区，可见声势之浩大、形势之严峻。舒昭叙放弃了莫大的立功机会，导致其后半生仕途始终不顺遂，难回父辈的政治高度。

自此以后，舒昭叙逐渐被边缘化，从永宁军监酒税改任西京登封等4县巡检，甚至被远调至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延平区一带）管界任巡检。当时，南剑州私贩茶盐行为泛滥，其他官吏均喜欢抓捕这些私贩人员以谋取恩赏，致使民心不稳、社会动荡不安。到任后，舒昭叙认为“贩者之心，不过规小利尔”，故而放宽了追捕私贩的规定。此行为尽管使他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但明显触碰到其他官吏的“蛋糕”，导致他在任期满后因“无所获”被降为监磁州台村镇酒税，重新被调回朝廷的愿望破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宋代茶、盐、酒税等场务课利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因而场务课利的增亏也逐渐成为考核地方官及监官的主要依据。各州按照事务的多少设官，征税数量“有定额”，年终以定额的完成情况作为举劾的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秋七月辛亥诏，“茶盐酒税及诸物场务，自今总一岁之课合为一，以祖额较之，有亏损，则计分数。其知州军、通判，减监临官一等区断，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9]1842。由此可见，舒昭叙在任南剑州管界巡检期间，因“无所获”被降为监磁州台村镇酒税也在法理之内。

此次任期满后，原本可以被派任建州兵马都监，但其自认为与政府更新治术的要求不吻合，自求监江宁府盐税。在即将任职之际，不理会政府“替官赴觐，法有期限”的规定，坚持留在兄长任职地文登，最后却因纵酒过度而一病不起，结束了跌宕的一生。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墓志虽然详细记载了舒昭叙两度不赴任的行为，但这大抵是因为纪实书丹者乃舒昭叙亲侄舒之翰，不免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思想。实际上，北宋朝廷是允许官员以侍养双亲为由而改任他地的。咸平四年（1101年），真宗下令“诏京朝官及吏部选人，亲老无兼侍者，特与近任”[9]1057；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诏令“京朝官合入川、广、福建，如祖父母笃疾无兼侍，虽年未及七十，许召保官与家便差遣”[9]5309。朝廷成全地方官员的一片孝心，改授其邻近双亲地域的职务并不罕见，尤其是父母构疾无人侍奉更是合理的理由。如太宗、真宗两朝名臣张咏（946—1015年）便以“求养亲”为理由，从相州通判改调濮州监酒务[12]；金温叟（990—1057年）为奉养亲老自愿放弃了出仕的良机[13]。由此可见，舒昭叙因母亲担忧而拒绝参与平定逆贼也是情有可原的。

纵观舒昭叙一生，尽管有显赫父辈的恩荫庇佑，但其自身不善交际，无远大的政治抱负，二度拒绝服从上级的调令，导致其远离政治中心[14]。其后期所任官职除巡检外，均属于监当官。监当官，又称监官，“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7]3983。这为研究北宋地方茶盐酒专卖制度提供了一定依据。

三、从墓志文看北宋茶盐酒专卖制度

北宋建国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巩固政权，尽快恢复社会经济，不仅实行了轻徭薄税的政策，还吸取了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教训，试图从切断藩镇的经济来源出发消除藩镇势力。因而，北宋初期继承了唐王朝对茶、盐、酒等重要商品的禁榷制度，并进一步细化，以加强对商品经济的把控，茶税、盐税、酒税等税收成为宋代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墓志文看，舒昭叙先“监相州税，又监达州税”，后降“监磁州台村镇酒税”，去世前因兄长缘故而“求监临莅江宁府盐税”，为研究当时北宋民间茶、盐、酒专卖制度提供了一手资料。

以盐业为例，其专卖制度从开国起就已经实行，《宋史·食货志》载，“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7]4413，国家将食盐划分为禁榷和通商两种地区，盐商缴纳盐税，获得国家许可后，才可以在通商地区销售。又如对茶的禁榷，宋廷规定茶叶统一由国家垄断销售，对私人可参与的生产环节进行征税，以淮南六个州的十三个官营茶场为例，“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茶农、园户在山场种植茶叶必须先从官府领取 “本钱”，新茶上市之后，将茶叶运送到官家，园户们既需要缴纳当时的正税（农业税）“二税”，又要按照生产茶叶的量缴纳茶税。茶税政策在北宋经过了贴射法、入中法、蔡京改革等多次变革，而税赋之重却始终只增不减。就淮南六州茶场来说，“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他地区“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悉送六榷务鬻之”[7]4477。

舒昭叙担任南剑州管界巡检期间，当地茶盐私贩情况严重。南剑州，本剑州，因利州路已有剑州，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改为南剑州，属福建路。南剑州是宋代著名的贡茶区，产量惊人，《宋史》卷八九《地理五》载：“南剑州……贡土茴香，元丰贡茶。 ”[7]2208－2209卷一八四《食货下六》载：“初，熙宁五年……南剑州亦不下二十余万斤，欲尽买入官。”[7]4505正是因为福建地区所产蜡茶“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因而“初官既榷茶，民私蓄贩皆有禁，腊茶之禁尤严于他茶，犯者其罚倍”[9]4526。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至嘉祐四年（1059年），福建地区茶法流行交引法（榷货务山场制）。此时，东南地区其他诸路的茶开始允许通商，但福建地区茶叶仍实行禁榷制度。直至熙宁五年（1072年），三司乃奏请：“福建茶，乞在京、京东、京西、淮南、陕西、河东、河北依旧禁榷外，其余路并通商贩。”[9]5591福建路茶叶开始实行官买与通商并存之制，在江北地区实行禁榷，江南地区实行通商法。元丰七年（1084年），福建路茶法重新恢复官买禁榷制度。南剑州作为福建路所属之地，与福建茶法保持一致。而舒昭叙任达州税监时，恰逢庆历三年（1043年）光化军兵叛，其逝世之时元丰元年（1078年），任南剑州管界巡检当在庆历三年至元丰元年之间，是否早于熙宁五年福建茶法改制，我们无从判断，但可以断定的是实行多年禁榷制的福建地区民怨已久，由此产生茶叶私贩现象不足为奇。

为确保私贩活动的顺利开展，获取最大的利益及保护自身安全，私贩们往往拉帮结伙，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以茶叶为例，福建地区的茶叶由于长期实行禁榷制度，私贩们单独行动存在被捕危险，因而聚众私贩者日渐增加。《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闽人范士举与其党数百人盗贩私茶，久不能获”[9]4264，后是真定府陈昌期招降成功才平息了这场祸乱。由此可知，为了保障茶叶运输途中的安全性，北宋前期及中期福建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茶叶私贩以聚众私贩为主。当时，一部分官员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私贩们的危害，尽可能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如宋真宗时，名臣张咏守余杭时，适逢灾荒，为避免激发事端，他对捕获的私盐贩一概从轻发落[15]。墓志所载舒昭叙任南剑州管界巡检之时，对茶盐私贩们极尽宽容，不仅显示了其本人爱护地方百姓、仁义为官的一面，同时为了解北宋中前期福建地区茶盐私贩现象提供了佐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舒昭叙作为舒元之孙，不见于史籍，生平无所知。该墓志的出土，对研究舒元一族的家族谱系有一定裨益。墓志记载舒昭叙任职期间，恰逢光化军兵变，证实了当时农民起义辐射范围地域辽阔、声势浩大。同时，舒昭叙多次担任地方监当官，对研究当时北宋酒、茶、盐专卖制度及民间茶盐私贩现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